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
黃德寬
神學研習會在探討了教友的各種角色之後，要為大家介紹的「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可以說是一個活生生的實例。為這次演講，個人有兩個心願：
首先，讓我們以讚美、感謝天主的心，來欣賞韓國教會的成長歷程。韓國天主教正式從我國傳入，只有二百年歷史，然而，今天它卻像是一個「明星教會」。我希望這個演講不會讓各位感到自責或內疚，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就不行？到底誰錯了？」相反地，希望能幫助大家體會到，我們是在普世教會中，在基督奧體內，欣賞聖神在另一肢體上的傑作；因而感到欣慰，繼續為韓國教會祈禱。
其次，是經由韓國教會這面鏡子，認識我們自己。不一定要學習他們的方法，因為民族性、環境、歷史背景很不同；但是韓國教會成長的歷程和教友角色的演變，卻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教會，建設我們的教會；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在此時此刻答覆天主的召喚。
以下分五部分來介紹：
一、韓國素描
二、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的創立
三、教難時期的韓國教友
四、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的復甦
五、今日韓國教友的角色
一、韓國素描
教會是生活在具體的時空、文化中，所以在認識韓國教會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一下韓國的背景。
韓國相傳於公元前二千三百三十三年，由檀君開國，今年是檀曆四三一八年。西漢末年，朝鮮半島上有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鼎立。至第十世紀才統一，國號高麗。一三九二年李成桂廢高麗，遣使至明，受明太祖封為朝鮮王，這朝代為韓國歷史非常重要，通常稱為「李氏朝鮮」，前後將近五百年。一八九七年在日本控制下，朝鮮脫離中國而宣告獨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一九一O年終被日本併吞，仍稱朝鮮。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結束統治朝鮮，由美蘇兩國分據南北，幾經波折，無法統一。一九四八年南韓自由區成立大韓民國。一九五O年北韓在蘇俄指使下，大?侵犯南韓；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才達成停戰協定，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南北分裂。
南韓面積約十萬平方公里，(為本省的三倍弱)，人口有四千一百萬，資源缺乏。北韓面積十二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七百萬，地勢多山。
韓國話屬於「烏爾阿爾泰」語系，和漢語很不同。第四世紀，由我國傳入儒學和佛教，以漢文記事。初期佛教很興盛，但十五世紀以後，李氏朝鮮興儒學，佛教受到排斥，寺庵都建於山林中，對社會的影響力並不大，這可能是基督宗教在韓國易於發展的因素之一。
目前南韓的天主教友大約二百萬，基督教徒則約七百萬人，半數以上屬於長老會。韓國民間流行的信仰是Shamanism，利用占卜巫術，祈福消災，和本省的民間信仰相似，影響力最大。
北韓的宗教現況不清楚，據估計有信友二十萬人。
二、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的成立
韓國人感到很光榮的一件事，就是韓國天主教是由教友於一七八四年傳入建立。的確，這是世界上唯一的例子，也代表韓國教會的特性。但是這事件並非突然發生的，它的孕育期值得我們研究。
(1)由「天主實義」說起
「天主實義」是利瑪竇神父的作品。利神父於一五八三年到中國後，就希望能說服明朝皇帝，准予自由傳教。一六O一年他終於進入北京城，雖然沒有得到皇帝的公開保證，但直到一六一O年去世，都平安的住在京城。另一方面，利神父一入我國，就體會到儒家傳統文化是社會主流，士大夫是社會上最有影響力的人。他認為在中國傳教，除了以身作則，修心養性，直接宣講以外，書籍是最好的工具。所以，他非常用功學習中國文化；後來，還用中文寫了好幾本書。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六O三年刻印的「天主實義」，再版了好幾次。
