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歷史意義、目的的問題對每個時代、每一個關心歷史過程的人都永不過時，尤其在危機與大災難當中、都有人用緊迫的聲調提出這個問題。今天，我們亦復如此。因為我們剛經歷了大災禍，看到雄偉的建設瞬間被夷為平地，淪為廢墟，還有很多人因此不再相信歷史有恆久的價值。這個現象是普遍的，不光是在德國，即使離德國很遠的地方，也都聽得到人類歷史的哀歌。由於自己歷史經驗的有限，我們對前途感到困惑與茫然，再加上我們親眼所見的，幾乎使我們對過去的歷史不再有任何信心。痛苦的心情使我們不禁和歌德同呼：「世界的歷史！你是最荒謬的事！」
在悲慘的處境中我們也許會以求助的眼神回顧德國理想主義者的哲學，看看他們信心滿懷，堅信人類的歷史穩定地走向最高的理想：人類精神的完全自由，道德律統管人世的太平時代。從萊興（Lessing）到黑格爾的德國哲學家都深信自己在歷史過程中看出一個上天照顧人的偉大計劃。
黑格爾有一段話說明這種歷史信心：「世界歷史的目的和意義在於以下事實：存於我們每一個人鼻息的精神逐漸醒悟於自己的存在，黑暗的自然漸現出曙光。歷史的過程有其不可變動的需要性。在所有人類的衝突和爭戰中，歷史絕對不改變它既定的道路。最後的目標勢將毫無錯誤地被完成。每一個種族，每一個世代都對歷史目的的完成有所貢獻。不論他們本身有意與否。」
信心滿懷的歷史哲學很快就走到下坡。赫德（Herder）已經對康德彈出反調。對黑格爾更可以聽到反對的大合奏。郎克（Leopold von Ranke）還有後來的布爾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這些大歷史學家抨擊理想的史觀都不留餘地。他們對世界歷史的了解自然透徹，無法接受把歷史過程視為本身穩健自動邁向精神最終目標的史觀。在郎克看來，歷史時期和人類各種族的歷史都無法用這種理想論來貫串。雖說歷史也顯現某些發展的跡象，但是我們無法確定歷史的過程是一個一以貫之，完整的發展大道。「人類本身就隱含了各種發展的種子，這些種子一個接一個地萌芽。操縱整個過程隱密而巨大的法則，是人無法了解的。」這就是郎克對黑格爾的回答。郎克認為，我們不該把歷史時期想作是通往歷史最終目標的一站。在他看來，每一個時期本身就有它的重要性，並不需要從歷史的大過程來附會意義：換句話說，每一個世代、每一種歷史型式或運動自身就有其目的。歷史並不是穩定往上的發展；另一方面歷史過程的確也累積過突出過幾個後代無法超越的點。
即使德國理想論史學倒臺之後，歐美哲學家仍有人持同樣樂觀的信仰，認為人類是在不斷地向一個最終目標前進：樂維特（）稱這個目標為「知識份子最後的宗教」。對這個現象我們又如何解釋呢？顯然這種樂天派的信仰是從現時代中一些不可否認的進步得到它滋長的營養。在這裡所謂的進步顯然是指人利用科學和科技所達成的征服自然的成就。很多人也把人類在政治上由專制轉向民主的現象看作是人類進步的記號。
但是，這些進步主要的還只是人類生活的外在結構，也就是人類科技文明唯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成果。這對精確的認知領域來說，當然是正確的，如數學、自然科學、語言學、歷史學。超過這些領域而主張一般歷史不斷進步的高調就不再有什麼意義了。對早已和人類生存本身無數謎語糾纏得昏天黑地的哲學家來說，這種論調是否真實？藝術家們不斷地對人類的命運及限制生存的力量奮鬥，這論調對他們是否真實？有沒有人願意出來作這樣的工作：按照對人類進步貢獻的大小來給世界上偉大作家、哲學家的作品排列出一個次序來？作品只屬於個人與某一個時代嗎？傑出藝術家是突出歷史洪流中的孤石嗎？出類拔萃的藝術家能比較嗎？能被他人超過嗎？不論是詩人或哲學家，要是他們的作品愈能接觸人類生存的核心，我們就愈不能把它們視為人類進步路上孤立的步程。我想，整個來說，每一個時代都必須用自己的方式來和生命問題搏鬥，但在開始時自己以為與傳統無干，到後來才發現在本質上自己的努力也無法超過前人思想的例子並非絕無僅有。
