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話：魯布林大學，在它的傑出哲手家卡羅•沃耶蒂拉（Karol Wojtyla）當選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之時，一夜之間，名揚全球。
西方學者方始發現，一種新的基督教哲學，即魯布林多瑪斯哲學（Lublin Thomism），在這所波蘭天主教大學發展了起來。
魯布林的哲學家們，在他們的實在論形上學體系內，從瑪利丹（Maritain）、紀爾松（Gilson）對多瑪斯•亞奎那形上學的存在主義解釋出發，不僅採取了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加俾•馬賽爾（Gabriel Marcel）等現代存在主義者的某些可取的見解，而且兼收了麥克斯•席勒（Max Scheler）、羅曼•印戛爾登（Roman Ingarden）等現象主義者的方法論。
魯布林多瑪斯哲學、成為波蘭全國二十四個教區大修院課程的基礎。青年司鐸攻讀了這門新的公教哲學，運用到講授教理和牧靈服務工作中去，獲得了顯著的成效。
這套哲學刊印於魯布林哲學大師們所撰寫的十五卷著作中。令人遺憾的是，至今只有波蘭原文版問世。
本編輯委員會，在主任方濟各•若•賴思高神父博士領導下，由美國、加拿大的學者所組成，從事迻譯這套著有成就的著作，以期美國、加拿大各大修院也能加以採用，獲得同樣成效。第一冊英文譯本可望在一年半之內出版（譯註一）。
凡有意各盡其能協助此項編譯工作的人士，歡迎與編委會主任接洽。來信請寄到瑪莉出版社轉交（譯註二）。

引言
這次講話，我想談一談哲學對波蘭教會當前的需要、所作的獨特的服務。今分下列四個專題討論：
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魯布林大學；
二、魯布林多瑪斯哲學；
三、波蘭修院的課程設置；
四、切實可行的設想和建議。

一?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魯布林大學
一年前，當波蘭樞機主教卡羅•沃耶蒂拉當選教宗的喜訊傳來時，?世為之喜出望外：這是四百五十多年以來第一位非意大利原籍的教宗。
在短短十二個月裡，新教宗無可爭議地成為今日世界最享盛名、最受敬仰的國際偉人。當他訪問墨西哥，訪問他自己的祖國，訪問愛爾蘭，以及最近訪問美國時，千百萬群眾簇擁在他身旁。又有千百萬群眾紛紛湧向羅馬朝謁教宗。去年夏天，本人也去羅馬覲見教宗，留下令人難忘的回憶。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博得各界人士的愛戴。他既周旋於士林顯要之間，又深入天主子民的生活，同淳樸微末者打成一片，深受敬愛。一個月之前，他訪問聯合國，竟用十多種不同的語言講話。的確，他享有普世萬民的景仰。1.
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哲學界即使沒有全被埋沒，至少也有被打入冷宮，讓神學界，特別是那些囂張跋扈、標奇立異的神學家，獨霸天下。今天連哲學界人士，也把這位新教宗視作自己的代言人。卡羅•沃耶蒂拉在魯布林天主教大學執教達二十四年之久，所教的是哲學，而不是神學。哲學界人士對新教宗自然有?特別親切的知己之感。
（沃耶蒂拉教授獻身哲學的精神令人驚羨，可從下列事實看出：當他榮膺羅馬伯多祿宗座之職時，在魯布林尚有三項博士論文的指導工作尚未結束。他竟然貫徹始終，在梵蒂岡日理萬機中堅持予以完成。
顯而易見，這位前倫理學教授之當選羅馬教宗，自然引起全世界對魯布林大學哲學院的注意。二十四年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波蘭境內這所唯一的天主教大學內所教的哲學，究竟是什麼樣的哲學？為了答覆這個問題，讓我們先簡略地考察一下魯布林大學哲學家的工作。

二 魯布林多瑪斯哲學
雖然波蘭學者，諸如鮑欽斯基（Bochenski）、特瓦道斯基（Twardowski)和羅曼•印戛爾登等人，在分析哲學和現象主義哲學方面，做了大量高度創造性的工作，但是這兩個學派的思想，對波蘭人民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則微乎其微。與此相反，由魯布林思想家發展起來的基督教哲學，卻成了這個處於無神主義控制下的天主教國家，保持團結統一、精神奮發的強大動力。2.
大約一年前，“新士林哲學”一九七八年春季號（The New Scholasticism），刊載安德肋•恩•伏茲尼基（Andren N. Woznicki）的題為「交談的多瑪斯哲學與辯證的馬克斯主義」一文。現摘引它開場的一段話，藉以提供一些魯布林為哲學、為波蘭教會當前需要作出貢獻的背景。
伏茲尼基說：「在波蘭，多瑪斯•亞奎那的哲學，不僅生氣勃勃，欣欣向榮，而且推陳出新，有所創新，繼續提供新的哲學見解。」3.
