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中，對地方教會的描寫有三個主要的因素︰一個是「教友團體」，另一個是「能承行教會使命」，第三個就是「與當地文化相當和諧，而享有相當穩固的基礎」。地方教會與文化這個題目，就是要闡明這第三個因素的意義。
傳教就是接受並實行耶穌基督「傳播福音，宣講天國」的訓令；而要實行這個訓令，就必然涉及文化與信仰的問題。世界上從古到今，沒有一個民族沒有信仰、也沒有一個民族沒有文化；而今要在這種已有的信仰和文化中，宣講天國的信仰，傳播基督的文化，當然就會引起向文化的挑戰，向宗教信仰的挑戢。在中國宣揚基督，就是向中國文化的挑戢；正如昔日基督宗教在羅馬，佛教之在中國的情形一般。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一個「文化人」如何會接受福音？一個傳道者又如何把天國的真理傳授給「文化人」？一位已經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國文化人」，或說，一位中國知識份子信徒，如何把自己的信仰傳授給同胞？
面對這些抽象的、理論的問題，已經成立了聖統制的中國教會，雖然在人口比例上仍是少數；但是，教會的各項措施，卻在一步步地做著文化交融的工作︰譬如在彌撒中已經開始獻花、獻果；而在獻香的禮儀中不再用羅馬式的香爐，而改用中國傳統的柱香等等。
這些現象，都表示教會願意在中華民國固有文化之中，融入基督信仰的因索，使教會中國化，使中國基督化。
為了使這種工作更有效地實現和推廣，兄弟特應神學講習會之邀，從根本上和原則上，探討這一次的專題「地方教會與文化」。為了思路的方便，兄弟把講題以學術研討的方式分成三部份︰先站在問題之外來看宗教信仰與文化相融的歷史事實；關於這樣的歷史，兄弟試舉西洋基督宗教的緣起與發揚，以及佛教之傳入中國，乃至於發展為例證。在題之外看清了其歷史演變的根本因素之後，就進入問題的核心，看看文化的衝擊，對固有文化如何能在接受與排拒的選擇中，終於發展一種融洽現象，落實到當代所遭遇的實際問題；也就是說，要指出這種「歷史的」教訓，以及交往的「內涵」，究竟如何發揮其實效，尤其面對當今的思想趨勢，甚至在反宗教反信仰的思潮中，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和天國的喜訊傳給當代的中國人，激起他們心中在文化基礎之上，再讓基督的精神融合進來；漸漸地從新的信仰體驗中接受耶穌基督為「天人合一」的具體事實。
現就請分段來討論今天的課題︰

第一部份 歷史演變
在「歷史演變」中，我們的重點放在「宗教與文化」接觸事實的演變，以及宗教與文化融洽後所產生的一種新文化的演變。
關於這類問題，我們很方便地有兩套資料，一方面是佛教之於中國，另一種則是基督宗教之於西方；因此我們也就分兩章來探討︰
第一章 佛教之於中國
中國文化自從先秦諸子開創了以「行」為中心的輝煌時代之後，有過三百年的光榮歷史；三百年之後，很不幸地，後繼無人，接著最少有六百年的空白。在秦漢時代，政治非常輝煌，國勢也非常強盛，可是，在發展哲學思考的課題上，尤其在把握人生的課題上，走向了偏差，而流入庸俗的畫符煉丹，以「運氣」的方式，設法把此世的生命，往無限和永恆延伸，雖然當時有何宴和王弼，設法發揚原始的儒道精神，但是總也無法消除自秦始皇、漢武帝就開始了的「追求長生不老藥」的迷夢。就在此文化還衰退之時，幸好印度的一支宗教文化東來中土，而至少使中國有八百年的文化鼎盛時期。
從先秦的「行」，到秦漢的「知」，再從秦漢的「知」到隋唐的「信」，是中國文化發展中很具意義的一環；因為文化發展的淵源在於「行」，因而其後的整個發展都充滿了「行」的因素：「知」在要求「實行的知」，「信」也在要求「實行的信」。
可是，這裡我們的問題在於︰印度的「佛」在中國來說，當然是舶來品，這外來的文化如何會融入中國文化中？中國又如何會在一種新的宗教文化中繼續存在和發展？
我們且看中國固有文化和印度東來的原始佛學究竟有多大分別，然後才會更驁奇，為什麼竟會有那末大的圓融和寬大。因為中國不但接受了佛學，而且還發展了佛學，甚至從小乘發揚光大到大乘。
