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具有巨大潛能的國家，方才覺悟到它們的新前途，同時也幾乎是第一次接觸到基督的教會。上主也同樣召叫他們接受信仰。我認為這已是一個事實：一個民族在接受福音時不應犧牲他們人性的價值；同時基督的教會也不應放棄任何寶藏。
隨著世代的演進，人們在耶穌的福音基礎上發展了一個特殊的、複雜的理論——神學的課題與對象。在它流傳到我們身上很久很久以前，在最後一位宗徒死亡之後不久，它就因教父們的努力而形成了一個結構精良的有抗體。
初世紀的基督徒面對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強烈反對，而且在教會本身中也有很多的異端，從很古的時候就有一些保護新信仰的著作流傳(書信、護教學、信理、論述、講道集、聖經註解等……)其中有一些傳到了我們手中。
有兩個理由使我們特別注意到最初四個世紀：
(一)、時間次序的理由：作為外邦(或猶太)人對基督信仰的自然反應的表現。藉此我們看到了兩個世界之間理念的衝突；外邦人生活方式和宗徒們及其門徒們所宣講的福音之間的衝突。
(二)、邏輯上的理由：作為一個新信仰的表現。由一些有資格的人發展成一個教義整體(信理、倫理、組織……)。
很快地，有一種新形式的人出現——第三種人：既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們仍舊是羅馬人和非洲人，不必放棄他們的社會職務，他們有著一種強有力的全新的生活態度。更有甚者，他們以基督和宗徒們的表樣和教訓來自證他們外在的表現；而且他們在文學上也非常公開而活躍。
主教、神父和信徒，來自猶太信仰或外邦信仰的人們，他們在不同的知識環境中長大，卻表現出同一個「心態」很奇特的一個心態。當我們研討所有文化中「人」的共同因素時，不能預先設想說：希臘化文化對福音的反應是很特殊的，它不能提供我們在這件事上作反省的機會。
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經驗基礎越廣，也就越容易界定所有人的共同因素。在希臘化文化的態度中，首先有一個強大的「人」的因素——一個普通的因素；其次是希臘化羅馬人因素——一個特殊的因素。在「外邦人」與「基督徒人」之間的思想和倫理思想衝突是很人性的，因為前者是多神論者，倫理上比較自由，且有懷疑論的傾向。但是，在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文化和哲學中長大的「羅馬人」與「福音人」相遇的時候就比較不同了。就理論上說，可以不必過問第二種情形，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邦人對基督徒的態度上。可是事實上並沒有一種純粹而簡單的「人」，所以也沒有一種純粹而簡單的「外邦人」。希臘化羅馬人和外邦信仰互為狼狽。在希臘化文化中，多神信仰、宿命論、物理定律的主宰、人的必死性、肉身不可避免的敗壞……和許多其他的主張摻和上各色各樣的哲學理論、宗教信念、法律和文化上的組織等，這一切實際上已彼此同一化。衝突乃發生於「希臘化人」與「基督徒人」之間；在一個最精細的外邦精神浸染到各種組織的世界裡，強要區別羅馬人和非洲人，未免太武斷了。
對我們來說，有利於福音傳播的條件和阻礙它的條件可能同樣有意思。比如說某一些福音的觀點容易吸引希臘文化。在耶穌的時代，帝國的宗教已經開始使許多人感到不安，祕儀宗教在羅馬境內有如雨後春筍。人們已厭惡外在和官式的宗教，他們渴求一個「個人的」和「親密的」宗教。有些受東方影響的哲學，比如斯多亞派，很注意與超越界共融的要求，使這種渴求更加深了一步。
在基督信仰開始傳播的時候，他們的社會在宗教的層面上正受到一些矛盾觀點的嚴重困擾。福音的傳播正面對著下面這些傾向：
一、有好教養的個人，喜歡一個更深刻而人性化、內在而個人化的宗教，一個許諾救援和與神永遠共融的宗教。在這一前提下，有一些人比如西彼奧•阿菲康努(Scipio Africanus)斯多亞學派、畢達哥拉學派(Pythagoroans)與柏拉圖學派，他們不滿意國家官方神學，而傾向於祕儀宗教。一般來說，包含所有那些喜歡與神明深刻交往和對官方(對哲學和教禮)的處理方式真正懷疑的人。
二、不自覺的大眾，對宗教沒有什麼興趣。這些「普通人」面對福音並沒有自己的好惡，只是受環境影響。
三、把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信仰與他們土生土長之地的制度與倫理同化的人，比如辛馬谷氏(Symmachus)對他們來說，神明與政治不可分離，他們(神明)只不過是繼承過去者，依靠一般的同意，藉著傳統的歷史、哲學和藝術為保障。
我們可以料想得到，最嚴重的衝突就發生在最後的這一部份，在文學或文化上，以及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他們既認同於外邦信仰，就自他們的立足點來反應。他們說：真理是亙古的，任何新事物都導向錯誤；一個新興的宗教，而且不尋常的自認為「為所有的人的得救是普遍而必要」的宗教實在不合乎神明的眷顧，而且自相矛盾。
