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適逢教宗額我略七世逝世九百週年﹙1085-1985﹚，「宗座史學委員會」與「額我略研究」﹙註﹚特為此而籌劃一國際會議，並得沙里隆﹙SALERNO﹚總主教區的鼎力支持和贊助，會議的主題為「額我略改革與歐洲」。經過一年多的準備，會議終於在本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假沙里隆舉行。出席者約三百人，包括義籍﹙約三分之一﹚及外籍，都是知名的學者。尤其是被邀的十八位講員，更是蜚聲國際的學人，幾乎全是中世紀史學的專家或權威。在眾位被邀的講員中，只有波蘭籍教授TADEUSZ GRUDZINSKI因拿不到出境簽證而不能出席。誠屬憾事。
大會在沙里隆總主教宣讀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賀函後正式揭幕。被邀約的十八位講員所作報告的內容，歸納為下面四個主題：(一)額我略七世的形象；(二)額我略改革的形式與目的；(三)額我略改革在歐洲的散布和影響；(四)額我略七世的遺業。

一、額我略七世的形象
揭幕禮後，由奧國A. STICKLER樞機開始會議的第一篇報告，題目為「額我略七世的改革與牧民行動的歷史性和法律性先決條件」。樞機先略述導致這改革的遠因，這可追溯至查爾曼王朝與奧圖王朝。自此時起，不斷有大量外教人士歸化，基督信仰深入社會的每一階層，教會的勢力日益增長，教會的地位日趨重要。 影響所及神職人員的身份也備受重視。譬如當時的主教或修院主持，在社會上便享有很高的地位，到後來簡直變成如同朝廷的貴人王候，而不再是教會的一種職務。於是教會的組織開始發生變化，俗人開始?手於教會事務。這情況因當時的羅馬法與德國法，如產業繼承法和封建制度的影響而變得益發不可收拾。那時的教會可說完全操縱在俗人手裡，樞機戲稱之「俗人入侵」。當時的帝王公侯在法律上可給任何人授予聖職。於是他們往往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胡亂授予，全不理會領受人的資格問題，致造成所謂「職務即是財富」的現象。換句話說，當一個人獲得授予職務時，他會同時得到大量其他財物和權位。於是我們明白，為何當時有這麼多缺乏準備，在學養及神修上都非常不足的人，對神職生活趨之若騖。他們的目的不在當主教，只是貪圖該職務所帶來的豐厚物資。這種現象所造成的後果可想而知，首先有「聖職買賣」﹙SIMONIA﹚接著是「教士結婚」﹙NICOLAISMO﹚。而額我略改革所針對的先是這兩項弊端，之後才是「俗人授職」﹙IN-VESTITURA﹚。或許有人會感到奇怪，因為照事實看，「俗人授職」才是禍端，反倒被置於次席。然而正如我們前面說過，此舉為當時的法律所接受，故甚至額略七世自己在初期，也對這事採容忍態度。樞機特別指出，額我略七世直到一O七八及一O八O年的羅馬主教會議中，才完全禁止「俗人授職」一事。樞機在結論中說，額我略七世最大的功績，是看到「聖職買賣」與「教士結婚」源自「俗人授職」而立志將它根絕。雖明知會受到很大阻力、排擠甚至迫害，但他毫無退意，可見他欲力矯時弊的決心多?堅強，他的勇氣魄力如何橫掃一代，故他所倡道的改革，其實即是「反俗人授職之爭」。

