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遊戲文章的心情和谷神父打這場筆戰，是想藉機澄清一下自己年來對他某些論調的一些疑慮，但在理性爭辯之餘，卻更深體會到這一位獻身中國的傳教士的苦心積慮，其愛中國的熱忱，令每個中國人汗顏。
捧讀谷神父的「譯後感之後感」，發覺原文之名已經改動，作者將初定之名「教會模型的再反省」改為「臺灣地方教會使命的再反省」；至於原文內容有無更動，就不得而知了。今只能根據這兩個題目以及記憶中的七種教會模型繼續發揮。
據我所知，原文的重點在於討論臺灣教會的模型及其使命之上，而「譯後感」所提出的疑問是：「批判性的先知模型」是否可能成為臺灣地方教會的典型？當初並無意探討「先知性」的普遍概念，更無意否認中國教會宣讀先知語言的責任，只是想針對在臺灣的具體時空以及民族心態之下，臺灣教會應採取什麼姿態出現的問題。因此，我不再重複「譯後感」中已述明的觀點，只針對「譯後感之後感」作一些必要的澄清。

「教會具先有先知使命」與「先知模型的教會論」的意義有所不同：
拙文已明文肯定「教會只要一日保有天主的啟示救恩，它就負有先知的使命，只是這先知的形象因時因地而有相當不同的面貌。」竊以為臺灣教會的先知形象，不應如作者所描寫的偏重批判對立式的，而應是生活見證型的。一方面是因中國的民族心態講求「和合」而非「衝突」，待人處世喜用「善與人同」、「潛移默化」的陰柔原則；另一方面則由於臺灣教會的內憂及隱痛，以一個具體人間組織而言，是否能撐得起義正詞嚴、侃侃而談的先知氣勢，但這並不否認基督信徒應在自己的崗位上發揮先知的使命，這與教會整體常有意識地與國家相對峙，處處以先知批判的角色自許是兩回事。

基督與教會的宗教使命
谷神父較難以苟同的是拙文所言：「竊以為臺灣之大患不在於外交、政治或教育等有形的制度上，而是中國百年戰亂之後民心的疲憊以及島國偏安中人心的墮落。」我同意臺灣的問題不只是倫理道德或宗教的問題而已，然而教會若把握住「中國」、「基督徒」的身分，則它所關懷的焦點自然與政經學家或科學家有所不同，這不正是耶穌面對當時的異族統治及民族熱潮的態度：「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祂明白自己的受遣是為「天國的來臨」，故祂將「以色列民的心靈再造」視為首務，而無暇顧及當時的政治制度或領導階層的意識或策略的問題。其間的本末先後在福音中至為明顯，無須多言。耶穌在民心惶惶尋求復興以色列之時，所看到的祖國的病癥都是在於內心的僵化及腐化。今日教會承續的宗教使命，也應透視政治、經濟、社會等現象，而直指人心的痼疾，豈不是與基督精神不謀而合？
何況今日政治、經濟問題的複雜，絕非一些憂國之士演繹一些倫理原則即能解決的。高希均教授曾舉例：「近年來美國經濟實力衰退，誰能想到經濟諾貝爾獎成立十三年以來，其中十位都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呢？面對經濟疑症，這些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也都無可奈何。」(經濟人與社會人，p. 222)更何況是風雲詭譎的政治。金耀基教授也說：「(臺灣)從農業轉向工業的結構變形的過程，在歐洲常需一、二個世紀的時間來調適，但在臺灣卻濃縮在幾乎只有一個年代之中，因此或多或少產生了社會解組，倫理失序、價值混亂，以及人口壓力、都市擠迫，環境?染等現象。這些現象都會帶給人們惶惑、不安、失落，也確值得認真的反省與批判……不過，看到臺灣今天現代化的情形，我毋寧是比較樂觀了……我們對臺灣經濟現代化不能只看其黑暗面，不能只挖掘其病象，而應該也看其光明面，也彰顯其健實之象……從全球的社會發展看，從中國歷史的發展看，臺灣的現代化的大方向是走對了路。」(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p. 9~11)
我所以不計冗煩地引此原文，只是耽心「教會」一文的作者因愛之深而責之切，處處願以批判方式愛國時，有時也會失之偏頗。谷神父肯定經濟的成功，卻暗示政府策略或意識型態的基本偏差，筆者一向疏於政治，無以置評，僅能隨手援引近來所讀高希均及金耀基的看法，聊備一格。教會人士若要批判當前政、經、社、教策略時，應極其明智，我們未必比那些專才們擁有更多的現世及歷史的智慧。清劉鶚在老殘遊記?對世事有一段很尖銳的評論，值得我們反省：「天下大事壞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壞於不通世故的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以上論辯對教會本地化問題的啟示
谷神父最後推論到東西方思想方式的差異上去，我頗同意東西方的思想方式有相當的差異，但在本地化的前提之下，我對此差異的處理態度與谷神父可能有些不同。
他以二分法的方式把東西方的思想特質截然劃分，認為東方是圓周性的、一體性的、理性的、直觀的以及人文化的；而西方是發展式的，辯證式的，分析綜合式以及啟示先知式的，且把基督宗教加入西方的陣容。這種二分法讓我恍然大悟問題的癥結所在。如果我們如此輕易地把歐化的基督教文化與原始福音思想相等，難怪基督宗教難以在東方生根了。僅憑我粗陋的一些神常識，就知道西方直線發展式的時間觀念，並不足以代表猶太人以「事件」為中心，涵攝過去與未來的時間觀念，其餘數點均仍有商榷的餘地，不暇枚舉。如果傳教士至今仍把基督信仰的本質與上述西方的思想方式混為一談，中國教會本地化就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放棄自己的民族遺產，完全接納救恩性的思想方式。如果上述的二分法與救恩本質並無太大的關係，那麼在邁向教會本地化之時，面對東西方思想和差異，並無庸在對峙的二種方式下作一取捨或價值判斷，而應注意二者如何相互涵攝的問題。例如：人文及神權在西方常是對峙的概念，人與神的勢力相互消長；但在孔子思想裡，問題不在人神的消長，而是相互的涵攝。致力於教會本位化的工作者，不是以扭轉乾坤的方式把人文精神硬生要轉化為神權社會，而應先把握住中國的人文思想如何以它特有的方式涵攝「天」、「上帝」或「神」的觀念，在關鍵上用福音的啟示光大之、淨化之。
再者，我們面對中國的「一體性」(錢穆先生喜用「和合性」)和西方的「辨證性」時，我們不必過份強調其中的不同，更無需將它們置於天平的兩端作一比較、增減、綜合或取捨；我們該矚目的應是中國人以一體涵攝多元的獨特傾向及方式(故「和合」一詞較能表達此動態的傾向)，今天我們努力的目標是教會中國化，而不是研究比較宗教學。我們不該以哲學家的態度把東西方的特質作一客觀的並列及批判，要求中國社會自覺或自抉；我們的使命是進入中國文化的核心，找出微妙的關鍵所在——涵攝方式，在那一點上與福音的原始精義相遇。
目前臺灣教會不乏關切本地化工作之人士，但常不自覺地以西方心態從事本地化的工作，本身思想尚停留在兩種價值體系的緊張對峙之下，未能把握住中國的傳統精神，作為反省及行動的主幹。如果谷神父真能體認中國人治及德治的精神，他大概不難明白我們所?調的：一切意識形態或是制度都是人的產物，是人在制法、守法、玩法，因此，為中國痛下針砭，擒賊應擒王，若只拿一個無生命又不能自我負責的「意識型態」開刀，不知何日才能看到這群「意識型態」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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