當時朝鮮使臣常往來北京，每次都購買不少書籍回去，「天主實義」也因此傳入了韓國，特別受到「南人」學者的歡迎，他們在政治界失權而受輕視，隱居於鄉間，遂將「天主實義」當作新學問而加以研讀。如李晬光於一六二O年出版的「芝峰類說」著作中，就介紹了利瑪竇神父和天主實義的內容。同一時代的柳夢寅(公元一五五九年—— 一六二三年)在他的著作「於于野談」中說，一六一O年的使臣隨員許筠赴燕京得「偈十二章」(即天主經，文言文共十二句)，返國後常背誦。韓國史學家柳洪烈和李相佰都認為許筠是韓國第一位信徒。
這是很可能的，因為使臣到燕京住在「四夷館」(外交使節的賓館)，交涉的政府對象是「禮部」；當時利瑪竇神父也曾被視為使臣，住四夷館，多次與禮部官員打交道。一位洋人住在北京又會中文，為好奇的韓國人是很有吸引力。
清朝初年，被質押在潘陽的朝鮮王子隨皇帝入北京，(因朝鮮向日趨衰弱的明朝納貢，而拒絕向滿州臣服，被清太宗擊潰，王子被擄為人質)就常與湯若望神父往來。湯神父希望這位王儲有一天能當朝鮮國王，促使全國皈化，當王子被釋返國時，湯神父送他一幅天主聖像，一只地球儀和許多書籍，可惜，這位王子回朝鮮後，由於久居中國，受到排擠疑慮，不久被毒死了。
一六四五年，清順治皇帝將每年多次的朝貢，改為一次，由於是在冬季，所以又稱為「冬至使」。這個使節團相當龐大，成員常是兩三百人，來回一次約需五個月。不少達官貴人的子弟和文人學者常假名官員，混入使節團，以便入燕京參觀，購買書籍。當時的天主堂，尤其是欽天監住的南堂，是朝鮮學者必遊之地。他們返國後寫了不少類似「燕行錄」的遊記，都稱讚那些神父溫文有禮，博學多才。有位學者徐浩修，到北京天主堂沒能遇見神父，還引為終生憾事。
藉著使臣和學者，有關天主教的書籍便陸續傳入韓國(明清時期，外籍神父的中文著作相當可觀)，很受歡迎。因為當時朝鮮士大夫都使用漢文，有些輕視「諺文」(即韓國拼音字母，是一四四六年才發明)，同時對宋明理學亦生厭倦，覺得太流於空談；所以特別喜歡「天主實義」和其他著作中所論的天人關係、倫理觀，很快地就出現了韓文譯本。他們把這些學問統稱為「天學」，以為是儒家的新派，學者無不加以研究。
韓國天主教正式成立是在一七八四年，但事實上，卻可溯源至一六一O年，即「天學」的傳入；將近兩百年的準備，福音的種子才發芽，天主實在比我們有耐心。
(2)韓國教會的誕生
第一位到北京接受洗禮的韓國教友是李承薰，但是韓國教會卻以「李檗」為開教聖祖。為什麼呢？
一七七九年，「南人」學者權日身在「天真庵」召集一些學者研究天學。李檗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冒著風雪趕去參加。他把這些思想和儒學、佛學及民間信仰作比較後，相信宇宙中存在著造物主天主，給人不死不滅的靈魂，人死後要受賞罰，升天堂或下地獄等。李檗認為這些是上帝的真道，應該信仰。其他學者亦都欣然同意。他們照「天主實義」等書的記載，每天祈禱、省察，分早晨、中午和黃昏三次；並作天主恭敬歌、十戒歌。又因為「天主實義」第八章說，教友每七天要停工一天，全心恭敬天主，可是他們又不知道是那個日子，就自行規定每月的七、十四、二十一和二十八日停工，收心祈禱和守齋。
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稱李檗是「開教聖祖」了。因為他實在是韓國教會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他把「天學」從思想向上推到信仰的層次，這是決定性的一步，因為我們的信仰不只是一種思想或倫理道德而已。這是聖神的工作，藉著李檗，韓國教會開始生根發芽。
到了一七八三年，這個小團體碰到了不少難題，他們不了解如何做禮拜，如何施行入教的洗禮。於是決定派人去北京見神父。正好李承薰的父親是那年的冬至使書狀官(即使節團的秘書長，地位很高)，很輕易地為李承薰安?個閒差。一到北京城，李承薰立刻照李檗的囑咐，去找南堂求見神父。真不巧，那時北京教會亦是多事之秋。
在北京城的神父原來都是耶穌會士，住在南堂的神父都受葡萄牙保教權的約束；北堂則是由法國國王捐獻建造的，神父大多是法國籍。但是耶穌會於一七七三年，被教宗明令取消，另派遣使會神父接管北堂；因為遺使會士未到達，所以仍由原來的神父負責。南堂則因失火尚在重建中。李承薰聽說還有個北堂，就趕去那兒，果然見到了顧拉茂神父(有些文獻記載，李承薰見了湯士選主教，並不正確；那年雖然已發表湯主教為北京牧者，但他本人是三年之後才到任)。
