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福傳大會宣言指出四個主題不斷地重覆出現，「教友的身份與使命」、「共融」、「培育」和「時代訊號」，教友在這次會議表現出今後對教友本職更負責的決心，而教會也因他們的活力呈現出一個自基層出發的新形象。
堂區是神職與教友落實共融發揮天主子民角色的基本單位，堂區的決策制定過程影響共融之氣候。本文探討堂區諮議員參與決策是否增進個人參與感？諮議會是否「只是顧問性」？及本堂神父否決權的運用？都在本文中客觀的探討。

一、前言
當堂區神父堅持堂區諮議會的作用「只是顧問性」的時候，堂區諮議會可能產生混亂現象。無疑的，他使堂區諮議員認為他們無權過問堂區事務。堂區諮議會所有的決定—包括不同委員會的決定—即使是在信德、祈禱、正常的心理狀況之下所做的決定，都可能被否定。其結果便是很難說服教友參加堂區諮議員的競選，或參堂區共同事務的決定。
然而教會法已經舉出堂區神父應具備的條件。教會法專家告訴我們，由歷史觀點來看，教會是根據古代羅馬法寫成，而後者又是君主專制的產物（註一）。本質上，這是一種統治的方式，即是一切權力「來自上級」。然而，在民主體制裡，經由選舉過程權力「來自基層」。天主教會採用了許多羅馬的制度。教宗成為君王，他擁有一切權柄；主教成為議員，有諮詢權，以教宗代表的身份，並以教宗之名管理所統轄的地區；教友成為公民，接受照顧。在梵二文獻—教會憲章裡，教友仍被稱為「子女」及「羊群」，他們要受到主教及司鐸的「照顧」（註二）。羅馬法中的家庭模式對教會傳統有某些影響。
假如堂區諮議會只是顧問性的，那麼是否堂區神父獨自籌劃一切工作呢？總有一天，他不是會變成獨裁者嗎？堂區神父是否可以與堂區諮議會分享一些他的權力呢？假如答案是肯定的，則應該如何做？以及做多少？堂區諮議員參加制定決策的過程是否能加深成員的參與感？雖然這些問題不能全部獲得答案，或者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答案，然而，提出這些問題卻是很重要的，至少找出一些可能性的答覆。
教會權威當局除了採用羅馬制度之外，也完全依賴做任何決定時必須採取的某些重要原則，即：聖經、天主的旨意、耶穌的教導及教會的傳統。傑容內瑞（Jerome H. Neyrey）曾觀察過，當某一種困難產生時，在有些情況中，傳統、聖經及耶穌的教導都一致反對予以改變，而來自教會內的聲音，卻仍然不斷要求一個新的決定（註三）。雖然事情似乎已經結束，但是卻不應該如此。制定決策並不是如同早期教會中某些固定不變的事，例如福音的命令：「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撒瑪黎雅人的城你們不要進，你們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那裡去」（瑪十5∼6），可以改變為「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廿八19）
狄馬克（Donald Demarco）說，在一個團體中，權威的使用是引導眾人達到正確的目的。因此，權威與個人的自由該是和諧一致的（註四）。賈克瑪力頓（Jacques Maritain）表示：「……權威與自由是孿生姊妹，他們不能分開，權威有時是使別人達到自由。」（註五）再者，政治團體需要權威人士，其目的是為使團體產生好的功能。權威不是強行加在團體中的，而是必須具備的。
伊濟尼（Etzioni）（一九六四）指出宗教組織是一種正常的結構，因為他們採用象徵性的控制方法，而不採用實質（強制的）或物質（有報酬的）的方法。這種型態的權力要求受控制的人必須由內心相信權力的「正確性」，並全心投入（註六）。各種不同的宗教組織，基本上是依據信仰或教義的主要精神而組成，為使成員具有正確的動機，並提供共同決策及行動的架構，例如：
1.以聖經為基礎（直接或間接參考聖經）。
2.對神明的請求，例如：「我覺得天主要我們做這件事……」。
3.與教會在世界上的一般使命或角色有關。
另一方面，若把宗教組織視為與眾不同的標準團體，則會忽略極重要的一點，即任何一種組織的本質。沙枋（Szafran）（一九七六）表示，在一個天主教教區中，其影響力的散播與功利主義的模式極為相似。泰勒（Taylor）（一九七五）也指出教會的結構是傾向官僚氣息的，在這種團體裡，順從是理所當然的，而獻身幾乎是毫無關連的（註七）。