關於人類生活技藝的唯理化，那些征服自然的成就又怎樣泥？如果我們說今日科技的進步，多方面的影響了我們的生活；這是真確的事實。它減輕了人的痛苦，同時也增加了負擔。它以同樣的程度使人類的生命更豐富、更貧乏、並受到威脅。它使人自由，也同時奴役了人。科技進步帶來了極大的危險和困擾。它對人生命的影響好壞是極端曖昧不明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人類在道德方面的進步。事實上，我們很難說人在這方面有什麼具體的進步。人對於控制情慾而度理性生活這一方面，進展可以說沒有。慘痛的經驗告訴我們，理性並不是決定種族生命的因素。相反地，控制的因素仍然是自我保護原始的本能。整個人類的生活型態在今天仍脫離不了優勝劣敗，最多者生存的格式。對權力的貪婪、政治、宗教、經濟和假宗教等的帝國主義仍然瀰漫在現代人的生活裡。甚至今天種族的沙文主義（偏狹的民族主義）仍然存在。德國史的研究大師麥耐克（Friedrich Meinecke）認為，描寫歷史事件的動力無法不談種族優越論。在他批判「第三帝國，德國的災難」一書裡說：「我們所經歷的歷史事件已經在我們的心底留下烙印。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生命和歷史露出如此猙獰、可怖的面貌」。麥耐克甚至說，這是「世界歷史中撒旦原則的爆發」。一旦了解了撒旦原則的真實性，我們就很難再心安理得的躲在樂觀的歷史主義的蔭蔽之下。他知道邪惡並不是進步的副產品。在每一個時期，邪惡都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存在。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必須重新努力，人類不可能一勞永逸。
人和超越人邪惡的勢力影響了人類和他的歷史：今日我們有誰願意站在理想主義的哲學家一邊來小看這種惡勢力？只把它視為人類發展的一個過度階段。終將被理性和積極價值的浪潮所捲去。
在此，我們再度看到歷史的樂觀論調是多麼軟弱無力。歷史的目的和意義並不在於一個假設的不斷上昇的過程。對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種族、每一種文明的發展我們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原理。黑格爾說，人能透視天主的照顧（divine Providence）在歷史中的作為。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黑格爾還引用幾段新約，其實他誤解了新約。
整個歷史是我們無法捉摸的，就像整個自然界和上帝的創造都是無法解開的謎（參看舊約約伯傳三八、三九章）。當然某些歷史法則的倫理目標是很清楚的，歷史或許不是最後審判，但這並不是說歷史沒有它客觀的倫理。整個歷史的意義和目標對人來說，仍然是不可見天主的秘密。我們只能了解時代、種族、文明的連續是造物者無限能力的表達。因為只要祂願意，祂就能創造新的生命和新的文明。而我們無法以祂的眼光去透視歷史。因此，我們所能夠做的，只是回顧既往，而我們還沒有走完歷史的旅程。
歷史的目標和意義，其進步的原理，對我們來說都是隱藏的。但人仍然有責任去思索歷史的意義。這裡所說的歷史的意義並不是水平的觀點，而是垂直觀，也就是我們只能在眼前自身的經驗中去尋求歷史的目的。如此我們也就和郎克的史觀相聯繫。歷史的目標和意義在於現在，而不在渺不可測的未來。我們無法客觀地測定歷史的目標，對它的意義我們也得不到客觀的了解或是科學的證明。但它就在我們身上實現。不論我們知道與否，這樣的歷史目標是我們能夠信仰的，能用良心來測定的，能用我們每一天的作為來實踐的，這種歷史目標是我們能夠信仰的，能用良心來測定的，能用我們每一天的作為來實踐的，這種歷史目標是存在我們生活的每一時刻，每一場所。用湯恩比的話來說，這就是「歷史的挑戰」，是我們一定要找到答案的問題。
我們每一種族、每一時代、每一個個人都在每一個今天被召喚去度造物主賜給他的生命。用生命來服務人類是我們的使命，造物者也賜給了我們實踐這使命的能力。
這並不是說，在歷史的過程中，時間變成彼此互不相干的片段。雖然沒有連續發展的因素，每一刻生命仍然蘊含著意義和目標。每一個今天都是從昨天發展而來的，並且走向明天。每一個今天都承繼著一份昨天的遺產。對今天的信仰就等於珍惜了份遺產。每一個今天都是明天生活的基礎，今天的目標和意義也就是人對明天的生命責任的體會。
我們的生命不在於塑造結果，我們的關心也不在於任何活動的成績。我們關心的是活動的本身：我們在其中的努力。我們接受生命的挑戰並付出具有目的感的貢獻。我們站在昨天與明天之間。
這是我們每天都必須從頭做的工作，要求每一個人作具有目的感的抉擇，並且振奮自己的精神，下定服務的決心，勇敢地對抗我們內在和外在四周的邪惡。我們的生活是一場為真理、正義奮鬥的過程。我們的努力並不是由一個理想的歷史目標來策動，也不是出於對烏托邦的憧憬。相反的，我們的奮起只因一個清楚的意願，在今天盡我們最大的力量來舒緩今天的困厄、憂煩，並且冷靜地理解到明天還有同樣的挑戰等著我們從頭做起。我們並不在意是否能有一個圓滿的未來，但我們的覺悟和面對今天的決心，使我們堂堂地立在昨天和明天之間。
