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論集
（1977）p259-270
福音精神與中國社會
李 震
1. 演變中的社會：中國社會是一個演變中的社會，在各種衝擊中求新求變；面對傳統的、神聖的價值和俗化的、物化的趨勢，它需要適應、抉擇。無論在大陸、臺灣或海外，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已經覺醒。在大陸八億多中國人，雖然在共產極權的壓抑下，受盡了屈辱，廣大的人民仍然發揮了堅忍的、犧牲的、勞動的精神，期望建立一個強盛的國家，不再受強權的迫害，雖然他們並沒有自由去選擇他們要走的路。
在自由中國及海外的中國人，幾十年來已經深刻地體驗到國家分裂和有家歸不得的痛苦，也意識到這種痛苦是兩百年來民族精神低落的後果，中國人必須自己負起責任；但是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無疑也在中國人的靈魂裡留下了深刻的傷痕。每一個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作為一個中國人，不再是丟人的事。
2. 和諧精神：推動這種民族意識覺醒的，不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共產唯物馬克斯主義，也不是給馬克斯主義加上一些東方色彩的毛澤東思想，而是中國五千年來固有的民族精神。即凝結天道、人道、地道的偉大和諧精神。這種精神的完成，沒有孔子是不可思議的。極力想永久建立共產主義王國的中共頭子們，可能比自由的中國人更深刻地了解，支持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極大的屈辱和迫害中活下去，而且不斷在沉默中抗議的，正是這種精神。他們很清楚若想把人民變成一小撮共產黨的順民，必須搞文化大革命，必須鬥爭孔子。
3. 人文精神：近兩百年來，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為甚麼會低落呢？把這種現象歸罪於別人或外在原因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必須自內部去檢討。一個活的文化必須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繼續充實自己，發揚光大。為甚麼中國文化精神面對著現代的種種衝擊，暴露了它的不足呢？
孔子是中國思想集大成的人物，也是中國文化轉變的關鍵人物。孔子以前，超越的、賞善罰惡的上帝，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孔子本天道以立人道，使中國文化充滿了人文精神。此人文精神不排斥天道，而是以天道為人之大本，向天道開放的，上有天道，下有地道——大自然，而人居於中。天生萬物，表現了上天的好生之德，仁道精神的建立就是要效法上天的仁愛。在本體方面，天道、人道、地道應該是和諧的：在認知方面，知物、知人、知天也是相互溝通的。
4. 道德與宗教：但是人文精神的發展強化了中國人的道德精神，卻削弱了宗教精神；強化了內在精神，削弱了超越精神。一個特殊現象即是道德涵蓋了宗教，直到今天許多中國人認為道德與宗教是一回事，因而不重視宗教間的區分。一個拜上帝，敬祖先的中國人，可以同時接受佛教和道教的教義。過去傳教士要求中國人信天主教一定要完全拋棄傳統的信仰，包括祖先的敬禮，這是天主教在中國傳不開的一大原因。
中國人重視的是仁道精神，是人性的發展，因此認為宗教間的合一精神是自然的事。基督信仰中種種人為的分裂，為中國人是另一個傳福音的大阻礙。
5. 實用精神：人文的道德精神或道德的人文精神的發展，自然而然的趨向於內在精神而忽略超越精神、漢唐以來，中國思想的主流——儒家日益強調實際的治世精神，實用主義的色彩越來越重。
雖然在民間道德精神常是向天道開放的，民間的宗教也免不了實用的色彩，許多神明的產生也是為適應人民的需要。例如臺灣的民間信仰富有海洋性色彩，於是媽祖、玄天上帝（北斗星）、水仙大帝等神明大行其道。大陸移民的信仰又與不同的方言有關，富有區域性，例如客家人的三山國王，漳州人的開漳聖王，泉州人的保生大帝等都是守護神。臺北的關帝廟，北投的忠義廟，三峽白雞山的關帝廟與商業發展有關，商人特別需要奉關公為主保。
