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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論集
(1987)p.423-427
   

金魯賢教授在西德的講詞

 

阿仁 譯

 

 


諸位女士、先生、及我可愛的朋友:
六年以後,我們將慶祝著名天文學家及傳教士湯若望(一五九二~一六六六)四百週年誕辰。這名耶穌會士生於科倫,死於北京,一生奉獻於在中國傳播福音與文化交流。今天我在德國很高興能作講演,並以中國人和中國教友的名義為德國人和德國教會帶衷心的祝賀。
四百年前,當中國人第一次見到歐洲人時,他們的相貌是紅髮、藍眼、高鼻梁。中國人非常驚異和開心。但德國人也同樣地驚異中國的地大物博,人民異樣的風俗習慣,神秘的笑容和服飾。在那個時代中國的確是在太遙遠的異方。你們知道嗎?湯若望寫家信要得到家人的回覆,需等待三年之久。那時的中西交通唯一的是帆船,必須繞道非洲到西歐。對德國人來說中國文化,一方面看來有無限的誘惑力,另一方面是舶來品並感到神祕。由於兩國人民的風俗習慣如此不同,他們彼此間就像有月球人般的隔閡。
感謝科學的進步及科技的發展,我們今天的世界已縮小了很多。從北平到科倫坐飛機僅需十二至十五小時。或者一個人坐在自己房間的電話旁,撥電話號碼就可和上海的友人馬上直接通話了。但我們兩國人民是否真能彼此了解?是否我們實在因科技的進步聯繫得更緊密了些呢?
我們已經進入太空旅行的時代。我們研究太空船從月球或水星上攝取的照片。但由於許多成見和知識的不足,無論個人之間的或兩國人民間的資訊付之闕如。對中國大陸的天主教也有同樣不了解的情形。人們散播的新聞往往和事實不符。另有些新聞鋪張或者顯然歪曲事實。同樣對我私人和我的作為散播不實的報導。我到這裡來作這次學術演講,希望也能對這些事有些裨益。我們必須學習以真理及純正彼此談話。
對我們不但有壞的報導,也有值得珍惜的報導。德國人士到中國去,總會努力嘗試保持客觀,並對所見所聞沒有成見。這些日子我到德國來是應Herder公司的邀請。我很感激這一邀請。我也感謝那些請我今晚演講的人。我邀請大家想起這是天主賜予的恩惠。希望在我們和我們兩國之間,交換經驗並發展友誼。我們期待著我們所做的能得到天主的祝福。
我們考慮過的題目,有「從中國看世界教會與地方教會」及今晚的題目:「從中國看遠東的基督信仰」兩個。我明白兩個論題都很難講,更由於我的學問有限,能說的很少。我所知的一定沒有你們的多。所以我將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特別以我經驗來觀看現時代中國人的基督信仰。我也願意描述一些具體的結論,以供大家討論及付諸實踐。