然而我們的看法並不僅此而已。我們不信任何俗世目標的歷史發展理論。我們想做的也便是把歷史目的和意義的問題從歷史本身具有最終目標的概念抽出來。我們冷靜的呼聲是以服務為根據，以今天的理由做我們的獻身和服務；而不需標榜任何進步的意識型態。然而我們也不漠視歷史中許多對抗邪惡與不幸的爭戰；及在所有嚴肅的創造性活動中，明朗地或隱含地可以見到歷史有一目標——在和諧和自由中實踐生命。儘管歷史已經並繼續不斷地使我們失望和理想幻滅，但是在每一個人心中，仍深植著這美好的日子，將有一天會來臨的知識，也渴望它的實現。難道這不更是「希望的言語」而不是「瘋狂的痴話」。當然對於精神和愛在歷史過程當中會不斷得到勝利和逐漸成功的理想，已經不斷地破滅了：歷史上所有爭鬥後所得到的安定都只是片面的勝利；所有這些勝利也都臣服在生命的法則之下：死亡永遠在生命的另一端等待我們。所有為創造更美好世界的努力都終遭遇無法克服的障礙，就像是理想主義史觀所遭遇的一斑。
然而這並不是說理想論的觀點完全沒有真理；只是我們必須把未來目標的裡頭斬釘截鐵地表達出來。這種信仰的基礎是什麼呢？按照早期基督教教徒的證言，我們發現這種信仰是建立在耶穌基督這個人、祂的歷史、和祂的復活上。因為在祂身上出現了天國的希望。這不光是一個「新人」而且還是「新世界」的許諾和記號，耶穌是那顆「明亮的晨星」（默廿二16）。但是晨星，並不是太陽，晨星只是記號和許諾，預示一個嶄新的黎明和光輝奪目的太陽。如此耶穌基督在歷史上就以上帝的許諾向我們顯示天國一定會來臨。在祂的身上舊約先知的預言得到滿全，這些言語都散發著永恆真理的光芒。我們就是從新約的中心人物得到屹立不搖的勇氣，以喜悅的心情堅信那偉大的日子必然來臨；那是天主釋放，自由和滿全的日子。
聖經的基督教史觀和理想論的史觀都相信歷史是向一個「充滿生命和真理的目的地」邁進的過程（Matthias Claudius名言）。但是二者根本的差異是，在基督教的史觀中、歷史完成它的目標，並不是由它內在原本具有的活力。我們的心靈都親自經歷過歷史的產痛。但歷史無法從這個產痛解脫而得到本身的意義和目的。歷史的目標和最終的目的並不內在於歷史過程中，而是超越的天國。只要我們願接受它明確的信息——生命的每刻都在天主的手中，天國就在這一刻臨近我們。但是同時，這個目標並不在歷史的實踐範圍內，也不是光憑人力就可以達到其完滿的美好。
在世上人類每一個對抗不幸和罪惡所得到的勝利都是零碎的。誰來給我們破解死亡的咒語？誰來克服每一世代都重複出現的殘暴和邪惡？這些綑綁我們的鎖鍊靠人力是解不開的。實際上，人類今天沒有、明天也不會有、根本瓦解罪惡的力量。唯有生活的上帝的創行（act）才具有這等力量。祂終有一天會粉碎歷史的大廈，重新在生命和真理天國的光榮中把它重建。只有在那個時候，人類的渴望才能得到實現。
所有人對於必定會來的那一天的渴望、希望、信賴都是建立在新約所見記載耶穌基督復活的基礎上。因為在哥耳哥達（耶穌被釘死之地）可怕的絕望事件之後，上主隱密完成了祂的計劃。整個人類的未來都歸屬在這個計劃之內。在第一個復活節的清晨所發生的耶穌復活事件，就是人類渴望終會實現的見證和許諾。
這一天的光芒，天國的晨曦照耀在歷史的每一剎那。當然我們人無法加速這個光輝實現的速度。但這也不意味著、人可以因此懈怠、消極地垂手等待上帝的來臨；相反的，在等待中我們需分外努力，向所有內在和外在的矛盾挑戰。在本份上做一個真理的尖兵，以一顆喜悅的心承擔生活的重擔，因為一切原本都在上主的計劃之內。
基督徒唯有以實際的行動才能為那終要來的一天做見證。我們的每一行動都說明了我們的盼望和確信。如此我們每一天的生活也尋得了原本的意義。每過一天我們便接近最終的實現一步。這一種行動或能帶來疏解歷史軌道上必定會出現的不幸和悲苦的效果。在每一場大變動、大災難之後都會自動出現一段喘息的和平時代。但是我們所說的天國的和平和榮耀並不是寓言，也不是一個空虛的影子、短暫的喘息。曾在歷史的剎那間顯現的天國的形象雖是不完美的，出現後又很快消失。但無論如何，它仍確定地屹立在歷史的腐敗和敗壞之中，標示人類希望的意義與實踐。

本文譯自：

Paul Althaus （德國Erlgangen大學教授）“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History in Christian View”Universitas（English Edition）7/2/1965. P. 197—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