一
            首先感謝岳神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為我們介紹敬禮聖母的歷史發展。能在這麼簡短的演講中精闢地介紹二十世紀內的敬禮發展，確實不容易。
            1.在前言裡，神父提出一個問題：「聖母學與聖母敬禮之間的關係」。聽了以後，我們也意識到這兩個問題在歷史發展中是分不開的，而且是相輔相成的。有時候神學家給信友舖路，並且提出敬禮的範疇與方向；有時候聖母敬禮的發展給神學家提供反省的機會，因而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並澄清對聖母的觀念。
            2.因著這篇演講，我們更進一步意識到對聖母的敬禮並非近幾年才有的，也並非近年來的某些教宗、主教們或某個刊物所創始的。演講說明聖母敬禮已有很久遠的歷史，有很深、很穩固的歷史基礎，而這歷史性的基礎也應該是我們敬禮聖母的基礎。如果我們奠定這基礎就不會輕易地批評某些人物或刊物（當然我們不一定要贊成某些人或某些刊物在推動聖母敬禮所用的方法）。基於上面所言，我們能從歷史中學習，如何推動聖母敬禮的正確範圍及方向。
            3.藉著這篇演講，我們也意識到對當時的基督徒而言，聖母敬禮已與他們的生活打成一片，聖母敬禮與聖母學也無分軒輊；它並非一個理論而已；也不是神學反省而已；他們的反省已與生活水乳交融；聖母學家也是聖母神修學家。一般信友看起來只用簡單的敬禮方式表達，但是必要時也會勇敢地為聖母的道理辯護，並為聖母的道理犧牲自己的生命（請參考厄弗所大公會議的歷史背景）。
            我也坦誠地說，這次的演講因受了時間及主題的限制，無法詳細地提出下列問題，譬如：東方與西方敬禮的歷史發展，每個國家敬禮的歷史發展，東方與西方不同的禮儀儀式內聖母敬禮的歷史發展，聖母每一個奧蹟或敬禮方式（無染原罪、聖母聖心、聖衣、玫瑰經…）的歷史發展…等等。
            有關這些主題有足夠的資料，有興趣的話可自行參考。

二
            承認這次演講受了時間限制之後，敝人不揣淺陋給岳神父提出幾點建議，作為日後研究以及著書立說的參考；同時把這幾點當作我們反省以及分享的內容。不過也許這幾點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渴望或興趣而已；請多包涵。
            1.過去我們所採用的教會史書籍，絕大多數只提出歷史事實；最近出版的教會歷史書或文章，專家特別強調歷史事實的分析及思想的演變。依據這種新的趨勢，只提出聖母敬禮的歷史事實或引用教會的文件來證明敬禮的事實，個人認為稍嫌不足。還需要研究那個具體文件的背景或那個事實發展的原因。換句話說，在某一個具體的時代（古、中、近代）有什麼潛在的思想潮流、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宗教背景…影響某一種敬禮的發展呢？也可進一步地採用社會學以及心理學來分析大眾心理：為什麼？或有什麼潛在的潮流影響當時的教友推動聖母敬禮只用某種具體方式？甚至於用心理學以及筆蹟學研究那些推動聖母敬禮者的心理；到底他們的心理性格、教育背景…影響他們對聖母所寫的，以及所表現的敬禮到什麼程度？
            總之，我們每一個人要避免輕率地引用歷史為了證明自己主觀的看法和態度；比如，我喜歡某一種敬禮方式，因此我用歷史來證明自己的看法是正確的。相反，首先我們必須無成見的，用理智及科學的方法辨別歷史事實的真、假。比方：為什麼在東方教會內，無論過去、現在，聖母敬禮發展得那麼快速，那麼強烈？為什麼他們會強調某一種道理或敬禮的方式…？為什麼西方在中世紀時，聖母敬禮發展得那麼快？有那種敬禮方式？那些節日？那些經文？那些聖堂？很可能這就是岳神父在演講裡所提到的「文化性」。
            舉例來說：為什麼在第一∼三世紀有關聖母敬禮只有相當少的證據？這種靜默證明什麼？
為什麼第四∼六世紀在東方把瑪利亞當作女王或皇后並且特別強調「天主之母、終身童貞、無染原罪、聖母蒙召升天」呢？
為什麼在厄弗所大公會議後比較不從基督論的角度來看瑪利亞（她是「天主之母、童貞女」…）而開始從救恩論看瑪利亞（她是「女王、主母」…）？是否是拜占庭政治神學影響這種演變呢？
為什麼在中世紀，西方把瑪利亞當作「基督共救贖者、中保、主母」並且開始推動所謂的「聖母之僕」的敬禮？到什麼程度封建制度影響了這種敬禮的出現？或日耳曼民族對「自由」的看法，影響了這種敬禮的發展？
注意上列因素並回答那些問題，可以幫助我們分清那些因素屬於敬禮的核心，不容改變，應該接受並推動；那些因素屬於敬禮的方式，是次要部分，可以改變，也應該改變。敬禮確實應該適應時代、配合文化，繼續不斷的革新。事實上，聖母的預言「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也需要「現代化」及「本位化」。
2.在演講裡提出某一時代，聖母敬禮（經文、詩歌、節日、聖堂…）發展迅速。我們可以問：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是在經濟進步或退步中？是在教會的考驗及危機中？在那一種社會情形下，聖母敬禮推動得比較快？