到此為止，我們看到教會組織與其他組織之間有些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利用其他組織的經營方式來反省教會組織的效率問題。雷納李比（Ronald Lippitt）指出將出生不同、才能反異的人集合在一起，並使他們有效的共同工作，這是八Ｏ年代領導上的一大挑戰，他說：「八Ｏ年代我們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是放棄權威與附庸，上級與部下，決策機構與執行單位、主人與僕人這種垂直的模式。」（註八）暫時看來，教會似乎不可能放棄這種上對下的垂直權威模式，甚至教區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對那些無法明確區分權力與權威，或不知如何適當使用權威的人士而言，權威很可能成為自由的敵人，甚至有人會相信天主是自由的敵人。我們需要進一步的研討在以服務為領導的意義之下，教會如何使用她的權威。
今天，最能表現出成功特色的組織便是日本的各種機構，他們很成功的採用軍事化管理。促使成功的因素之一便是全體參與每日的決策（經營管理）。堂區諮議員完全參與制度決策過程，是否能幫助他們更積極達到他們的目標？其實，教會組織與商業或政府機構是不相同的，我們不能確定那種立法—行政的模式是否能應用於教會內，因為在非教會的機構裡，行政長官都是執行者。然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大衛渥爾（David R. Wall）在堂區諮議員中做了一個調查，回信的反應良好，他的研究是根據五百五十六位諮議員的答覆，即問卷總發出數的百分之七十而做的。當問到堂區諮議會是否應屬純是顧問性時，絕大多數人表示，他們拒絕純顧問性的諮議會，而要一個在作決定的過程中有真正影響力的堂區諮議會（註九）。他們強調團體制定決策的過程，並且察覺他們的貢獻對堂區諮議會工作的成功與否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我們必須嚴肅探討堂區諮議會參與制定決策過程之可行性。
二、研討之問題
本文所研究之問題是：調查堂區諮議會參與決策制定過程的效果，以促使個人的參與。
三、問題之假定
大衛渥爾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多數堂區諮議員拒絕一個純顧問性的諮議會，而要一個在作決定上具有真正影響力的諮議會。根據這項研究結果，本文假定深一層的參與堂區諮議會的決策制定，能使個人進一步參與諮議會的工作。
四、名詞定義
《教育字典》對決策制定所下的定義是：「一種研究及評估某種情況的科學過程及方法，指出其困難，在採取行動前，考慮一些可行的解決之道。」（註十）由上可知，制定決策是一種科學過程。它也包含指出困難，以及在採取行動前，選擇一種解決的方法。
「參與」一詞是指在作決定的過程中，一些人的牽涉與影響，通常是由某些擁有特權或身負責任的人來作決定的（註十一）。「參與決策制度」在此處與「分擔權力」及「共同負責」是同義字。
在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與程度是可以操縱的自變數，不能由個人操縱的他變數則是每人執行所委派的工作，可能包括以下各項：
1.禮儀與聖事
2.教育、兒童要理班等
3.財務與預算
4.建築物與維護
5.福音傳播計劃
6.青年
7.社會正義與救濟
8.社區與教會合一關係
9.堂區社交活動
10.靈修生活與會員祈禱（註十二）
五、本研究的意義
每一座教堂都是一種社會系統。雖然有時看起來也帶有功利主義色彩，但是，它是高度精神化的。以基氏與蓋氏（Getzels-Guba）系統模式來看，教會的結構有兩個元素，即：機構元素與個人元素。基氏與蓋氏對人格所下的定義是：在每個個體內的動態組織，包含能對環境引起特殊反應的需求（註十三）。人格是內在的動機系統，需求與內在的力量有密切關係，此股力量能決定行為的方向與目的。成就的需求，安全的需求，接納與表達的需求都深深影響外在行為。
幾乎所有堂區諮議員都是自願者。雖然每人都有權隨時退出諮議會，但是，他們獻身的工作也至少滿足了他們為教會服務的需求（層次的需求）。邁可吳德（Michel T. Wood）說能夠得到滿足的需求並不影響外在行為；當一個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後，較高層次的需求立刻成為影響行動的主要力量。「權力集中與假設的層次需求是不能共存的」（註十四）。自我控制能使與團體共同作決定的人滿足較高層次的人性需求。本篇研究將指出參與制定決策過程的需求，是一種滿足較高層次需求的動力，並且能使個人才華在堂區諮議會中完全展露。