二、額我略改革的形式與目的
這部份的報告有好幾篇，較值得注意的首先有德國C.G. FuRST教授的「樞機、教廷、宗座議會」。他特別強調額我略七世對「教會的自由」的重視，他所作的一切全是為了恢復並維護這自由。
義籍M. MACCARRONE蒙席﹙宗座史學委員會主席﹚講的是「教宗首席權的伯鐸基礎」。蒙席說額我略七世非常重視教宗是伯鐸繼承人這事。他在文件及信件中屢以「聖伯鐸的僕人」或「伯鐸的代表」自稱。他這樣作並不是出於浮誇欲與伯鐸看齊，實際上他為人忠篤、性情質樸謙遜，且常覺得自己不配接掌教宗的職位，做伯鐸的繼承人。額我略七世之這樣作，完全因為他察覺到在那個時代，他需要一種超越君王的權力，這樣他才能使自己和整個教會，不再受任何俗權或俗人的管轄控制。於是他確定教宗的首席權，並清楚指出權的基礎建於教宗是伯鐸繼承人這事實上。
來自慕尼黑的H. FUHRMANN教授的「額我略七世與聖教法典，特別討論教宗訓令的問題」，主要研究那道著名的「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FUHRMANN教授懷疑這訓令並非出於額我略七世之手。他說雖然中古時代的歷任教宗，不乏對教律非常諳熟之士，然而額我略七世不在他們之列。他說他非常同意某些學者，如WULLMANN等的意見，認為額我略七世並非教律學家。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是因為額我略年青時所受的培育，顯示他並沒有可能曾在伏姆斯﹙WORMS﹚或羅馬學過教律。其次是以後當他數度當宗座特使時，也沒有對教律表現很大的興趣。他甚至說過下面這句被人多次引用的話：「基督沒有說過我是法律，祂只說我是真理」。
FUHRMANN教授認為，額我略七世為肯定教宗在普世教會及個別教會的管理、立法及裁判上享有絕對的權利，而頒發的「教宗訓令」，其中有二十七項條文跟前的教典相徑庭。他歸納以上所說的，假定額我略並沒有親自撰寫這道訓令，而只是將一些當時因缺乏適當的教律學家的推動，而尚未付諸實行的法典草案收集、整理後加以運用。因此在那二十七項條文中，有不少地方與過去的教典及傳統脫節﹙筆者按，在討論時，很多人都不同意FUHRMANN教授的說法﹚。
另一位德籍教授W. GOEZ的講題為「額我略改革—教會改革」。他說很多人常將這兩項改革混為一談，而實際上兩者之間頗有分別。主要是次序上的問題，即是說教會改革應先於額我略改革，因為促成教會改革的主要因素是神職界的頹靡生活，而這在額我略七世之前早已存在。故他說他的講題應改為「教會改革—額我略改革」。
至於額我略改革所針對的兩項時弊「聖職買賣」和「教士結婚」，亦常被人相提並論。然而這兩者間也有本質上的不同。「教士結婚」涉及的是情慾方面的事，故基本上是個人的問題。反觀「聖職買賣」，則牽連到整個社會及國家的結構，比較起來嚴重得多。故GOEZ教授說，雖然額我略七世也曾多次指責神職人員行止不端，生活放縱，但他在作這些申斥時，可?沒用過「教士結婚」這一詞。相反，他至少五十次以上，公開禁止「聖職買賣」，原因是此舉直接影響教會的整個組織和行政。
額我略七世欲通過改革而達到另一目標是教會的合一或統一，這需要個別教會對教宗首席權的承認。在當時來說這可非易事。雖然當時也有不少主教意欲改革教會，可是他們心目中的改革與額我略七世所施行的不全相同。額我略七世所要求的，是整個教會、包括羅馬教廷及各地方教會在管理及法律層面上的徹底革新。但當時很多主教不明白額我略的心意，他們不願意與羅聯合，更無意依其意思改革，他們只想維持自己教區的現狀。額我略改革的目標卻是整個教會，換句話說，這改革建基於教會的「至一性」，整個教會聯合起來對抗一切不利於她的人事。為達到這一點，當然少不了各地方教會對教宗的「服從」。據GOEZ教授研究所得，「服從」是額我略七世用得最多的字眼，可見他對此是如何重視。
最後一個講題是德國教授ELZE的「額我略七世與羅馬禮儀」。教授說雖然額我略七世曾不止一次訂定信友及主禮的禮儀守則，如在一O七八年十一月的拉特朗大公會議中所作的，然而他並沒有帶來一個真正的禮儀改革。

三、額我略改革在歐洲的散布和影響
這部份原來由八位講員負責，但因為波蘭籍教授不能出席，於是東歐部份只得付闕如。首先由德國R. SCHIEFFER教授講「額我略七世與歐洲眾王」。將額我略改革對歐洲各國的影響作一總介紹，之後再由其他講員作個別地區的分析。較值得注意的有下面這幾處：
法國J. GAUDEMET教授的講題為「額我略改革在法國」。他說額我略改革與法國的關係頗大。他指出現存於梵蒂岡檔案，有關額我略七世的三百六十九份文件中，有一百二十三份是關於法國的。由此可看出十一世紀末葉時法國教會的情況是如何使人擔憂。額我略七世不得不對她特表關注，並希望以改革將她納入正軌。當時法國教會的神職界和信友的生活都腐敗至極，額我略七世曾為此對他們嚴加責斥。不過他主要是針對教會的內務及神職人員的操守。相反在處理涉及政治或聖事守則等問題上，他顯得較溫和並作適度的保留。GAUDEMET教授說額我略七世當時最著重的為下面這三點：對聖統的尊重，地方教會之間的糾紛與裁決，及俗人干預教會事務。三者之中又以第一點最重要。為證實這事，GAUDEMET教授特別節錄了額我略七世於一O八三年寫給崗巴熱﹙CAMBRAI﹚，龍爾安﹙NOYON﹚和亞米斯﹙AMIENS﹚等地的主教，以及菲安特﹙FIANDRA﹚的信友的長信中的一段。在該段中額我略七世提醒他們，正如基督怎樣將祂的教會托付給伯鐸，將天國的鑰匙給了他，付予他束縛並釋放一切的權柄，祂也將這一切給予伯鐸的繼承人。只可惜當時法國教會對額我略七世的說話置若罔聞。甚至在調解各個別教會的紛爭，或修會的訴訟時，額我略七世的干預也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除了對神職界外，他也沒有忽略信友的生活，譬如當時的法王菲臘一世，便因生活放蕩不羈及從事「聖職買賣」而備受他的申斥。
其他歐洲國家又如何？H.E.J. COWDREY教授在「額我略改革在安格魯諾曼等地與斯干的納維亞」這篇講詞中說，當額我略七世與德王發生衝突後，他開始向別的他認為可靠的國家尋求助力。他們中有些教會的組織已相當完善，如安格魯諾等地，其化木如斯干的納維亞的教會則仍在萌芽階段。而額我略七世與此國家的領導層的關係也頗微妙，其中較具代表性的要算與英國威廉一世征服者的一節。額我略七世從開便欲跟他建立友好關係，以使他屈服於自己的座權下。他甚至公開表揚威廉為取正義和廢止「聖職買賣」所作的努力。然而威廉的回應郤非如額我略七世所企盼的，他不願意屈居教宗之下，其至我略七世罷免德王後，他仍不肯讓步向教宗宣誓效忠。他只答應每年送上獻與宗座的款項。結果是導致政教分歧而額我略七世與英王之間的「友誼」，也一直是起落不定。
至於義大利，根據G. FORNASARI教授﹙義國﹚的「額我略改革在義大利王國」所說，義大利受額我略改革影響最大的是北部，即加諾撒女伯爵瑪蒂德所管轄的土地﹙亦是當時義大利王國的整國疆土﹚。我們知道這位女伯爵是那支持額我略改革最力者之一，雖然如此，改革在這裡推行起來也並非毫無阻力，事實上失敗的次數比成功的多。
南義大利方面，照義籍N. CILENTO教授在「額我略改革、拜占庭與南義大利」這篇講詞中說：那時該地的希臘教會與拉丁教會磨擦正烈，故當額我略七世被選為教宗時，便決意小心行事，避免使這兩教會間的關係更惡化，繼而尋求途徑與東方教會修好。本來他成功的機會很大，因為他當時的交談對手米格尼七世社斯卡也很有誠意，再加上十字軍一事，於是兩個教會合一的可能似乎指日可待，無奈終因米格尼的被黜而成泡影。大致上，這地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下面幾點：承認教宗的首席權；確保一切授予教會和修院的特權的有效性；反抗並阻止俗人侵犯及干涉教會事務。