先秦的「行」，根本的構想在於「家」的關係，人與人之間要「行仁」，要「行義」，要「行孝」，要「行悌」，都在於「齊家」的信念。但是，佛學來了，不但不發展「家」的概念，甚至要「出家」︰叫張三的青年，「出家」以後，就改名換姓，不但不叫「三」，連「張」姓也抹去，而稱為「道生」或其它的法名。
以「家」為中心的文化，怎麼也會肯接受「出家」的思想？站在這種思考的曲巷中，當然就不容易找出融和的最大原因；如果我們能再深入一層，把先秦的學說都概括到「今生」的範疇中，則秦漢時代開始的煉丹畫符，更是把永恆局限到時間中，把無限困守在空間裡。而佛教的輸入，正是對症下藥，對先秦的學說來說，是說明了「此世」祇是「來生」的過程，用「輪迴」的系統和信念，一層層超度人間世的各種煩惱和苦痛，而進入永恆和無限的「涅槃」境界；在這境界中，人性「解脫」了一切塵世的束縛。對秦漢畫符煉丹的追求今生來說，則提出了 「死亡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生命的開始」；人性的偉大，不在於能夠逃避死亡，而是能夠善度今生今世，以及在今生中對來世的寄望。
從宇宙論中的內涵擴大，從此世伸展到彼岸；而又把人性論中的內容加寬，從 「今生」往前伸延到「來世」，往後回顧到「前世」；使宇宙和人生的視野加大，因而，佛教之傳入中國，事實上並沒有與中國文化基本的原則有什麼衝突，而反過來，加寬並加深了文化的內涵。
這是往大處著想的窺探方面。
就是在小處來看，中國傳統的「家」的觀念並沒有改變，因為「出家」畢竟是印度小乘的看法，因為覺得現世的一切都是「空」，要成聖非要逃避今世不可；但是，這種小乘的看法，接觸到中國文化之後，就漸漸改變了初衷，而認為現世要有可取之處，聖人不但能超越現世，而且更能夠把握現世，於是佛學傳入中國後，竟從小乘發展到「大乘」。大乘佛學可說已是融和了佛教與中華文化所產生的一種新文化體系。
這種融洽了「倫理」與「宗教」的新體系，用了印度傳來的「信」，以及中國固有的「行」；「信」就是在「行」之中，加入了對「來世」與「彼岸」的信念與信心；「行」就是對此「信仰」的實踐。
這種融會了的文化體系，尤其在民間信仰中，特別明顯，就如兄弟所屬的客家族；家中有人生病時，總是請道士來唱唱跳跳，以為憑藉鈴聲與禱告的聲音，可以驅魔趕鬼；可是，當家中病人去世之後，則請和尚來誦經，超度其靈魂；及至到了出殯之日，一切禮儀則由儒家之族長擔任，祭文以及主祭都依照儒家的規定。「死亡」現象正是指出人性的極限，以及人性在這極限中的反省，就在這深度的極限反省中，人性完全暴露在宗教信仰的情操中，它要利用一切宗教儀式、表示一個人在爭取永恆幸福時所作的努力。
從另一個角度看，「家」文化的「仁」，是顯著「禮讓」的特性，佛教的宗教情操也曾幫助了這種特性的發展和加深；雖然後來孫中山先生革了命，但是，仍然沒有把傳統「禮儀」的天性帶向「競爭」的範疇內。

第二章 基督宗教之於西方
希臘開創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以「理智」為基礎和出發點的哲學上，發展了偉大而崇高的思想體系。但是，這種以「知」為中心的文化，卻祇有三百年的歷史，隨著而來的，也像中國先秦之後的秦漢，有六個世紀的空白；思想空白的理由是︰煉金術的興起與發展。原來，希臘柏拉圖的學術已經攝取了東方的宗教情操，把人性從此世提拔到彼岸；可是，羅馬時代的「現實」，卻又把眼光投射到塵世的金銀財寶上，使人留戀今生，而忽略來世。
希臘雖以「人文」為中心，可是其文化的型態由於海島環境的捕魚和經商，無形中形成「競爭」的天性；為了生存無法不與別人競爭。「奧林匹克」成為當時時空的中心，就是最好的明證。原來「奧林匹克」是為了豐年祭，祭後的餘興節目就是比賽和競爭，希臘諸海島的人都聚集在雅典競賽，於是成了空間的中心；這四年一屆的競爭大會於是成了希臘紀年的標準，而成為時間的中心。
羅馬的煉金，事實上也是以「競爭」為原則的前提下進行的。不但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窮兵黷武，就是羅馬的凱撒大帝也喜歡東征西討；而且，更進一步，西方歷史都在心態上讚美他們，稱他們為「大帝」。
