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大公會議是全球主教的會議，是主教們在會議中發言，作證，並討論教會的信仰。有時他們也須處理爭論的問題，甚至判決一些錯誤或似是而非的論調和主張。雖然主教們自己普通也是神學家，但他們常要請一些專家為自己的左右手，尤其在這個問題越來越複雜的時代。有時主教因行政工作繁重，沒有時間作更深的神學反省，那就更需要倚重神學家了。
梵二大公會議的神學家名單是公開的，雖然他們每人作了什麼，有了什麼貢獻我們不大容易知道，卡爾•拉內也不例外。但這樣一位影響深厚的神學家，既然親身參與了梵二的多項工作，一定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尋，讓我們一窺大公會議與神學家之間的關係。這也可算我們對些幕後英雄所表示的一份敬意，並給現在從事神學工作者一點鼓勵。

一、梵二前的卡爾•拉內
直至一九五五年卡爾•拉內從未去過羅馬。他滿了五十歲以後才第一次被請到聖京的德國公學講神操，那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廿五日的事。該公學的大事錄中有下面這幾句話：「我們每人都意識到，這次神操會和以往的不同。拉內不準備來講神操，是我們自己要做神操：神操不就是基督信仰的操練嗎？」。神操後拉內留在那裡參與晉鐸及首祭，他在首祭中的證道，日後蒐集在他那本「使命與恩寵」的書裡。以後他每次來羅馬，就落腳於德國公學。
在此以前，拉內的神學工作已引起羅馬的注意。一九五O年教宗比約十二世欽定聖母瑪利亞靈肉升天的信理後，拉內曾嘗試著由基督信仰的人學及恩寵論的觀點予以詳盡的發揮。他又為一九五四的聖母年寫了一部著作，但修會方面沒有准許他發表，事情轉到羅馬，審查的結果反增加了出版的困難，傳來傳去，終究未能付印 1.。
此外教宗又在一九五四年年底給樞機及主教們作了一次講話，講話中對拉內的一本小書「許多彌撒與一個祭獻」中的思想加以指責和拒絕 —— 雖然不曾提他的名字。很多人以為這是最高權威對他的判決，但他自己並不以為然，因為他覺得教宗所要交代清楚的並不和他有什麼衝突。因此他又按照教宗的解釋把他書中的思想寫成一篇短文：「多少彌撒 —— 多少基督的祭獻」2.。這一切都顯示當時的羅馬並不欣賞共祭的想法，其實羅馬所認為的共祭並不是拉內所說所想的。
這時他的朋友和親信都認為，有必要在羅馬多建立一些個人關係和接觸，以澄清誤解，驅散阻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種作法每每是非採取不可的，因為德國納粹黨的統治及佔領他國土地時期，德文地區與其他語言各國在整個文化及科學的生活上被隔絕，神學也為其中之一。各方所有過的經驗是那樣的不同，以致造成很多誤會，而彼此的往來和交談只能很辛苦地慢慢重建起來。
以後的幾年，拉內所達到的是，雖然羅馬仍有不信任的表示，但從未對他採取斷然的行動。這時他出版了最初兩冊「神學研究」(一九五四)，而把影響擴展到全世界。不久以後，他又主編「爭論的問題」叢書 (由一九五八始)，直接討論尚未定案的問題或問題的某些幅度。這兩種出版品給他的神學工作帶了變化，因為使他超越了大學的領域。此外這類著作越來越注重現實的問題，諸如有關重整、革新的建議越來越多，越來越清楚。共祭的概念以外現在提到神學生的培育，牧靈 (如重建執事制)，及靈修 (如神觀與說先知話) 等。
因此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教宗若望廿三世指派拉內為聖事委員會的顧問，以籌備大會中的討論，就不使人奇怪了。不過在被派為顧問之前，應該有過一段相當長的分辨時間，也許這就是拉內於一九六O年三月十九日又住到德國公學的理由。當時想做的事是要為重建執事制寫一報告。拉內與日後要擔任信仰聖部部長的共同起草，贊成執事制的重建。一九六二年初這一主張在大公會議主委會受到嚴重的懷疑，但「神學委員會?把執事及其重建的主題接受到『論教會』的提案裡」3.。
關於執事問題的討論使得拉內作更多更深的神學反省，結果他成了贊成復興執事制的有力代言人之一。聖事委員會的工作又給他機會在一九六二年公佈一本文集，名為「在基督內的服務」(Diaconia in Christo；與Herbert Vorgrimler共同出版)。教會憲章第二九號的詮釋明言，這本文集確為大公會議將來有關教會內的執事任務所說的種種，打下了基礎。在傳教區內這種對執事職務的鼓勵得到強大的積極反應，而拉內的貢獻就在於他給那本文集所寫的一篇「復興執事制的神學」4.。
大公會議開幕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 前夕 (同年聖神降臨節)，拉內還受到聖職部 (Sanctum Officium) 的一次警告，要預先審查他的出版物。幸虧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一九六二年暑期沒有批准聖部的這一措施——其實這也是當時很多德國大學教授及一些主教們所正式抗議的。前不久維也納的樞機柯尼克已邀請拉內為他的個人神學家，現在若望廿三世又聘他為大會專家，於是卡爾•拉內已有多種名義踏入大公會議的會場了。

