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激發我想起這個問題的是孔子的使命感 ; 孔子居宋遭難時說 : 「天生德於予， 桓魋其如予何？」統觀論語孔子往往非常謙虛，不作自負之辭，然而在這生死存亡之際，他卻處之泰然，自信桓魋不能加害於他，因為天德在他身上。言下有他尚應當完成一個天賦的使命之意。在此以前，他在匡地同樣遇險，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這裡孔子自此於文王；而在詩經中文王與上帝的關係不但比較其他祖宗特別密切，而且實際上已超過中介人的作為，而成了上帝的代理人。孔子自認文王以後，天道集在自己身上； 天既不毀滅此道，因此匡人的陰謀也不得逞。換句話說，孔子負有傳播天道的使命。罕言性與天道的孔子，處於死亡邊際而確定自己與天的特殊關係，這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我們的解釋是他接受過天主的啟示。而啟示不必神話般的描寫。天主在孔子的生命中，也許便在五十歲時，藉?他對大自然和中國歷史的反省，讓他體驗天賦的使命，以及應傳的真理。因此，他確認真理來自上天，而他負有傳播真理的天賦使命。他接受啟示的事實，雖然上面提出的幾句話尚不易令人折服，我們卻能進一步引用中國文化的歷史和幾個神學理由來說明它的近似性。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教育家，他把貴族專利的學問向平民傳播，他秉著「有教無類」的宗旨，不分貧富貴賤廣收學生。今日這種現象是平常的事，而在那時卻是一大革命。不僅如此，他還率領學生懷?救世淑人的理想，周遊列國，栖栖皇皇，備嘗艱辛。但是另一方面，孔子的生平文好像不願與傳統相左，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在傳播真理上，如果他一反傳統而有劃時代的改革，我們認為這是來自他所接受的使命之啟發。他的使命是向黃帝子孫傳播天啟的真理。假使他不「有教無類」、周遊列國，他會如同大宗徒保祿一般感到內心的不安。為此，孔子創造性的教育，正是他曾接受了天主啟示的暗示。與孔子同時的人似乎認出這個事實，他的弟子子貢說：「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子超人的道德與才能是天賦的。而衛國儀邑封人卻說：「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那便是承認天賦孔子為傳揚真理的工具。
但是，更加強我們肯定的是孔子以後中國二千五百年文化與歷史。張其昀先生說：「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 ; 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孔子的學術思想代表我中華民族的真精神。」我們相信在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中，受孔子的地位和學說與著述影響的中華民族之道德生命是一個「奇蹟」，而此「奇蹟」恰好證實我們所說的他接受天主啟示的事實。下面我們只能簡單地敘述這個已經屬於神學範圍的反省。
孔子的得意弟子顏淵恭維老師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孔子死後，弟子服喪三年，追念先師典型，自不必說。不過，孔子僅是當時的「諸子」之一，他能像古今中外的智者一般，隨著時間而消失，但事實?不然，他的聲望反而與日俱昇。戰國時孟子曾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進入漢代，孔子的地位受到國家欽定，而與周公並祀。果真，西漢緯書有神化孔子的傾向，其實神化一位公認負有天賦使命的人物，是一般民族共有的現象。此後歷朝都追諡孔子，確定他在道德上的地位，所謂「素王」是也。今日的教師節便是紀念孔誕辰。不但中國，連日本、越南等地，經中華文化薰染的國家至今都敬孔、祭孔。
同樣，孔子的學說與著述在二千五百年中，由於國家的教育與考試制度而傳過各地，無形中影響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目不識丁的愚夫愚婦都知道有孔子，也多少聽到儒家的基本道理。至於孔子的著述則享有特殊地位。