從這位卡羅•沃耶蒂拉的高足所說的這段話，不難看出：與北美修院和大學普通貶低（若不是根本廢棄）多瑪斯哲學的現狀恰恰相反，波蘭已經發展了一門新型的朝氣蓬勃、切實可行的基督教哲學，為教會現代的需要而服務，成效卓著。
只要對教會在波蘭的狀況作一番仔細的觀察，這一點就昭然若揭，發人深省。儘管波蘭處於無神主義壟斷的境況之下，波蘭天主教?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生機，遠勝於目前西歐、北美各地的教會。波蘭教堂到處禮拜者人滿為患，座無虛席。有的教堂每逢星期六和主日，竟然?行十九台彌撒。去年夏天，本人訪問華沙，所到教堂，無不盛況如此。各修道院的入學人數也達到了飽和點。各種女修會既未廢除會服，也未革除祈禱和團體生活；公寓式的生活更是無人問津。申請入會者排成長長的候選名單。僅以克拉考（KraKow）聖若瑟會為例，便有二百多位女青年申請入會，等候錄取。最後，目前波蘭祝聖的司鐸，人數之多，已超過本國實際的需要，使波蘭教會有能力向外“輸出”司鐸，到國外其它教區去服務。例如美國新澤西州紐瓦克教區，最近便接納了六位來自克拉考的波蘭司鐸。
波蘭教會如此朝氣蓬勃，欣欣向榮，恰恰與美國教會的狀況形成強烈的對比。在美國，修道院人去樓空；麥基瑟德司祭班“陣容紊亂”—借用喬治•凱利蒙席在其得獎傑作“爭奪美國教會之戰”內所說的話（George Kelly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Church”）— 成千上萬“鬥勁沖天”的修女出會還俗；整個情勢，暮氣沉沉，病態紛陳。4.顯而易見，波蘭教會行事的準則在美國還沒有找到。
（順便談一點個人感觸：一個月之前，成?的美國修女集合在華盛頓聖母始孕無站大堂前，向當時正在美國進行訪問的教宗對抗示威。她們板?反共倒戈的臉孔，表情陰沉冷酷。而去年夏天，我在波蘭遇見的修女，?是人人英姿風發，喜形於色，洋溢?內心的平安、滿足和充實。兩相對照，令人愕然。）
因此，我們的論點是：波蘭教會精神狀態之所以如此健康奮發，關鍵在於這個新型的基督教哲學，在於波蘭全國二十四所教區大修院，全部講授這門新型的基督教哲學。
西歐和美國各國的教會享有較大的自由，不受世俗勢力的干擾。教會的活動也不受外界直接的挑釁。大多數培養司鐸的修院，滿足於“維持現狀”。在哲學方面，還是使用?老生常談的經院作家的課本。書中脫離生活實際的古板程式，很少涉及現實情況，只會窒息新穎和創造性的思維；對當代哲學界、思想界的新學派、新動向，更是自命清高，不聞不問。即使偶爾也擺出一些不恥下問的姿態，承認這些新學派、新動向的存在，也只是用一個三段論式的腳註，把它們輕描淡寫地發落乾淨。在它們這樣做的時候，正如埃迪恩•紀爾松（Etienne Gilson）所指出的，竟然還是打?“聖多瑪斯的旗號”。
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初葉，波蘭也曾使用過這些哲學課本。魯布林大學的首任院長易德濟•拉迪塞斯基神父（Fr. Idzi Radiszewski）原是比國麥希埃樞機主教的高足，於一九O二年出版了麥希埃樞機的新經院哲學課本的波蘭文譯本，對波蘭產生一些影響。但是，到二十世紀中期，波蘭學者便發現這些課本的缺點，於是取消這些課本，而改用傑克•馬利丹（Jacques Maritain）與埃迪恩•紀爾松的著作，以及他們對聖多瑪斯•亞奎那實在論形上學現實主義的解釋，作為教材。紀爾松與馬利丹的著作，以驚人的速度，被譯成波蘭文出版，在魯布林大學及全國各修院被採用作為課本。5.
