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論集
耶穌會總長神父答客問
Pedro Arrupe述
陳 寬 薇 譯
問： 總長神父，您在一九七九年的「職務信函」中，曾對某兩項提出詣問：與無信仰者的接觸；對貧窮的「暴露」。您為什麼提出第二項問題，您所期望的回音又是什麼？
答： 我提出這問題，因為我認為它觸及我們仍有重重困難的一點。卅二屆大會大力強調「我們往往同信仰的環境，以及不公平與受壓迫的日常而具體的後果缺少真實的接觸」﹙四35﹚，雖說有顯著的例外和一些創舉，我覺得對大多數本會會士而言，這份觀察仍是真實的。我們從事的大多數工作，尤其是按會典所指示的，經常有與外界隔離的危險，或至少對更廣泛的問題失去興趣。這意謂我們的使徒工作，整體而論，有畫地自限的危險，或受條文的牽制，這些條文本身固然有效，但也許並不能解決更緊急的優先需要。聖納爵非常重視使徒工作的世界幅度，並經常探尋天主愈大的光榮。就今日而言，即與這多采多姿，一日千里的世界，有更緊密的接觸。
此外，還有第二個理由。會士中即使有人保持此接觸，對這世界和它的困難，往往也只是一種概念性的認識，我們隔岸觀火，從電視螢光幕或報章雜誌上看問題，結果我們超然度外，問題也顯得不真實、遙遠、沒什麼緊急了。這也就是卅二屆大會強調「真實的接觸」和「經驗」的理由。我相信許多會士仍不明白這方面的需要，他們們低估「經驗」是知識和靈感的真實來源。所以，有些會士不清楚我在問些什麼，為什麼發問，有些則不知所措，也不知問題對誰而發。我將這問題列入「職務信函」，是希望激發一些反省與研討。
我期望的回音是什麼？最主要的，我願知道會中各省，對卅二屆大會在這方面的要求做了些什麼？我請各參贊區的秘書摘下每一參贊區的回音，作成綱要，然後我們根據綱要作成綜合報告，並於最近在Vila Cavalleti的一年兩次的工作會中研討。現在，關於本會對這問題的現況，以及需要改進的是哪些事，我都有了更確實的圖像。
問： 卅二屆大會宣稱：與貧窮人共同生活一段時間，為全體會士都是必要的。您給代表會議的最近的一次講詞中，又重述這一點，其至提到每年有若干會士應「與窮人為伍」。您為什麼把這點看得如此重要？得到的反應和實際後果是什麼？
答： 我堅持這點，因為我認為它是很基本的一點。我在你提到的講詞中，說明本會今日所需的悔改，是靈性的，但並非僅僅靈性一方面，「它包括一個自覺過程，以及持續不斷的教育，幫助我們走向外在的世界，跨越那束縛著我們的心理障礙」。這即是堅持「暴露﹙exposure﹚或「介入」﹙insertion﹚實際嘗試的理由之一，它們最低限度使我們在一段時間內，走出我們感到安全，其或舒適的天地，親身經驗某種不安全、壓迫和貧困，而這些正是今日許多人的命運。缺乏這樣的經驗，我們不能真正宣稱懂得貧窮是什麼，更不能堅持自己優先選擇了貧窮。這對某些人而言，可能頗為新奇和困難。雖說本會有許多會士，過去和今日仍然與窮人為伍。
反應極為不同，從熱誠地接受、反對，到強烈的批評。有些認為貧窮和正義問題說得太多，信仰問題則說得不夠；另一些人承認需要有所作為，但不知該做什麼；有些人埋怨過份的罪惡感，而另一些人感到要求得太多。少數會士申辯這樣的實際嘗試，與耶穌會會士的「行事之道」相衝突，還有人反對所採用的辭句，擔心任何一種「介入」的嘗試，都是不自然的。