壹 中國教會簡史
首先我願意對中國教史做一個簡短的回顧。遠在第七世紀前,聖伯尼法斯還沒有到德國,還沒有成為美因茲的總主教前,唐朝(六一八~九○七)的時代,在中國皇帝的盛世,基督教義傳到了中國。有聶斯多略派傳教士循著絲路到中國,建造了教堂,也有了許多信徒。這些第一期的中國信徒延續了約二百年。後起的皇帝禁止外來宗教,聶斯多略派教徒就在中國的土地上消逝不見了。
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的兒子忽必烈,在中國建立了元朝(一二六○~一三六八)。北平成為首都。這些元朝皇帝們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他們對宗教的政策也比較容忍。為此方濟會傳教士能來到中國,沿著絲路兩旁地帶,建造教堂,成立基督信徒團體。一二九八年義大利方濟會傳教士蒙高維諾(一二四七~一三二八)與德國方濟會士科倫的阿諾特在北京建立了總主教區。他們在蒙古人中尤其在上層階級有了許多信徒。在中國把天主教傳開,例如在江蘇省的揚州,福建的泉洲等地都建造過教堂。甚至基督徒有了不少的特權。但方濟會士在蒙族人中傳教成功了,對於漢族人則稍為遜色。那時絕大多數的漢人不知道有福音。在十四世紀中葉蒙古朝代被推翻,約在一三五○年。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興起,漢人執掌政權。由於朝代的更替,教會又完全消散了。
明朝末年,當利瑪竇與羅明堅兩位義大利教士在南中國廣東的肇慶建立教會時,基督信仰的情勢才另有起色。
對你們來說,利瑪竇(一五五二~一六一○)是一個聞人。四年前為慶祝他到中國的四百週年,在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等地都有過慶祝,舉辦了許多研討會並出版了專論的書籍。利瑪竇被譽為偉大傳教士的典型:在那個時代他就看清楚了適應及本地化在傳揚福音上的重要性而畢身拳拳奉行。我們今天應該如何則效他的榜樣呢?
東亞宗徒聖沙勿略•方濟各(一五○六~一五五二)充滿傳教熱忱,卻沒有能打開中國的門戶。一五五二年,孤獨而被棄地在在南中國的小島上川,遙望中國大陸而逝世。上智安排很耐人深思!在那年聖沙勿略如此淒涼地去世,利瑪竇卻在義大利出生了。他將實踐沙勿略的遺志。利瑪竇在羅馬不但研讀了哲學、神學,也研究了天文學。他由葡萄牙政府得到傳教士的執照,被核准由里斯本出發到澳門,使有可能進入中國大陸。
在那此日子傳教士們必須面對這個已有四千年歷史的非基督文化,及如此高的道德水準。有些歐洲人傲慢地看這一文化─利瑪竇則沒有走他們的路線。他一到中國馬上開始以耐心和愛心研究中國文字和風俗習慣,他取了適應與本地化的路線。他做了長久的反省和各種方式的經歷之後,採用了宣傳福音實際可行的方法。他不但受到中國上層社會的歡迎,也為一般平民百姓所接受。
利瑪竇觀察了中國人的兩個重要特質:第一,對中國著稱的哲學家及思想家孔子,普遍而深刻的尊敬。第二,對父母祖先有非常孝愛的赤子之忱。每逢節期,沒有人忘懷敬祖;例如在遺像前或牌位前擺設食物。他對這些風俗習慣表示同情,終於以中國士人的打扮完全接受儒家文化的傳統。他不論在著作或談吐中,常加以引證中國哲士們的話。他的想法是:「走這樣的路線,福音更能為中國人所了解」。
利瑪竇的這一研究,使他獲得許多中國學者的深刻友誼,又因了他的友誼,其中許多人後來成了基督信徒。其人有當時的大官,如李之藻(一六三○歿)、徐光啟(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後者官至宰相。由於這些人的關係和其他人的友誼,利馬竇甚至能成功地進入朝廷。也經由他歐洲的科學介紹到中國,基督宗教的這種本地化,使它在中國能存在、扎根成長。
從對教友的統計上,我們可以看到利瑪竇的傳教方法是對的。一五八四年中國只有三名教友。一五八五年:十九人。一五八六年:六十人。一五八九年:八○人。一六○三年:五百人。一六一○年:二千五百人。一六三六年:三萬八千二百人。一六四八年: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人。一六七○年:二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人。教友的成長率很穩定。但這一好景未能持久,由於魔鬼在中國的傳教園地上已撒了邪惡及不和睦的種子。
道明會士與耶穌會士當時在任何問題上都是對頭。彼此在歐洲特別在羅馬爭辯不休,而延伸到中國。此外,葡萄牙和其他的殖民勢力的對立有很不利的後果。自從發現印度和印度洋之後,葡萄牙是首先獲得殖民勢力者,他們由教宗那裡獲得了保教權。葡王從教宗亞歷山大六世(一四九二~一五○三)手中得到一張敕書,教宗公開鼓勵葡國的保教權。其他殖民勢力較後也在遠東擴張起來,例如法國急起直追,在傳教事務上和葡萄牙的保教權尖銳地競爭。於是歐洲的政治勢力以宗教和傳教事務作為政治上的殖民政策。
現在我們來談一下上面已提及的禮儀之爭。絕大多數的耶穌會士認為在中國普遍舉行的祭孔祭祖是文化性的禮節,所以進教後的基督徒可以照常去做。但道會士和其他法國籍的傳教士則堅持祭祖是迷信,所以為基督徒在禁止之列。他們原則上拒絕中國文化,給中國天主教徒張先生、孫先生……改為葡萄牙姓氏如「提雅士」或「達•高斯塔」等……有這種需要嗎?這些殖民主義者和他們的隨從者只顧他們的利害關係,教會的好處卻被他們拋棄了。