此後，在最近二十年左右，魯布林天主教大學又發展了這門新哲學。就我本人所知，在美國只有屈指可數的極少數的學者通曉這門新哲學。本人在聽說這門新哲學之初，為了搜集有關的資料而煞費苦心。我的兩位教授：埃迪恩•紀爾松和安東•培基（Anton Pegis），本來一貫向我提供此類資料，不幸都在不久前相繼去世。
於是我寫信給凡爾能•布爾克教授（Vernon Bourke）請教。他是聖路易斯大學哲學院退休院長，新成立的休斯敦多瑪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是一位國際公認的聖多瑪斯•亞奎那權威。
我問他是否能介紹一些有關新魯布林多瑪斯哲學的資料。布爾克博士在他一九七九年一月五日的回信中這樣寫道：「我認為我們應對魯布林大學的哲學研究工作予以更大的注意。大約二十年前，他們曾寄給我一些研究多瑪斯的成果。都是用波蘭文寫的，我看不懂。從那時起，聖路易斯大學與魯布林大學之間互相交換資料。但是就我個人記憶所及，並未導致什麼具體的成果。十年前，我遷居到一所較小的住宅，送掉了許多藏書。現在有時自己想找一些單行本之類的書籍，竟往往也不易找到。」
「從閱讀中，我倒是熟悉了一位波蘭哲學家，名叫喬治•卡利諾夫斯塞（George Kalinowski）。他不久前旅居法國。他有一本著作，書名是Le Probleme de la Verite en Marale et Droit（Lyon Vitte, 1967），很值得翻譯。他把聖多瑪斯在倫理思想方面的現實主義，與一個相類似的體系，一個直到湯姆斯•雷德（Thomas Reid）方告終止的悠久傳統聯繫起來！卡利諾夫斯基是一位多瑪斯主義者。他緊跟時代的發展，既熟諳歐洲大陸的思想，又了解英國的倫理學。」6.
一九七八年夏天，在美國天主教哲學會主持下，和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協助下，幾位學會委員首途訪問了波蘭，其中包括猶達•道蒂博士（Dr. Jude Dougherty）、喬治•麥克林神父（Fr. George McLean）、肯尼詩•史米茲博士（Dr. Kenneth Schmitz）等人。他們訪問了克拉考城，會見了以克拉考總主教卡羅•沃耶蒂拉樞機為首席的波蘭哲學學會成員。
二十多年前，魯布林大學的哲學家們致書凡爾能•布爾克博士，試圖建立互換關係的宿願，今天終於在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論文的附註中實現了。那篇論文的附註寫道：「以本文為開端，“新士林哲學”與波蘭天主教哲學家們合作，聯合進行一個研究項目。本文及其附錄的書目，即為介紹波蘭方面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一覽表。」7.
現在，本人試按個人的理解，盡量把魯布林多瑪斯哲學的要點，簡單扼要地勾劃出來。與亞奎那（Aquina）運用阿里斯多德的原理（Aristotelian principles）構成他自己的綜合性體系相似，魯布林的多瑪斯學者卡羅•沃耶蒂拉、阿爾貝特•克拉比喀（Albert Krapiec）和達竇斯•斯蒂岑（Tadeusz Styczen）等人繼承傑克•馬利丹和埃迪恩•紀爾松所發展的多瑪斯實在論形上學原則，並在此體系內，採用現代存在主義（Contemporary existentialism）最可取的精華；同時，同樣有限度地採取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方法論（例如卡羅•沃耶蒂拉之借鑑麥克斯•席勒）8.，再著重借鑑加俾•馬賽爾的「我 —— 您」關係說（I—Thou relation）、「共存」說（Co—esse）和「我們」（Nous）的概念，借鑑他的「是」（l' etre）優於「有」（l'avoir）的概念，以及人類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性。關於人的尊嚴性，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多次向普世萬民頒發通諭，不倦地捍衛人類的尊嚴性。9.
重點在於人，而人則是行為的主宰，並不僅僅是抽象的本體或本性。這便是聖父最有學術價值的傑作「Osoba i Czyn」（「人乃行為者」）一書的主旨。10.
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的新作：“基督教的人文主義：卡羅•沃耶蒂拉的人格存在主義”一書即將問世。（譯註三）羅馬的伏拉迪斯勞•魯賓樞機，為該書撰寫序言，備加讚揚11.。著者在書中寫道：「沃耶蒂拉在汲取人的古典定義Persona（人格）的同時，並未把自己局限於鮑埃西烏斯（Boethius）關於人是理性個體的定義的圈子裡，而是沿看亞奎那人性論的原則：Operari sequitur esse, praxis sequitur theoriam，即行為來自存在，實踐來自理論的原則，把人類行為的整個範疇全部包括到人類現實的定義中，從而使原有的偏重人類理性單方面的定義，大為充實豐富起來。因此沃耶蒂拉的人性論哲學，是以人格為主導的，是具有活躍的能動性的。」12.