6. 超越精神的缺乏：人文的道德精神重人性的發展，重實用，重入世的精神。孔子已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說法。道教以成仙為目標，想把不完全的，短暫的生命伸展到永恆的、極樂的世界。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普遍的興盛，其出世精神和超越死亡的教義固然可以補中國文化之不足，滿足中國人對超越性的渴望，另一個原因是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頗能適應環境的要求，也沾染了不少人文的、內在的、入世的色彩。再者，佛教主張明心見性，透視人生的空無以把握真如——絕對真實的境界。然而此絕對真實的境界，既然可以憑人的修行而抵達，似乎很難說是真正超越的絕對，佛教的真如很難避免泛神論的色彩。中國文化的不足在於缺乏完整的超越精神。
7. 家庭的重要：仁道的實踐首在人倫，而最基本的人倫關係在家族，孝悌遂成為行仁的起點。中國人的愛是由家族到親族、到宗族、到社會、國家而擴展的。在修齊治平的次序中，家庭顯然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目前中國社會在快速的工業化過程中，家庭受到的衝擊最大。中國家庭制度的種種優點與德性如何適應新的環境？如何在工業社會中繼續發展？我們在傳福音的時候，如何以家庭為重心？都是亟待反省的課題。
8. 西方現代思潮與物質文明的挑戰：東西交往中，首先與中國接觸的是基督的宗教而不是近代的思潮。可惜的是禮儀之爭阻礙了教會的本位化；十九世紀的教士與帝國主義又互相利用，引起國人深遠的誤解，至今抹不掉天主教是洋教的錯誤印象。民國成立後，知識份子引進的卻是十九世紀的種種人本主義，其中影響最大，為害最深的是實證主義和馬克斯的唯物主義，造成了中國民族精神歷史上罕見的低潮，及共產極權政治統治中國大陸的悲劇。
中共表面不崇洋，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拉攏人民，骨子裡卻認為只有徹底摧毀中國文化，推行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能建設新中國。
在我們這裡，許多知識份子仍然不願意跳出五四以來實證主義的圈套，科學萬能，技術第一的說法，仍然被視為天經地義。
目前我們的社會正在快速地發展重工業，幾年之後即可躋身開發國家之林。然而面臨的嚴重問題卻是：傳統的道德價值被弄得支離破碎了，維繫這些價值的中心——家庭結構也在轉變，必須適應新的環境。物質文明的挑戰日益嚴重，普遍的唯物精神和潛在的無神主義，使反共的精神不夠徹底。許多人只能反對共黨的極權政治，而不能反抗他們的唯物主義及無神主義。
9. 無神主義問題：在民間老百姓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都信仰老天爺或天公，並信天與其他神明不同，在臺灣天公有自己特別的節日。要找無神主義必須到知識份子當中去找。毛澤東的信徒信仰積極的無神主義，毫無疑問。他們否定人靈的不朽與天主的存在，認為共產黨的天主是無產階級。在臺灣一般知識份子中，積極的無神派也很少，對宗教漠不關心的較多。尤其本省人，受大學教育的，大多仍奉行傳統的宗教儀式，迷信色彩較少。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之下，某些中學老師，往往自稱不信神，乃為表示自己進步，一旦有需要，例如孩子生病，仍會去求神。
去年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國際教育研究會，就大專學生對宗教的看法，做專案調查，參加的學生有五千人。大多數青年對宗教的態度是肯定的、樂觀的，認為宗教信仰是有意義的。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現象。
在學術界中，年老的一代，反對宗教或否定天主存在的，也都是受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其中不少在晚年又回歸儒家，肯定中國文化的道德精神。
年輕一代的無神派大多受尼采、沙特等人的影響，很少有自己的創見。如果說中國近代的無神論是從西方來的，毫不舖張。
10 來自歐美教會的一個錯覺：稱之為錯覺，因為往往出於幼稚的、善意的想法，但是如果一直執迷不悟，可能造成在中國傳福音的阻礙。
近年來不少西方的神學家和基督徒認為在毛澤東思想的統治下，在大陸上出現了一個新人民，新的中國。這個新中國是由具有革新精神的人建立起來的，使人民步上了嶄新的，充滿希望的階段。是向天主聖神開放的，可以給天主聖神提供良好的時機，使基督的救恩在廣大的中國人民中間出現。
這種樂觀主義主要地建立在以下幾個觀點上：
（1） 大陸上的中國人民表現了吃苦耐勞，犧牲自己，服務別人的精神。