李承薰向神父表明意願後，顧神父就給他上速成的要理班並付洗，還送他許多禮物，如聖像、念珠和苦像等。初期的教友很重視聖名(後來在教難時期，聖名是教友聯絡的密碼)，像李承薰的聖名是伯多祿，並非隨便取的，而是去北京以前就決定了，因為他是韓國教會的基石。他回韓國後，給李檗付洗，聖名若翰洗者，是耶穌的前驅；權日身的聖名為聖方濟各沙勿略，他要成為東亞宗徒。不久，學者數十人也都領洗了。
(3)初期的發展
這個信仰團體以翻譯官金禹範的家做聖堂，定期聚會、祈禱(就是現在的漢城明洞主教座堂)。可是沒多久，他們就遭到控訴：信奉邪教，破壞傳統文明，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不少。可憐的金禹範被充軍異地而死，其他教友因為都是貴族得以身免，但聖書、十字架全部沒收；且下令禁止使臣自中國買書運回朝鮮，以杜絕天主教。
然而那些信友雖然未受刑罰，卻受盡了折磨，尤其是來自家人親友的壓力(因為犯重罰要連累九族)，不少人放棄信仰。連李承薰都被迫寫了一本「斥邪文」，公開宣布背教；李檗也因父親自殺而放棄信仰。但隨後，兩人都公開認錯，李檗此後即度隱修生活，以眼淚和祈禱做補贖，去世時才卅一歲。
一七八七年，禁教壓力稍為鬆施，權日身和李承薰又再聚集失散的羊群。他們認為沒有組織和領導人不行，就成立了「明道會」，由丁若鍾任會長。另外選權日身做主教，李承薰和崔昌顯等四位做神父，這樣就名正言順，所有的聖事一個也不缺。他們那裡曉得這是「偽聖統」？
兩年後，他們發覺書中所記載的「神權」並不簡單，於是立刻停止行聖事，湊足旅費，請一位進士出身的望教友尹有一，攜帶請示密函進京。新到任的湯主教聽了尹有一的報告，非常高興，為他付洗、堅振和送聖體，並給他一封「牧函」。內容是說：主教對朝鮮教友的熱心、主動感到欣慰，但是任命主教和神父是不行的；你們可以給人付洗，但不能做彌撒和聽告解。
丁若鍾會長向大眾宣讀了主教的信件後，教友們都很高興，於是又派他帶信晉見主教，請示敬孔祭祖的問題。由於教宗已在一七四二年明令禁止，湯主教只有很難過地說：「不可以！」，為此有很多人放棄了信仰。並不是政府施壓力，而是無法為社會所接受；有的教友因燒掉祖宗牌位，被戴上不孝的罪名，慘遭村民打死，沒有人敢伸出援手。
教友們眼看著沒有神父，沒有聖事是不行的，於是再三再四地請湯主教派遺神父。但是那時全中國都處在教難中，那裡有神父可派。一直到一七九五年，才有周文謨神父到朝鮮。這得感謝遣使會神父，他們到北京接管教務後，馬上開辦修院，培養本地神職。
周神父潛入韓國後，就住在教友崔仁吉的家中，由他供應生活所需。周神父亦努力學習朝鮮話，熱心傳教，很快地教友人數就到達了一萬。
三、教難時期的韓國教友
韓國教會自一七八四年成立以來，大大小小的教難從未間斷。在短短的兩百年教會歷史中，教難即佔了將近一百年，其中更有五十年完全沒有牧人，沒有神父，殉道者不計其數。去年列聖品的一O三位聖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為信仰而遭受迫害，家破人亡，流落異鄉的更不知幾何。然而，因著他們血汗的澆灌，今日韓國教會的種子已綻放美麗的花朵。
以下僅略?幾次大教難中，韓國教友如何維護他們的信仰生活 這種精神值得我們敬佩與學習。
(1)辛酉教難(一八O一年)
周文謨神父潛入韓國後，改姓李。因著他的傳教熱誠和教友的善表，短短幾年間，信仰團體擴展了好幾倍，從漢城向四周發展，中部幾個省分都有教團，對社會的影響力愈來愈大，衝突也愈來愈厲害，終於引起了全國性的教難，官府捉拿的對象首先指向周神父。
由於教友事先得到風聲，勸神父逃離崔仁吉家，由他裝扮為神父。因為崔仁吉是譯官，能用流利的中國話應對捕頭，最後?因臉上無鬚而被識破(當時神父皆蓄鬍鬚)，勇敢地犧牲了。
周神父逃離崔家後，藏在女教友姜完淑家的木柴倉庫。白天隱居住所，將天主教書籍譯為韓文，或親自寫作。晚上透過「明道會」聚集信友，施行聖事，管理韓國天主教教務。
姜完淑是貴族閏秀，原是佛教徒，後來改宗天主教，成為韓國第一位女信友。她個性豪爽善辯，積極參與傳教工作。她的丈夫洪芝榮因怕受連累，而告離異。姜完淑利用當時對貴族婦女不得施刑的法律，毫無懼怕地為信仰作見證，不僅在她家聚集未婚的女子聽道理，而且透過她的介紹，周神父也給王宮內多位貴婦施洗，使信仰得以傳入宮廷中，她們也都善待傭僕，使他們接受信仰。
在教難的壓力下，韓國天主教又跨越了關鍵性的一步。因為初期的信友都是屬於「中人」階級的士大夫(當時社會階級分四等：文武兩班、中人、常民和賤民)，且都是男性。但在教難中，逐漸打破了性別、階級的障礙，使天主教成為普遍性的宗教。