二、梵二中的卡爾•拉內
從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 (大公會議前兩天) 開始，拉內又住在羅馬德國公學裡度過大會的第一會期。在同一公學也住著別的大會教長及神學家 5.，這不僅有助於蒐集情報，交換意見和多方面的接觸，並且使同居一起的教長與神學家能密集地為大會分工合作。以後幾年的大會期間也是如此，他們形成了一個自然聯合的工作小組。
本文上段末所說的教宗指派拉內為大會專家一事發生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底，因此十月十一日大會開幕以後不久，拉內的神學工作以三種名義在會中展開：他是許多籌委會之一的成員，他是維也納樞機的私人神學家，最後他是教宗所指派的大會神學家。這樣一來，從前那些對他不利的外在困難都一掃而空。關於神學家參與大會工作的一般印象，身為名神學家的那琴革曾這樣生動地予以描寫：「在大會堂裡 (指伯鐸大殿)，除了正式的大會教長們 (指主教們) 以外，還有兩批默不作聲，但?非常活躍的人，就是接近二百位教宗所指派的專家，及所聘請的非天主教的各基督教派觀察員」6.。
進入研討大會工作本身，能有不同的方式：神學籌備小組所預寫的草案，草案的檢討和批判，多數意見的形成，各方信念的轉移等，都可加以追蹤和研討，這是一種方式。不過誰要從這條路上去追索神學家們的具體貢獻，那將是一條走不完的路，因為有關資料浩瀚如海，難於一一把握。倒不如選另一條更可行的路，就是從大公會議已接受的這些憲章和法令裡來探討，哪些地方能發現到拉內的影響。這些發現只是初步的，值得進一步去作更深的研究。
大會揭幕之初的第一個大問題是：這次大會的性質該是怎樣的？各種籌備委員會的圈子裡大致認為：主教們只須按照已寫好的草案投投票就行了；最多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可以略加討論，大體和整體來說，擺在眼前的那些方案會通過，而這次大會可以很快地、毫無困難地完成。不料大會開工的最初幾天就現出，主教們對他們驗證及討論的權利十分清楚，並願充分地利用。這方面，拉內針對大公會議的神學不斷地發表意見，在這大會的初期，相信他的思想和指點會發生過澄清和鼓舞的作用。
說到大會工作的內容，第一個討論的主題是禮儀的革新。由之而產生的禮儀憲章清楚地烙有拉內影響的痕跡，如共祭的神學基礎與推動，教會在感恩禮團體中的自我實現的思想。不過這些貢獻不是直接的，而是他的有關著作在繼續發生著作用。其他不少大會文件上也是如此：大公主義法令，主教的教職法令，修會生活法令，司鐸培育法令，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教友傳教法令，教會與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拉內對這些文件的影響不是直接或個人的，而是透過他的書和文章。
另一些文件則未受到拉內影響的波及：傳播工具法令，東方公教會法令，及天主教教育宣言不曾受到拉內的影響沒有什麼奇怪。有點使人愕然的是，一直爭論到大會末期的宗教自由宣言似乎也沒有受到拉內多大影響。
根據大會文件來看，拉內在大會期的真正工作集中在教會及天主啟示的兩道信理憲章，以及教會在今日世界的牧職憲章。前二者是本屆大公會議僅有的具有信理特質的決定。這兩道信理憲章能以現有的面貌出現，不能不歸功於第一次會議開始，即刻對預寫的草案展開了嚴厲的批判。在回顧這一事實時，那琴革對天主啟示的提案作了以下的觀察：「終於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八位樞機主教 7. 沒有事先商量，不約而同地，各人由自己的觀點，對提案作出聞所未聞的尖銳批評，這一批評同時出乎起章者及反對者雙方的意料之外」8.。因此在休會期間 (一九六二、十二月九日 ~ 一九六三、九月廿八日) 不得不為啟示憲章重新起章。