（2） 中共造成了合乎福音精神的團體，而真正的團體是與真正的人分不開的，可見中共造就了新的、真正的人。
（3） 中共完成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自帝國主義、封建制度、戰爭、饑餓、貧窮……的解放。這解放是人性的，是在否定天主存在的情形之下完成的，是不完全的，但符合福音。
（4） 孔子的中國是封閉的，毛澤東由於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化的產物——馬克斯主義，使中國真正地向西方開放了，因此也意謂著向基督信仰開放。儘管中共今天仍不把天主教放在眼裡，儘管繼續迫害宗教，我們西方的基督徒應該更積極地、主動地打開交談之門。
11 對於這種錯覺的一些觀察：
（1） 把救恩實現的希望放在中共身上，是幼稚病，但是可能阻礙福音的傳揚，因為上述論調會助長反神反信仰的力量，也能給自由的中國人造成一種印象，即許多基督徒跟製造奴役的人，跟迫害者站在一邊，而不是跟爭自由的、受迫害的人站在一起。
（2） 上述錯覺的發生恐怕是由於把中國人民與一小撮迫害人民的極權份子混為一談。他們那種被西方人稱道的所謂「革命的服務精神」，不是為服務人民，而是把人民變成為滿足特權階層的工具。毛澤東主張矛盾定律控制一切，根本沒有真理，更沒有超越的真理。對他們來說，根本沒有宗教迫害，因為人民有不信仰的自由。在他們極權的統治下，個人人格的發展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這種情況中，怎麼會產生合乎福音精神的團體？人民被解放的結果是把整個國家都變成了集中營、奴工營。
（3） 向天主聖神開放的是傳統的仁道精神，幾千年來深入心靈與生活的精神，不是中共二十年來的暴政就可以推翻的。向天主聖神開放的是廣大的中國人民，這個人民在本性啟示的光照下，自商周即已向基督的信仰開放；基於長久的道德精神，它的歷史與救恩史銜接應該是自然的，勢在必行的。
（4） 中國人民一個多世紀以來遭遇的痛苦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這使它更接近基督的形像，也更有利於天主救恩的出現。表演二十世紀「出谷記」的不是毛澤東的長征，而是廣大的中國人民在無邊的迫害、屈辱及痛苦中，像選民在埃及一樣，向上主呼求自由；是五、六百萬的中國人背負著國破家亡的痛苦，冒著生命的危險，繼續不斷地逃離暴政，追尋真正的自由。
教會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廣大的中國人民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一小撮中共頭子身上。二十世紀是中國人——大陸的也好，臺灣的也好，海外的也好——追求真正自由，追求完全的解放的時代。我們的同胞在尋找福音，如果我們能把基督的福音——帶給人真正自由與解放的福音——適時地傳報給我們的同胞，中國人的歷史終將步入救恩的時代！
二、福音的必要性與在中國傳福音的一些問題
1. 福音與地方教會：由上邊的描述，我們可以肯定中國人需要福音，而且迫切地需要福音。最近幾年一般人民和大專青年普遍地表現對基督信仰的重視，是很有啟發性的。但是中國人需要的是基督的福音，而不是往往喧賓奪主的西方文化色彩，更不是被西方現代思潮歪曲了的那些神學論調。我們要盡力使西方文化的色彩從宗教中剔除，使福音的原始精神完整的呈現出來，否則福音很難深入民間，在中國社會中生根，與人民的生活結不解之緣。
我們要幫助同胞了解，是基督的福音救助了西方文化，而逐漸與福音精神背道而馳的近代思潮，往往變成了傳揚福音的阻礙，我們要告訴同胞，目前某些中國人的崇洋心理，搞錯了對象，中國人應該崇尚的不是現代的人本主義、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唯物主義等等，而應該是支持西方文化傳統的絕對價值——基督的福音。另外一些反洋的人，應該反對的正是這些反抗基督信仰的理論，不應該把這些反信仰的理論與福音混為一談，而繼續把天主教看作洋教。
因此我們必須肯定利瑪竇、雷鳴遠、剛恆毅，梵二大公會議的路線是對的，要傳福音必須建立地方教會。如果到現在仍有少數傳教士不贊成建立地方教會，往往是因為沒有勇氣承認自禮儀之爭到十九世紀傳教士與帝國主義互相利用所犯的錯誤。但是我們也不贊成今天某些西方神學家所表現的過份的罪惡感與自卑感，認為只有中共極權所創造的新中國，才能為福音大開方便之門。
2. 啟示與奧蹟的必要：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需要以超越的、出世的精神來補充。換句話說，在中國需要天道精神的復興，而天主教啟示的信仰和奧蹟正可以補中國道德精神的不足，使之圓滿發展。
