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刊無意介入作者與何世明牧師之爭辯

一、中國本色基督徒
基督教在中國之前途，與其謂將決定於本色教會或本色神學的造成，無寧將視中國本色基督徒之能否產出。早在二十年代，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滬成立，盛唱「中華歸主」，至致力自理、自傳的時候，筆者曾在「文社月刊」（第三期？）中發表了一文，大致謂，中國本色教會的大前提是需要養成一批「基督徒君子」。我之所以採用了「君子」的名稱，不過意味著我們中國的宗主兄妹和教牧師，應勉為養成中國型式的基督徒，而不可像西方的洋教徒模樣。這，我自然毫無任何蔑視外國基督徒的用意，卻只強調我們中國基督徒應多具本國風的學養與德操，不要被國人譏評為洋化或媚洋崇洋。我又屢為文，說在現階段的中國基督徒必須愛護祖國，而視若干西宣教士之熱愛中國者反有愧色！當然，除此之外，中國基督徒應該養成的品德還很多，但亦無需枚筆。
我國在中世紀輸入印度的佛教，瞬即產生了萬千善男信女，出家削髮為僧尼，同時也譯出乃至自己寫作了許多經典。南北朝時期的中國，幾乎呈現了「全盤佛化」的概觀。但也惹起了一些「反教運動。」其最著者為：中國固有的社會結構乃是家族宗法倫常，乃忽有男或女大群遁入空門，拒絕婚嫁，乖違傳統倫常道德。但出世主義是世界哲學思想史上一個很湛深的學派。中華民族素來泱泱大度，無所不容，對於世上各種持之有故，言之有埋的學說與宗派，原無峻拒仇視之心。所以佛教之有惹起中國人反感處，只在某些討厭的和尚與玷污佛門的那班出家人。而對於有修養有學問的法師「大德」，則朝野一般咸表敬仰。因而中國歷代都有「高僧傳」之撰作，而一續再續。唐宋以還，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或遠道求經，或居家號「居士」，或與禪師為摯友而密切過從，受其啟發。所以造出中國本色佛教者，乃是先後輩出的中國本色高僧。是他們寫作了多種中國本色佛經，建立了中國自己的佛學，而對中國學術文化作了鉅大矞皇的貢獻。
十年前，我又常為文呼籲臺港基督教界，會同發起組織「景教資料蒐集委員會」，準備整理纂修一部景藏，以與佛藏道藏媲美。中國是個史學天才的民族，而中國的修史，其重心在「人物」，卻非似西方人作史之專重事功。可惜基督教入華一千三百年，像佛教那樣陸續編作高僧傳者渺不可賭。民初我鄉先賢謝洪賚，在上海青年協會書報部編印了一本薄薄的，含有十位牧師傳記的書！題名「名牧遺徽」，以後即成絕響。年前香港的基督徒送書會，受鼓勵編行了一冊「港澳粵名牧生平」。此外，中國基督徒名人傳之見出版者，真個寥寥若晨星而已！以視佛藏中累累的高僧傳，實可謂膛乎後塵！是則基督教在過去中國之闇也無色，其故蓋可深長思矣！
近數年來，臺港兩地聖教中人競作中國本色神學之議論與磋切，筆者亦不自量而有所追陪。最近從香港景風第六十期（一九七九年十月刊行）得讀何世明牧師大作「五十及六十年代一些本色神學工作。」何牧師對於筆者過去所作芻議之剖析論評，容於此文下節，另提答覆。何牧自己所提議的「神學之國學化」與「國學之神學化」兩點，誠具創見卓識。他心意中所謂「國學之神學化」，蓋比擬於宋明新儒家所受佛學的深厚影響，而暗示基督教可能大有造於中國傳統文化之革新。對這，我絕不否認，我也屢次主張中國固有文化到了今日，必須吸收西方的純客觀科學方法與熱愛犧牲的宗教精神，特別是耶穌基督的人而神的崇高典範，可給中國民族打一強心針，而使儒家的「天人合一論」白熱化起來。然而，正如當年中國新儒家，好比南宋的朱子（熹），因得大慧宗杲禪師的深摯友誼而促成其為理學的一代宗師。朱子自稱他的學識之博大精微是由1.靜坐與2.讀書而致。這個靜坐的修養工夫，無疑地全拜佛教的「坐禪」之賜。明代名臣徐光啟，其人格德行，人皆如自耶穌會士利瑪竇與相交友而涵濡以成。
西方近代有一名句 “Religion cannot be taught but caught” 真的，我們與其傳教，無寧傳耶穌其人，更無寧以身作則的示範。