至於一九六三年發給各位教長的教會憲章新草案，主要是由比利時的一批神學家在徐能士樞機主教支持下再度起草的。徐樞機嘗試在兩種潮流間找出一條中道：既不隨羅馬或西班牙型式的士林派論著草案，也不隨德國或法國神學家的那種大膽的現代建議。新草案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第二期會議中予以辯論。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開始，拉內又住進羅馬的德國公學，為參與大公會議的第二期會議。很多方面的工作已成了例行公事，就像那琴革所報告的：在羅馬的主教和神學家們，這段時間，為各式各樣及不同來源的文稿所淹埋，簡直是一種紙張的雪崩。原來這是大家所採用的戰術，為了給一個思想，一個辯論題，一項建議爭取支持者，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寫在紙上分送給大家。到了某一階段，連粗淺地翻閱一下這股無止無休的紙潮也不可能。很多文稿成了廢紙——有時也真是，「活該！」大會教長及他們的智囊不得不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分辨技巧，好能在良禾與雜草之間，作出既快又穩的選擇。當然，主教及神學家們也用這方法把解釋、要求，及提案的修正傳給很多大會的成員。此外，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是許許多多的演講，交談，小組討論，沒有可能全部參加，連與會者對那些活動的認識也只是片面的。
拉內在這方面的具體貢獻在於他跟那琴革一起，對教會憲章的第三章，即有關教會職務的結構問題，採取了斷然的立場。關於這一問題的辯論造成了這次 (第二期) 會議的戲劇性和高峰。此外，也突出其他的問題：維也納的柯尼克樞機代表著佷多人的意見，要把有關瑪利亞的文字銜接到教會憲章裡，好讓瑪利亞論歸入對教會思考的整體中。同一樞機也建議，要討論「教會共融」，就是有關教會團體的問題。
一年後 (即由一九六三年七月始)，在總報告 (Relatio generalis) 中，提到教會憲章第三章時，列出了一系列神學工作者的姓名，拉內也在其中。他對此名單曾寫說：「這些屬於工作委員會的人名，至少示範式地讓人對幕後的工作來個驚鴻一瞥。至於神學委員會的主教成員，因已在大會的官方歷史出現，這裡便不必點名」9.。
現在我們都知道，所說的第三章是討論「教會的聖統組織——特論主教職」。在召開大會前的討論中，拉內已和那琴革共同出版了一本名為「主教職與首席地位」的書 (一九六一年二月「爭論的問題」叢書)。這本書對主教們的集體性質 (the Collegiality) 及主教職與首席地位的關係，一直影響著以後的討論，及對教會憲章的詮釋。拉內較早的一本書「教會與聖事」當然也影響到教會憲章的形成。
為了解神學家在大公會議的影響，略提會場中的一些人事實況也會有所助益。根據兩位法國記者的報導，一九六三年十月廿二日，哦大維阿尼樞機因為一篇有關執事問題的文章流傳甚廣，給專家們嚴厲地訓了一頓，其中就有拉內在場。一週後又傳出風聲，負責修會的樞機主教在十二位大會專家前警告一番，拉內的名字也被提出；不過以後又說沒有這回事。這些傳聞都是一些指標，告訴我們，連聞名世界的大神學家，在大會中的合作是多麼微妙難測。為拉內本人來說，一直要到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日他被教宗親自接見後，才有轉機。由Freiburg的總主教及Herder出版社的代表陪伴著，拉內向教宗呈上「神學與教會」大辭典的新版及其他著作。教宗對拉內的神學成就表重視，並以明言認可贊賞。這不啻向濃雲密佈的大會會場射下了一道陽光。
上文說過，天主啟示的第一草案被推翻，休會期間須另外起草。在這第二期會議裡，由拉內等人寫成的新草案得到比利時、德、法、荷、奧各國主教團主席的支持和散佈。新草案極力反對啟示有彼此獨立的二源流 (聖經與傳統)，及傳統有比聖經更多內涵的學說。對方也不甘示弱，堅持己見，彼此的立場越來越僵，致使大會是否要出一分有關啟示的文件，一時也成了未知數。幸好第二期會議快結束時，教宗把這個案件列入第三期會議應討論的問題之中。進一步的籌備工作交給了一九六四年年初建立的一個次委員會，拉內為委員之一。工作的結果對聖經是否含有質一方面的完整啟示這一問題未能達成一致的解答。拉內寫了一篇特殊報告，肯定有。Heribert Schauf也寫了一篇，肯定沒有。