就在羅馬的煉金經歷了六個世紀之後，東方一支希伯來民族的信仰，以新的面貌傳入了羅馬。這些基督徒在三百年的仇教運動期間，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爭取到信仰的自由。
這種新進的基督宗教思想，以「仁愛」為中心和出發點，站在上天的立場衡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提出人的靈魂是「天主的肖像」，而結論出人與人之間平等。希伯來民族的生活方式，既不像希臘每四年有一次競賽大會，而是每七天有一 「安息日」，在「安息日」上，民眾要到會堂去敬拜天主。基督宗教發揚了這「安息日」的深意，在星期天上，無論是王侯將相，無論是販夫走卒，都走進教堂，異口同聲念「我們在天的父」；指出人間世的階級在天主面前原是兄弟姊妹，因為共有一個「天父」。
基督在闡釋教會思想中心時，只用了一個「愛」字︰上愛天主、下愛眾人。
在這裡我們要問︰這種以「仁愛」為根本的信仰，如何會被以「競爭」為天性的羅馬帝國所接受？本來的國家政策是蓄奴和殖民的希臘羅馬，為何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別人？
希伯來、希臘、羅馬的共融關鍵，因此不可能單在這裡鑽牛角尖，它畢竟還有別的理由。那就是「今世」和「來世」的區分︰人性對今生追求感到不滿足時，人心在自身的極限線上掙扎時，總要設法超越自己；就憑了這種人性的長處，以及人性善良的一面，「仁愛」以及永恆幸福的保證，才真正地深植當時民心。「從彼岸來的信息」至少人性追求完美時，有其決定性作用。
但是，這種西方「競爭」的天性，並沒有被「仁愛」的思想所取代，而是用了另外一個方式､「宣講天國」，「傳播福音」；在中國發展的佛教何嘗整批的傳教士到歐美去宣揚佛教？但是西方基督宗教卻有「往普天下傳道」的訓令。
這種「競爭」的天性，一直到西方基督精神沒落之後，竟死灰復燃，又有了殖民地以及奴隸制度，落後國家的淪為次殖民地，以及美洲的黑奴，都是「奧林匹克」精神的直系子孫。更有甚者，反宗教反倫理到了極端的唯物共產，更主張人與人之間的「鬥爭」，作為人性的根本，也是「競爭」文化的產品，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在觀察工業社會中的「競爭」情形而獲得的結論。
從中、西歷史的演變中，很清楚的一點是︰宗教信仰階段是文化階段中最長久的、也是最能融和其固有文化的一種東西。西方中世之後，中國隋唐之後，雖在文化上有輝煌的成就，可是總失之於褊狹，而終致把宗教情操淡忘，才使人類陷入各種迷失和苦惱之中；至於當代，在物質文明上雖有極快速的進步和發展，但是人類精神生活的懸空畢竟仍然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宗教階段的形成屬於宗教史的課題，在這裡我們應當明瞭的是︰人性之追求永恆幸福，為鐵一般的事實；而人類在下意識中，就直覺到宗教信仰能滿足人性的這項追求。
無可否認的，我國的隋唐、西洋的十三世紀，都是最重視人性的時代，因為那時都能站在「彼岸」的立埸來看「此世」，從永恆的立場來看時間，從無限的立場來看空間。
人性的尊嚴和價值的重視，才是文化的真正功能。

第二部份 內涵意義
在「歷史演變」的探討中，我們不但知道了無論中西，宗教時期都比其它的階段長；尤其在西方，基督宗教階段佔去了一半以上的時間。此外，宗教時間在根本上是由當地文化，吸收了外來的宗教信仰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宗教文化︰中國佛教如此，西方基督宗教亦如此。而且，這種新文化是以自身文化作基礎，作進階，而輔以外來的宗教；亦即是說，以自己文化作核心，作出發點，而蒙上外來的宗教信仰；如果「蒙上」這兩個字太「外表化」，就用「灌注」或「注入」一詞；外來宗教的傳入，就如新血液注入原來的生命體中一般。
在「歷史演變」中，還有一種本質的現象，那就是︰自身文化在走向末路，人性已經開始迷失，自身文化已經不足以救亡圖存時，總是向外去求援手；而很湊巧地，中、西方文化在這方面，所需要的援助，都是「宗教信仰」︰中國引進了佛教，西方引進了基督宗教。