周神父眼看搜捕愈來愈緊，無辜喪命的教友漸增，決定逃回中國。但是到了鴨綠江邊，他意識到這是牧人為羊群捨命的時候了，毅然決心與韓國教友共生死，於是重返漢城並向官府自首。在一八O一年四月初，周神父與多位教友在漢江邊被斬首，為主殉道。這次教難被處刑致死者約有三百人。
(2)劫後餘生
教難發生後，沒有被拘捕的教友紛紛放棄房屋、財產四處逃命。由於需要土地耕種維生，他們大都逃往山區墾荒，或做陶器、瓦罐，這行業後來竟成了天主教教友的另一種標幟。因著他們的生活表樣，使當地人很快的就接納這些逃難者，借給他們種子和農具，幫助他們重建家園。就這樣，教友逃到什麼地方，那地方就有教會。
朝鮮教會雖然分散各山區，又與普世教會失去連絡，但韓國教友並不放棄希望，他們推?的領導人，不斷往來各教團，堅定大家的信仰。一八一一年，教友推派了丁夏祥上書教宗和北京主教，報告近況並請求派遣神父，使朝鮮教友不再成為無牧人的羊群。
輔大神學院圖書館珍藏了這兩封信的手抄本，是很寶貴的資料。讀這兩封信，使我們深深體會到當時韓國教友的精神。上教宗的信上說：
「聖教宗主巍巍大聖父：朝鮮教會是藉書籍開教的，但十年後才有神父到來，得以領受聖事；可是七年後發生教難，神父和許多教友殉道了。……請教皇宏慈不棄殘生……俯憫失散羊群……急遣司鐸洪揚聖血恩功……為光榮天主聖名及副爾之職任，亞孟。」
韓國教友赤誠之心躍然紙上。給北京主教的信中，首先報告嘉慶五年(一八OO年)以來的教務，尤其是教難的慘狀，並附有殉道列傅，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黃嗣永帛書事件」。黃嗣永原係士族，跟隨周文謨神父學習道理，當教難發生後，他和其他教友一樣，逃身僻鄉，並暗中連絡各地領導人，決定要將韓國信徒受迫害的情形，報告於北京教會，並建議重要傳教對策，請求教宗及歐洲教友國家協助。這封求救信約有一萬三千字，相當於二十張稿紙的內容，用工筆小楷寫在長六二公分、寬三八公分的白絹上，再將這帛書細縫在衣服內，計劃潛赴北京。可借在半路上被搜出，黃嗣永隨即被處斬刑。這份帛書原本，一直由官府保管，一八九四年漢城主教將它送存羅馬。
上北京主教的信件末了，教友沈痛地再次懇求主教派遣神父，救助他們。信中說 ：
「我們也聽說北京教會遭窘難，神父被囚禁……但是仍請主教衡量中韓兩地的情勢，設法救助。聖物聖書都被官廳搜去燒毀，神父所用的經像聖爵亦不見存。......以前印的聖書太大本，不易收藏。如果能改印小末，像世俗小說那樣就更方便，這點請主教留意....
「現今聖事無路，使我們感到不安，尤其在臨終時，不能領臨終聖體和傅油聖事。如果能給我們聖物和大赦，必能堅定信望愛三德。……教難以來，信友很難完全遵守誡命和四規，尤其是祭祀和齋素，必定會洩露教友的身分。不過第一誡的祭祀是天主定命，寧死不可違；而齋素聽說可以寬免，不知主教是否能給此特恩？」
「我們與聖教會阻閡已有十年，不知現任教宗名號為何？那一年就任的？中國和遠東各地教會發展情形，都請您詳細地告訴我們。我國國王患病甚重，群醫束手無策，人心惶惶。請主教代為轉求，保佑國王康泰。」
「上教宗的信，實在僭越，但情勢急迫，不得已。請主教幫我們翻譯，使區區心意能上達天主在世的代表。」
當這兩封信送達北京時，深受韓國教友愛戴的湯士選主教已去世多年。繼任的蘇主教因教難無法北上，暫留澳門。北京的遣使會神父接到信後，立即送到澳門給蘇主教。然而蘇主教將上教宗書譯成拉丁文呈送羅馬後，卻無下文。因為可憐的教宗比約七世，正被拿破侖囚禁在法國的「楓丹白露」。可以說，那時整個教會都在受苦中。
(3)朝鮮代牧區的成立
五年後，窮苦的韓國教友湊足了一千兩銀子做旅費，便推派丁夏祥上北京晉見主教；可是蘇主教仍在澳門待命，署理教務的神父也無能為力，只有鼓勵韓國教友不要絕望，有機會一定派傳教士東行。往後的幾年中，只要大家湊足旅費，便派人去北京請求神父，而且每次都有望教友同行，使他們在北京受洗、領聖體，以堅定信仰。
一八二五年，丁夏祥第五次上北京，接見他的是畢學源主教。畢主教原掌南京教區，因教難不能赴任，所以兼理北京教務，他對韓國教友的信德和恆心非常感動，遂答應派遣神父。韓國教友得到消息非常高興，忙著準備接應傳教士。第二年的春天，丁夏祥在邊界苦候，卻無神父的?跡，就很氣地上北京求見主教。原來奉派東行的沈神父受不了滿州的嚴冬，病死在半途。丁夏祥意識到，時辰還沒到，遂離開漢城，回鄉下老家耕種，默默地度過六年。