3.演講談到在歷史中，有時候首先有敬禮或某種宗教經驗，然後才有神學反省。試問：是深刻的神學反省，或只用神學來為敬禮辯護？事實上，偉大的神學家（諸如：文都拉、多瑪斯…）有關聖母敬禮寫得相當少。可以問：到什麼程度推動聖母敬禮的人，受到個性的影響？該承認這點影響了他們的文學類型。
4.岳神父還提出一個事實：近代很多男、女修會以瑪利亞為他們修會的主保及典型；他也提出那些修會士以及傳教士（國內、國外）在傳福音工作中，把聖母敬禮當作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問：聖母敬禮的發展及傳福音的工作有什麼神學的關係？反過來說，在傳福音的工作中，聖母敬禮是一個原因還是一個機會？那些會士及傳教士（聖衣會、方濟會、道明會、耶穌會…），當他們前往南美洲或菲律賓…去傳教時，除了十字架外也帶聖母像；到底他們有什麼經驗？究竟對他們而言聖母敬禮與傳教工作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5.談到聖母敬禮的演變，我個人認為很值得從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在每一個時代裡「反對派」的重要貢獻及教會在兩極當中如何保持中立的態度。比如：在每一個時代（古、中、近代）都有「聖母崇拜者」或過度表現對聖母敬禮的人（Mariolatrists: Collyridians,…）及「聖母迫害者」（Marioclasts: Docetists, Nestorians; Focius, Cerularius; Cathari, Waldenses, Speronists; Wiclif, Huss; Protestants; Jansenists; French Revolution;…）。教會在不同的大公會議裡澄清它對聖母敬禮的看法與態度（3. Ephesus, 431; 4. Chalcedon, 451; 6. Const-3, 681; 7. Nicaea-2, 787; 8. Const-4, 869-70;…）。教會反對「聖母崇拜者」因為他們誇大的提高聖母，因為敬禮的情感部分越過信仰的教理及歷史的真實，也反對「聖母迫害者」。教會贊成的是合理的敬禮，也就是神學家所謂的「超級敬禮」（cultus hyperduliae）。在這兒值得提出：在各時代，教會疏導信友對聖母敬禮的「本能」；因此有關聖母敬禮的詞彙也愈來愈清楚。譬如：（L.A. Muratori, 1672-1750），意大利的歷史批判家，寫了一本書針對當時的更正教與楊森主義（Jansenists） 對聖母敬禮各種謬論的綱要。“Monita solitaria Beatae Mariae Virginis ad suos devotos indiscretos”。
6.好像在演講裡忘了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文件：聖依玻里多（Hippolytus, 185-235）在他的「宗徒傳統」裡所記載的「感恩經」（也就是我們目前使用的感恩經第二式）；這是在二二Ｏ年左右用希臘文寫的；在感恩經內記載：「派遣祂（聖子）自天堂降至童貞女胎中，祂（聖子）成為血肉，因聖神及童貞女誕生…」；這段證明聖母敬禮在第二、三世紀已經進入了教會最重要的禮儀中（彌撒感恩祭）。
7.除了在演講裡提出那些推動聖母敬禮的著名聖人外，還有那些寫聖母學及聖母敬禮著作的人。諸如：理查．樂倫（Richard of St. Laurent, -1260），法國神父，約在一二三九年寫了第一本「有關聖母敬禮的大綱」共十二冊（De Laudibus Beatae Mariae Virginis libri 12）。又比如德國耶穌會士，推動聖母敬禮不遺餘力；（Peter Canisius, 1521-1597）在他所寫的「聖母論」共五冊（De Maria Virgine Incomparabili et Genitrice Sacrosancta libri 5），詳細地反駁一百位反聖母敬禮的人；然後他提出九十位贊成聖母敬禮的教父；最後他提出一百一十位贊成聖母敬禮的名作家；這本書算是聖母敬禮最好的護教論。
另一位是西班牙耶穌會士，（Francisco Suarez, 1548-1617），他寫了第一本「聖母論」，開始了所謂的新的聖母學。除了這兩位有名的耶穌會士的貢獻外，還有另一耶穌會士（John Leunis, 1532-1584），在一五六三年建立了「聖母會」，特別在學生、工人、及職業團體中推動聖母敬禮。紐曼樞機（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在一八四五年從聖公會皈依天主教會；在他的著作裡，作了教父及更正教有關聖母敬禮的深入批判。
最後以岳神父豐富的學識，鼓勵神父寫一本有關「聖母敬禮的歷史發展」。相信不但可以幫助地方教會，疏導教友對聖母的敬禮，而且可以推動與其他基督教徒之間的交談。另外也鼓勵岳神父寫一本有關「聖母敬禮在文藝中的歷史發展」。相信對中國教會是一個很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