但拉內的報告代表多數人意見，而另一篇相反的報告則代表少數。加之向大會作總報告的翡冷翠總主教Florit深得人心，他以從前擔任過拉得郎大學新約教授的資格，看出不積極肯定聖經與傳統在質的完整性上的關係，並無礙於天主教的道理。他終能使少數意見的代表高興接受啟示無二源流的看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大會的第八次公開集會中，教長們終於以投票來決定：二三五O票中二三四四票贊成，六票反對，這樣完成了大會歷史中有決定性的一項任務。教宗當日予以隆重的宣佈，給四年來緊張刺激的辛勞加了冕 10.。
最後談談教會在今日世界的牧職憲章。這也是梵二大公會議中辯論最為激烈的文件之一，基本理由是未知數太多太廣。首先應該弄清楚的是，出這樣一個聲明，到底有什麼目標？德國法蘭克福耶穌會神學院的三位教授 11. 對這文件提倡最力，拉內不夕也加入他們的行列。後者透過徐能士樞機得見文件草案 12.，因為一九六三年九月徐樞機請拉內參加一個國際研究小組，要把該草案的信理部份畫出一個輪廓，拉內就神學人學的奠基工作提供了他的協助。
一年以後，為本草案特別設立的次委員會開會，拉內在被請之列。他在日後要成為樞機的Garrone之下，參與研討「人的使命」的小組工作。完成了的草案就整體來說，並不曾即刻得到大會的同意，而有些部分特別遇到德國主教團的強烈批評，其中某些論點清楚地是拉內的觀點，因此他必須進一步澄清某些說法的確切意義和價值。
此外還有許多受人質疑的地方：缺乏歷史的層面，關於原罪的道理相當薄弱，沒有十字架的神學，也沒有關於末世的神學。起草人的基本傾向帶有自然主義，樂觀主義，及簡化問題的特徵。總之一句，這草案沒有顧到罪惡的深度，而一味尾隨?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意識型態。
因為這種種批判，草案初稿必須經過許多研討及大事修改，才得再度提出。重要的是，在這進一步的研究中，不僅許多方向各異的神學潮流，而且連大會教長們的不同組合，也都能漸趨一致。大公會議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成了主教和神學家們的一座學校。大家學習如何彼此合作，哪裡需要注意或給人留後路，怎樣對付突出的各種困難……一切都為了不讓一個更大的好處陷入困境。表決的程序雖以多數為原則，但事實上是要達到倫理性的一致，大家一同為教會的信仰和生活作證，因此只有數目上的大多數是不能使大會滿意的。這樣看來，無論是大會本身，或是參加工作的專家群，都不能以今日流行的議會制度來衡量。雖然乍看像是一個議會，所用的溝通方法也並沒有什麼不同，但事實上是大家一起尋找真理本身。
這種高尚遠大的要求自然會帶來許許多多的問題，梵二大公會議至少對這些問題開始有所覺醒，要想給予相稱的解答，當然還得假以時日。其間主教與神學家的合作，不但的確發生過，並且似乎是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神學家的介入曾引起兩種反應或後果。「主教們多次頗有道理地須防禦神學家們的『思想轟炸』，因為後者多少受到某一誘惑的驅使：要把自己心愛的一些思想帶入大會的憲章中」13.。另一方面，神學家們的這一誘惑也產生了好的效果：在大會的不同會期中，神學氣候一直在變，往好處變，往開明的方向變。「一九六二年的那些提案本來只想把禁誡的神學翻新一下就好了……歐洲的主教們及站在他們背後的神學家們，在大會一開始時，就強烈地反對這一企圖，因為他們確切看出，用這種自?的方式，徒使信仰走向自我毀滅之路。烙有現代科學方法之印的今日思想，要求人自由地確定自己的信仰，把這種可能取消，等於抽去他所呼吸的空氣，信仰也必隨?窒息而亡」14.。
梵二閉幕快二十年了，這種在今日思潮中自由確定自己信仰的可能，確實引來不少的瀾用，而在效果上，也沒有像當初所期徒的那樣豐碩。但是另一方面，把這些年的經驗與梵二前的情況作一簡單的比較，也不難看出，並得承認，在信仰復甦及活躍上的確有了一個突破。這就是拉內在大會期中所說過的「教會的自我覺醒」：關於天主啟示的基礎，關於教會今日的角色，關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這三方面，拉內的辛勞給大會提出了可觀的貢獻。

