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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論集
(1983)p37-42
   

利瑪竇對我國教會的啟示:
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          

張春申



一、明季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

中國近代史中,西洋學術的輸入是傳教士的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而首先將西洋文物和思想帶來我國的,該是利瑪竇神父。另一方面,利神父也把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所以方豪神父在中西交通史上讚譽利子:「實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

二、介紹西方學術的動機

不過自利瑪竇神父自己而論,一定沒有現代傳教學所說的「文化傳教」,甚至「社會發展」等等概念,作為說明輸入西洋學術的理由,因為這些概念是現代傳教學的產品;十六、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士是聖方濟沙威的後繼者,為他們傳教便是宣講福音、授洗、引人進教。
那麼利瑪竇輸入西洋文物與學術,為他自己究竟又有什麼意義呢?也許最簡單的答覆便是,以此接觸教外人士,進而等待機會宣講福音。這種說法似乎太表面,接近機會主義;鄭聖沖神父的說明比較深入:「他知道迎合時代需要,明末的文人政治,大多流於空談王天下之道,而無具體學術為佐,利瑪竇看準這個弊病,蓄意介紹西方科學使當代學人折服,他認為一旦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學術心服,對福音上的奧義自然較易接受,於是向中國學人介紹幾何學、代數、三角學、水利學。」(鄭聖沖,利瑪竇神父的傳教特色(上),教友生活周刊,七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不過我們仍舊可以追問,為什麼「對西方學術心服」了,便會「對福音上的奧義自然較易接受」?


三、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
利瑪竇神父在信札中曾經告訴他的朋友說,向中國人傳播福音的困難之一,便是他們對外國人的輕視與懷疑,導致封閉自大的態度,不易接自外傳入的道理。因此,利子與中國學人交往中,多方表示除了地大物博的東方中國,西方也有偉大的國家;而他設法介紹的便是教會,事實上,按照他當時的神學思想而論,教會與教皇劃分不清。中國人認識了教皇國或教會,消極方面可以剷除唯我獨尊的態度;積極而論,由於教會的倫理與信仰,或者能夠使他們較易接受,因而在實際生活上產生效果。
在那本堪「準備福音」的「天主實義」第八篇中,便可以窺測利子所介紹的教會。我們把其中一問一答錄在下面:
「中士說,貴邦既然信仰天主教,人民必定淳樸,風尚必定正雅,願意聽聽你們的風尚。 西士說:人民信奉聖教,常是各有不同的,故信奉的雖然說是同樣道理,但不能有同樣風尚。但是我們西方許多國家,大體可以說以學道奉教當作業務的。因此雖然是各國的君王也都很注意保存道的正傳。
又立有最尊貴的品位稱做教化皇(教宗)專門代替天主,頒佈教令,以訓導世界為自己的職責。異端邪說,不能在那些國家之間立足。主持教會者的地位,享受有三個國家的地盤(按利瑪竇的時代,教宗有幾塊地盤,握有主權,土地與人民,俗稱教皇國,現在教宗還擁有梵蒂岡,為國際所共認)。然而教化皇不結婚,故沒有承襲的後嗣,只選擇賢者繼位,其餘國家的君王都臣服於他。因為他沒有私人家室之累,所以專門服務公益事業。既然沒有子女,就專以無數人民為子女,所以盡心竭力教導眾人。親自不能做到的,就委託有才有德的人,在許多國家中代替教誨治理。信奉天主教各國的人,每七天中,停止交易一天,禁止各項工作,不拘男女老幼,尊貴卑賤的人,都聚集在聖殿(教堂)裡,參與彌撒祭禮,詮釋聖經。」(言文對照天主實義,劉順德譯註,頁一九九—二○○,光啟出版社)。
利瑪竇對於教會,尤其「教化皇」與「教皇國」具體的介紹,實在反映出中國傳統中的堯舜時代:以德服人的王天下政治,選賢與能,某種程度的禪讓,人民的德性。這一切不能不引發中國人想起古代的理想,而心嚮往之。當然自歷史眼光而論,利瑪竇已經把那時的教會、「教化皇」、「教皇國」,以及西方天主教國家理想化了;事實上,我們知道一切並不完全如此。至於傳教士自身,便得在修身與其他方面,證實他們所介紹的教會。因此,利瑪竇在幾何學、代數、三角學、水利學各方面的知識,也多了一層教會幅度。傳教士來自西方,來自「教皇國」。甚至可說,他們奉「教化皇」之命東來中華。因此在他們的道德生活,以及學問上,必須給予中國人一個衝擊,使他們承認除了偉大的東方中國之外,還有在道德與學問方面,不亞於他們的西方教會。如果中國人能夠接受西方的學術,那麼為什麼不能進而考慮教會所傳的福音呢?由此可見,為利瑪竇而論,傳教不是個人自己的事,而是教會的事,與它不能分開。
傳播福音的教會幅度,今天更為傳教學所強調。果然究竟在傳教工作中,怎樣顯示教會幅度,由於環境的不同以及各時代神學思想的差別,無法完全斷定;不過教會與傳教工作相連在一起,兩者之間構成密切的相互關係。利瑪竇引人認識的教會支持他自己所傳一切的可靠;但是,教會由於傳教士的工作與生活,更加顯得可信。有關利子傳授西方文化而論,一方面,由於他所介紹的教會的性質,使人了解他教導西方學術的動機與精神;他沒有別的企圖,只是為了授道,這已經含有教會的大公精神;另一方面,利瑪竇在科學上的高水準,使人實際會聯想到教會生活各方面的豐富,因而接近福音。這是我們對於鄭聖沖神父所說:「一旦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學術心服,對福音上的奧義自然較易接授」所作的教會幅度的註解。