阿貝爾特•克拉比喀在他的「Ja—Czlowiek：Zarys antropologii filozoficznej」（「我者人也：哲學的人性論綱要」）一書中，否定了海德格關於人的Seinzum—Tode（生存即是趨向死亡）的失敗主義定義，否定了這個趨向虛無的定義。他重新塑造這個概念，寫道：「作為生存即是趨向死亡的人，只有在他或她瀕死之際，當他或她作出關於天主永存……天主仁愛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徹底的個人抉擇時，他或她的人格的全部潛在性方始得到最終定型的實現。而天主永存、天主仁愛的真理，則始終存在於他或她的一生之中，是他或她一生不斷進行的人格自我塑造的過程的基礎。」13.
在沒有公開點名的情況下，卡羅•沃耶蒂拉成功地譴責了某種把人當作東西處理，把產品凌駕於人之上，把人視作手段而非目的的國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指出，這種國家要求人們實行「奴隸式的一面倒哲學，也就是說，抱看唯唯諾諾，逆來順受的態度，要求人們實行一種消極被動的特殊形式，使具有人格自我塑造性的人，變成事態變遷的奴隸，而不是事態變遷的主宰，不能在自己的團體中自主地塑造自己的人生態度、肩負起自己承當的義務。」14.
因此，聖父反其道而行之，堅持以人為主，人優先於他的生產。生產的基礎在於人的自主性主體。所以教宗主張：「文化應在這個領域內發展，在人的自主性主體的領域內發展。文化現有的基礎不在於人的生產，而是首先在於人的人格。人的人格負有『自我塑造的使命』，而人格的自我塑造，再反轉過來照亮生產的世界。」15.
安德肋•伏茲尼基總結說：結果「魯布林多瑪斯存在主義的形上學學派，既富有承上啟下、推陳出新的創造性，又具有融會貫通、集其大成的綜合性的特點，明顯地表現於這個事實：即它的門徒，不僅從事諸如認識論、人性論和現代科學等具體哲學學科的研究工作，不受形上學基礎的限制，而且還開闢了聖多瑪斯形上學的新天地，對現代的新動向，例如勒奧夫 —— 華沙學派的形式邏輯，加以密切的注意。這樣多瑪斯形上學家投身於當代重大問題的探討，使魯布林學派的門徒得以在思想領域、同無神主義哲學家不斷地進行對話。」16.
這些富有創造性的魯布林思想家，也許將為現代有神論的存在主義，提供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使之成為真正的哲學，補足它原有的缺陷。雅斯培(Jaspers），17.布亞爾（Bouillard），18.海內曼（Heinemann），19.希阿卡（Sciacca），20.萊恩哈特（Reinhart），21.法勃羅（Fabro），22.以及特路阿方丹（Troisfontaines），23.諸人都一致指出，存在主義執守極端的單一性和個別性，是它內在的一大缺陷。它迴避理性、迴避客觀性和普遍性。職是之故，充其量只能算作『哲學邊緣上的哲學』而已。」24.
魯布林大師們把亞奎那的形上學、把有神論與無神論兩種存在主義的見解，以及把現象學的方法論，統統熔於一爐，鑄成一個綜合體。事實證明：這綜合體系同現代無神主義思想交鋒，特別有效。
令人遺憾的是，這新的魯布林多瑪斯哲學，直到目前，仍然只有波蘭原文著作，大約十五冊。要欣賞這門新的基督教哲學，必須先精通波蘭文的哲學用語。幸而有些著者，為原著煞費心機地寫下了法文的摘要。例如克拉比喀的Ja - Czlowiek（「我者人也」）；卡明斯基和克拉比喀的Z? Teorii i metadologii metafizyki（形上學的理論與方法）。教宗的巨著Osoba i Czyn（「人乃行為的主宰」）的英譯本（Reidel），也已問世。（譯註四）因此對於這門新哲學，我們還是可以多少得到一些片段的認識的。

三 波蘭修院的課程設置
現在我想談一談去年夏天在波蘭修院的一些見聞，特別是關於他們哲學課程設置的一些情況。波蘭共有二十四座教區大修院，教授哲學與神學。除三個最小的教區之外，其餘各教區都開辦自己的大修院，但都採用同樣的課程。（此外，各修會還另有為其修士所設的修院二十五座。我們只談教區修院。）
七十八位波蘭主教，除三位之外，都考取了博士學位。那三位沒有博士學位的主教都年事已高，都被迫害而坐過多年的牢。然而他們在晉鐸之後也在研究院進修過兩年。還有幾位主教考取了兩個博士學位。例如卡羅•沃耶蒂拉。而首席主教斯蒂芬•維辛斯基樞機（Cardinal Stefan Wyszynski）則考取了神學、教會法和社會哲學三項博士學位。（使人不難想見，一個教會領導當局，在學術方面享有如此高深的造詣和資歷，必不會被那些囂張跋扈、標奇立異的神學家所嚇倒）。
結果是許多波蘭主教在本教區或鄰近教區的修院中，擔任自己專長方面的教職。例如卡羅•沃耶蒂拉樞機主教每星期從克拉考到魯布林大學去講課，行程約二百五十公里。他在那裡教哲學，直到去羅馬參加選?新教宗的會議時為止。在那次會議上，他當選為教宗，取名若望保祿二世。一位修士在修院攻讀，直到晉鐸，曾作過八九位主教的學生並不稀罕。主教們同樣也是本教區修院的活躍的行政者。他們親自「第一手」了解全體修生的情況，了解他們所要祝聖的青年司鐸，有?什麼優點或不足，對於可以造就的「主教人材」，也能知之更詳。25.