孔子的地位、學說與著述滲透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情操。二千五百年來，至少在歷史可稽的現象上，中華民族可以說是深深感受孔子的影響，始終懷有道德生活的高尚理想，遵守天命的意志。層出不窮的志士因之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村民農夫因之而安分守己、服從良心……這一切實在是一個「奇蹟」。然而對這個「奇蹟」的解釋，我們堅認不該是孔子一己的精神創造。任何聖賢的言行絕不能產生如此的結果。相反的，這「奇蹟」正證明了孔子接受天主啟示的事實。我們相信是他和儒家傳播的啟示真理，真正支持了二千五百年中華民族的宗教與倫理生活，創造了這個「奇蹟」。這在神學上才是合理的解釋。同時我們也因此了解為什麼只有孔子的地位、學說和著述在歷史上佔了這樣的絕對優勢，原來這也是天主特殊的照顧。祂啟示孔子真理，並且要由他而播送給整個中華民族。所以祂特殊照顧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學說與著述。因此祂能把接受的啟示真理流傳後世。假使沒有這個特殊照顧，我們實在不能了解為什麼春秋時代的不少聖賢中，只有孔子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生存」以至今天。
上面一段反省比較冗長。簡單地說，我們由於二千五百年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奇蹟」，肯定孔子接受天主啟示的事實。因此，他之所以能在歷史上有唯我獨尊的現象，也得到了圓滿的解答。除了孔子在生死存亡之際所說的話，除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下面尚有幾個神學理由支持我們肯定孔子接受天主啟示的事實。
救恩史中天主是直接向特選的人有所啟示，再由他們傳授給自己的民族或團體。後者間接地接受啟示，這是最普遍的社會性原則。具體而論，對中華民族，他啟示孔子得救之道，而由他傳播整個民族。中國人在福音傳入之前，「耳朵」因著聽到孔子傳播的啟示真理，「心靈」因為天主賦予的光照，便能致義得救。所謂孔子傳播的啟示真理，不該導致我們呆板地去搜尋信仰的條文，它更該是一種精神與實踐，也就是孔子籍之而生的信念。總之，天主拯救世人，抽象地雖然能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我們認為尋常的方法是籍人救人。對於一個民族，更合理地挑選領袖啟示他這個民族的得救之道；這是社會性的方法。而在中國，我們想祂挑選的領袖就是孔子—素王，由他傳播得救之道； 所以孔子為我們今日的教友不單是古代的一位聖人，而實在是救恩史中的先知。
其次，不少中國教友常為了古人的得救問題而惆悵，原則上這個問題早已與神學上的教外人得救問題同時解決了。今日大家都相信，教外人雖然沒有聽到福音，仍舊能夠得救。天主有救一切人的意願，也賜任何人必需的方法。至於究竟怎樣實行，神學家想出不少假設，我們不必在這裡討論。不過，神學家可以空洞地給我們不關痛癢的假設，我們自己卻不可不研究在福音傳入之前，中國人究竟怎樣得了救。有人說只要按良心行事，天主自會救他。這是太簡單的解答，而且將得救問題看得太主觀。良心有錯有對，有粗、有細，得救只按個人的良心，不但太欠標準，而且違反人類基本的社會性。至少現在我們可以這樣具體回答：在真正接觸福音之前，中國人接受孔子傳播的啟示真理始能得救。這實在是非常合理的看法，個人存在於民族團體之間，應當遵守團體中的社會性的宗教和道德觀念。中華民族遵守的儒家傳播之大道，而此大道正是天主啟示中華民族的得救之道。為此古人如果履行孔子之基本信仰，就能致義得救。這在我們後人的眼中，實在是最合理的對古人得救問題的答案。我們相信，事實上天主也這樣拯救了中華民族。我國的古人中許多人也是愚夫愚婦，憑自己的能力極難尋求真理。他們只是耳聽儒家傳遍各地的孔子的啟示而因此得救。
儒家的大道繼續綿延在今日的中國文化中。如果按照上面的神學反省，孔子接受了天主的啟示，那麼根據宗教交談之理論和原則 (參閱即將出版的新書「基督的啟示」十六章) ，教會不是也該與中華民族中的儒家傳統交談嗎？這與中國教會本地化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