這一個原則和其他類似的原則已足以阻擋住任何企圖接近新信仰的努力，也引不起采耳斯(Celsus)(譯者注：曾著「真語」一書攻擊基督徒，引起奧利振的反駁。)或哲學家柏羅丁和波斐理(Porphyry)等人冷靜地研究啟示的泉源。他們拒絕交談，他們看不起基督信仰，最後只有帶著他們的教訓與他們所服務的世界一起趨向毀滅。他們反對基督信仰的論證是清楚而有力的，在采瓦斯和波斐理之後，我們再也找不到真正新的東西來反對基督。阻止他們接近基督信仰的障礙也就是阻擋每一個人的障礙。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所打擊的正是基督信仰中最有活力和最永恆的一點，而他們的反應也是來自某些為所有的人所共有而基本的東西。采耳斯、波斐理、朱利安帝和其他的人，在與基督信仰對陣的時候，曾運用了外邦世界所有的基本範疇。因此，教會在擁抱任何一大文化之前若能先研究一下他們，將有很大的助益。
知識分子的反應給我們很大的教訓，它顯示出希臘文化的「心態」對新信仰的教理所有的態度。這信仰總沒有深切打動他們，甚至似乎也引不起他們的注意。一個獨斷的宗教，建基於一個人的信息且要在所有哲學之外將之強加給人作為信仰的對象，這鐵定要和希臘文化思想的一般標準發生衝突。後者曾面對神話自感優越而容忍了它，卻反對天主聖子的中保(或啟示)。
如果說福音不許可人討論其教條中的任何一點，外教信仰也是同樣的不許可。在基督徒和異教哲學家或知識份子中並沒有很嚴格的信證文學；所謂的聖猶斯定和阿里蒂等人的信證作品中曾討論了一點哲學，但他們的目的是抗抵異教徒的偏見和原則，他們並不依附任何系統。達西盎的「致希臘人」(Ad Graecos)一書指出了橫亙在外教和福音兩個世界中間的深淵，並作證他們絕不能並立：一個人必須在其宗教、思想和生活形態上徹底放棄異教信仰，否則他便無法了解福音那不可名言的真純性。
不只是達西盎，就是他可敬的老師猶斯定也在其信證作品中顯示出一種奇怪的態度：他希望贏得異教世界的親善，可是他並不依靠哲學的方法，找出一些模稜兩可的地方，以便他的對手可以選擇討論的主題；反之，他先劃出一些非常有限的出路，求助於權威積極的加以發展，其至不怕依賴舊約(儘管其對象是外教人)。
基督徒們並不企圖在純哲學層面上讓人信服，而只是設法贏取一些能由人性層面去接近的人。他們不去討論外教思想的缺點，而只以真誠地建立起福音的光明教訓為職志，他們確信對真理的開放能嚴重地打擊異教徒。
幾個世紀之後來看，這一個態度似乎值得討論，然而這正指示出他們願在純哲學或精密的推理外，盡力製造一個了解的氣氛，以獲得別人的聽信。他們對福音比對自己更有信心，因此他們也給對方的善意留下了餘地。
這個現象值得我們三思，聖猶斯定出身於外教世界，他經歷了艱苦的皈依之路，人們希望他能以最好、最實際的方法教導別人如何在外教與基督信仰的源溝上搭建起一座橋梁。他們知道得太清楚了，純粹的說教無法使一個無神論者變成跟隨基督者。
信證學著作有意思的地方不只在於他們所說的，而且也在他們所暗示的。聖猶斯定透過與一個猶太人的對話描述他自己皈依的經過。他，一個昨天的異教徒，企圖使一個昨天和今天根深蒂固的猶太人皈依耶穌基督的新信仰。他個人的歷程並不適合許多人，甚至也不適合某些人，如特立豐(Tryphon)，然而這是一個有價值的人類文獻：一個為真理問題所逼迫者的朝聖之旅，在追尋耀眼的光明中，看來絕對地合乎倫理。他的情形很相似後來的一些皈依者(如聖希拉略、瑪里鳥•維多里努等)，他們是很特別的人，其見解的真純往往超越那些冷漠而不妥協的式外邦主義。
雖然他們具有與外邦信仰交談的能力，但從未加以實行，因為他們太了解了。後者的空虛和無法滿足靈性的要求。他們沒有想到要使世界適應福音的意識形態。更沒有想到要使福音適應外教的範疇。
他們自己的經驗導致他們把自己呈現為「整個真理」的先鋒，聖言的門徒，並要求福音能在善心的人中傳揚。采耳斯不能相信，主要的原因並不是理智上的成見，(因為所有的真宗教必定有其根據。)而是由於靈性上的缺點，不健康、誤入歧途、和肉慾等。因為他不愛也不能真誠地愛(成人的聖言(Alethes Logos)。然而，猶斯定卻常是光明之友，他相信別人同他一樣關心真理；一旦他發現福音的真純性便會接受而擁抱這信仰。重要的是靈性的準備態度。就是這一態度使昨日的異教徒在今日的異教徒中尋找追隨光明的人。
由此看來，教父們的教訓非常簡單。基督信仰沒有在純知識份子中找到跟隨者，因為他們不贊同信仰；倒是在單純的百姓中，他們已準備好接受真理之光，一個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以色列人中。經師和法利塞人，這些正式的法律監護人卻拚死反對耶穌的信息。甚至宣判祂犯了褻瀆的大罪。主最後的言論更進一步激怒了他們。救主深信祂的教訓在信德之外並沒有什麼效力，乃樂於用比喻將之包裹起來。使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宗徒以後的著作通常並沒有顯示出在福音與外邦世界之間的衝突，卻另有一個非常激烈的衝突發生在繼承經師和法利塞人冷酷路線的猶太主義和繼承基督教訓的傳統基督信仰之間。這個衝突的基本原因是在於對聖經的解釋，是否根據耶穌的教訓。