三、梵二後的卡爾•拉內
本文原來可以在上段收尾時結束。但是梵二後的這些年來，拉內的神學努力仍然非常活躍。到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他過八十大壽時，學生和朋友乘祝壽的機會編出了拉內的出版物清單，竟高達四千單位。過完大壽後不到一個月，他終於在三月三十日與世長辭了，如是紀念他的廣播和文章繼續出現，要為他的精神遺產作一個蓋棺論定的評估。下面簡略地加以介紹，特別是與梵二精神有關聯的層面 15.。

1. 走向神學之路：拉內本想做靈修輔導，神操講師，或傳教士。但耶穌會的上司要他去教授哲學史，因此命他先去得一哲學學位。兩年在海德格的門下他學會了思想方法，但在哲學內容方面他受另外兩位耶穌會神父的影響更多16.。不久茵橋 (Innsbruck) 神學院的一位教授去世，拉內又受命考取神學學位，並於一九三七年開始在茵橋教神學。
2. 神學特徵：拉內的恩寵論最有代表性。他認為恩寵是非受造物，而是自我啟示的天主本身，因此有交談的結構，有其有效的基礎——天主的自我給予，及普救論的表達：這些論點就是拉內神學的主要內容。拉內的另外兩個特徵是：一方面他十分忠於傳統——他對教父的長期鑽研及熟識，及他直至一九五六年給茵橋神學雜誌所寫的又多又長的書評是明證；另一方面他也像Congar或de Lubac一樣，認為教會的神學並不是那麼狹窄和固定，像新士林派所說的那樣；不但不是那樣，且也不該那樣，因此神學的多元化是應該的。拉內與前述學者所不同的是，他還要向前推進一步：不斷尋找一個使多元合一的基本思想，用今日的語言說出，把人引入一個神學主題：天主——這個不可思議的奧秘。
3. 神秘與牧靈：大家都承認 (包括拉內自己在內)，拉內的神學泉源和中心，是依納爵神操中的對天主的體驗。除他自己對天主的體驗以外，別人有過的天主經驗為拉內的神學也十分重要。拉內自己曾提過的就有：教父們的神秘學，大德蘭及十字若望的著作，文德的神秘學。他也指明耶穌會的一些靈修家對他所發生的影響 17.。因此晚近有人特別將拉內對神秘神學的貢獻，及拉內思想的引人入秘的方向以專文指出 18.。
   從牧靈的角度來看，拉內的表達方式固然富哲學意味，常要在每天生活的經驗中去找最深的理由——不可思議的天主，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解放人，使人寬心的許諾：在這奧秘中最不可思議的還是愛。拉內的一個基本主題是，愛天主與愛人常常連成一體，不可分割。換句話說，對天主的愛非有對人實際的愛予以表達不能算數。這種由歐洲小康社會提出的神學觀點為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是一個重要的刺激。
   至於拉內的一些重要說法已在神學界及宗教課裡廣為接受 (特別是德語系的)，諸如非受造的恩寵就是天主的自我授與，由天主的普救意願而對未領洗的嬰孩有一較樂觀的看法及其他後果，自然與恩寵兩層結構思想方式的克服，將聖事懂成教會在基督徒存在的某些重要際遇上所有實現等。很多人將這些主題和說法用得那樣自然，以致再想不起它們與拉內的關聯了。
4. 拉內的著作除了他去世前已達到十六巨冊的「神學研究」外，還有許多靈修、講道、牧靈的作品。他主編的大部頭辭典或叢書有四、五種之多 19.。影響所及，不僅在天主教以內，而是連基督教，猶太教，甚至馬克斯主義者及自然科學家也都願與之交談。在這些接觸中，拉內有一種很細膩的直覺，從一開始就避免假的「二者可選其一」的假設。
5. 拉內自己談梵二 20.：「有人說我是對梵二最有影響的神學家之一，這是誇張，也沒有多少事實的根據。大會的工作一直是集體的，所出的文件像是許多人共同織成的一匹布，無論怎樣想找，也找不出我的特殊貢獻在哪裡。也許大會一開始時，有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刻，就是當德、法、荷的主教們扭轉了大會籌備者的原先計劃，而使各委員會選舉成員的方式改弦更張。在這個時期大會的重要人物向哪些神學家問主意，是攸關匪淺的。
   那琴革為Frings樞機很重要，別的一些神學家為其他主教很重要。結果是大會的第一次改弦易轍確實也有神學家們的分 —— 雖然無法證明到底每人做了什麼。事實上，大會教長及各委員會主席，像Alfrink, Suenens, Lienart, Dopfner, Frings都有神學家當顧問。我也多少在場」。