我們漢譯西文的 “Religion” 為「宗教」，實有深遠意義。中國人對「教」字必先聯想及「教育」與「教化」；而此兩者的活動，顯然皆用示範的以身作則。中國人講「教育」，不似西方之專以傳授知識為事，卻必以「教人」為根本。而教人便須拿自己做模樣。中國古語說得好：「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這便表明「教」的效率與收功，端在自身的表率。教化一詞即點出「潛移默化」的功能。宗教的「教」更何能例外。所以我們不欲傳基督教則已，如誠欲傳基督教，與其授人以有關基督教的知識，與其教導聖經及神學，無寧身為表率而作出一個真正基督徒的模範。而中國尤其在「教門」上最重「師法」。儒教的師法是老師與門第子共同身體力行孔聖的人格。佛教的師法是老和尚帶領一班小和尚共同身體力行佛陀的人格，同樣，基督教的聖職人員應表率或協同一班信徒共相身體力行耶穌的人格。
本世紀初葉，美國紐約一間有名的河邊大教堂，其創建入富司迪博士兼牧師（Harry E. Fosdick）寫過一本世界名著「完人之範」（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這與那部中世紀名著「遵主聖範」（Imitatio Christi）用意相同，皆在勉人養成基督化人格。二十年代中國教會喊出「自傳」的口號；不錯，我們要自傳，其真意乃是：中國基督徒要用自己作模範，去「潛移默化」別人。而感化自己的同胞。當然最好用本國本色本香的方式與方法——否則，最好是用本人的本心去「以心傳心」。我敢說：如真欲基督教在中國有前途，首先必須培育能與中國人士心靈相通的一批中國本色基督徒。
二、為中國人適用的聖經
香港何世明牧師在其上述的一篇大作（即景風六十期）中，批評我所提議重新編訂為中國人適用的聖經為「此事非同小可」，惟恐中國教會將與普世教會脫離而分道揚鑣。一向反對基督教有神論而禁止聖經通用的中共大陸政權，現在其治下的大學圖書館裡有了聖經陳列。據說，為了英文某些讀物中常有引用聖經文句，欲查知其出處，故列聖經在一般參考書架上。中共把聖經看作與一般辭典及百科全書同其性質，自然有其立場。我在幼小八股時代，國中一般奉字紙如神明，信為文昌帝君神靈之所寄。我們基督信徒當然不像中共一樣，僅僅視聖經與一般參考書等量齊觀，但也不致竟認聖經全部為一字一句為神聖而不容褻瀆，一章一卷不容割裂改編。
按今世新舊約聖經通用本，原於西方初代教會的議會中，由來自各教區的眾教父所甄選而編定，一時曾有取捨爭執，本非如中國神話中所「艷稱」或迷執的「天書」。近代西方重版的新舊約聖經，亦有把「次經」編入其中而成為三個部分。所以我曾擬議：將中華基督教聖經訂為四個部分 —（1）新約全書；（2）舊約擷萃，（3）儒經備要；（4）道佛舉隅。耶穌當年宣告：「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它們一點一畫也不應廢掉……」。耶穌出生於猶太，當然誦習以色列的傳統經典，正如孔子生於魯，必習詩書禮樂，而祭禱天及百神一樣。假使耶穌在中國出生，他必將宣布：六經和孔墨諸先知書都不可廢棄了。真的，對一個中國人來說，與其令讀以色列歷史如列王記，歷代志等等，隔膜難通，何不來學習本國的「聖賢書」，總較適合胃口得多呢？依據我自己的經驗，默默領引我皈依基督的前導，一是我年輕寡母每於兒危病時的虔呼佛號，另一即是童年所熟背的四書五經，而當我二十四歲領洗的前刻，不過讀過了新約四福音書數章，與知隨唱十來首讚美歌而已。我當時之所以要求領受洗禮儀式的原因，倒不是為了水一淋頭可以洗罪——我自問本無「犯罪」（就法律上言），只是渴慕耶穌基督那種大愛與犧牲奉獻的精神，而企求接駁祂的葡萄樹枝是了。
我不相信，由於我們中國教會改編了新舊約聖經一事，而將同普世教會決絕。我亦不大相信普世教會會因這事而宣告我們中國教會的破門！聖保羅曾提出「一主一信一洗」的公共準則。我尤其認為地上教會結合的核心，只在主耶穌基督人之子而亦神之子的型範，特別是祂躬踐釘十字架獻身神旨的崇勇行為。祂以後的眾使徒所見證的，是眾使徒對祂的反映，又以後的原始教會，大公教會，東正教會，以至復原教會許多宗派，更是奉耶穌之名而行動的各種團契與組織。中土神州宗主兄弟姊妹自然也可以就他們所處的環境，他們所承受的優良傳統，而斟酌制定教義制度及崇拜儀式。所有地上教會都將合一而不必統一。基督是頭，地上一切教會都是肢體。頭不是新舊約聖經，而只是耶穌基督。太陽的光尚且普照義人和歹人。全愛的上帝父神，不會拋棄炎黃冑裔的。中華民族及其優良傳統，將對世界精神文明作出一番貢獻，而會同各地區的同道，一齊推進天國的臨格，與歸榮天上的父之聖名。