教會的成長發生在兩條路線上：(一)在異教世界，經由外邦人——大多數是白丁——的皈化於信仰和皈化於福音的生活方式。(二)另一個是在猶太世界，經由猶太人的皈化。第一條路線上沒有留下任何文學典籍，第二條路線則有，而且成為第二世紀神學的起源。並作為新舊約的聯繫，特別是由福音來看法律和先知的意義(或聖保祿的書信)。
藉著散居各處的猶太人的幫助，福音的信息更加豐富起來，而且漸漸在結構上取得了猶太的形式，外加一點希臘化文化的色彩。在初期的著作中，希臘化文化的傾向要比後期猶太主義的傾向來得更大。他們盡力準備人的心靈，使他們更易於了解福音。從此之後在斯多亞派、斐羅和亞力山大里亞派，聖若望和聖猶斯定之間引起了對道(logos)的複雜反應。也是從此開始，聖保祿的一些理論系統——比如有關屬靈的人的一些心理描述——加進了對梅瑟(或依撒意亞、若望)的註解而附合散佈於半柏拉圖氣氛中的模式(有關靈魂的組成或功能的理論。)
很顯然的，教父們既感受到了福音與異教徒的宗教哲學間所共有的永恆問題，也必然對希臘化文化與新信仰之間的連接點(例如人和靈魂的永生和命運)感到興趣。他們必定注意到「道」的多樣性，一方面在他與萬物之靈或萬物創造者的關係，另一方面，在他與個人或其心理的關係；以及他和「靈氣」(Pneuma)的關係，即作為神明的媒介和達到超自然知識的方法，同時屬於宗教和宇宙的範疇，和「道」一樣，這是與外教哲學聯繫的一個環節。
很快地有一些基督徒感到一種渴望要把福音造成一個系統，賦予它概念上的力量，以便福音與希臘思想最高貴的運動間的鴻溝上搭建一道橋梁。這是第二世紀諾斯底派人士自以為當仁不讓的重任。甚至在教會人士之前。塞齊安(Setianus)，巴西利德(Basilides)，瓦倫丁(Valentinus)和他們的門徒表現了同樣的關懷：藉著消除磨擦點而使福音的教訓能為異教知識分子所接受，諾斯底派並沒有企圖把福音轉變為一種哲學，更不用說是一種系統。他們所要的是不排除新信仰的一點一劃。而把福音呈現為得救的唯一真宗教，一點也不怕它的起源是如此新近。可能是深深感受到知識分子的輕蔑基督，並深信正式的基督信仰——屬大多數人的宗教—的缺點乃在於過分受到舊約的影響。他們認為應該犧牲「猶太」的一部份而強調「希臘」的—一部份。而且應該把耶穌的信息、第四福音與聖保祿加以希臘化。因此在不自覺中他們拿走了基督信仰的本質，以致異教的公理壓例了救主教訓的特性。
就這樣以法律和先知為代價：反對福音信息「整合」的一些點都消失了，其結果是：
(1)  失去新舊約秩序的一體性，也因此在雅威創造者與天主聖父、默西亞與救主(天主子)，先知的聖神和使人為義子的聖神之間也都失去了統一性。
(2)  失去了天主聖意的優先性，這原是救贖計劃的準則，本應高於自然法律。也因此失去了自然法則應為人得救服務的觀點，由此也導致以下的結果。
(3)  看不清肉身的復活和人一—在肉身與靈魂中——享見天主聖父的聖召。
(4)  失去在唯一的救援中人類的唯一性(和普遍性)。
諾斯底派的基督徒把福音中一切與外邦理念的基本形式和原理不符合的東西都打成猶太的，而把耶穌的信息改變成一種理智上可以了解的結構。可惜的是他們並不因此真正的征服了哲學界。只要看看柏羅丁對諾斯底派的敵視。我們便可明白，這個解決的方法是註定要失敗的，即使在某一段時間內到處被接受。他們並沒有贏得異教知識分子，而放棄一切人皆可得救的理念，更是等而下之的宗派精神。
偉大的教會繼承宗徒們的公共傳統。在短時間內傳遍了整個帝國，似乎並沒有過份注意令人改變信仰。從嚴酷的法律重擔下解脫出來。它使福音內在而完整的要求得以實現。正如同它在解釋舊約上並不符合經師和法利塞人的官方標準，它根本就沒想到要使福音的教訓遷就異教生活和思想的準則。
基督是聖經的中心課題，整部聖經自創世紀到默示錄都應根據「祂」來了解。世界既接受了信德，就應該脫離昨日的黑暗，進入光明的王國。教會從未改換它的宣講來適應另外的範疇，以便在羅馬人中開闢一條皈依的坦途，與一個在道理上和倫理上已經敗壞了的世界相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聖保祿在阿勒約帕哥(宗十七22)的事件可作為一個標記。雖然知識分子不會臣服，但是單純的人為其所有的過錯反而在被視為愚妄的信息之前五體投地(格前一23)。
就理念來說，受異教信仰感染的世界不可能得救。教父們對自己的立場毫無疑惑。在與猶太人交談中他們常設法保存與法律和先知的完整和諧。但卻毫無保留地反對異教信仰。至少這是他們中最有經驗的代表人物所採取的立場。如果他們的努力是在企圖以真理來縮短基督信仰和以色列之間的距離，他們強調在基督信仰與外邦無神論之間有一道無法搭橋的鴻溝。或者換一句話說，他們根本沒有興趣去尋找與異教信仰的交會點。
下述依肋內的觀點很有代表性。跟隨他傳達福音的方式，他指出宗徒們對猶太人和聖保祿對外邦人運用了不同的方法，在幸運的猶太人裡，宗徒們找到了一個共同了解廣大基礎即舊約聖經，無論宣講者或者他們宣講的對象，大家都接受。只要把這些聖經轉放在耶穌身上激起猶太人相信他是基督，天主子就是以帶領他們進入教會的奧體內。