四、額我略七世的遺業
這最後主題有兩篇講稿，其中義籍教授C. VIOLANTE的「額我略七世：放逐、死亡、遺業、影響」可說是這次會議的總結。VIOLANTE教授說，無論是額我略七世本人，或他所帶動的改革可供研究之處實在太多，這次會議所討論及觸及的只是其中一部份。他說額我略改革最重要的一點，是肯定教宗首席權的絕對性，這權高於所有世俗王權，而其基礎則植根於教宗是伯鐸繼承人這一事實。只可惜當時不少主教，包括很多非常接近額我略七世，並對他的改革甚表讚同者在內，都未能領悟他的用心。他們沒有他的「教會至一觀」，尤其缺乏他那超時代的特識，看不到他所作的，是要一勞永逸地，將教會從「俗人」的手裡解放出來，使她不再是他們營謀私利的工具，恢復她本來的面目。雖然額我略七世跟德王的爭執使他走上流亡之途，並死於流亡之所。然而德王與偽教宗克來曼三世的短暫勝利，只是再一次證明額我略七世的觀點正確，尤其是他一再強調的「教會的自由」的重要，雖然這自由要待他逝世多年之後，至一一二二年才在伏姆斯﹙WORMS﹚協議中正式獲得。至於他對當時毒害教會的流弊的摧毀廓清，對教會內部頹風的整肅扶正之功，更值得用金字寫在教會史上。
VIOLANTE教授繼續說，這次會議在學方面的收益是有目共睹的，特別是從各講員的報告及討論中所發掘的問題和資料，更大大的拓展了有關額我略改革、或更好說有關反「俗人授職之爭」的研究範圍，為未來的研究工作開闢了新途徑。然後他補充說，這次會議也有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將額我略改革局限在額我略七世短短的十二年教宗任期內，即從一O七三至一O八五年。結果使不少講員的報告都偏重於額我略七世的形象，他的神修精神，他的生平，甚至他死時年歲的考證﹙義籍MALLEGNI教授依據一份額我略七世骸骨的報告，說他死時七十歲﹚，而未能將額我略改革對歐洲各國無論在社會、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影響，作更深入和全面的採討。無論如何，這次的會議確是教會和學術界的大盛事，那是不容置疑的，有兩件事尤其值得一提，首先是教會，特別是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個人對此次會議的重視。他不但在會議開幕時致函祝賀，更在會議閉幕時親自到訪沙里隆。其次是這次會議成功地扮演了「文化橋樑」的角色，把來自不同地域，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地學人結集起來，再次證明在一自由地區，通過交談、比較、分享和互相尊重，我們能越過隔離雙方的鴻溝，拉近彼此的距離，一起為發揚振興那唯一真正能造福人類的「文化」而努力。VIOLANTE教授這幾句話果然語重心長。

註：「額我略研究」乃羅馬慈幼大學出版社，卻為研究額我略七世而出的一本刊物，初版於一九四七年，至今已出了十一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