至於聖經的重譯改譯問題，近代西方，先例累累，我們更不必畏縮躊躇。晚近臺港兩地許多神學院研究風氣頗盛。不少平信徒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問題，深感興趣，發表論文與出版書物，頗有可觀。尤其是一位旅美學人李湜源博士，有感於美國聖經公會近年主動譯經工作，未曾如過去大陸時期之慎重其事，由各教會協同組織特別委員會來擔任是項艱鉅事業。李氏對於中文聖經之與中國語文多所脫節、深抱不安，數度為文刊登於港臺報刊，具體舉例指摘，呼籲修改。可是當事者往往狃於惰性，情願將錯就錯，或故為曲辯，不敢向真理低頭。這一點將影響基督教在中國之前途甚大！
中文聖經改譯之急要性，單就現下天主教會通用本與復原教會一般用本（並不計各地區方言本）中人名地名音譯之紛歧百出這一點，已早令教外人士為之目眩神迷！對於中文聖經中所有人地及專辭譯名之必應及早統一，表示今後修改中文聖經之極宜大舉聯合辦理，而不容美國聖經公會一手包天，其理至明，其事亦至急。中華民族偉大優秀之一特徵，在於文字統一行之二千二百年之久。奈何西差會來華傳教，割據地盤，而將聖經及讚歌，紛紛以地區方言譯出，猶誇稱為中國民眾普及教育的一大功勞，更揚言為中國語文拉丁拼音化前途之先聲開拓！這樣，西宣教士來華傳道，與其謂其傳福音，傳基督，無寧謂其宣揚西方習性的宗派主義，立異揚鑣思想，是則他們於無形中破壞了中國文字統一與分裂中國民情，可謂罪不可追！
三、中國本色神學問題
照聖多默（多馬阿奎那）在其神學總論中對神學所下之定義：「神學者，神事之科學也。」可是中華民族性不大與科學相近，至少不似西方人對此道的擅長。因為科學是屬「知」，而中國素來著重「行」。中國在人際關係關係的倫理學與修省工夫，很早就很發達。我先民敬拜上帝天地神祇，亦優為之，但不多想或無意作科學或哲學的深刻研究，如西方歷代之窮探上帝如何存在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無寧同古代以色列民族對耶和華觀念相近似。以色列人直覺地代上帝自我宣稱：「我是自有本有的」（I am that I am）。中國歷史自堯舜（元前甘四世紀）以來，一直承認超自然界與自然界之關係，猶之人際關係的延伸。尚書湯誥篇載：「惟天方物父母，惟人方物之靈」。所以祖先鬼神上帝，相當於「五倫」中「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擴充。「幽明」相互間不廢交往之情誼。這樣，中國的宗教是全然融化於倫理之中，因而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論」的學說，而並無分出獨立的神學與宗教學。
自五四（一九一九）新文化運動為始，國中盛唱了歡迎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西方近代學術大量輸入中土，因之中國基督教界譯出西方歷代神學並新起的宗教科學（如宗教史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等）。迨至外教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發生反基督教運動的風潮，遂激起中國教會的覺醒：「我們不要依賴西方差會及西宣教士，我們要自治、自傳，乃至自己來寫作中國本位化的神學」。所以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張春申院長，於紀念該院創立五十年時，出版了「中國教會的本位化神學」（一九七九年）；其中便說：「中華民族的文化雖很悠久，但是神學尚非常年輕」（亦見神學論集四十二期）。真的，基督教會自有聖保羅神學以來，已有一十八百年的歷史。而基督教傳入中國雖歷一千三百年，中國本色神學的雄雞第一聲，恐須推周聯華牧師所著的「神學綱要」為最（一九七九年，臺北道聲出版社）。以前及此外雖有不少關乎神學問題的討論，但都是片段的，某一方面的，或寄附於耶穌基督傳記及其它課題之書中的，並不能稱為整全的系統神學。故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趙紫宸院長於一九四七年所撰的「基督教進解」一書，乃是基督教哲學，而未可以稱作神學。他兩年後出版的「神學四講」，亦不能作完整的系統神學論。