對異教徒則沒有書寫或口傳的基礎，必須要從零開始。外邦宗徒發現他自己有各色各樣的事要做。藉著聖神的唯一幫助，他必須勸服他們。
(1)  放棄對多神的崇拜。
(2)  相信唯一天主—天、地的創造者。
(3)  信仰天主聖子—聖父的聖言—在時日圓滿的時刻成了人，為救援人類。
(4)  接受十誡，因為這是倫理法律的綜合及其冠冕，也是福音的顧問(參考依肋內反異端論Adversus Haereses IV24,1-2)
以色列子民除非立場不對，如同經師和法利塞人一樣，實已深入了信仰基督的路上，他們對梅瑟和先知的信仰引導他們去相信他們所預言的對象(心中課題)。外邦人既沒有聖經或倫理作為基礎，只好從最原始的方法開始，摧毀先存的一切，用與從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信理和倫理從廢墟中立起新的建築。
儘管聖依肋內的觀點是最普遍也最有權威的，可是並不是唯一的觀點。亞力山大里亞的克肋孟採用另一途徑；他認為希臘人具有哲學的恩賜，為了準備他們接受救主的宣講(Kesgyma)。最進步的外邦人，就是那順從真哲學的人。播下去的的真理的種子終將領他們到達福音的真理。
奧利振時哲學派別有很深的認識，繼承了一些柏拉圖的觀念，也熟識克肋孟的立場，卻遠比他的老師更為人所不信任。所有那些能夠使克肋孟在今天討人喜愛的因素，在他的時代裡卻是孤立而奇特的，他對某些異教理念和說法表示和善的態度，大部分是由於他對諾斯底主義的開放。
在教會的傳統內若把聖依肋內，奧利振和克肋孟等人看成同等重要，那將是一種錯誤。克肋孟對外邦思想形式有同意的傾向，那是他個人的事，並不代表一個團體的態度，其至也不代表亞力山大里亞的教會。
就理論說，對異教作家的善意解釋是否能成為健康的希臘羅馬知識分子皈依的一條路線呢？
站在我們現代的立場來看，這是可能的，藉著深入研究古代的事物，研究它最人性化的一面；例如畢達哥拉斯、柏拉圖、斯多亞等人的哲學，某些抒情詩、戲劇詩或只沿著柏蒂谷(Porticus)的路線對荷馬史詩所做的一些學理上的註解，或者甚至是「中柏拉圖主義」範式的神話，我們很可能溝通聖保祿和諸如努曼尼(Numenius)等哲學家的人類學間的差異。在某些教理論題上，如logos認識天主的可能性，天主子(或靈氣Preuma)在創造和救贖上的中介地位。在這之上尤其一些(斯多亞派的)倫理觀念離福音並不遠。我們很少以把異教信仰中不同或外在於福音的惡自其純哲學上抽離。但這是否足夠建立起穩固的地盤「提供一個與異教知識分子交談」的適當基礎呢？
假如是這樣，即將要求教父們對大哲學派系有一個深入而個人的研究。可惜當時這些哲學共不為人所熟識；另外還得要求他們有一種優於盛行的折中主義或其至是混同主義的態度。
但是為解決相互間的問題，光解決一邊是夠的，要求福音的傳播人洞察和了解外邦世界的人文價值，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同時也必須要求異教知識分子也以同樣的努力去了解新的信息，認為一方的謙讓可引起另一方同樣謙讓，這只不過是一種幻想。希臘羅馬知識分子已認同於異教信仰，柏羅丁具有無與倫比的高貴和深刻，只要人不干涉他的原理。
教父們更進一步以簡單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今天所謂的「方圓問題」(譯者按，求以圓等積之方，謂不可能也。)不讓一步而克服世界，使之歸向自己。
聖猶斯定，一個有教養的昨日異邦人並沒有想到要在他們世界中的優越地點上去勸服他從前的友伴。聖依肋內全神貫注於鞏固的問題，而不是皈化的問題；好像是整個帝國都聽到了信息，而教會也卸下了對每一個人負所有的一切責任。戴都良把外邦人看成福音的死敵，因他們是因自己的過失而不認識福音的。奧利振面對著采耳斯的假裝無知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怒氣，因采耳斯在宗派間尋求靈感，為獲得有關基督團體的消息。
無論是歐色伯在其福音的準備(Praeparatio Evangelica)一書中(儘管其不幸的政治神學)或是奧斯定在其天主之城(De Civitate Dei(一書中都不甚信任交談。他們大概也同克肋孟一樣認識了異教的價值，但與他不同的是，他們強調不可滅損的基本原則。這是否說他們兩個人都不願，以一種向羅馬和希臘的寶藏開放的精神為福音作準備呢？也許更好說他們對這種皈化方法的有效性發生懷疑。他們每天所碰到的異教信仰，依他們看來，是在道理上完全的敗壞了無法起積極的全面準備的作用。
聖奧斯定在某些時間慢慢帶給整個教會哲學的影響(為聖盎博羅削所基督徒化的柏羅丁哲學)。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受於新柏拉圖哲學的。由於對柏拉圖的美善感受很深，他不時強調面對基督教會時，他自己道理的類比性(天主之城八•11)，他對西塞羅的重視也是眾所週知的，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放棄初世紀態度所常用的路線。