六、相關的學者著作
魯姆（Vroom）（一九七Ｏ）根據經驗指出，若認為團體制定決策常常比獨自決定更「有效」，或獨自決定常比團體制定決策「有效」，都是一種天真的想法；這兩種極端方式的有效性要視事情的性質，參與者的接受能力，所花費的時問，以及採用這種方式所產生的結果而定，因為沒有兩種情況是相同的（註十五）。
「員工願意參與制定決策嗎？」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在什麼層面上？在什麼範圍內？以何種方式？為了詢問這些問題，喬治赫斯比（George Hespe）與湯比渥爾（Toby Wall）（一九七六）調查了不同機構的將近一千名員工，包括鋼鐵及礦業工業員工，醫院工作者，緩刑工作者，食品製造業者，以及當地政府公務人員。他們二人獲得的結論是，在不同的機構中，大多數的人都渴望在所有層面上有某種程度的參與。最低限度的參與是他們所尋找的方法之一。有一部份人感覺他們應該知道各種決策，但是並不需要進一步參與決策制定的過程（註十六）。
羅生與傑帝（Rosen and Jerdee）（一九七八）提出一種假設，即當以試行的方式而不以永久性的方式來執行某些決策時，鼓勵員工參與的傾向是很強的。結果顯示當一些部下的決策是要以試行的方式執行時，制定決策的人士更願意採取員工參與性的方式（註十七）。他們建議經理們應該逐漸信任他們部下的動機及能力，並且應該多表示鼓勵員工參與決策制定的願望。
倫度雪勒（Randall S. Schuler）（一九八Ｏ）研究出一套「如何」參與制定決策的模式。這模式解釋參與制定決策及員工態度之間的關係。並描述角色與期望的作用。參與制定決策及對工作、對監督者的滿意，二者之間的關係被假定為積極的。研究的結果有力的支持了他的假設。然而這種模式和結果暗示從前對於參與的研究或許發現參與的有效程度，在於角色的層面及員工的期望（註十八）。
大衛渥爾（一九七九）假定在制定決策時感到較大的個人影響力會與滿足有密切的關係。其結果顯示只有微弱的關係。他也發現一位堂區諮議員在決定堂區事務時，對自己影響力的評估並不是重要的，而他對整個堂區諮議會的觀感才是真正重要的。假如堂區諮議會運作得很好，朝向他認為重要的目標進行，並且在一位處處表示支持的堂區神父領導下，那麼他會感到心滿意足，而不會顧及自己的影響力或大或小的想法（註十九）。
七、討論
列舉上述各種學者著作之後，我再次提出我的假設：更深一層的參與堂區諮議會決策制定過程，能使一個人更積極的參與諮議會的工作。結論以乎不是「是」或「否」。有以下明顯的理由：
1.  早在一九六Ｏ年，在魯姆的一項實驗中顯示：「參與能使部下樹立他們個人認為有價值的目標，因而能加強他們個人投身其中的意識。（註廿）一九七Ｏ年，魯姆指出若認為團體制定決策常常比個人獨自作決定要有效，這是一種天真的想法。這兩種論點並不互相矛盾，而後者指出一種朝向由眾人參與作決定的觀點。主管們仍然傾向個人獨自決定事務。
2.  員工是否真正願意參與制定決策？湯比渥爾的調查顯示大部份員工覺得，他們應該知道所制定的決策。大衛渥爾的調查發現，重要的不在於某人在決策制定時所發揮的影響力，而是諮議員對整個諮議會的觀感。在一位富支持性堂區神父領導下的諮議會，能滿足每人投身諮議會工作的心願。
3.  由於缺乏說明參與及個人投身二者之間關係的資料，此假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然而，從以上的各項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不要將注意力集中在制定決策過程的參與上，而要注意到參與時的感覺，以及堂區神父的大力支持是更迫切需要的。
八、可能性的解決方法
雖然魯姆的研究可能證明個人獨自決定事務並非完全無效率，但是，若說堂區諮議會是「純顧問性」的，聽起來似乎有些武斷。另一方面，建議堂區諮議會採用民主的制定決策過程，似乎是「反天主教」。其實，假如有些事件需要神學訓鍊或專業知識，則並非一切事件都能由堂區諮議會作決定。那麼在「純顧問性」與「民主過程」之間是否能有解決之道呢？
（一）協助改變堂區神父的領導型態
基督徒團體的本質是盟友性的，在基督徒的使徒性方面，要求走向分擔責任的路。假如神父不願意採用新的領導方式，堂區教友可以透過司鐸代表要求教區為神父提供繼續教育的課程。假如，此方法行不通，我們就必須等待一位新堂區神父。
（二）堂區神父否決權
在大衛渥爾的抽樣調查中發現，大部份堂區諮議員同意堂區神父應該有否決權，「當他看到有充分理由時，行使此權」（註廿一）。神父的支持與團體活動有密切關係，他可以引導諮議員參與決策的制定，必要時使用否決權。