關於修院哲學課程的設置，我了解到下列有趣的情況：
修生必須先讀完普通大學最初兩年的課程（the Liceum），方得進入二十四座修院中的一座。在兩年內，必須修滿三十八個學分的哲學課程。哲學課程分配的具體安排，請參閱本書附錄的課程配置表（Ratio Studiorum）。26.（參閱本文末頁）
一望而知，系統課程包括：邏輯學、認識論、人性論、物性論、形上學、天主論、以及倫理學概論。修生要上整兩年的哲學史：第一年專修希臘和中古時代，第二年專修近代和現代。到第三年和第四年，還須加修十個學分的哲學，包括特殊倫理學，即社會倫理學、婚姻與家庭倫理學、以及醫葯倫理學。這樣每一位波蘭祝聖的新司鐸，須修滿四十八個學分的哲學課程，為他們的神學課程奠定基礎。
與此對比，美國修生的教育顯然低於水平。他們只有十八個學分的哲學，遠不及波蘭修生的四十八個學分。即使這十八個學分，往往還不是得自天主教大學，而是得自州立大學，或其它非教會的學院或大學。在那些大學或學院裡，基礎性的哲學課程，如人性論、天主論、形上學和倫理學，已被形形色色與天主教思想格格不入的東方哲學流派所取代：誇張遠來的異學祕傳，談玄說妙，多麼荒誕無稽！

四? 切實可行的設想與建議
我確信今天美國修院的狀況，較之五年以前有些好轉，令人鼓舞。我的理由是因為我們有?像朗諾德•勞勒神父及其同事這樣的熱心人，任勞任怨，百折不撓，籌備組織了這樣的專題討論會。在這種討論會上（包括本屆討論會），來自全國各修院的領導人，聚集一堂，分析形勢，診斷病象，擬訂改進的方案。這種做法本身，依我看來，就已經解決了當前問題的一半。
我們現在正進入第二階段，即實施改進方案的階段。在整個計劃中，這個階段更是困難，更為重要。
今春，在勞勒神父統一領導下，美國天主教學者聯誼會 (The Fellowship of Catholic Scholars) 在聖路易斯，美國天主教哲學會 (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在多倫多，分別召開了關於司鐸培育的專題討論會。可以看出，大家幾乎完全一致同意以下各點：
一、美國修院的神學教育陷於紊亂。
二、神學方面的失敗，是由於廢除哲學課程而引起的。
結論：我們必須重新組織美國修院教育的哲學部門，以期由此而改善神學教育。
實施統一的哲學教學要求
制訂哲學教學要求最現實的辦法，是採用主教團司鐸培訓委員會所規定的哲學必修科目表。例如目前的六科（十八個學分），在五年內應增加到十科（三十個學分），作為哲學主修的要求。這便能恢復以前所推行的教學要求。27.
鑒於越來越多的非教會大學的畢業生被錄取入神學院，故有必要在神學院建立一個甄別組，負責主持入學考試，對考生的哲學基礎知識加以甄別；使應試者知道，為了準備入學考試，自己應當選擇講授公教哲學必修科的大學。
哲學教科書
由於修院的入學人數大為減少，許多哲學教科書已經絕版停印。又因此類書籍的市場購買潛力很小，看來作家們也不會再寫新書。
鑒於魯布林的哲學書在波蘭修院極為成功，我們正在籌備進行翻譯，並準備採納這套課本，作為美國修院的教科書。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國際魯布林大學編譯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lation of Lubli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它的編輯委員會由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者組成，其中包括著名學者：安德肋•伏茲尼基神父；司蒂芬•敏基爾神父博士（Rev. Dr. Stephen Minkiel），本屆討論會的組織者之一；加拿大蒙特利爾的司蒂芬•維爾辛斯基神父博士（Rev. Dr. Stephen Wiercinski），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麥克斯•席勒的官方譯者。28.