實際後果是什麼？一九七九年信函的答覆中顯示，個人和會院團體的生活，雖然對貧窮的關懷有所加深，並具可見的成績，但「暴露」或「介入」的真實嘗試的重要性，只有少數人明瞭，加以奉行的人更少了。我想這是很正確的。我們也有幾個優良的嘗試經驗，但都是些孤立的例子，就大幅度而論，實不足以說明有了什麼有意義的後果。例如「正義視野」計劃，已有良好的安排並付諸實行，但仍僅限於一百多位美國會士，對其餘的五千多人的影響作用，是太弱太弱了。不過，個別性的嘗試，頗能改變參與者的態度和價值論。所以，整體實效是很微弱的，有待完成的尚很多。
問： 您認為這樣的經驗或嘗試，為全體會士是必須的，甚或可能並在每個國家內做到嗎？
答： 嚴格說來，當然不是每位會士能或需要有此經驗，健康、年齡、心理狀態和職務，都須有所斟酌，但人總不是自己的最佳法官。我極希望全體會士，在每年訴心時，和省長神父談論這件事。我個人認為，應有比當初想像的還要多的會士，能有這樣的經驗，也能從中受惠。反對的理由多是外在的而不是真實的，能用反省和祈禱加以克服。
本會某些會士，不需要刻意有一次這樣的經驗，因為他們在生活或工作上，與貧窮者和不公平現象已有充分的接觸，深知其究竟了。例如我個人的情形，我能回憶反省以下的經驗：被逐出西班牙，在紐約為波多黎各人服務，在東京為貧民服務，在廣島照顧原子彈投炸後的傷殘病患，監禁於日本山口，被控為間諜。這種種經驗仍活龍活現於心中，影響我的思路與感覺。
你問到不同的國家。顯然有許多國家，尤其是非洲、印度或其他第三世界的地區，在那些地方的耶穌會士，與極端貧窮的百姓日常接觸，許多人度著艱難困苦的生活，如果是﹙外來的﹚傳教士，按他們祖國的水準，起碼是貧困的。但是，我堅持住在一個貧窮的國家或地區，和實際參與老百姓的生活，學習他們的經驗與文化，這兩者是不一樣的。若說卅二屆大會所提的「介入」或「暴露」，在某些地區不適用，這是不對的。
這裡同一理由也適用於本會其他會士，居住在某些遭受外來的苛刻條件或壓抑的國家，許多會士沒有任何選擇，只能和一般百姓度同樣的生活，因此也就非常清楚他們必須面對的是什麼。不過，即使在這些國家內，仍舊不是不可能和當地的日常困苦脫節隔離。
因此，我結論，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最少大部份的本會會士能夠並應該從這「暴露」或「介入」的經驗中受惠。
問： 這種實際嘗試如何或在何種情況下進行？預期的後果是什麼？
答： 很難列出一張各地適用的條件。正如我已說過的，這是一項新試驗，推展得還不夠廣泛，在方法或成果上，都未能描出概括的結論。但我仍按你所問的兩點分別回答，儘量依據已有的經驗和模式，提出一些指示。
如何進行：
試驗前應有細心的籌備，對參與者而言，就是說除了有意接受外，須有堅決的努力，克服心理上的局限和成見，以期有更開朗的心境，接受其他人和陌生環境。
如果試驗是在其他國家，那麼語言的學習，文化習俗的認識都是必須的。
準備工作須以神操第二週那類型的默觀祈禱相伴，並默想王國及兩旗。
某些人為因素在所難免，但是必須力求最完全的「暴露」或「介入」。最起碼的條件就是改變日常的工作或生活環境。
務必使參與者信服，他在試驗中的受惠，有賴他對所接觸的人的觀察和傾聽。務必使他相信，他能從這些人學得很多。
為了這個理由，他不應該，最少在試驗期間，處於給別人工作或幫助別人的地位，除非是以謙卑附屬的立場為人服務；否則，老百姓不恭敬他，中間又造成距離了。
基於同一理由，正常情況這樣的實際嘗試須由一人進行，最多有一位伴侶，一個小團體會使參與者不能直接經驗貧窮人的無助與不安全。
參與者必須足以承受一些身體上的勞苦，經驗真正的貧窮。
整個試驗必須儘量以祈禱、反省、討論為伴，尤其是在最後的階段。
如果可能，試驗應以一個評估研討為結束，同樣伴以祈禱和討論。
預期的後果：
已經作過這種「暴露」試驗的會士，一同聲稱所收穫的益處難以言傳，必須由個人親身去體驗。