從第一世紀到第四世紀間的著作中狹義的傳道論題所佔的篇幅很小，就傳道的努力本身說，更重視猶太人的皈依的；儘管沒有忽視外邦人，可是教會似乎更先注意到散居各處的猶太分子，他們盼望後來再在異教環境中求發展。然而，就在不久之後，人們卻發現基督的教會在希臘化地區壯大起來，而且司牧和信徒都出身於異教徒。這樣說來，福音化的過程和人民的皈化並不完全符合流傳下來的早期著作。
皈化的進展首先發生在不識字的老百姓當中。他們很容易接受呈現在神學和奇蹟中的福音。這必須要經過明顯的管道。保祿在阿勒約帕哥的講道正好落在一群懷疑論的聽眾中。雅典人不經過討論，是不會去接納不同於哲學的教理的。
與迷信和惡習同化了的異教主義，特別是在哲學家中，拒絕新的信仰，把它看作是愚妄；在道理上和倫理上已敗壞的心靈中找不到地方接納被釘的主。可是在單純的百姓中卻可以找到地方，他們並不關心國家宗教和無神論。信德在不成全的人中正可以好好發展，他們沒有成見的束縛也不參與邪惡的理念。實際上他們根本就沒有真正的理念。
這並不是說基督的宗教像是一種非理性的，不調和的道理，輕蔑心靈的價值且不合乎人類理智最基本的要求者。像聖依肋乃的著作(Epideikis)第一章；「真理整體最重要的簡明知識的摘要」顯示出教父們並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就把新信仰的真理整理成一個信理的系統。聖依肋乃的作品範圍廣大，本身就是一個對基督教信理的偉大註解，運用所有的資源，其至是理智，集中在信仰的角色上，這為澄清基督宗教的內容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如此，教父們並沒有運用這道理系統(藉著理性)，去皈化異教徒，他們只是將他作為信理主體，用在已經贏得基督宗教的人們身上。這些人「已準備去服待天主的道路……為信德所照顧。」(Epid;1)他們在信德上堅強起來後也能夠去強別的人。
可能他們沒有到達「信德尋求理智」這一形式，可是教父們並沒有走另一條路。他們首先從事於使人得到基督的信仰，然後再堅固他們以對抗異教徒、猶太人和在理智上異教化基督信仰者(或諾斯底)的攻擊。
他們發覺到諾斯底主義的危險，很小心避免使福音與哲學相混，因為這樣會犧牲神和人，而成為一用腦的基督宗教。就是在這意義下他們放棄了使異教哲學基督化，放棄了使福音理性化。
安底約基雅的依納爵和依肋內具有強大的思考力，卻不注意到方法。沒有人對福音的效力提出問題，因這效力自宣教之初就證明了。他們確信擁有整個真理，且是以信德將整體接受過來，他們也在別人身上找到同樣的態度。聖猶斯定和聖西彼連二人都是來自外邦世界，且在其中生活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但他們並不相信在這文化和他們所擁有的職業中帶有一點真理的種子。他們沒有想到要讚美異教的德行，而且奇怪得很，儘管在文化層次上保留羅馬人的式樣，但他們自認為是亞伯拉罕、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子孫，並且把以色列的光榮當作自己的光榮。
今天我們以不誇耀的，其至有點不信任的態度來接受耶穌的福音，我們並不引以為榮。當我們意會到它長久的歷史與其成就和失敗，無法感覺到其充滿活力的嶄新性。我們分開了教會初興時期充滿活力的福，和傳到我們手中，歷盡滄桑，老朽破舊的福音。我們為退化而沮喪，我們不信任教會。我們不再關心信仰的真純性、個人對聖經的研究與宗徒傳統的和諧等這些教父們的特性；相反的，我們過分強調方法，全神貫注於細節，而忽略了根本。
如果我們讀聖依納爵、奧利振和其他人的著作，便會發現其中含有多少對聖經章節，尤其是新約的研究和個人反省，他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加深對啟示內容的認識，好像是只要向信徒顯示天主的寶藏，便足以肯定對這世界的效力，困難並不在於應用的方法，而是在於持久不斷地研究，並加以消化。事情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樣。當然傳教的方法過去比較簡單，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可以取代個人的了解，也不能取代持續不斷的研究。
福帶來一種生活方式，也帶來一個真理的新世界，有活力地導向人，幫助他在神聖和人的層面成熟，以信德接受的耶穌信息能夠帶給個人在肉身和靈魂上不斷的提升，上到天主的高處，信德如同每一件影響人的事情，越加以開發，越會有更大更多的效果。在依肋內和奧利振之前，光明照耀如同德行，為他們來說信德包含一個奧祕的海洋，這奧祕與每一個人有關係，並照亮每一個人；是一個永不止息，充滿活潑觀念的世界，很自然地會加以實踐，因直觀而簡單化，這是獻身研究聖言的酬報。
聖神運行於他們的著作內，好像在創世序幕中一樣，鼓舞、光照，並藉著傅油，深度象徵作用而暗中工作。
教父們最與教會同一化，他們花很少的時間與世界交談，但用大部份的時間來保護繼承自宗徒們的傳統寶藏，使之成為最摩登的珍品。其信息是最自然和真純的。