我們已經選定先翻譯阿貝爾•克拉比喀的「Ja - Czlowiek」（「我者人也」）。這是一本極為成功的人性論哲學教科書（在波蘭，書名叫「哲學的人類學」）。預定十八個月之後出版。
我們歡迎願意協助翻譯、校對或其它出版工作的人士參與此項工作。請把姓名、資歷和住址通知我們。
最後一點意見：我認為我們必須克服一種美國人特有的思想障?，即認為聖多瑪斯不合潮流，早已過時。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新的多瑪斯研究中心正在休斯敦揭幕。該中心是由聖多瑪斯大學的一位知恩的校友赫尤•勞伊•馬歇爾（Hugh Roy Marshall）捐獻鉅款而建成的。
四個星期前，凡爾能•布爾克博士在休斯敦的命名典禮致辭中提到，他正在編輯一冊新的多瑪斯參考書目彙編，印刷商限制不得超過5,000條，但是新書如此之多，以致他迫不得已，只好刪除許多書目。工作和研究正在開展。運用多瑪斯思想原則，解決當前世界問題的著作，到處都在編寫。標奇立異的神學家把美國基督教哲學倒退了二十五年。現在正是我們美國哲學界應當認識世界其它地區學者的優秀著作的時候了。我們應當挺身而出，在美國天主教知識界生活中，恢復真正的學術之風。只有哲學，而不是社會學、心理學或其它實驗科學，能為神學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礎和方向。我們若是照此辦理，我們修院的教育質量便會整頓一新，美國天主教生活的質量，也會隨之而煥然一新。

著者簡歷
方濟各•若•賴思高神父在美國聖瑪利亞大學獲得學士、S. T. B和S. T. L.等學位。在多倫多大學獲得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他在該大學的宗座中古世紀研究院，師從哲學大師埃迪恩•紀爾松和安東•貝基思。他擔任美國威斯特哈特福的聖若瑟學院研究院和大學部的哲學教授，並主持一項研究工作，為Summa de Bone卷三，（70 folios）準備一部完整的評註本。一九七三年，他取得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加俾•馬賽爾所授予的獨家版權，翻譯馬賽爾的全部二十九部劇本。第一部英譯本已經出版，其餘正在籌備中。目前，他兼任美國聖宗徒學院、聖宗徒修院哲學系主任、若望保祿二世生理倫理講座的聯席主任、國際魯布林大學編譯中心主任、美國天主教哲學學會主席等職。

瑪莉出版社
MARIEL PUBLICATIONS
196 Eddy Glover Blvd. New Britain, CT. 06053 U. S. A.
NOTES

1. Cf. Maria Winowska, Jean-Paul II: tout a tous (Paris: Apostolat des Editions, 1979); Boleslaw Wierzbianski, Podroz jednosci I nadziei: Jan Pawel II w Polsce (A Journey of Unity and Hope: John Paul II in Poland)(New York: Bicentennial Publ. Corp., 1979): Daniel Henninger, “Reflections on a Pope's Visit” Wall Street Journal, CXCIV, 71, Oct. 11, 1979.
2. Andrew N. Woznicki, A Christian Humanism: Karol Wojtyla's Existential Personalism (New Britain, Ct.: Mariel Publications, 1970), p. 7; Mieczyslaw Gogacz, “Thomizm w Srodowiskach Uniwersyteckich XX wieku” (Thomism in Twentieth-century University Centers) in Stefan Swiezawski i Jan Czerkawski, eds., Studia z Dziejow Mysli Swietego Tomasza z Akwinu (Lublin: Towarzystwo Naukow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1978), pp. 335-350; Albert Krapiec, “La Problematique et le developpement de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Thomas d’Aquin a l’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ublin” in Stanislaw Kaminski ed., Saint Thomas d’Aquin pour le Septieme Centenaire de sa Mort (Lublin: Towarzystwo Naukow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1976), pp. 5-14.
3. Andrew Woznicki, “Dialogistic Thomism and Dialectical Marxism” in The New Scholasticism, LII, 2, 1978, 214.
4. George A. Kelly,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Church (New York: Doubleday, 1979), pp. 253-346.
5. Andrew Woznicki, “The Influence of Maritain in Pol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ain Congress of the Institut International “Jacques Maritain”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Maritain Association, Niagara University, May 28, 1977, p. 17; Bronislaw Dembowski, “Encyklika Aeterni Patris w Polsce” in Swiezawski and Czerkawski, op. cit., pp. 332-333; Zofia Zdybicka, Czlowiek i Religia (Lublin: Towarzystwo Naukow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1978), p. 323; Albert Krapiec, Metafizyka: Zarys Teorii Bytu, 2nd ed., (Lublin: Towarzystwo Naukow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1978), pp. 21, 22, 430; Zofia Wlodek, “Suttona Interpretacja Podstawania Bytow Materialnych” in Swiezawski and Czerkawski, op. cit., p. 32.