中國的康熙皇帝(一六五五~一七二三)是一位智慧和開放的君主。他本來對基督信徒很友善,尊重有道德學識的傳教士如揚若望、南懷仁等。他對福音教訓有極高的評估,特別關懷基督博愛精神。當他研究了傳教士之間的禮儀之爭,感到很失望。他想教士們的道德是表面的,他們實際上很自私,貪婪權勢,充滿陰謀。但由於他對耶穌會士的同情,有意結束這一戰爭,並聲明敬孔和祭祖只是文化的(而非宗教的)意義。道明會士不理睬皇帝的這一聲明,不但沒有放棄他們的攻擊,反而更進一步地鬥爭。
教宗格肋孟十一世(一七○○~一七二一)派遣安底亞基宗主教多羅(一六六八~一七一○)到中國,以教廷代表身分宣布中國禮儀的禁令並付諸實行(一七○五)。他與福安代牧顏璫(一六五二~一七三○)─巴黎外方傳教會士最反對中國本地化的分子到北平。康熙皇帝接見他們二人。他把在寶座後面匾額上的四個中文大字指給顏璫看,並經譯問他是否知道那些字的意思。顏璫回答「不知道」。皇帝說:「你不認識中國字,也不能說中國話。你憑什麼能判斷中國事務?你好比一個人站在房子外面卻爭論房子內裡所發生的事。你說話沒有根據。離開中國!」多羅也被押解回澳門,葡國總督把他關進監獄,由於他沒有葡王「保教權」的核准,就想在中國指派總主教。
多羅去世以後,教宗格肋孟十一世派遣另一特使,名嘉樂Mezzabrba的,於一七二○年帶著教宗禁行中國禮儀的「從那天起」通諭到中國。皇帝接見他時問道:「我看到你們西方的畫上人添加了翅膀。你認為真有這樣的事嗎?」嘉樂回答說:「沒有,沒有一個生翅膀的人。畫家們要用翅膀來象徵天使們的行動便捷」。皇帝答辯說:「朕了解你的話。我們中國人不懂你們的話,所以我們不明白你們所象徵的事。你是西方人,不會講中國話,怎能決定我們的事呢?這是朕發問的主題。」
教宗不理會皇帝的聲明,堅決要中國天主教徒放棄祭祖,違者受開除教籍的罰。當皇帝知道傳教士們執行教宗的禁令時,就把那些教士統統驅逐出境,不許再在中國傳教。
這時中國天主教的尷尬情況不難想像。依據羅馬的禁令,天主教徒為保存信仰就不能做中國人了─由於所有中國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常舉行祭祖敬孔的禮儀。由那時起天主教孩童就應該放棄入學了,由於當時中國的教育主要的是孔子的思想。自那時起天主教徒受到社會的摒棄,他們變成了二毛子、下民。
一個宗教要求信徒摒棄自己的文化和風俗習慣,還能在該國生根發展嗎?
教宗魯莽地介入中國事務,使中國的基督信仰衰退。當時中國天主教約有三十萬人,禁行禮儀後很快減到二十萬。這些教友大多是農人、漁夫—,是被社會輕視而孤立的鄉下人。
兩百年後,羅馬改變主意,並解除了禁行儀的規定。現在中國人敬孔祭祖受到鼓勵。在台灣有許多聖堂中,現在聖多瑪斯奎那像和孔子像一起懸掛。在追思已亡節,基督徒拿著他們最喜歡的飯菜,供在他們父母祖先的墓上(譯者案:此說法與事實並不符合)。這種變通確實不錯,一定比固執於錯誤更好。但這不是改變得太遲了嗎?敬孔在那時有生存問題迫切需要的時候,羅馬卻禁止了。當中國人大家已經不把孔子看作一回事時,羅馬卻允許敬孔了。在這事務上蒙受的損失已經無法彌補。人能承認過錯總應該算一件好事。如果人能反省及此,至少他將來能不蹈覆轍。我的見解是教會在中國禮儀問題上的錯誤,是把教會和殖民勢力髒亂地扯在一起。他們遺忘了基督的教訓相愛,以及所有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他們使其他國家變為基督徒,同時又使他們受殖民勢力的管轄。
一八四二年,中國的門戶又為傳教士開放了,這是鴉片戰爭以後,清帝被英國勢力強迫簽署「不平等條約」的開始。在條約中有:「從現在起外國商人可以在中國各地銷售鴉片煙……,傳教士們可以在中國各地傳播福音」。基督徒以武力強迫別國人民接受鴉片,對基督信仰而言是極大的不幸。自由傳播福音與自由販賣鴉片搞在一起是教會的恥辱。西邊方的列強利用基督信仰來擴張它的政治影響。羅馬教廷與列強勾結一起並將中國教會和列強分贓。
葡萄牙勢力衰退以後,法國的「保教權」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事務上取而代之。法國傳教士得到「獅子的分贓」("lion's share"):北平,天津,上海,河北,江蘇,江西,廣東,雲南,浙江;比利時傳教士得到內蒙一帶;德國教士們得到山東省一帶。傳教士購買地產,建造教堂,設立學校和醫院。絕大部分的傳教士都是良民,為中國教會獻身。但可惜少數則不然。例如在上海震旦大學的校長就聲稱:「震旦嘛,是法國的!」
在許多中國人的眼裡,傳教士僅代表各該國的利益。基督教(天主教與耶穌教)是一個西方的宗教,是為西方的,而不是為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傳教士有許多特權,許多基督徒濫用這些特權。例如用傳教士的特權聲威,興起不義的訴訟,欺侮他們的鄰居同胞。因此許多人不滿、震怒反對基督徒及傳教士。一九○○年拳匪興起,他們的口號是「扶清滅洋」(包括基督徒,半洋鬼子!)為消滅拳匪之亂有包括德意志的八國聯軍,派遣艦隊到中國。包圍北平之後,逼迫中國訂立城下降書,賠款四萬萬銀圓(一銀圓約抵勞工半月的薪資)。八國聯軍雖然撤退了,但中國人的忿怒對洋人和基督教會有增無已。