對今天起基督徒群眾中的一般人來說，無神論世界的追問比聖奧斯定輝耀的答覆更引他們注意。由今天所關心的來判斷，希臘聖師聖三論的作者裡幾乎很少幾人真能帶來立刻的結果。教父們最好的作品，最接近保祿或耶穌信息的作品，將被束諸高閣，無人出版。反之，我們注定要帶著很少成功的希望回到稍後時代的講道集，從其中找出一些論及倫理的講題，而他們更近乎智慧的著作，甚至是靠近斯多亞派，而不像聖保祿的信理觀念，這就相等於領導基督的教會走向希伯來模式為取悅於大眾。
這就指示出來當我把傳福音的，或是為已皈依的人所作的教友陶冶的偉大標準價值應用到此時此地所關心的事情時，這個解決的方法缺少了一些東西。有一些無形的本質是不能把它歸到背景名下的。
我們有一種印象，認為初期教父們並不忙迫，特別是他們達到成熟時，他們的著作超越了時空，超越了地理限制和他們自己的歷史。在聖保祿行動其間的那永遠年輕的地域中，與一些永遠神秘的事情前匆忙並不合算，沒有幼年時的兒童和沒有青少年時代的年輕人是不能成為完全成熟的人。同樣，從福音的觀點來看，人們也有不同的年齡，除非奇跡發生，他們不能體會到成熟的要求，沒有人是突然間成熟的，如果在別的範圍中作事是以速度為目的，在我們這裡則應該說是在人與神聖的範圍內以效率為目標。這在今天是特別嚴重的問題。教父們給予世界的信息符合宗徒傳統的路線，其內容很清楚，很少可以推定是在人性的層面。
得救的福音關係著人，其肉身與靈魂，超出種族、教育、生活方式的界限。不受智力功能、財富或社會條件的束縛。雖然是在時期的滿全時由天主聖子成人所啟示的，但不受時間的限制，所有的人都應以自由和可稱讚的信德去接受它，如同十二宗徒向教會所宣告的。
因為那是大眾之道，特別是為謙虛的人，在教理的水平來說，它不應該造成適應上的困難。但是這個剛出現而自稱是為人的得救必須的信息究竟有什麼標準呢？為所有的人都能夠達到的一個神聖的福音究竟有多少價值呢？
宗徒們沒有隱藏他們的社會條件。在早期基督信德所有的水準上，他們也不以自己的貧窮為恥。可能這正是他們使命成功的一個條件。除了貧窮以外，還有一個不許可反抗的生活方式，因為其目的的良善和純正贏得了追隨的人，就是這個似乎不配天主的高貴的外貌使福音的神聖來源值得信賴。
督的教會帶給這世界一個救援的信息，為現在也為將來永遠的生命；帶給事物一個由基督所傾注的聖神所感發的全新秩序。它關係個人所有的表現。它是內在的，不像猶太人和異教徒的外在實踐。它尊重肉身而同時又對本性有不尋常的要求。
福音使世界深切感到聖神的統治，當信徒們越站得穩，聖神的統治也就越堅強和單純。聖神本身就是光明和生命。作為光明，他在所有神聖和人的事物上，給個人打開了一個神祕的境地。作為生命。他使個人上升到現世的水準之上，為了天主指定的神聖生命，使人在肉體和靈魂上成全。
並不是所有那些生活在為耶穌所遣發的聖神內的人，甚或更進一步在聖事中更圓滿地接納聖神的人，都能夠用文字寫出他們的經驗或在教會生活中的奧祕，很少人能夠描寫在舊約預許下所有的新約寶藏。
但是當基督徒的人數日益增多的時候，很自然的具有智識能力的人也跟著多起來。真理的要旨，開始只藉著信德而認識，現在則慢慢顯示出必須依靠資深信者的研究，特別是在面對逐漸異教化的基督徒的掙扎中。依肋內偉大的信理神學和奧利振偉大的註經學——在教會中興起——並不是作為皈依的方法，而是一種強化基督徒信德的方法。幾乎在第三世紀末葉，教會的信理神學和註經學的基本路線就已經永遠固定了，以後的世紀是工作在一個穩固、精確和牢不可破的傳統中。宗徒們的宣講(Kerygma)變成一個首尾一致的神學，在各觀點中(聖三論、基督論、人類學、教會、聖事……末世)結構起來。
這並不是自然發生的結果，而是對宗派攻擊所引起的反應。諾斯底派人士渴望改正教會傳統與公開的信理。他們精細的推論幫助了分析啟示的內容。而且因為這攻擊不放過任何陣地或信條，實在有必要去界定啟示所有的範圍。
思考的規則並沒有改變，基督徒的信理學那麼敵視異教信仰，主要是在於外邦世界最精緻和最危險的部分。這是神學意識的早期覺醒。第二世紀哲學和基督教會的和平共存，是由諾斯底派人士所實現的，這是一個令人驚異旳努力，它發展得那麼快而深入。宗派心籠罩一切，帶著出奇的敏銳心智、精細的註經和對本質的直覺反應，以至當教父們更進一步去組織和解決神學出路的時候，不得不重新考查對啟示的嚴肅忠實(聖經和傳承)來對照宗派性的解釋。
然後，異教主義乘著諾斯底思想的翅翼滲透進了基督徒的行列，促成了信理神學的早熟。最後在一切都有人說了，作了之後。希臘哲學(不一定直接為耶穌的信息所容納)，在結構和定義大部分正統神學時提供了「對照」的基礎。
這事的發生很清楚的是由於在教會中有些很特殊的人，在信仰的光照下，勤勉地學習聖經，且本能地與一切屬於教會的事物和諧。他們不辭辛勞去發掘聖保祿困難的思想，或是由宗徒們口傳給他們信友團體的神聖信念。世界為聖神所推動。天主的神為一些被光照的屬靈的人所了解——為了別人的好處——他們考查什麼是一再地被啟示下來的。他們這樣做並不是以自己為規範，而是透過直觀活生生的共融于教會的感覺。這就是聖依肋內「聽有道理最奇異的拓荒者」。「戴都良、駁華倫底努學說第五章Adversus Valentinianos 5.」他自己不是哲學家，也不借用當時的思想家，他永遠定立了信理神學的路線。他這樣作，藉著聖經和宗徒傳統的幫助來改正借重異教哲學的大膽註經學。