6. Letter sent to author on January 5, 1979.
7. Woznicki, “Dialogistic Thomism and Dialectical Marxism”, p. 214.
8. “Nous n’avons presente ici, en un grand reccoursi, qu’une partie de l’acquis lublinien, celles du groupe de professeurs qui, dans leurs recherches, etaient plus etroitement lies avec le courant de la philosophie classique don’t saint Thomas etait le principal porte-parole…c’est precisement dans la section theorique de la Faculte de la Philosophie que travaillent des professeurs qui etudient dans un contexte nouveau, la problematique philosophique, non seulement au temps de Saint Thomas d’Aquin mais aussi aujourd’hui.” — Krapiec, “La Problematique et le developpement de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Thomas d’Aquin a l’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ublin,” p. 14; ——, “Le idee conduttrici nella Filosofia contemporanea dell ‘uomo” in Zeszyty Naukow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XXI, Numer specjalny, (Lublin, 1978), pp. 3-16; Karol Wojtyla, “Das Problem der Erfahrung in der Ethik” in Kaminski et al., op. cit., pp. 267-288; ——, “Subjectivity and the Irreducible in Man” in A-T. Tymieniecka, ed., Analecta Husserliana (Dortrecht, Boston, London) VII, 107-114; ——, “O Metafizycznej i Fenomenologicznej Postawie Normy Moralnej” (On the Metaphys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thical Norms) in Ethos Perenne: Memoriae P. Hyacinthi Woroniecki, O.P. Annales Theologico-Canonicae (Lublini Societas Scientiarum ac Litterarum in Universitate Catholica Lublinensi, 1960), 99-124; Zdybicka, op. cit., pp. 105-107..................................................................................................................................... I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Professors Stefan Sawicki, Zdzislaw Chlewinski and Antoni Stepien of the University of Lublin Faculty for the highly informative meeting I was privileged to have with them at the University on July 3, 1979.
9. Woznicki, A Christian Humanism: Karol Wojtyla's Existential Personalism, pp. 54-58...................................................................................................................................................................... “The expression ‘we’ does not indicate only the plurality of human subjects; it also points to their mutual ties, to the fact that they constitute a certain unity. The expression ‘we’ receives its proper sense from that specific good, that value, which, by uniting many people deserves the name of ‘common good’. The expression ‘common good’ may be interpreted also as a call to the community which consists of the people who define themselves by the pronoun ‘we.’ — Karol Wojtyla, Participation or Alienation, Lecture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Summer 1976, typescript, p. 15; cf. L. Kuc, “Uczestnictwo w czlowieczenstwie ‘innych’” (Participation in the Humanity of Others) in Dyskusja nad dzielem Kardynala Karola Wojtyly “Osoba I Czyn” (The Discussion on the Work of Cardinal Wojtyla, “Person and Act”) in Analecta Cracoviensia, Vol. V-VI, 1973-1974, pp. 183-190.
10. Karol Wojtyla, The Acting Person, trans. Andrzej Potocki, Analecta Husserliana, X (Dortrecht, Boston, London: D. Reidel Publ. Co., 1979).
11. Wladyslaw Kardynal Rubin, “Foreword” in Woznicki, op. cit., p. 5.
12. Woznicki, op. cit., p. 27. Cf. Karol Wojtyla, “The Personal Structur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omas Aquina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age-old traditions of Christian anthropology, while all the time it remains open to all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thought, which have from various sides, amplified the conception of the person evolved by Thomism and also have confirmed its realistic character,” in Tommaso d' Aquino nel suo VII Centenario, I (Roma, Napoli, 1974), p. 387.
13. L' actualisation definitive de sa potentialite personnelle se fait au moment de mort concue d’une focon active, comme ou l'homme acquiert des conditions completes pour prendre la decision definitive, pleine, personnelle justement, relativement a la Transcendance, qui se posait hui tout au long de sa vie …. Ainsi donc la personne humaine en sa qualite d’ “etre-vers-la-mort" s' accomplit definitivement en tant que personne, alors pleinement libre, connaissant directement et capable de l’Amour Supreme, dans sa mort concue de facon active, qui apparait comme la clef de voute de tout le processus de la ‘construction’ personnelle tout au long de la vie.” — Albert Krapiec, “Ja-Czlowiek”: Zarys Antropologii Filozoficznej (An Outline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Lublin: Towarzystwo Noukowe Katolickiego Uniwersytetu Lubelskiego, 1975), p. 450.