鑒於我國佛藏浩瀚作品中「論」的部分，我以為將來中國本色神學，恐如中國本色佛學那樣，與其用西洋哲學方法去探究和造成，無寧從密契（Mysticism）的通路悟入，再用否定形式（如東方教父丟尼修在其「神的名稱」書中所常用的）表達出來。例如大乘起信論闡明真如的本質，不用任何邏輯方法，卻以一連串否定冠詞去解明——「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一相，非多相，非一多兩相」。難怪當年佛教由外洋來，依傍了我國原有的道家思想為媒介。因為道家對於超自然的真體，也常用否定方式予以表明。老子稱「道常無名」（道德經第廿三章）；他又說：「道可道，非常（上）道、名可名，非常名」（同第一章）。超絕的至道與上名，是不可道而不可名的。宋代道學家也曾受了道教與佛教的影響與暗示，把易經中的「太極」與書經中的「皇極」冠以否定詞而稱之曰「無極」。真的，我們中國的文法，往往否定或消極的字眼，反比之正面的，肯定的，積極的字眼來得強有力。孔子曾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去說明仁恕之德。對基督教上帝的一些屬性，如Omnipotence, Omnipressence, Omniconscience，聰明的漢譯家也用了否定方式（或說「否定之否定，雙重否定」）去表達：「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近年來，臺灣的天主教會則致力於借用中國傳統中的「孝道」來建立中國本位化的神學。誠然，中國自近古開始，特別把孝道突出化，而稱「百行孝為先」，「聖王以孝治天下」。政府又取曾子所作的孝經列入於十三經之中。孝經曾把倫理性的孝加以宗教化，而稱：「大孝尊天」。所以中國現代天主教會拿孝道來作中國本位化神學的基礎。隨而鼓勵一般教友恢復舊習慣，盛行祭祖制度。而復原教會方面則恐其有崇拜偶像的嫌疑，暫作旁觀。中國傳統的祭祀，其意義原非與基督教的上帝禮拜同科。不過世代相傳，流弊百出，「慎終追遠」之原義，與「盡心」紀念的功能全告喪失，而陷於虛偽的形式主義，寖假又惡化為「吃人」的禮教，以致新文化運動時，招致「非孝」的赤浪。十餘年前，香港聖公會牧師何世明曾著「從基督教觀點論孝道」，提議將中國固有的孝強化為效孝於天父。此則與今日臺灣天主教會所努力者合轍。
數年前，筆者連續寫過兩篇文章，本著自己的生平經驗，陳述「我的感恩神學」（轉載於香港道聲出版社刊行的「生之回味」一書）。西方自中古經院神學一連串產生對上帝存在之本體論的證明，宇宙論的證明，目的論的證明。近世大哲康德曾對它們一一駁擊至體無完膚，而自己想出了「道德論證」（moral argument）。我則更進一步而提「感恩論證」（gratitude argument）。我是神州土壤的產兒，從親身印證那自幼至壯所讀過的中國歷代經籍，也根據一生甘苦的實際經驗，深覺感恩報本是中華民族最優良而合情理的人生觀與宇宙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記、禮運篇）；「天以生之，地以養之」（同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上傳）。中國人一向認「忘本」與「忘恩負義」為人生最大罪惡；而這恰好等於基督教的「背叛上帝」。中國又是「人文主義」（注意：此與西方的「人本主義」不同）的民族，認「人」與「天」相通。我們常稱「人性」亦是「天性」、「人倫」亦是「天倫」，因而有「天人合一論」的主張。「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篇）。中國人把人跟上帝的關係拉得很近，很親切；每一個人都懷有「天命」感。所以我們講神學，不必去「尋」問上帝在那個地方，正如耶穌所說的天國就在你自己的心中。
