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方濟沙威在東方傳教，究竟付過多少洗禮，自最離譜的傳奇數字幾百萬，已經降為比較合乎歷史的三萬數字。不過無論如何，十年的傳教生涯有這樣的數字，實在是令人稱羨的。至於利瑪竇神父呢？他究竟付過多少洗禮，我們沒有可靠的參考資料；不過自當時耶穌會羅馬總部暗示，他授洗的教友不多；以及他在當時北京十年，只建立了一個不大的基督信徒團體而論，大概付洗的數字遠不如方濟沙威。但是利瑪竇好像在他的書信中認為，即使他歸化不多的知識份子，其影響遠超過十萬教友的進教。
這篇並不完全屬於學術性的短文，便是檢討一下自聖方濟沙威到利瑪竇的傳教方法，可能給與今天中國教會一些反省的資料。

一. 沙威在印度、麻六甲以及抵達日本傳教

我們引用一位作家的話簡括沙威傳教的方法與過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我們，要想徹底了解聖人的行為，不致發生誤解，必須先把他生活背景的兩件事探討清楚。聖方濟生活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他和政權間的關係：他是宗座公使，也是葡國國王的代表。按當時的習俗，他曾動用過葡國軍隊，不是用來強迫教外人信教，而是強制不法奸商循規蹈矩。因此，我們可能會認為，他固然盡力傳佈福音，但他同時也在從事殖民事業。第二個特點是由語言的隔閡和神學觀念而引發的。聖方濟認為他的任務是把人救出惡魔的掌握，使人免下地獄。所以他毫不遲疑地給成千上萬的人施行洗禮，大力地排斥其他宗教。只有在他遭受種種困難阻礙後，才了解其他的宗教和文化內也含有真理，這些真理就是人奔赴天主前的落腳石」(聖方濟．沙威靈修簡史，良．杜佛神父著，盛常在譯)。
這段話中，已經顯出方濟的傳教方法，在葡國殖民主義下，以及後來在日本有所不同。當時在印度也並非沒有文化與宗教，甚至相當高級的文化與宗教，可是由於客觀環境給予傳教的優勢，便沒有機會對於那些文化與宗教作稍為積極的評價。不過一旦到了日本，它並不在葡國的勢力控制之下，也因此在傳教工作中並不怎樣佔優勢，大量付洗自然不可能，於是聖方濟沙威已經開始初步在生活與態度他上有所適應。甚至見到當地的文化與宗教，可以成為奔赴天主前的落腳石。便在這種新發現中，導致他先要進入中國，結果死在上川島上。

二、耶穌會士在澳門傳教
雖然我們今年慶祝利瑪竇來華四百週年；不過之前耶穌會已在澳門落腳，建立會院。原來澳門在明朝嘉靖間租賃與葡人通商，崇禎初葡國開始在那裡設官。所以普遍地推行葡化；即使傳教僅是為一些中國文化邊緣的人付洗入教，甚至還要為他們起一個葡名。耶穌會當時應用的傳教方法也是如此。
同時耶穌會士還是一再嘗試進入中國內地傳教，在澳門準備人才；領導遠東傳教的是聞名的范禮安神父(參閱神學論集八期)，他要求會士學習中國語文，而且在生活上採取中國的風俗習慣。比利瑪竇早進入內地的羅明堅神父便是先在澳門如此準備；而駐在澳門的同會弟兄卻不以為然。

三、羅明堅與利瑪竇二位耶穌會神父的傳教異同
羅明堅與利瑪竇二位神父，早在歐洲同時東來，不過前者比後者先來澳門，而且年齡也比利瑪竇較大，所以在學習言語方面，遠不及他。一五八三年二人得准留在肇慶，羅明堅居於上司地位(參閱神學論集七期)。
大家知道當初二人都是安照范禮安神父的指示， 適應中國風俗習慣，而以中國僧侶服飾出現。這想來也是與耶穌會規矩有關。聖依納爵會祖規定自己的修會不定制服，耶穌會士在西歐國家，每到一處，採取當地神職界一般的衣著。那麼到了中國，自然會採用當地宗教界人士的服裝，起初以僧侶服飾出現，一是適應本地風俗，一是基於合乎耶穌會規矩。
不過在羅明堅神父的思想中，僧侶服裝除了適應，還更有一層傳教意義。在他後來的著作中可以知道，他在當時的中國一般老百姓中間，發現宗教情操非常之深，只是滲著不少所謂迷信色彩。因此，只要向他們直截了當，宣傳降生成人的天主，那麼那些宗教情操很深的老百姓一定會棄邪歸正，領洗入教。因此傳教士身著宗教界人士的服裝是相當有關係的，這代表他們的道理屬於宗教界的，自然受到那些渴望宗教的中國人接受。事實上，羅明堅短短幾年的傳教並不成功，在一五八八年便派回羅馬，繼續發表這方面的著作。
至於利瑪竇神父，首先我們今天不要以為他是一位在傳教理論上，領先幾世紀的神學家。其實不然，甚至對於他受的神學培育，後人中還有微辭呢！不過他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傳教士，因此更易在具體的環境中，發現一些可行之道。當時的僧侶在中國社會中，只能說是邊緣人物，利瑪竇父早該覺察到的，一旦當他與瞿太素結交之後，使他了解僧侶服飾並不有利於傳教。瞿太素家世非凡，父親官至禮部尚書；他自己幼讀群書，資質聰明，他從利瑪竇神父學習數學，而利神父也由他更加認識中國社會。於是在一五九五年改穿儒服，自稱道人。
此一改變，將利瑪竇引進中國社會的主流士大夫階層，同時摸索出一種新的傳教方法，這在利瑪竇南昌寄居時期漸漸定型。原來利瑪竇已自宗教界走進世俗界；僧侶是宗教人士，與人來往處理宗教問題，至於儒生是世俗人士，與人來往處理一般學問。於是利瑪竇的傳教，不再如同羅明堅一般直截了當打動中國人的宗教情操，而必須由講學開始。為此他不公開講道、舉行禮儀。在肇慶時代，開始便蓋一座聖堂，公開讓人參觀，而利瑪竇此時注意的是客廳。總括說來，利瑪竇的傳教方法是「世俗化」了；與當時的士大夫、學者交往應酬，談論道德學問，除非對方追索，並不立刻論及信仰；這實在是今天傳教學上所說的Preevangelization「準備福音」。
不過，基本上當時的耶穌會士，大家都尋求的歸化整個中國，而且大家也都同意，若要達到目的，必須得到皇帝的准許傳教，甚至能夠接近皇帝而歸化他，那麼一舉便能使全中國成為基督信徒。所以他們都想藉著教廷派使與明朝接觸是唯一捷徑。至於羅明堅之派回歐洲也有此一動機。但是由於當時教廷自身變動較頻，無法實踐耶穌會士的構想。利瑪竇也便在這種背景下，繼續傳教工作。