我們從這裡可以得到一個方法學的教訓。由初世紀的經驗看來，我們可以說神學家不應太掛慮方法的問題。這個世界的環境會使他採用相應的方法，為一個對真正的危機和躲避相異陣營具有直觀的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個人能夠作到的。首先應界定最大的錯誤的次第。依肋內很能夠發現其對手中誰是最有智識能力，也因此是最危險的人。他很仔細研究他們，而不管次要的敵人，他從不會以錯誤的角度來看他們。這事本易發生。擒賊先擒王，針對著最危險的敵人給與致命的一擊，他便從一切敵人手中把教會救出來了。
這個對付天賦智能高超者的戰鬥需要，使得他不顧自己個人對某些哲學體系的態度，而容忍了在基督徒中來自異教信仰的某些範疇。例如當他運用聖保祿的「屬靈的人」時，把「自立體」從「性質」中區分出來。如果他對希臘化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是否會做得更多一點呢？
在哲學上一如在神學上，今天潛在著一種博學的危險，以犧性嚴肅和安靜的學習為代價，迷惑于細節而忘了本質。另外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失去主動，讓自己落到世界所選擇的陣地裡，卻仍相信我們可以征服世界。教父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他們自宗徒們所定的原則著手(格前一23以下)，他們一點也不隱藏十字架的奧跡，而且把它顯示出來，好像是信仰的綜合，為外邦人來說，這是愚妄，為猶太人則是絆腳石。我們很欣賞宗徒們的勇於顯示被釘的主。但是要當我們自己在別人跟前也這樣作時，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們已失去了緊隨宗徒之後的世代那種清新和理想。由於對別人攻擊教會和壞信友的敏感反應，我們似乎忘記了信德的內容，好像我們看到教會已處在危險中，又好像其真理端靠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考慮到信友多于考慮基督，最後的結果是別人把我們引離基督和保祿的信息。在投身與世界交談時，我們想我們必須追隨它的規範以便去皈化它，好像是只要我們首先採用它的方法來了解福音，它便會歸向我們。或者以為只要它以它自己的眼光在我們身上看不到對基督的信仰所要求我們的聖善生活，它使可以不接受對耶穌的信仰。
在這麼多對交談的天真期待之後，我們看到很少對我們信仰尊嚴的尊重。世界沒有注意到福音最好的部份，基督教導我們如何去跟隨他，面對著基督的寶藏，難道它真應這麼瞎眼嗎？
環境已經改變了，從初世紀基督徒的活力到現在的老邁已經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然而，基督的教會也貢獻給不少的人，像是一些全新的事物。如果福音以其原始的純潔被呈現出來，似乎應不會失去他天生的力量。
有些歷史會再重演：在人這一方面與外邦世界的基本特性，多神論、倫理的敗壞、官方的非宗教性、迫害等的摩擦仍然會有。在福音一方面。它的教訓將以其簡單純樸而得勝。
因為福音已比初世紀更清楚而固定了，也因此更容易為善心的人所接近。
如果我們想，信理上的進步是在宗徒們的信息上添加別的負擔，因此常有必要回到原始的表達方式，那就錯了。若說要表達福音應先在原始的範疇中，那也是錯的。
當然會有例外，同樣的語言並不適合一切的環境。如果我們沒有聖保祿的表樣，我們將很難想像在他的日子裡、會有一些基督徒團體準備好去聽那麼高超的神學。除非我們讀到聖依肋內，發覺他是那麼成熟與圓滿，並且在宗徒的時代以後那麼快的出現，沒有人會把其作品當作古老傳統的自然產物。
這樣說來，神學的反省緊隨在傳福音之後，很快的要理教導和神學(或對新舊約的信理解釋)，並肩而立，為什麼同樣的事不會在許多文化中已準備好對基督宗教作反省的民族中發生呢？為什麼外邦人總是較易接受原始的基督宗教，而不接受已發展為信理系統的教會呢？福音從來沒有反對建基于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的真正價值，只是在面對他們時——比如聖猶斯定的情形——把他們看作是外邦的宗教思想的工具，相反信仰的基礎。
如同猶太人和耶穌門徒之間的衝突，並不是兩個系統之間的衝突，而是生活方式和心靈態度上的衝突：一方面是經師和法利塞人的官方立場反對信仰謙卑的默西亞；另一方面是加利肋亞簡單的老百姓，歡迎「以僕人的形式」來自天主聖父的人和他的信息。在沒有任何範疇上的區別前，其他的一切就跟著發生了。
