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與儒學」，應從兩方面來談：
第一、儒學對利瑪竇神父的影響。
第二、利瑪竇神父對儒學的貢獻。
但不論從那一方面談「利瑪竇與儒學」的問題，我們須先了解一下儒學大概的含義。
儒家包括的範圍很廣，不單經學和理學是儒學，而且我國的文史和政論也脫不開儒學。因為自西漢以來，儒家思想便成為我國人文思想的主流。這不僅是漢武帝採用董仲舒對策「尊崇儒家，罷黜百家」的結果，而且也是儒家思想平實的效用所致。儒家講天道、人道，都很平實近情，沒有老莊和墨家的陡險性。因此，老莊和墨家雖然在講天道的時候，有比儒家突出的地方，但終究因其思想偏倚，不易為大眾所接受。
大致說來，儒學重點可歸納如下：
一、敬畏天命。
二、孝悌忠信。
三、仁義忠恕。
四、仁政王道。
明瞭儒學的思想概況後，我們再談利瑪竇神父與儒學的關係。

第一、儒學對利瑪竇神父的影響
利瑪竇神父受儒學的影響不是偶然的事。首先是他研讀四書五經，熟悉了儒家思想的精華，認為儒家的敬畏天命，孝悌忠信等思想，近乎基督的福音道理，值得傳播福音的人採納。
不過，利瑪竇神父為什麼想起研讀四書五經呢？
有人說是受了瞿太素的影響。瞿太素是位儒者，是利瑪竇神父定居廣東肇慶時的中國朋友；二人友誼深篤，瞿氏向利神父學西洋曆算，利神父則向瞿氏學習中國經書。而且利瑪竇、羅明堅等初入中國時，是以僧人自稱，身穿袈裟，因交結儒者瞿太素，才聽其勸導，改著儒衣儒冠，因為當時的僧人不為知識份子及上層社會所重視。
瞿太素影響利瑪竇神父的地方的確不少，蓋因瞿氏的緣故，利瑪竇神父也打入了讀書人的圈內，能與儒者往來。
只是瞿太素之影響，是在利瑪竇神父進入中國之後，早在澳門時，利瑪竇已與羅明堅開始了研讀中國經書的工作。先有聖方濟，沙勿略的啟發，後有范禮安神父的督導，使利瑪竇和羅明堅已深知，欲在中國傳基督福音，必須熟悉中國文化和思想。
聖方濟，沙勿略給歐洲耶穌會士報告遠東傳教的情形中，有一般論及中國說：
「中國是一個疆域廣大，國勢強盛的國家。中國境內沒有戰爭。據曾經到過中國的葡人記載：中國是正義之邦，一切講公義公道，甚至超過信仰基督的國家。迄今我在今日本並其他地方所見到的中國人，在智慧方面得天獨厚，遠遠超過日本之之上。」（張奉箴神父著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二，上編，第五四三頁）
聖人給聖依納爵寫信說：
「中國和日本所用的文字相同，日本人認識中國字的，能夠閱讀中國經書，但是不能用中國話交談。日本大學中教授中國經書。那些懂中國經書的僧侶，被視為有學問的人。」（同前，第五四四頁）
聖方濟，沙勿略一再給耶穌會方面報告中國優越的情形，目的在使會中注意中國傳教的事，中國如果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日本自然也會跟進；因為當時日本尊中國為上國，「日本的各宗教派別皆來自中國。」
聖方濟•沙勿略逝世不久，范禮安神父由葡國東來，駐留在澳門。他聽了許多有關中國的報告，認為傳教士欲進入中國內地傳福音，先該學好中國語言、文字、以及禮俗。「那些懂得中國經書的僧侶，被視為有學問的人」，很受人尊敬。於是他給會士寫信，要求派一些傑出的青年傳教士，來澳門學習中國事理。羅明堅首先到達，其後是利瑪竇，范禮安神父離澳門時，給怹們留下親筆信，囑咐他們務必學好中國語言和文字，不但能說中國話，能讀中國書，而且還要能寫中國字。（同前，第六O三頁）
這才是利瑪竇研習四書五經的起因，學習中國書法的來由。即使不在肇慶結交瞿太素，他也要研讀中國經書的。
利瑪竇神父研讀四書五經，又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其思想自然受到儒家的影響。所以他以「天」、「上帝」，和天主通用。「天主實義」是他在儒家影響下的傑作。天主實義引，一開頭就是儒家的口吻，他說：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為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群雄分爭，真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
利瑪竇神父的這些話，全出自儒家「修齊治平」、「惟精惟一」的思想。接著他又話：
「竇也從幼出鄉，廣遊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為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願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天主之義也。若乎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之？」
從以上利瑪竇神父自己的話中，可以看出他深具中國儒者的文筆，如今我們再看馮應京天主實義序：
「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語，以證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語學，則歸于為仁，而始於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
利瑪竇神父既然研讀四書五經，自然深明以下講孝道之義的話：
「孝子之事其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歿則喪，喪畢則祿。」（禮記祭統）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中庸）
因此利瑪竇神父不反對基督徒祭孔，「天地君親師」，孔子是師中之師，「萬世師表」；祭祖、祭師，同是孝行的表現。
當時與利瑪竇神父相友好的學者，都以詩相贈利瑪竇。汪建內（環翠堂主人）贈予的一首五言詩，最能表達利氏在當時學者的心目中是一位儒者：
「西極有道者，文玄談更雄；
非佛亦非道，飄然自儒風。」