14. Wojtyla, The Acting Person, 289. Cf. ——, “Osoba: Podmiot i Wspolnota” Roczniki Filozoficzne, XXIV, Zeszyt 2, 1976. “Il convient d’insister sur les actions interpersonnelles de l’homme, dans la mesure ou s’actualise en elles le cote potentiel (dynamique) de l’etre personnelle et y trouve sa plenitude. Car pour la constitution d’une vie veritablement humaine, l’activite d’individu a elle seule ne suffit pas (celle qui s’enferme dans le cadre de l' individu lui-meme) il ne suffit pas non plus d’organiser la vie sur la ligne ‘moi-toi’. Indispensables sont aussi des relations centrees sur le ‘nous’, germe de la communaute.” — Krapiec, op. cit., p. 451; cf. Frederick Copleston, Book Review of The Acting Person in The Tablet, Aug. 18, 1979; Leopold Tyrmand, “Poland, Marxism, and John Paul II”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XCIII, Dec. 6, 1978.
15. Karol Wojtyla, “Il problema del costituirsi della cultura attraverso la ‘praxis’ umana,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49, 1977, p. 515, quoted in Woznicki, op. cit., p. 60.
16. Woznicki, “Dialogistic Thomism and Dialectical Marxism”, pp. 225-226.
17. Karl Jaspers, Reason and Anti-Reason, trans. Stanley Godman (London: SCM Press, 1952), p. 63. Cf. Francis J. Lescoe, Existentialism: With or Without God (New York: Alba House, 1974) Third Printing, p. 4.
18. Henri Bouillard, The Logic of the Faith (New York: Sheed and Ward, 1967), pp. 158-59.
19. F. H. Heinemann, 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Predicament. Torchbook. (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58), p. 148.
20. Michele Sciacca, Philosophical Trends in Contemporary Thought, trans. Attilio Salerno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06-08.
21. Kurt Reinhardt, The Existential Revolt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64), p. 225.
22. Cornelio Fabro, God in Exile: Modern Atheism, trans. Arthur Gibson (New York and Westminster: Newman Press, 1968), p. 867.
23. Roger Troisfontaines, What Is Existentialism? Overview Studies. (Albany: Magi Books, 1968), p. 26. Cf.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2nd edit. 2 vol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5), II, pp. 434-43; Lescoe, op. cit., pp. 20-21, 128-32, 407.
24. Bouillard, op. cit., p. 159.
25. I am very grateful to Rev. Dr. Boleslaw Kumor, Professor of Church History in the University of Lublin, for much pertinent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seminary system and Philosophical curriculum in Poland. Professor Kumor, author of a four-volume definitiv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Poland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urriculum Committee for the Catholic Seminaries in Poland.
26. Ratio Studiorum pro ciclo fundamentali in Pontificia Facultate Theologica Cracoviensi. I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Dr. J. Chmiel, Pro-Dean of the Pontifical Theological Faculty of Krakow for making this Ratio Studiorum available to me.
27. This work was already begun by the Priesthood Committee of the Fellowship of Catholic Scholars at its St. Louis meeting. The list should be ready for the 1980 Spring meeting. Co-Chairmen of the Committee are Rev. Dr. Frederick Jelly, O.P., Dean of the Josephinum School of Theology, Worthington, Ohio and Rev. Dr. Kenneth Baker, S.J., Editor of Homiletic and Pastoral Review.
28. Karol Wojtyla, System etyczny Maxa Schelera jako srodek do opracowania etyki chrzescijanskiej (Ethical System of Max Scheler as a Basis fo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ristian Ethics) Polonia Sacra, VI (1953-1954), 143-161. Cf. Stephen Wiercinski, “Pope John Paul II: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in Homiletic and Pastoral Review, LXXIX, 7 (1979),8-13 ................................................................................................................................................... I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Dr. Jude Dougherty, Dean of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Catholic University, Washington for making available to me copies of Karol Wojtyla's 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Dr. Vernon Bourke provided me with a copy of the lecture, The Personal Structure of Self-Determination, for which I thank him very much.
    I especially wish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Msgr. John P. Wodarski of Holy Cross Church, New Britain, Ct., for help in conjunction with my visit and conferences with the Lublin University Faculty and the office of Cardinal Rubin in Rome.

譯註一：此書英譯本 “I — Man‥An Outline of philosophical Anthroplogy”, by M. A. Krapiec, translated by Marie Lescoe, Andrew Woznicki, Theresa Sandok et al. Pubisher: Mariel Publications, New Britain, Connecticut, U. S. A., 1983.
譯註二：瑪莉出版社地址請參閱本文首頁。
譯註三：Woznicki, A Christian Humanism: Karol Wojtyla's Existential Personalim
譯註四：Cf note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