就在這些現象的觀察之後，我們設法找出這種文化與宗教交融的內在涵義。
首先我們把人性追求的對象理論化和抽象化，把人類追求的對象簡化作「真」、「善」、「美」、「聖」，那末，在人類歷史發展中，面對這些客體，主體總是設法以各種不同的方法去追求，去把握。以一種不太精確的說法來表達的話，就是︰知識求「真」，倫理求「善」，藝術求「美」，宗教求「聖」。真理的探求用「知」，倫理道德的修成用「行」，而宗教的神聖則要用「信」；希臘以「知」為中心，羅馬發展了「行」，而中世才把「信」引入知和行之中。在中國有一樣的情形︰先秦重「行」，秦漢用「知」，隋唐把對「佛」和「涅槃」的信念用知和行去實現。
現在，問題在這裡，為什麼「信」的階段最長？為什麼追求神「聖」的時期最長？是否因為宗教志在人心，而能夠給予人一種平安和幸福的感受？
基督宗教給西方「競爭」的世界帶來了「仁愛」；佛教在中國「今生」的專心中引進了「來世」的寄望；因此，在人性的完成進階中，都可說比知識、倫理、藝術更能把握人性，更能把握住人的心靈，更能發展人性，使其超越自己，與「神性」和「佛性」結合。「神聖感」的意識畢竟指出了人性的最終歸宿。
自「真」的下層，漸漸發展到「聖」的上層，而一層比一層高超，一層比一層更能使人性完美；而且，雖有上層可以修正並取代下層，而無反過來，由下層去批判上層的道理；「真」的層次管真假對錯，「善」的層面管是非善惡，「美」的層次只談美、醜，「聖」的層次卻超越一切，是把主體自身的存在，超度到「涅槃」境界中，超度自己到超凡入聖的地步。
如果我們再從別的一個角度看，把中、西文化看成簡單的兩種階段，即「宗教前期」以及「宗教後期」；那末，很顯然的，所有「宗教前期」的文化，都屬於 「理智」的文化，即理智能懂、能把握的文化體系；中國的先秦以及秦漢，西洋的希臘、羅馬，都是如此。但是，在「宗教時期」，都有「從彼岸來的信息」的意義，佛教的「輪迴」如此，基督宗教的「天國」亦復如此。
在這裡，可以這麼說，中、西方文化在本位上，都在利用「理智」，透過推理的方法，去追求「真、善、美」；但是，「聖」的層次都是外來的啟發，中國的「涅槃」如此，西洋的「成聖」亦如此。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本位文化」做到了「人性自身的把握」，即外來的「啟示文化」則幫忙達到「整個人性的完成」。
這麼一來，「聖」的層次的意義，似乎並不是在「真、善、美」的縱的排列上，作為「美」的上升，而是整體「真、善、美」的超越。「聖」的外來啟發，對本身文化的「真、善、美」是︰「超越而不相反」，「完成而不毀滅」；亦即是說，一個文化人，必定是「先做人，然後做信徒」；在今天的意義來說︰「先作中國人，然後做中國基督徒」。就在這種觀點之下，一個賣國賊，不可能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基督徒；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中，一個壞人，一個不講求「修、齊、治、平」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位好基督徒。
在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期間，越南西貢總主教曾經發表了一項舉世震驚的意見，說越南天主教會的使命，在目前是要使越南人做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這種「文化與宗教」融通的原則，早在新約聖經成書年代就有了決定性的準則，那就是有名的聖保祿宗徒致加拉達人書。書信中討論的問題，就是文化與基督信仰的問題。原來伯多祿以為，外邦人要成為基督徒，必須先割損，必須先是梅瑟法律下的子民；也就是說，先成為希伯來的文化人，然後才成為基督徒。可是，保祿在這方面持相反的竟見，以為外邦人大可不必行割損禮，可直接受洗而成為信徒；也就是說，直接由自身文化系統中，超越到信徒的階段，從自身的「文化人」發展到「信徒」；而不必要走出自身的文化，先加入希伯來文化，然後再以「希伯來」人的「文化人」去接受基督的福音。