當教父們研突神學時，最大的障礙並不直接是異教哲學，而是它的分枝，透過諾斯底，接管了對聖經的解釋，這是教會內部的一個問題。由於用異教的方式來了解福音，有摧毀聖經本質的危險，沒有人會責怪教父們膚淺或是排除一切邏輯成分，為了提供對基督教理的一致看法。我們回到聖依肋內，因為他特別適合，在他身上具有所有的方法——長久的研究聖經和宗徒傳統，勤勉的學習諾斯底派的著作，因更透澈更細緻的神學而出類拔萃——這位里昂的主教不大相信他自己的工作未能很快地感化宗派主義的人們。他認為只要他們保持對創造者的邪惡態度，便不可能去勸化他們。他們首先應該藉著信德在宇宙與人的創造者跟前自謙自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用另一種方式在新的光明中去研究聖經。
做到了這一步，並不是說上述的論證自己得到了更大的收穫，也不是聖經比從前說得更多，而是他們在真正信仰的光照下得以鞏固。他們必須依靠個人來加以超越，聖神的內在光照會引導他本能的去簡化所有的一切。
由此產生了教父們一致呈現基督信息的嚴謹態度。外邦的世界不會讓自己被克勝、除非它靠著超性的方法，首先接受了耶穌——所有真理的教師這個人。然後天主聖言的宣講者就可以進場了。請注意「天主的聖言」並不是人的言，也不是人所變造的神聖的話。神學反將要跟著而來，與宗徒們整個信息性質相同，不加添其他東西或註解。
今天教會的一個大危險在此：批判，把聖經放在自由考驗之下，把教會感放在一邊，摧毀啟示的泉源。如果能夠從教父們(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尊重在解聖經上的註經學傳統。教父們帶著與默感聖經同一的聖神去研究聖經，這是他們加給註經學一個深入穩固又活潑的意義的泉源。只有忽略他們或膚淺地看過他們的人，才敢於輕視他們的聖經解釋。
在自由批判主義對聖經研究的傷害上，我們還須加上輕蔑和忽視，數世紀以來對聖經，尤其是教父們的一致解釋。
所有的民族對耶穌信息都有同樣的感受，儘管有一些認識並不直接或不完全。我相信他們對直接和完整的新舊約啟示一書會給以同樣的讚賞。我們認為有必要重建熱愛教父的天主教神學，並有系統的研突他們，藉著他們註經的幫助。以便在萬民中宣揚有關信仰的高超學問，這註經正是信理和宗徒傳統的輪送工具。
目前，信理神學走一個方向，聖經走另一個方向，但是，教父們卻把兩者完整地組合起來。第二和第三世紀時靠尋求信理神學的奧祕來接近天主的聖言，而隨後才是倫理學。
基督教會與異教世界間的思想之戰，也在今天的教會中進行，就像在第二第三世紀一樣，這戰爭發生在不放過一切的社會無神主義和被縮減到越來越不流行的昨日宗教之間。古代的諾斯底派成為今日的聖經註解家和批評家。這兩者都從現代哲學去尋求他們的靈感。
他們同化於無神世界，放棄過去教會最多彩多姿的表現，為使聖經的影像適合摩登的口味。他們的數目越來越多，同時又缺少一些人以足夠的權威去宣講教父和早期神學家們數世紀之久的古老聲音。他們的道理好像那些第二世紀的諾斯底學派，表示了同一的關懷。他們希望將自己投入民眾眼裡的權威，他們以迎合自由言論為目標。為怕落伍的情結所苦。他們擁抱為大多數人所擁戴的新意識形態。
在這個條件下，很難能把教父們帶進那些向原始信仰開放的民族。教父們以他自己的方教導那些與他們和諧的人，而不是以短命和邊緣的方法。拉丹修(Lactantius)和阿諾庇(Arnobius)，空有一好心，顯示自己可以接近希臘羅馬文化，但他們沒有代表教會，也沒有引起世界的注意，他們使用一種混合的語言，無論對信德或異教徒都是一種奇怪的語言。
最重要的是：不要太關心方法，永不可讓它超過對啟示泉源的個人研突，和在研突聖經時的教會意識，很自然的本地神學家最容易同化於基督徒傳統的永遠價值。教父們的教訓，在他們手中將有同樣的成就，一如註經學，系統和倫理神學。
教父們超越時空的限制，實在是天主之人。他們在人的層面上具有很多的恩賜，因此也對屬於人的一切非常敏感。同時，他們面對這世界具有聖神的看法，他們不是冒失行事的人，由於飽受迫害和放逐，他們的成果在他們死後比在他們生前更被感受到。除了聖奧斯定以外，他們當中的那些偉大形像不是現代心靈所容易接受的。
認識所有的教父們固然很理想，但當我們以神學陶冶和規律為重時，如果把研突限制於一些較偉大的人，便可以省下很多的力氣。在他們中有聖依肋內，奧利振，聖依拉略、聖奧斯定。其他的人都圍繞著他們。當一個人熟識他們其中最好的一個時，第二第三個作者也就更容易接近了。
今天時間緊迫，我們渴望能夠沒有疑惑地接近本源。我不建議任何人去學習文化或大作家的語言學，甚或他們的哲學並因而走入歧途。應該去研突那些勝過他們的，比如，聖經的信理註經學，特別敏感于宗徒的傳統者。在他們的智慧和作為天主的人之間無法劃分：他們因此使這兩者(即信仰和科學)都容易了。人們對此最易有深刻印象
就理論說，他們的教訓再清楚沒有了。總結來說，今天實現他們的困難，不在方法，而在生活；吸入他們心態(forma mentis)，以便和他們一樣自自然然地表達於向信德開放的世界。藉著深刻的內在生活，持久的研究泉源和對宗徒傳統的本能感覺，我們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所有這一切，不必聆聽數不完的迷人之音，大眾傳播，縮在世界潮流裡的空泛群眾，或者一個被世界所敗壞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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