丁夏祥在退隱前，又再度上書教宗，皇天不負苦心人，這封信在一八二七年到了教宗良十二手中。教宗是如何地感動，立刻召見傳信部長，請負責遠東傳教區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派遣神父，但當時各地都缺乏人手，無法分身。不久，教宗去世，繼任的比約七世在位亦很短。原來的那位傳信部長被選為新教宗，取名額我略十七世，他怎能忘懷朝鮮教友呢？這時正好有一位在泰國傳教的蘇神父，志願前往韓國。教宗很高興，立刻宣佈成立「朝鮮代牧區」，任命蘇神父為首任代牧。這一年，一八三一年，為韓國教會是最值得紀念的日子。
由於中國人險孔與韓國人差不多，所以傳信部也向義大利那不肋斯的「中國聖家修道院」徵求志願者，結果劉方濟神父自告奮勇，並且立刻束裝返國，經過北京、滿州，在丁夏祥的掩護下，於一八三三年潛入朝鮮，展開傳教工作。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也陸續進入朝鮮。教友欣喜之情溢於言表，很快地就成為神父的好助手。
劉方濟神父在韓國傳教三年後，覺得需要培植本地司鐸，於是在第二任代牧范主教同意下，帶了三位十五歲的青年入澳門修院，除了一位因病去世外，另兩位就是金大建神父和崔良業神父，他們先後在上海晉鐸，並且潛回韓國，為教會完全奉獻犧牲自己。崔良業神父雖然不如殉道聖人金神父那麼有名，但是他在十二年的司鐸生活中，除了勞苦奔波講道理、行聖事外，也翻譯了不少要理書，並教育有志修道的青年；同時搜集韓國教會史料，撰寫殉道列傳呈送梵蒂岡，使後來的列品案得以順利進行，崔神父功不可沒。
(4)己亥教難(一八三九年)、丙寅教難(一八六六年)
成立代牧區後，韓國教會好似重獲生機，很快地擴展到中南部。但新的教難隨之而起，一八三九年范主教和兩位神父都殉道了，教友又成了無牧之羊。己亥教難中的七十九人於一九二五年列真福品。
巴黎外方傳教會並不知道朝鮮發生教難，又派了兩位神父東來，可是沒有教友接應，不得其門而入，只好留在滿州和內蒙古一帶，準備時機來到。一八四二年他們終於和教友取得連繫，可是邊界門禁森嚴，無法越雷池一步，雖然多次想由北方的琿春潛入，但都未成功。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在金大建神父和多位教友協助下，由海路登上朝鮮，再次展開傳教工作。神父和教友都小心翼翼地掩蔽身分，平安的局面維持了二十年，教友人數也激增到兩萬三千餘人，主教和神父共十二位。
一八六六年，「大院君」掌握國權，敵視天主教，於是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迫害，即「丙寅教難」，持續了七年，為真道犧牲的教友近萬人，兩位主教和七位神父也被斬首。其中廿四位於一九六八年列真福品，並與一八三九年己亥教難的七十九位真福，于去年由教宗在韓國慶祝開教兩百年大典中列入聖品，這些都是血的見證。
四、韓國教友與韓國天主教的復甦
丙寅教難中，教友犧牲殆半，其他信徒也都逃散各地，再度面臨家破人亡。韓國教會經此打擊，元氣大傷，雖然一八七六年朝鮮開放門戶，得到宗教自由，但是在列強爭逐下，政治、社會很不安定，教會面臨的是一種新的環境。突然而來的強光會使人感覺一片黑暗，同樣地，韓國教會在許可自由傳教的情形下，似乎也難予適應，復甦相當緩慢；教友的角色也有了轉變。
(1)參與社會福利工作(十九世紀末葉)
朝鮮門戶開放後(一八八O年代)，政府許可傳教，但是社會上排外思想很強；天主教被視為「洋教」，與列強勢力同出一轍，不受歡迎。被驅逐出境的法籍神父重返朝鮮後，雖盡力聚集教難後失散的教友，可是飽受威脅和驚嚇的劫後餘生並不多，他們也學會了保護自己。所以直到二十世紀初，教友的增長漸趨緩慢，可是教會生活卻有了新的面貌，那就是教友受到福音精神的催迫，參與社會福利工作，表現了基督徒的愛德。
當時韓國社會也是重男輕女，所以有很多棄嬰，加上政治不安，社會動盪，有不少孤兒和老人淪落街頭，乏人照顧。教友們雖然生活亦很清苦，但他們仍然盡力行善，收容孤兒，撫養棄嬰。最初是每個家庭安置幾個小孩或老人，但不久就出現經濟問題，只好請求主教負責，興建孤兒院和安老院，再交由教友照料。
慈善工作發展相當迅速，教友亦感到應接不暇。於是在主教邀請下，第一批沙爾德保祿會修女於一八八七年來到韓國。她們的信德和服務精神，贏得了極高的讚譽；不到半個月，就有四位女青年來敲門，要求度修會生活。她們中三位姓金，一位姓朴，都是殉道者的後裔；尤其那位朴修女家中竟有九位殉道者。
(2)傳教工作的變化
隨著新修會的來到，韓國也劃分成數個代牧區，外籍傳教士源源而至，加上本地聖召，神父的數目很快的倍增，傳教工作似乎全部落在神父身上，社會慈善工作由修女負責。教會的組織愈來愈嚴密，興建聖堂學校等都需要大筆金錢，不是教友所能負擔或過問。漸漸地，教會成了神職人員的團體，教友只是被動地服從，或做神父的助手，他們的角色很模糊。