第二、利瑪竇神父對儒學的貢獻
利瑪竇神父對儒學的貢獻，首推譯四書為拉丁文。使儒家思想，經過拉丁文四書，傳入歐洲。
日人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之研究」中說：「利子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之，知中國古書能識真原，不迷於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同前，第六三九頁）
其次，利瑪竇神父帶給中國儒者神學的和科學的新知識，擴大了中國讀書人的思想領域。蓋自漢唐來，儒學多在章句訓詁注疏方面打轉；宋興，讀書人受佛家影響，走向性命義理之說，產生了理學，西方學者稱之為新儒學。但此新儒學並沒有跳出「中國即天下」的狹窄觀念。及至看了利瑪竇神父的萬國輿圖，讀了他介紹的同文算法，幾何學，渾蓋圖說，以及他所著的交友論、天主實義等書，始知中國只是天下的一部份，而儒學的倫理外，更有基督的道理可以使人成聖成賢。
利瑪竇神父的中文著述，有十二種收入四庫全書。將有專文報導，茲下論列。
利瑪竇神父引進的新知識，貢獻於中國儒者，不止限於他個人方面的，與他同時，以及後他而來的耶穌會士都追隨他，走他的路線，那時候他們進入宮廷，深受皇上的重用。這是中國基督化，中國科學化的大好機會。
（1） 中國期基督化
利瑪竇神父等開始了神學本位化的工作。他的「天主實義」是「引六經之語，以證其實。」顯示了「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李之藻重刻天主實義序）
利瑪竇神父以六經之語，講解天主的道理，甚得學者的心。學者是社會風氣的帶動者，上行下效，不難使中國人逐漸地、普遍地接受基督福音。
（2） 中國科學化
四百年前，西歐科學方才萌芽。利瑪竇神父帶來中國的新知識，是當時西歐科學的頂尖部分。不但讀書人競相研習，而且皇上也極重視。滿清入主中原，多方猜忌漢人，不使其求新、求變，以妨不測。漢族學者，於是埋首故紙堆，在考據、小學方面下工夫。有清一代的考據學和小學成就很大，但卻與現代科技脫了節。滿清皇帝不使漢人求新求變，卻很信任西洋教士的新學，因為他們的立場相同；都不是漢族。像監製大炮的新工程，康熙放心的托給南懷仁，但絕不會交給一個漢人。因此，一方面中國學者心折於利瑪竇神父以六經之語講天主的道理；另一方面，滿清皇帝又信任西洋教士帶來的新科技，朝野一致推崇，應該是中國基督化，科學化的好機會。可惜這個機會被「禮儀之爭」摧毀了。禮儀之爭破壞了中國的基督化，也扼殺了中國的科學化。基督福音再度公開的在中國傳行，是鴉片戰爭之後的事。現代的中國人不僅以基督福音為洋教，而且也是隨著西方大炮傳入中國的。這實在與利瑪竇神父以中國經書介紹天主道理，以西方科技協助傳福音的精神大相違背。

第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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