在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傳統裡，都可以找到天人合一的需要和理想，但是在自然境界、道德境界或真如境界中的天人合一，難以達到具體的、圓滿的實現。只有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穌基督才能指出一條明晰的路，帶領人回歸天父，分享天主的生命。死亡對中國人始終是一個嚴重的威脅，有些人求救於西方人本的唯心主義，但那只能給人一時的陶醉，解決不了問題。只有逾越奧蹟能幫助中國人超越死亡。
我們必須努力使同胞體驗到，只有啟示的信仰，只有透過生與逾越奧蹟，中國傳統宗教的不足才得以彌補，天人合一的理想才能圓滿實現。
3. 家庭的重要：仁道精神的實現是以家庭為中心而向外擴展的。在家族關係中最基本的是父母、子女，而不是夫婦。家庭又是最基本的團體，齊家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因此我們的傳教工作、傳教組織、教會的種種制度、修會、修院、堂區、小型基督徒團體的建立等，必須重視家庭，以家庭為當展的重心，發揮家庭精神。教會現代對家庭問題的訓導，能幫助中國家庭現代化，克服工業社會給家庭帶來的危機。
父子關係是中國家庭的基礎，父慈子孝也最能啟發上天愛人，人類敬天的大道理。赤子與天父之間的信仰關係似乎很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也是有利於建設中國神修的一條途徑。
4. 教理講授問題：在中國積極的無神派很少，我們不要輕易判斷別人是無神派。反之，我們要努力發現別人心中固有的信仰，了解他的宗教經驗與需要，加以啟發，使之成長，走向圓滿。交談、啟發的方式勝於灌輸。要求慕道者完全放棄以前的信仰，接受一套外來的教義，這種方法太落伍了，也不合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
5. 活潑的傳教熱忱：雖然「教會憲章」第十六節告訴我們：「那些非因自己的過失，尚未認識基督的福音及其教會的人，而誠心尋求天主，並按照良心的指示，在聖寵的感召下，奉行天主的聖意，他們是可以得到永生的。」這並不該減少我們傳福音的熱忱，甚或推卸責任。我們應該歌頌天主的無限仁慈，即使我們不傳福音，祂仍然可以用祂獨自知道的方式，使中國人民得救。天主的寬宏大量更該鼓舞我們，去實行祂的聖意。傳福音是參與天主救人的計劃，使人類走向更圓滿的境界，直到新天地的實現。尤其是廣大的中國人民，今天在無邊的痛苦中向天主呼求自由，呼求完全的解放，種種跡象都告訴我們，中國人民是向聖神開放的，這是救恩出現的有利時機，積極地傳福音更是我們中國教會責無旁貸的使命。
還有今天在臺灣，人民和青年普遍地尊敬宗教，表示對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受到物質文明和無神主義氣氛的威脅，沒有教會的幫助，沒有超性信仰的力量得救實在不易。誰不知道今天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多麼容易受社會敗壞風氣的影響而墮落。教宗保祿六世在「傳揚福音」勸諭中，號召我們拿出聖人的熱忱，繼續傳福音的工作，而不要為一些歪曲的論高所惑（八十節），是很有道理的。
6. 合一問題：教宗保祿六世在「傳揚福音」第七十七節坦白地指出：「如果那些宣傳福音的人四分五裂，則宣傳福音的力量將會顯著地減少，這可能是宣傳福音最大的弱點。」我們應該推動所有信仰基督的教會走向合一，並把合一運動看作傳揚福音的方法。此外積極地推動基督信仰與傳統宗教的交談、共融、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亞洲主教會議協會第一屆會議宣言特別強調與東方民族的各大宗教交談的重要，因為透過交談，我們可以發現在它們身上有天主聖言的種子，可以接觸到它們最深的自我表達，也會協助我們找到表達基督信仰的方式。「基督徒的禪」一書的作者張斯敦，在日本學禪二十年，「他認為基督宗教之所以不能夠在亞洲地域生根植基，乃是由於未曾苦心向當地的文化及各大宗教學習；他更認為，若基督宗教輕忽像禪這一類的東方文化遺產，甚或對它採取敵視的態度，則基督宗教很難披上亞洲人的外衣，穿上亞洲民族的心態而成為一地道的東方基督宗教。」（神學論集，二七號，一五二頁）
如果我們強調傳統信仰的精華，是天主準備我們接受啟啟示信仰的前導階段，是天主賜予中華民族的特別恩惠，那麼傳統信仰不再是教外的，更不是異端，與基督信仰就可以成為一家人了！