一八八六年基督教亦傳入韓國，尤其是美國長老會，他們重視教育和醫療工作，加上財源富裕，所以很快地傳遍朝鮮半島。學校和醫院成了傳揚福音的中心，韓國獨立前的知識份子幾乎都受長老會、美以美會影響。尤其在一九一O年日本併吞朝鮮後，有志之士受美國民主思潮的影響和基督教的支持，極力推動復國計劃，使基督教很快地突破了「洋教」的障礙，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主流。
天主教方面則因受到長期教難，很珍惜能自由傳教的環境，不敢再與統治者發生衝突，而避開社會政治問題；加上日、法兩國關係友好，法籍主教亦受到日本政府禮遇，所以也不贊同獨立運動。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天主教教友只重視個人的「靈修」和聖堂中的儀式，與日常生活脫節。也許這是當時教會發展的最大阻礙。可是我們也不能抹殺傳教士的貢獻，因著他們的辛勤奔走，使全國各地都有機會聽到福音訊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韓國教友有十八萬三千多人。
日據時期佔了韓國教會歷史的四分之一長；但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韓國天主教」一書中，卻只有短短五頁(全書近千頁)；可以想像得到這為韓國教會是一段淨煉的痛苦時光。
五、今日韓國教友的角色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籍神父全被拘禁或遣送回國，教務改由日本神父接掌，這為民族性強烈的韓國教友也是個痛苦的經驗。二次大戰後，日本結束統治朝鮮；但是美蘇兩國軍隊分佔南北，韓國不僅未能獨立，且埋下日後分裂的種因。一九五O年韓戰終於爆發，老百姓再次嚐到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苦痛。在三年內戰期間，約有五十位韓籍神父慘遭共黨殺害，使初露曙光的韓國教會又遭重創。
一九五三年七月雙方達成停戰協定，南北韓正式分裂，從此北部的教友被關進了鐵幕，與外界失去了聯繫。南韓天主教則配合國家重建政策，參與社會服務工作，透過各地教會的支援，尤其是「美國天主教福利會」的協助，提供物質救濟，收容殘苦疾病者，充分發揮了愛德精神。同時，教會亦努力宣講福音，使飽受戰爭威脅、面臨困境的民眾，重獲生存的意義和信心；因此，韓國教會近三十年來成長非常迅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韓戰期間，神學院亦隨政府多次搬遷，在這種動盪不安的環境中，卻培育了五十三位新司鐸，他們大都從軍，擔任隨營司鐸(韓國軍隊完全仿效美軍制度)；他們的傑出表現，吸引許多軍人皈依基督。韓戰後，這批解甲歸鄉的神父，成了建設教會的莫大功臣；加上教友的通力合作，使孕育數百年、充滿生命潛力的福音種子，終於能在自由的南韓土地生根，成長和開花。
隨著教會的成長和需要，以及神學思想的轉變，韓國教友的角色亦有了新面貌。當然，影響最大的是六O年代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目前，這種成長和轉變仍在進行中，我們很難清楚而完整地描繪出韓國教友的角色。還好，近年來報紙和雜誌中，介紹韓國教會的文章不少，可以補充本文的不足。以下先分四點報告韓國教會的近況，最後針對教友角色作一反省，指出其所面臨的問題。
(1)增強教會意識
韓國天主教認為比行動更重要的是：教友的教會意識。如何幫助教友深刻體會到成為「天主子女」的意義？如何加強教會意識？如何培養教友的參與感？這些都是韓國教會在成長中所面臨的問題。他們發現，如果不能使現有的信徒形成一個共融的團體，則很難在現代社會中作見證、傳福音。所以，增強教友的教會意識是行動的第一步。
韓國教會首先從「韓國天主教歷史意識」著手，發動歷史學者和老教友家庭共同尋根，整理韓國教會的歷史和古籍文物，在各種報章雜誌撰文報導，並印行各種書冊，遍傳全國。當教友知道韓國天主教是怎樣傳入的，又有那麼多勇敢的殉道者時，都非常感動；一般人看了這些書，也不禁為之動容。由於韓國人重視歷史，韓國教會從初期就留下相當完整的資料，雖然在每次教難時都遭受破壞，但事件平靜後，立刻有人將散失的文件重新收集、補充。殉道者的後裔也努力保存先人的事蹟和遺物，這些都是信仰很好的見證。一九二五年和一九六八年，共有一O三位殉道者列真福品，為韓國教會是很大的鼓勵。直到現在，韓國教友仍熱衷於敬禮殉道者的聖觸，來往於聖人墓園的朝聖者更是絡繹不絕。一九八一年，導演蔡格利以殉道事蹟拍了一部電影，名叫「邀請者」，甚受歡迎，榮獲「大鐘獎」。此外，他們把教會歷史中的重要事件，畫在二十二張撲克牌大小的卡片上，背面附上說明，裝在透明塑膠套中，令人愛不釋手。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韓國教會為增進教友的意識，真是不遺餘力。