這場理論之爭，還是第一位教宗讓步了！因此，在人性接受基督信仰途中，不必接受外來文化的預備工作。這點是否就可說明，今天的中國人不必西化—─而直接由自身文化傳統中接受基督的信仰？
正如同中國接受佛學時，是以中國固有的儒、道等傳統作背景作基礎，因而在中國發展的佛學，再也不是印度的，而是中國特有的。也正如西方的基督宗教，是以希臘以及羅馬的傳統作背景及基礎，因而，基督宗教再也不是希伯來的，而是集合融和了希伯來、希臘、羅馬的大成，而成為西方特有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要在當代的中國建立基督教會，以及發展基督的信仰，是否也必需融和了文化因素中的「儒」、「道」、「佛」？而不是排斥它們，而是帶領它們走向更完美的境界？

第三部份 當代意義
我們在探討了「宗教與文化」的「歷史演變」，以及它的「內在涵義」之後，就要進入比較具體的課題中，討論「如何建立中國的地方教會」。
這問題非常複雜，可以說是千頭萬緒，委實使我們無從著手，因而不得不分成許多章節來討論︰
第一章 當前認識
從上面的探討中，我們可以說，找到了文化接受信仰的根本原則；但是，更根本的問題是︰當今之世，什麼是中國文化？是一些古籍中一些名詞的闡釋？或是主張全盤西化的科技崇拜？
在這裡，我們幾乎敢於肯定︰文化不應當是古代的東西，不是過去的一些哲學概念，它也不可能是時下的傾向；因為古代已經過去，而當代則處於「崇拜」的不正常狀態之中，「崇拜」不是最壞之事，壞在祇把西洋十九世紀半期的唯物、實用、實證、功利等思想末流，當作至寶。因而，在當代中國思想界，有兩種互相矛盾，但在某方面合作無間的趨勢︰一種是「崇拜」的事實，都另一種是「保衛文化」的呼籲。在崇洋的事實中，理論上的科技，以及實際上的大眾傳播工具，都在為西洋的物質文明高喊口號，都在為西洋的科技進步吹噓；但是，卻同時帶著濃厚的反宗教、反倫理的內容。另一方面，在保衛中國文化的呼聲中，要恢復我國固有的道德，要中國本位文化，以為「西方沒落」是道德上的事實；因而徹底反對洋化，因而反對基督宗教的思想。
兩種趨勢固有「洋化」與「復興中華文化」之不同，但是在反對基督文化的輸入則是一致的。
專務洋化的人，接受了星期天「休息」的意義，卻反對其積極的「敬主」的內涵；商人在聖誕節也在做聖誕卡片，但其圖案卻用電影明星或商品商標。
一言以蔽之，在中西交往的歷史透視中，理智的接受祇限於科技的發展，祇限於對科學的迷信︰試管嬰兒，冷凍法治病、行為主義把人和動物等量齊觀等。可是，在情緒上則不是對科技的熱衷，而是對宗教信仰的鄙視和侮蔑。
因此，站在「認清當前問題」的觀點來看，中國文化正在動亂中，且不談大陸之走向唯物共產，我們寶島又何嘗不在唯物實證洪流中？
因此，如若我們認定，基督思想是救世的思想；而且深信，在文化迷失之中，更容易給予反省的機會，而接受「天啟」的宗教形式和內容。那末，我們今天的處境，就要比以前的任朝代，都更需要耶穌基督的福音，來振興中華文化。
因此，在「什麼是當前中國文化」的課題上，積極方面，我們確不易提出許多特點，更難於指出其本質之所在；但是，在消極方面，我們卻可知曉︰它是反基督的，它正需要基督的福音來開導。
第二章 文化變化原則
在「歷史演變」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無論中西，都有如下的情形︰當自身文化不足以救亡時，總會接受外來文化的衝擊，而設法藉這衝擊而引起文化的大團結，而產生一種新文化。而且，在這種創新中，必然包含著復古的因素；它必然認清傳統對當代的意義，它也必然曉得文化生命的延續不能沒有根；因而，每次文化改革，祇要它能在發展和進步的原則下進行，總會重視傳統，但同時亦注重當時的需要。