這是因為它所關切的是心靈的認識其於知識的增加，這是卅二屆大會法令所稱的「更深的敏感」﹙四49﹚。
對窮人的痛苦和脆弱，還有他們的財富，應該有敏銳的認識。
反過來說，應帶給參與者對自己文化背景，以及國家與國際間，個人和社會關係的混亂，一份新的認識。
這雙重的認識，應帶來一種以新的態度和價值出現的轉變。
這些能引人向貧窮者作更大的實際的獻身，造成更密切的團結，牽動使徒工作的每一面。
雖說難以言傳，但態度上可見的轉變和投身，便是與人分享經驗的最佳途逕，並能鼓勵他人去經歷類似的事情。
最後，因為這種經驗需要強化和革新，那麼，與已有這經驗的會士，保持聯絡是頗有助益的。也不要以一次試驗就足以終生受用。
問： 卅二屆大會法令極重視培育，這些試驗如何能和不同階段的訓練互相整合？
答： 的確，培育階段特別適合作這樣的試驗。它們是訓練今日使徒很重要的一部，如果他真準備宣講那答覆現代問題的福音。因此，一個培育程序，除非包含一些直接的貧苦、不公平的經驗，或是在貧民區、鄉間移民區，或其他經濟、社會地位偏低的人群中的直接經驗，不能視為完整的。
無論如何，這些試驗的安排應比一般已有的更周詳。從事培育工作的神父應陪同他們，或就近指導他們，總之，參與者能隨時得到他的指導。尤應特別注意試驗階段中的祈禱與反省，使之真成為參與者生活中的積極而整合的一部份。只有這樣，這試驗才是「非幻想的，並帶來內心懺悔的體驗」﹙六12﹚。
並不是所有的試驗都適合培育的全部階段。必須細心策劃一項均衡的程序，不致與培育中的靈修、學業、宗教其他目標衝突。例如一位年輕會士，必須幫助他認清初學期及卒試期中，對祈禱與靈性成長，或讀書期對踏實的學業基礎所給予的優先要求，不能為了走向貧窮的試驗而拋開，那樣將互相為害。事實上應該是反過來的，試驗應肯定他靈性與學業進展的志願，因為他將看清這些進展，不僅為他本人是必須的，同時也是使他與貧窮者的團結更真更有效的方法。
培育期的某些階段，較其他時期更適合作此試驗。初學期及卒試期為它留有特別的餘地，其他時期可多利用假期和週末，如果這種種機會都加以善用，安排成相聯的計劃，我相信，我們的培育必大有改進。這樣做，我們也能避免輕率的誇張，或導致極端的單線進行。
問： 總長神父，請教您最後一個問題。您常說今日的領導者需要以實例示範甚於言教，您自己的辦事處在這整個問題上，給了什麼樣的示範？您對省會長們的寄望又是什麼？
答： 問得好！而且是我不能躲避的。一如你所指出的，我同意前教宗保祿六世在「向新世界傳播福音」通諭﹙Evangelii Nuntiandi﹚中所說的：「現代人聆聽見證者甚於教導者，如果他真聽從了教導者，那是因為他們是見證者」。我確信耶穌會士在這方面都是現代人。
我們辦事處的確想到這件事。我個人確信我們這裡雖因工作性質的關係，但仍有很多事能夠而且應該做得比現有情況更好。這也是我們在最近的Villa Cavalletti研討會中所作的決定。所以，目前我們正攷慮施行之道，也請辦事處的會士們，向院長提供具體意見。希望不久便能看到一些結果。
我對省會長們的寄望是什麼？第一，他們慎重其事，在他們的省內給予它應有的重要性。即不僅僅像我前面所說的，在訴心時討論它，而是積極鼓勵所屬會士從事這樣的試驗，也促使他們能夠去做這件事。某些環境中，如果設置機構或特殊計劃，可能有助於促成其事。這一點已經有人做了，例如美國地區的一些成效。當然，我切願看到省會長和院長們盡量樹立榜樣。
我相信，只要是以善意和慷慨來接納這件事，必能得優異的效果，足以轉變全省，革新其使徒工作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