四、今天的傳教學看利瑪竇的傳教
耶穌會遠東特派長上范禮安神父，對中國傳教士，只是簡單規定學習中國語文，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至於在宗教方面從未想到適應問題。
利瑪竇神父遵從長上的規定，不過漸漸地已經超過范禮安所規定的領域了。他不但穿儒服，而且進入中國士大夫社會之後，可以說不但在談吐中，而且已經在生活中吸取了儒家的倫理道德。只要不與信仰相左便夠了。實在他不是傳教的理論家，由於實踐的天分，或者我們可說信仰的態度，有了一種今天傳教學上所相當欣賞的途徑。如果應用傳教學的名詞，實際上他已在作「生活交談」。在生活上他與儒者來往，無形中吸取了對方的優點；相對地，我們也可以證明，他的信仰生活在來往中也受到對方的景仰、讚嘆；甚至稱他為西方聖人。但是這一切在傳教上的意義，大概他自己直接並沒有我們今天這樣的意識與肯定。
可是當時的耶穌會自己的傳教士之中，並不是大家都同意他的作風，有人批評他用在交友的時間比傳教來得多﹗
不過另一方面，利瑪竇自己之所以著力於儒學，特別是四書的研究，還得具體地在他的時代中說明。首先，四書是明代官方考試的指定資料，為大家所熟讀。利瑪竇為了訓練自己的耶穌會傳教士，四書自然是良好的課本；他自己研讀，也是為了教育同會傳教士。
其次，為了傳教的需要，中國古書的研究也有必要。自羅明堅的傳教方法而論，只要直接宣講降生成人的基督，打動中國人的宗教情操便可。但是利瑪竇的「世俗化」傳教，必須有一種「準備福音」的工作。「準備福音」包含好多不同的內涵：或者自理性與傳統出發，先證明一些信仰假定的真理，如神的存在、賞善罰惡等等；或者指出教會的道理實在不違反一個民族的傳統思想，甚至與他們的理論是互相配合。利瑪竇對於中國古籍的研究，便是使他適應當代的士大夫，注意「準備福音」，然後等待傳播信仰的時機。關於他這方面的態度，最好比較一下他的「天主實義」與羅明堅的「天主實錄」。
利瑪竇漸漸地形成的傳教方法，自然不是為了群眾性的歸化，而更是個別性的論道。在他所處的社會階層中，實在也只有此途。因此歸化的士大夫事實上不可能很多。但是他仍與當代的傳教士一般，渴望中國歸化；他寄望歸化的士大夫能夠一旦影響皇帝，達到目的。直到他死，作為信仰團體而論，他並沒有建立很大的團體。但是，自今天傳教學看來，他的「生活交談」的影響，甚至「救恩性的影響」卻又難以估計了，當時北京與利子交往人士的多是歷史可稽的，尤其在京試之時。

結 論
今天的傳教學，即便自梵二大公會議來，已有好多不同的理論，曾經熱烈討論的「準備福音」，已經漸漸地不再多提出，當然其中某些因素，是大家接受了的。反而羅明堅的想法，在今天傳教學上，更受人注意。不過，本文中利瑪竇的「生活交談」，卻又成為當代傳教學的熱門話題。我們在傳教主保聖方濟沙威慶日發表此文，首先是紀念沙威逝世四百三十週年、以及羅明堅神父在中國廣州把天主十誡譯成中文四百週年；其次是對那些偉大傳教士應用的方法作一回顧。實在只希望中國教會從他們不同的嘗試中，採取教訓，針對目前的情況，發現自己的傳教有效方法。正如主教團為紀念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所發表的第二封牧函中所說的：「對我國教會現況做一次合乎科學社會調查，以便找出傳福音之阻礙及停滯的原因，並找出突破宣傳福音障礙的有效方法」。合乎科學的社會調查為第一個「找出」應該有助，至於第二個「找出」大概值得參考一下前人用過的方法，以及當代傳教學等等的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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