總結：拉內對教會的忠誠及別人對他的評斷
拉內曾說過：「一個耶穌會士能以伯鐸職位為教會不可或缺的事實，而同時又能對羅馬採批判態度，並敢說出他的批判」。因此拉內為他的教會有了突出的服務，並為教會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有一個掛慮越來越沉重地壓在他的心頭：教會能由梵二的衝勁裡漸漸退?，而再度踏起老的步伐、甚至跌入從前的小圈子裡。他不得不振臂高呼，反對任何教會停止懺悔的暗示，用字遣詞轉為強硬，有些作品簡直成了哀歌，像「生命的禱詞」或「神學家的自由」等 21.。是一顆受傷的，但仍在深深愛?教會的心所發出的吶喊。
至於別人對拉內的評斷，除了德語系的國家以外，他在美國受到最熱烈的歡迎和相當多的批判 22.。比方Scanlon說拉內的神學革新了對天主教的了解，且是轉向世界的；又說拉內把康得、黑格爾及馬克斯的思想成功地撮合在一起，而帶來了一個物質的大翻身。有人把卡爾巴特對史來馬赫所說的話用在拉內身上：「他不是創立了一個學派，而是創立了一個時代」，連反對他的人也受到他的影響，因為自從他們讀了拉內的作品後，他們的視野、問題、及講理的格調會不知不覺有所改變。
放下漢思•昆及施肋貝克斯不說，拉內在巴爾大撒爾身上確實遇到了一位勁敵。附和後者的人認為：巴爾大撒爾更能維護啟示的歷史性意義，基督信仰的獨特處，天主教傳統及訓導權的威信等。反之，拉內太偏於藉「先天的」形上推理引出不能令人折服的結論，或者他把聖經及傳統的與件吞下，為使它們進入自己的系統 —— 一個更合乎理想主義哲學的系統。
最後縮小到美國來說，在六十年代 (大公會議前後)，很多美國神學院採用拉內的「超越」方法，因為天主教裡僵化了的士林派受人擯棄，其他又沒有別的選擇。這超越的方法將繼續發生影響嗎？誰也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拉內的一批弟子若能證明，這一方法能將個人經驗，及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種種新知「整合」起來，那必大有可為。無論將來怎樣，有一件事已是不爭的事實，就是卡爾•拉內在北美天主教神學所發生過的影響，遠超過其他任何同代的神學家。過去這二十五年裡，他在很多方面所擁有的權威，不亞於從前聖多瑪斯所擁有的。