7. 完整的人文精神：天主教的信仰可以協助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使之成為完整的人文精神。這有利於向現代人傳福音。現代人強調人性、強調個人存在的自主、自由，這種趨勢愈來愈普遍，是不能遏止的。
我們傳福音時，必須以理論和行動告訴現代人，只有基督的福音能真正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能使人獲得圓滿的自由幸福。
8. 信仰的實踐：中國民族是一個重視實踐的民族，中國哲學中最發達的是道德哲學而不是形上學或認識論。為消除無神主義的氣氛，為傳揚基督的福音，最好的方法是像「牧職憲章」第二十一節所說的：「活潑而成熟的信德，正義與仁愛的實踐，基督徒間的團結與合作，發揮福音的精神。」
我認為基督徒的一個活潑的，單純的信仰的表現，一個毫不自私的愛德行為，比十篇道理更能感動人心，而使人接近天主。
9. 物質與精神的平衡發展：政府目前全力發展經濟，十大建設完成之後，人民的物質生活將大幅度提高。經濟發展，物質生活的進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層面。但是在物質生活快速的進步中，精神的革新與進步往往被忽略。歐洲工業革命後，物質和精神的需要不能平衡發展，唯物主義的普遍流行，科技的崇拜，才有今天把人變成經濟人、動物人、非人化的人的種種悲哀現象。政府雖然也談心理建設的重要，但是並未注意到宗教力量的可貴，往往等於紙上談兵。教會應該主動地提出這項問題，製造有利的環境，使福音精神乘虛而入，填充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精神真空。
10 個人與團體的平衡發展：這也是中國社會的一項基本的需要。中共極權完全抹煞個人的自主、自由和基本權利，因此它的集體主義並不能建立真正的團體，因為真正的團體不能不肯定個人的基本要求。中共的所謂人民或群眾只不過是為特權階級服務的奴隸，為國家不斷生產的一盤機器。
反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權和民生主義，主張合理的個人自由，反對為所欲為的個人主義；限制絕對的自由經濟政策，不贊成極端的資本主義，也不贊成集體主義。這種立場很接近天主教的社會觀。
一個政治理論若沒有宗教精神作為支柱，在當代種種唯物的、實證的、功利的、實用的思潮的衝擊下，易於產生個人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的流弊。福音精神正可彌補政治、經濟理論的不足，使個人人格和社會團體都能得到平衡的、合理的、圓滿的發展。
11 完全的解放：清末國父領導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總統蔣公領導北伐、抗日、反共，就是為把中國人從饑餓、貧因、病弱、戰亂、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壓迫、不自由、不平等、不正義的悲慘命運中解放出來。這一直是中國人民近百年來努力的目標，抗日勝利是一個高潮，今天許多西方的基督徒卻把這種解放，歸功於中共和他們的所謂新中國，並且在此觀點之下，認為他們殘殺五千萬中國人，使國家分裂，迫使四、五百萬中國人逃亡海外，都變得可以原諒了。這種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實在可悲。
無論如何，物質的、政治經濟的、社會的解放，中國人自己會處理。中國人最需要的是精神的解放，是脫離罪惡的奴役，是克服死亡的威脅，是參與基督的逾越奧蹟，分享天主的生命。中國人迫切需要的是完全的解放，這只有福音能帶給中國人。
12 使中國人民的歷史與救恩史銜接：中國人的道德精神是一股偉大的力量，向救恩開放的力量。這股力量把受迫害的，自由的八億多中國人民凝結在一起，過去的帝國主義，今天的共產主義都無法使它改變，更毀滅不了它。整個人類接受福音與中國人民接受福音的關係非常密切，因此使這個人民的歷史投入救恩史的偉大洪流，是教會的一個重要使命，更是我們在中國的中外傳教士與基督徒的神聖使命。我們必須在這個理想之下結合起來，振作起來，建設中國地方教會。我們今天在自由中國，在海外所做的種種努力，種種計劃，都應該朝此目標進行。新出谷記的完成，不是靠正在大陸上自相殘殺的共產黨，而是靠基督的福音，而是靠我們以堅忍的祈禱、行動，使福音與中國人民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