日本侵略中國以後,梵蒂岡有更不幸的錯誤。他們在東北急忙承認日本人建造的傀儡「滿洲國」。宗座代表蔡寧總主教又給所有天主教主教神父及教友下令:對日本的侵略要絕對保持中立。這種立場當然深深得罪了中國的愛國志士。日本、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納粹黨人組織了「軸心國」,梵蒂岡地處義大利境內又是天主教的中樞,中國人會做怎樣的想法?
從利瑪竇開始(一五八三),除了南京曾有一位中國主教外,三百五十年間沒有一位中國主教;所有主教都是外國人。一九二六年首次祝聖了六位中國主教,但僅安排在不重要的教區。在三十年代梵蒂岡的趨勢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九四六年獨立聖統建立,北平獲得第一位中國總主教並為樞機。但已為時太晚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中國掌權。我們不可小看政治上的更替,因為它的意義是一切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完全消滅,並使中國完全獨立,也獲得了國家的自尊。
在這一極困難的情況,中國天主教遭遇了新的大災難。教廷禁止中國天主教徒與人民接受的共產政權合作。例如禁止天主教徒閱讀共產黨發行的日報、雜誌和書籍。禁止參與共產黨組織的商會,及所有的組織等。當中國人在朝鮮半島打美國人時,梵蒂岡任命一個美國人為揚州(江蘇省)主教。你們可以想像,假如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梵蒂岡在科倫任命一個法國人當總主教、或者一個德國人在里昂當總主教,情何以堪?
中國天主教被迫陷於這樣的進退維谷:要做一個天主教徒不能做中國人。當外國傳教士完全離開中國,或者更好說被逐之後,梵蒂岡不願意任命任何中國新主教,中國天主教自己向前邁進,選出適於當主教的人來並予以祝聖。被選的名單寄送教廷,但得到的答覆是凡膽敢擅自祝聖者,受被開除教籍的處罰。
從中國天主教的這段歷史,我們學習到三件事:
一、教會必須植根在每個民族及其文化中,信仰必須深入民間,必須與人民的命運生死與共。
二、所有牧靈工作,須以本位化為基本的原則。
三、教會必須揚棄殖民勢力而獨立,並實現地方教會的自治。
每個地方教會應該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中國教會有它自己的經驗,也知道羅馬教廷有一個世界性的政策,必須努力於各民族和權力的不同利害的均衡。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中國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徒,我們願意保持為天主教徒,不想成為誓反教或東正教。我們接受梵一及梵二大公會議的基本原則。我們正在嘗試將梵二大公會付諸實現。由天主的保祐我們能自治,發展我們的地方教會。我們有勇氣和智慧,也祈求有神以達到目的。
今天我們已經開放了六百多座教堂,包括北平和上海的主教座堂。上海附近的佘山建有很大的朝聖教堂,已經重新開放了。我們有六座地方修院,和一座全國性的修院。我們的(上海)教區建立了一個研究中心,以出版書籍和雜誌。最近我們成立了一個天主教學者聯誼會,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貳 世界教會與地方教會──一個中國人的看法
我現在願意討論第二個題目:從中國人看世界教會與地方教會。
什麼是地方教會?什麼是世界教會?只有澄清了這些名詞之後,才能繼續討論。地方教會是一個有伸縮性和適應性的觀念。每個基督徒團體是一個基本的,在某種意義之下的地方教會。一個教區是一個完全意義的地方教會。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一個洲也像似一個地方教會。科倫就像上海一樣是一個地方教會。羅馬教區也是一個地方教會一如義大利教會,歐洲教會,斯拉夫教會一般。
世界教會或普世教會寧可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由於沒有一個地方存在著這樣的教會;存在的只有地方教會。也許以「完全的教會」(vollstandige Kirche)或「全部的教會」(Gesamtkirche)取代「普世教會」更好。「全部教會」以整體而言存在於每個地方教會。因此在每個地方教會存在著完全的教會。「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祂超越眾人,貫通眾人,且在眾人之內」(弗四5~6)。
教會是一件聖事,就是說為許多人同天主的親密結合、也是全人類同天主結合一體的記號和工具。這表示在外觀下,含有它本身的奧跡:天主奧祕的工程。在許多奧跡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種:

一 在聖多瑪斯阿奎那的聖體詠「熙雍請讚頌」內我們這樣祈禱:
10 我們奉祂的命令: Docti sacris institutis
祝聖餅酒 Panem, vinum in salutis
作為救恩的犧牲 Consecramus hostiam.
19 不可懷疑, Fracto denum sacramento
請君牢記, Ne vacilles, sed memento
祭品可以剖分, Tantum esse sub fragmento
每分都是耶穌全身。 Quantum toto tegitur.
20 餅形酒形隨意分,Nulla rei fit scissura;
分的只是外形, Signi tantum fit fractura:
基督聖體, Qua nec status nec statura
毫無所損。 Signati minuitur.
教會也是這樣:每個地方教會是完全的教會,它不缺少什麼。所有的教會一起是完全的教會。

二??? 在聖三節的頌謝詞裡我們歌唱:
主、聖父、全能永生的天主!的獨生子及聖神,只是一個主、一個天主:不是單獨一位,而是三位一體。我們因著你的啟示,堅信確認的光榮和聖子的光榮與聖神的光榮毫無差別。因此在承認真實永恆的天主時,我們頌揚三位分明、性體唯一、尊威均等。
真是很美的頌謝詞!
在全部教會與地方教會的關係上豈不是同樣的嗎?世界上教會的分別、唯一、均等,反映出天上三位一體的奧跡。
因此在各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上我們必須注意,最重要的是彼此相愛、相通、參與、團體精神─不是權力與法律。以愛做出發點,傳教士去宣講福音。一個地方教會已經建立,他們就應該引退,不要抓住領導地位數百年不放。要把聖若翰洗者的話據為己有:「祂該興旺,我該衰退」。
我們的教會是天主的新子民,它由基督所建立,使眾人得救。為此教會是為所有民族和國家開放的。它是一個:「在旅途中的」朝聖旅行指向天上的耶路撒冷。當它在一個新地方宣講福音時,並不和那裡的文化糾纏不清。
教會起於東方,起於猶太,為此它開始時有許多東方的特質。它發展在西方:希臘主義,拉丁主義,福音,猶太主義在西方發展成為西方基督教。希臘與拉丁兩主義緊密結合,今天令人難以區分。
初世紀教會是一個本位化的卓越榜樣。較後拉丁主義佔了上風,強調的是權力和法制。當然,教會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但不需要限制彼此相通、兄弟友誼、平等意義的相愛。今天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對新文化的本位化和結合。每次與另一個文化結合,教會會變得更富麗堂皇。這是我們教會的生命力,哪裡單調與「清一色」,表示那裡教會停滯和衰退。基督信仰並不消滅多采多姿而要使其更趨圓滿。所有民族國家多采多姿的各種文化都是它的豐富寶藏。
最近我讀了里昂總主教雅博•杜谷特樞機所著的一本書,我感到它富有靈氣,我在這裡引用幾句:
許多人想,信仰必須純粹和理想,人必須以數千來不變的觀念表達出來。但事實上,基督徒信仰只能結合在一個地方性的文化上去發展。天主的聖言,包括聖經在內,是用人間語言表達出來的,為此具有一個民族文化的特質。
信仰「言」,天主子能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文化中體驗、生活表達出來、在本質上沒有任何變更。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說:尤其在多采多姿和不同的時間與地域,天主的聖言發展祂的的無限力量。我們無法束縛天主大能的手臂。
由於天主聖言已經進入了人類歷史。善與美沒有保留地啟示在這世界上了。基督對祂的門徒說:因著聖神的力量,你們將做比我更大的事業。因此教會面臨一個新的文化新的環境和新的挑戰時,總不會失望或感到生命的威脅。它的動態不是消極的,而是值得同情的。正因為它擁有真理,光明及永遠的生命,它充滿信賴和樂觀。
教會是基督的奧體。它依照天主預定的計畫在時間和空間的幅度裡成長。各民族國家文化的精粹來自天主,並由天主預見將成為基督奧體的構成部分。任何一種拒絕能造成不可取代的損失。聖保祿宗徒說:「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若是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都一同受苦;若是一個肢體受尊榮,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格前十二12,26)。
所以各地方教會之間的關係必須是:參與、相通、彼此相愛、尊重、幫助、不冒昧干預。沒有一個地方教會能壓迫另一個地方教會。......
我的看法、那些生活在宮殿裡的教會親王,不會了解在貧民窟裡生活的人們的痛苦和不幸,他們食物不足充肌,衣不蔽體。所有神父、修女,所有基督徒看到這些不幸會去幫助他們嗎?所以不要再干預!
在我們中國僅有三百萬教友,是一個極少數。但我們再次能做牧靈工作;我們努力奮鬥,我們有進步。我們歡迎和所有天主教徒,對我們弟兄友愛的人相通,我們參與他們的痛苦和快樂。
我既不是歷史家也不是神學家,我僅與你們分享一些我的經驗。衷心感謝你們。