當教友瞭解了本國教會歷史後，莫不以身為教會一分子為榮。他們很自然地樂於參與教會生活，並渴望更認識自己的信仰，作一個名符其實的基督徒，於是在各個堂區形成了「聖經研讀小組」。
(2)推展讀經運動
聖經是全部救援真理和道德規範的泉源，讀經祈禱實在是革新信仰生活的首要工作。韓國教會除了整理、統一各種聖經譯文，大量印行外，並編寫各種聖經教材及聖經詮釋，以適應不同年齡、職業、和教育程度的讀經小組。這些工作主要由各教區的「牧靈中心主任」籌劃，或教區聯合舉辦。
在推展讀經運動中，特別要介紹的是「女性教友的角色」及「兒童聖經教育」。
韓國深受儒家精神影響，很重視家庭倫理，通常結婚後的婦女即辭職，專心照顧家庭。但戰後韓國教育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為數不少，是一股龐大的人力資源，她們在讀經運動中，充分發揮了潛力。由於她們有較多的閒暇時間，所以能擔任讀經小組的推行人。通常她們在每次讀經聚會之前，已接受過「集訓」，所以對聚會主題，進行方式都有了準備，自然能夠順利進行。在家庭的查經或晚禱中，家庭主婦也能把「集訓」的收獲，與丈夫、孩子分享。遇有較長的週末或假日，則辦數天的講習，針對一部福音或書信作介紹，或檢討讀經運動，收效良好。經過數年的努力，教友的信仰受到潛移默化，更有基礎。
推展讀經運動的另一功臣是「永助聖母修女會」，這是韓國第一個本地修會，於一九三五年創立，目前已有三百多位修女。她們兩位兩位地分散在各個本堂，協助傳教工作，與台中教區的耶穌聖心修女會很類似。一九七一年永助聖母會修女在經過長期分辨後，關閉了若干機構，而將人力和財力全數投入推展讀經運動。首先培養聖經研究人才，每年至少派兩位修女出國進修；邀請神學院教授辦講習會，修女分批參加。初學修女從第二年開始，也到各堂區實習。她們的會院則成為「聖經教育研究中心」，前面提到的讀經小組推行人就常在此受訓。一九八O年，也就是研究中心成立的第十年，受訓人員已超過二千七百位，讀經運動在全國如火如荼的展開。
永助聖母會修女除了提供人力、場地外，她們也沒有忘記「書籍」對韓國教會的重要性，定期出版「聖經研究月刊」，作為讀經小組的輔助教材，也使不能參加聚會的人有精神食糧。這本雜誌每期大約一百頁，首先是有關聖經與信仰的文章，然後介紹四個主日的讀經和詮釋，第三部分是由專家執筆的論述，或是有關以色列民族史的譯文，最後是「讀經分享」，常是教友投稿的短文或小詩。這份月刊已出版一O八期，影響很大。
韓國教會素來重視兒童宗教教育。不少本堂有兒童主日彌撒，彌撒後則是主日學，?行要理課或聖經課，通常是一小時，由教友或修女任教。經過多年來的努力，韓國已有一系列的聖經課本和視聽教材，如新舊約故事，供兒童著色的聖經圖片，精彩的幻燈片等，可以借回家看。
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兒童彌撒及聖歌集」是一項重要發展，為幫助兒童參與彌撒及主日學。包含了專為兒童編寫的三式感恩經，二百七十五首韓語聖歌；其中三十五首採自聖經，如創造、洪水、先知和英雄人物達昧，撒羅滿的事蹟，及耶穌的教訓，比喻等。十年內銷售了三十萬本。
「兒童聖經劇」是數年前，由一位漢城本堂神父實驗成功的。神父請主日學老師將每主日的聖經故事，以戲劇方式表演出來，使兒童彌撒更生動，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這位老師遂每週編一劇本，選四、五位兒童扮演聖經故事中的角色，然後指導他們排練。由於沒有充足的時間背台詞，所以用唸的；也沒有化妝，只在每人的額頭上束著頭巾，寫上聖經人物的名字，如耶穌、伯多祿，善心的撒馬利亞人和窮寡婦等。
表演以後，由老師提出適當的問題，以了解兒童是否明白聖經訊息。接著老師賦予每個孩子一項「使命」，通常是要求他們在一週內要做的善行。最後帶領兒童做與該主日聖經有關的唱遊。前後大約二十分鐘，本堂神父可視「聖經劇」為他的彌撒講道，或再加上簡短的勸勉。不用說，參與兒童主日彌撒，皆大歡喜。
主日學的老師大都是義務參加的教友，至少高中畢業，很多是大學生，他們受過五十小時的訓練，也常有進修研討。寒暑假時，八百多位大修院修士則分散全國，協助各教區的主日學。近年來更有不少家長擔任老師，參與兒童宗教教育，使親子關係在信仰中更甜蜜。
(3)發揮組織力量