耶穌之成全與改進了猶太教者，即在乎此。猶太人看上帝高高在上，赫赫不可嚮邇，耶穌卻自白：「我在父中，父在我中」「我與父原為一」（俱見約翰福音）。這樣，耶穌才是最偉大而最顯明的「天人合一論」者。所以中國本位的系統神學，不必效西方那種序次，先聖父，次聖子，次聖靈，卻可以首先捧住耶穌基督，而後推至由祂所啟示出來的父上帝。並且我們也無需定要跟從那位拉丁教父特土良去穿鑿三位一體的教義。中國民族素所尊崇的一貫位序，是習稱「天地君親師」。尊師重道是中國特有的美德與流風。孔子本是中國士子的至聖先師，今後教育全國普及，則孔子即為全中國人的大宗師。基督教輸入中國，國人認識耶穌，應知崇奉他為比孔子更偉大的大宗師。當年耶穌所致力的推廣天國運動，本在招收門徒，使其追隨模效他本人的榜樣。一貫尊師重道的中國人，為什麼不於孔子而外更追隨這位偉大的宗師呢？洪秀全不了解中國的正統文化，對孔孟更懷嫌惡的成見，卻去模倣水滸幫會，而拜耶穌為「天兄」，這便使基督教跟中國優良傳統剝離的最大不幸！一些不能深切了解中華民族心理及文化的西宣教士與「準」西宣教士，也常常犯了洪秀全一類的錯誤，這都是中國本色神學前車之殷鑑。
四、後  論
我們今日正處於一個大過渡的時代。鑒往知來，懲前毖後，是我們的警鐘。史學原是中華民族的特長。中國當今的宗主兄姊們皆應多少明白本國近代史，尤其應當清楚習知基督教在近代中國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成敗得失。中共統治大陸後嚴厲控制了宗教活動，特別是復原教會，便蒙受有形無形的迫害與壓迫。這個災禍亦半由中外信徒的自貽伊戚！
語云：「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又說：「失之東隅，收之桑愉」。而況臺港兩地的中國教會，三十年來，頗見蓬勃發展，海外華僑及旅美學界亦崛起各種大小教會團契。回望故國大陸，顯然已惕於「文革」之殃而改採放寬政策。海內外同道骨肉，自可在不久將來，打通一片，而共同迫候「中華基督教」之來臨。無疑地，聖教如要在中國有前途，必定非在中國土壤中產出華夏本香本色的基督教不可。事實上，這種中華本位化的基督教已在發作陣痛，我們都應有替她接生的使命感，而作應有的充分準備。可是，在這陣痛初兆的現階段中，必須顧到有胎死腹中，甚或母嬰兩俱死亡的大險！
我們海內外同道大家的當前課題是「宗教自由」。大陸上的「三自運動」與海外華人教會，誠然皆向著自立、自養、自傳之路而趨，但他們偏都忽略了「自由」之更為急要。現代世界的兩大分野，正是自由與極權之爭。人類社會的經濟，可以容許統制；政治有時亦或有多少統制的必需，然而文化學術則決乎非自由不可。人而無思想自由，即等於喪失人之所以為人。宗教居文化學術中之最高度內在性。宗教的核心，是各個人自求安心立命。宗教而受政權統制，或去干預及統制政治，乃是宗教的最大致命傷！爭取宗教自由是現代人的首要急務。中國基督信徒更應視宗教自由為最可寶貴，更應高呼「不自由，無寧死！」
在中華基督教呱呱墮地的前夕，中國教會內部應共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今日的中國聖教界，真應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自由討論，自由批評的大解放局面。你可以寫作你的「神學綱要」，我可以，他或她，各可以自己寫作各自的「神學綱要」，而且不厭放膽直書，也不憚彼此批判及論戰，並且大家都做到「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基督徒「君子」。這樣，才可以保證「中華本色基督教」的順利產生，才可以歸榮於「我們在天的父」！
一九八Ｏ、六、二九於美維州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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