參 結 論
再說一些話作為我的結論。
我童年時代在學校裡讀歐洲史時,已經特別對德國人民有一分特殊的同情。他們如此聰明,勤勞,有創造力,使我願意對德國人認識。不幸的很,在我的學校或鄰居中沒有德國人。
後來,我研究德國人對整個人類文明有很大的貢獻,德國教會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的驚奇也更大了。這是我於一九四七年到歐洲,和願意學習德文的動機。在這時期,一到假期我都在德國、奧國或在羅馬的德國公學中度過。我遇到的那些德國人都對我很友善。有些友人一直保持到現在。雖然許多年來保持緘默,但他們對我來說是一直懷念不忘的,其中如藝術家Georg Meistermann這一家人。這次我到德國來是特地恭賀Frau Prof Meistermann 夫人的八十歲壽誕。這樣我就有機會和你們大家會面。
德國人民的確是一大個偉大的民族。不但在音樂、哲學、科學上有特殊的貢獻。神學家如卡爾•拉內;羅馬諾•瓜爾地尼;弗林格樞機等,這些名字常在我們的想念中。如果沒有德意志的天才,教會將是另一個樣子。我看了這些貢獻之後,承認更加了解教化工作的重要。
我以我所主持的修院,及上海教區的名義向你們致謝。經由你們對全德國和他們的整個教會致以衷心的敬意。
(譯自China Heute of Divine Word Fathers, May-June 1986)

 

助理主教金魯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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