（三）採用動態的一致性
共同一致制定決策應該是分擔職務的一個層面，它應該在基督徒共同負責的範圍中執行。為達到共同制定決策的目的，以下三個原則應牢記於心：
a  唯有對制定決策的過程有能力提出貢獻者，應請參加。
b  在制定決策過程中，對所制定的決策能負責任者，應請參加。
c  凡願意與別人合作及負責者應請參加（註廿二）。
（四）在制定決策時，「諮詢」是必要的
諮詢通常與給予勸告有關。韋氏字典將諮詢定義為專家所給予的專業勸告。「勸告」與「諮詢」這兩個名詞是可以互換的。傑瑞卡南（Gerald Caplan）（一九七Ｏ）將諮詢定義為一種過程：
是兩位專業者彼此互動的過程—一位是專業的諮商者，一位是在自己工作上遇到困難而來向諮商專家求助者，對方的特殊能力，能幫助他決定自己的事務（註廿三）。
從以上的描述，我們清楚看出，當堂區神父徵詢堂區諮議會的意見時，他視諮議會為專業人員。杜安布朗（Duane Brown）（一九七九）卻認為神父與諮議會都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他說：
通常諮詢是一種建立在平等關係上的商議過程，其特徵是對所提出的問題有互信及坦誠溝通的共同觀點，集合個人的資源，對所提出的問題選擇具有可能性的解決辦法，在執行時分擔責任，評估已經使用的計劃或策略（註廿四）。
以上這段話，除了投票的過程外，表明了參與制定決策過程的強烈意識。這種諮詢的觀念也與梵二大公會議教會憲章第卅七條相配合，它敦促堂區神父認清並提高教友在教會內的尊嚴及責任。他們應該樂於與教友商討堂區事務，在為教會服務方面，懷著信任之心地將責任分派給教友們，給予他們自由及行動的餘地。
九、採用最佳解決之道的結果
上述四種解決之道中，「協助改變堂區神父領導型態」似乎是可行的。一個人的基本領導型態依他的人格而定，改變人的領導型態，便是要改變他的人格。聽幾次演講，或參加幾週的密集訓練並不能改變一位領導者的人格（註廿五）。假如一位堂區神父重視與教友的諮詢，那麼，對他而言，使用否決權與達成共識的合併方式，可能是最好的領導型態之一。以下是這種合併方式可能產生的結果：
（一）  一位堂區神父擁有否決權，則他對堂區諮議會可能接管堂區事務，而使他無權可施的恐懼會減低。
（二）  由於堂區神父擁有否決權，他可以允許諮議會員完全參與制定決策的過程，並且使他們感到他的支持。
（三）  使用達到共識的步驟，能表現出分享權利及分擔責任的精神。
（四）  否決權與達到共識的合併使用，能鼓勵諮議員的參與。由於某諮議員獲得某一層次的需求（Maslow），大家可能期望獲得更大的滿足。
（五）  諮詢應被視為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積極與主動的部份。堂區神父與堂區諮議會組成一個行政與領導小組，在小組中大家一律平等，但有一人是「首席組員」（註廿六）。Primus inter pares意思是：在這種組織中，仍然有一位領袖，但是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發令者。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調查，為促使教友投身堂區工作，堂區諮議會參與制定決策的過程所能發揮的效果。從有限的資料裡，我發現我的假設未能獲得有力的支持。正如魯姆所提出的，若認為團體共同決定事務，常常比個人獨立作決定要有效得多，這是一種幼稚的想法。然而，在不同的程度中，其他的資料確實支持我的假設。
根據我們的討論，在宗教背景中參與制定決策過程，似乎與堂區神父的大力支持同樣的重要。在尋找可能的解決時，「協助改變堂區神父的領導型態」似乎不是一個理想的方法，因為領導型態可能與個人的人格有密切關係，而人格是無法在一夜之間改變的。在某些事上，教友已經看清，採取行動不合實際，而堂區神父對此事能有較遠大的看法，這時，否決權便能發揮保護作用。如果能在每次諮議會上達到以下目標，則採用達成共識的動態方法似乎是一種理想的解決之道。
我們不能認為堂區諮議會的作用只是「純顧問性」的。勸告與諮詢既是同義字，那麼在執行及評估策略上，分擔責任是不可少的過程。諮詢是制定決策過程中重要且必須的部份，而制定決策並非只是一種投票的方式。

外文參考資料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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