參考資料：

Karl H. Neufeld SJ: “Theologen und Konzil. Karl Rahners Beitrag zum Zweiten Vatikanischen Konzil” Stimmen der Zeit, 202 Band (1984) 156-166.
Herbert Vorgrimler: “Was hat er gegeben-was haben wir genommen? Der Christ Karl Rahner” Orientierung 48 (1984) 31-35.
Karl Lehmann: Katholische Welt in memoriam Karl Rahner. Bayerischer Bundfunk, Sonntag, 1. April 1984.

註：

1. Cf. “Le principe fondamental de la theologie mariale” RSR 42 (19540 481-522.
   
2. Cf. ZkTh 77 (1955) 94-101.
   
3. Cf. LThK, II. Vat. Konzil, Bd. 1,256.
   
4. Cf. Diaconia in Christo (Freiburg 1962) 285-324.
   
5. 他們是Erzbischof von Munchen und Freising, Kardinal Julius Dopfner; Erzbischof von Bamberg, Josef Schneider; Bischof Leo Lommel von Luxemburg und sein Generalvikar Jean Hengen; Weihbischof Joseph? Zimmermann von Ausburg; Otto Semmelroth und einige weitere Theologen.
   
6. Cf. Die erste Sitzungsperiode (Koln 1963) 36f.
   
7. 出來說話的有Lienart, Frings, Leger, Konig, Alfrink, Suenens, Ritter u. Bea.
   
8. Cf. Die erste Sitzungsperiode (Koln 1963) 42f.
   
9. Cf. LThK, II. Vat. Konzil, Bd. 1, 211.
   
10. Cf. LThK, II. Vat. Konzil, Bd. II, 502-503.
    
11. Hans Hirschmann是主要起草人；另有Otto Semmelroth, Alois Grillmeier.
    
12. 即所謂的Schema XIII.
    
13. Cf. Das Konzil auf dem Weg (Koln 1964) 59.
    
14. Cf. Ergebnisse und Probleme (Koln 1965) 37.
    
15. Cf. Orientierung 48 (1984) 31-35.
    
16. 就是Joseph Marechal及Pierre Rousselot.
    
17. 他們是Erich Pryzwara, Peter Lippert und Dunin Borkowski.
    
18. Cf. H.D. Egan, “Der Fromme von morgen wird ein Mystiker sein”. Mystik und die Theologie Karl Rahners, in : Wagnis Theologie, hrsg. V. H. Vorgrimler. Freiburg 1979 99-112.
    
19. 拉內編的大部書書有Lexikon fur Theologie und Kirche; Quaestiones Disputatae; Sacramentum Mundi; 八十年代更有共三十冊的 Christlicher Glaube in moderner Gesellschaft.
    
20. Cf. MKKZ, Karl Rahner 80 Jahre, 4.3. 1984, Seite 13 : “Ich war nicht wunder was fleissig”.
    
21. Cf. Karl Lehmann, “Katholische Welt in memoriam Karl Rahner”. Bayerischer Rundfunk 1. April 1984
22. Cf. Avery Dulles, “Karl Rahners Einflus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Orientierung 48 (1984) 242-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