四、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的反省
利瑪竇時代,文化工作的教會幅度,為我們臺灣教會是一個啟示。在慶祝他來華四百週年紀念的日子裡,值得大家反省一番。為什麼教會這樣重視文化工作?教會的文化工作究竟具有什麼特點;換句話說,與別人的文化工作又有什麼不同?教會的文化工作如果要達到它特有的目的,要求一些什麼?那麼我們以上所寫的一切,大概可以作為答覆。文化工作本身的意義與價值,教會如同別人,同樣地認定與尋求;不過在工作中,多了一層教會幅度。這應曾從兩方面來說明,首先,由於教會認真推行文化工作,而且它工作的水準與品質,即使不一定比別人都高,至少並不落後別人,那麼這會引起社會大眾肯定教會的本身,它對人類知識的看重與推行;它為了這個目標所有的犧牲與獻身;因此有人會繼續探討教會的性質。其次,也可以看出教會的文化工作需要教會生活的支持。一個吸引大眾的教會,它有遠大的理想、聖善的情操、高尚的道德,它的文化工作會受到社會歡迎。總之,教會的面貌與它文化工作的水準,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沒有前者,即使文化工作水準高,有人會懷疑教會文化工作的動機。沒有後者,即使教會的面貌好,有人會惋惜教會為什麼去做那種低水準的文化工作。
至少針對本節前面三個問題,我們可以簡單地回答第三個問題:如果臺灣教會要達到文化工作的特有目的,它必須具有一個吸引社會大眾的面貌;在理想、精神、道德生活各方面吸引社會大 的面貌:同時它的文化工作,不論教育、大眾傳播、學術研究各方面,得有足夠的水準與品質。


五、結

在此,我們附帶記載今年八月,彰化靜山舉行的亞洲主教會議傳教工作研討會中的一段插曲,由於大家都津津樂道韓國教會近年來之士氣高昂,成績卓越,於是一天晚上請了一位韓國傳教的法國主教出來給大家作一番說明。最能引起大家注意而忘不掉的,該是他再三強調韓國天主教會在社會大眾前的面貌,它在今天的韓國,代表一種崇高的理想,吸引追求理想的人熱衷地研討它,最後加入它的行列,這對我們臺灣的一般傳教工作,值得注意;對文化工作,也是同樣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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