去年五月六日，教宗親臨韓國漢城「五一六廣場」，舉行一O三位殉道者列聖品大典。參禮者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教友一百萬人，從進場到全部入座只用了三十分鐘；而為那麼多人送聖體卻也只花了二十分鐘。這不能不讓我們對韓國教友的組織、企劃能力，由衷的欽佩！
韓國教會重視現代化管理，並不是為應付兩百週年慶典才有的。他們平日就很重視基層——堂區的組織，也不乏教區性的活動，所以培養了不少人才。韓國的本堂一般說來教友比我國多，因而常再劃分為各區，每區平均有十五到二十個家庭，輪流在每家?行祈禱會或聖經課，出席者相當踴躍(約有八O%)。所有的分區領袖都受過一個月的訓練，通常是在各教區公署舉行，課程包含信仰、組織與領袖等各種主題，培養領導能力。這種分區制度實在可稱為一種「基層基督徒團體」，幫助教友實現每人的社會角色和先知使命。
此外，教友的善會組織，如聖母軍、青年會、夫婦懇談會(美滿家庭)等，除了陶成自己外，也都參與堂區或教區的使徒工作，彼此合作，因而都能事半功倍，充分發揮了團體的力量，這本身就是很好的見證。
(4)全民傳揚福音
韓國教友深刻體會到成為基督徒的喜樂；和本國教會的光榮傳統時，不怕公開表達信仰。有一位教友任職大公司的經理，在公司餐廳用午飯時，很自然地劃十字聖號祈禱。結果，公司中的教友聚集形成了一個團體，也吸引了許多人皈依真道。
在各行各業工作的教友，常主動地帶領鄰居或親戚朋友參加要理班。有影響力的教友記者，也很積極地鼓勵同事皈依，不怕報導教會新聞。因此，雖然教會沒有自己的報社或電視台，但好像每個報紙或電台都是天主教的。
近年來韓國教會意識到，傳揚福音時不能忽視促進社會正義，為人權和生命說話。因而有不少教友參與社會工作；如善牧會修女負責女工宿舍和未婚媽媽中心，瑪利亞修女會在漢城建立少男城與少女城，與教友們組成工人牧民小組，開辦多項服務。組織「公教農民會」，協助低收入的農民爭取權益。此外，韓國主教團的「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主席是一位教友律師，五分之三的委員是教友，雖然他們可能面臨被所屬公司、機關解聘的難題，仍然主動地參與正義與人權工作。韓國政府也很重視該委員會的批評和建議，如修正勞工法，規定最低工資等。由於教會關懷窮苦和無權勢的人，為他們伸張正義，誠如漢城金樞機主教所說的：「傳教責任就是參與信仰和愛的社區工作」，所以天主教會普遍受到韓國人的尊重，被視為「社會良心的指標，未來希望之所在」，接受福音的人愈來愈多。
(5)面臨的新問題
韓國教會從統計數字來看，的確是「飛躍式」的快速成長；但這並不表示他們毫無困難，新的環境也為他們帶來新的問題。例如，由於教會快速發展，使望教友學習要理的時間縮短，領洗後不能完全瞭解聖事的意義或福音的精神，只習慣於教會「溫暖」的氣氛。另一方面，由於教會推行社會正義、倡導人權，因而吸引了不少有政治幻想的青年，以教會為避風港；有些人看到天主教的聲望逐漸高漲，以為加入教會可以提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等等，這樣的動機，自然不容易有深刻的信仰。
「物質主義」是韓國教會的另一隱憂。近年來教會的有形建設和大型活動漸增，需要不少錢；韓國教友固然很大方的奉獻，教會並不匱乏。但是聖堂的建築費用愈來愈龐大，最近有座聖堂花了兩百萬美金。使籌措財源成了教友的重要工作，有錢的教友，或有能力募款者，似乎愈有影響力。此外，因著財源不同，也使城市與鄉下的本堂差距愈來愈大，失去福音精神。
一九八二年五月，韓國主教與修會會長共同聚會，檢討教會現況並策劃未來。在會後的聲明中說：韓國教會仍是「漁夫的天堂」(神職人員的世界)；教友雖然做了不少，但因太強調聖統制度、階級和組織結構，教友並未能參與決策，或充分表達意見；往往是神職人員決定後，再交給教友去執行。今後，整個奧體上的各肢體，更需要靠著元首基督「獲得滋養而互相連結，在天主內成長」(哥二19) 。在末來的韓國教會中，教友將更積極地扮演他們本有的角色。
結語
由韓國教會的成長歷程中，我們清楚體會到，各地教會的成長猶如耶穌基督自己，必須經歷降生、痛苦死亡，才有復活。韓國教會如此，我們也是，而且這個逾越過程將是不斷地。痛苦沈悶的時期，也正是天主考驗淨化我們的時候。希望這次演講，能激勵我們更依賴主基督，繼續傳楊天國的喜訊，為建設本地教會而努力。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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