文化的衰落和迷失，理由很多，像當代中國的情形，就起源於自卑和崇洋，而在崇洋的選擇中，沒有認清精神生活的根本，而祇是在科技之中學得了一點皮毛。在人文科學上，用十九世紀後半期作品中對中世的漫罵，以為基督宗教時代是 「黑暗時代」。而我們今天可以非常清楚地窺探出來的，西洋在精神思想的發展中，最興盛的，最光明的，是十三世紀；因為在這世紀中，教會中出現了各種修會，以絕財、絕色、絕意的自我犧牲，來超度自己此世的生活，使人性整個的靈性化，甚至神性化；同時在社會中，出現了各種有名的大學，用分工的方法來合作，來研究自然〈以牛津大學為中心〉，來研究人文〈以巴黎大學為中心〉。在這種觀點之下來看西方精神思想發展，中世是光明的時代，而十九世紀後半期才是真正的「黑暗時代」，因為後者「不把人當作人」；無論是唯物共產，無論是功利，實用，都在降低人性的地位；更何況白種人在這個時期又開始了殖民和販賣奴隸的勾當。
中國之所以由自卑而衰弱，實在與西洋的侵略和殖民政策有本質的關連；但是，奇怪的是，中國許多知識份子，就是要向西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學習。
現在，已是中國覺醒的時候了，已是在西洋的衝擊中，消化外來「營養」〈千萬不要毒素〉的時刻了。西洋的精神生活靈魂，單就站在「人道主義」立場去看，不也是基督所倡導的「仁愛」思想？
中國如何以自身文化作背景，去接受並消化基督思想？使中國基督化？使基督的教會中國化？
第三章 新文化設計
文化的發展像是有機體的生命，總是在不斷地向前，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制止它。但是在特殊環境中，尤其是在正在與外來文化接觸，或是由於內、外因素，而受到外力的衝擊時，更會「離地升空」，作一種難以預測的朝前運動。西方初世紀時如此，中國接受佛學的初期亦如此。今天，中國文化所受的衝擊中，西方科技算是最大的一個，但在思想的層次，則是西方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思想。近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所掀起的各種運動，無論其是否切題，是否針對著當前的需要，都在指示著一種事實，即是中國在尋找自己的未來，設法創造自己的未來。各種政治的改革，法律的建立與修訂，哲學思想的討論，甚至於日常生活方式的逐漸改變，在在都顯示出，朝前的跳躍已經開始了。這種跳躍，就如跳遠的原理，經過前面跑步的衝勁，現在已經開始騰空，開始飛躍，已經離開了現實，而一切的一切，都在朝向未來。
因此，文化的設計，尤其是新文化設計的人，絕對不可阻止這種飛躍，而是設法依照「拋物線」的原理，衡量出它落地的地點；在落實的文化需要中，供給各種必需的精神食糧。正如同一位陪同競賽的人去比賽，其任務是︰當競賽者跑到終點，又累又渴時，給他送上毛巾，給他送上茶水。
文化的轉變與發展也好似這種情形；文化工作者也必須衡量出二十年三十年後的人類需要什麼，而現在就準備。文化工作者不是「隨著」社會的需要，而臨時製造一些粗糙的精神食糧，而是「領導」社會，預先知曉人們的需要，而早準備好。
兄弟在民國四十七年初入台大時，當時哲學系反對宗教氣氛很盛，可是，當民國五十八年回來教學時，情形就大大改觀了，同學們對宗教有非常大的興趣。設若教會早料到這種必然的變化，早就準備「人才」「書籍」等，來滿足現時同學們的需要。
對建設地方教會的主題來看，我們至少要看到三十年後的「文化人」的心靈需要什麼的東西，而現在就開始培養這些專家學者，使他們學成後，以言論和著作，剛好趕上那時的需要；而且，在各種需要中，加入基督宗教的精神，終能變成︰基督徒領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不是社會在領導基督徒。
第四章 拯救文化危機
前面說的「設計」，以及「與當地文化適應」，絕不可錯懂為「隨著社會走」，而是反過來，要領導社會。在這裡，產生了另一種層次的課題，即是說︰設若一種文化已經自己迷失了，或是已經墮落了，地方教會是否還要去適應？答案很顯然的是否定的。就像西到了羅馬的煉金，基督宗教的輸入絕不能加深煉金的傾向，而是反過來，要拯救危機，修正這種偏差的思想，以「彼岸」和「來世」的信念，去充實和補足文化的危機。又如中國秦漢之後的畫符煉丹，佛學進來之後，亦不是適應這種傾向，而是以「輪迴」和「涅槃」的思想，提升了人性的層次，畢竟拯救了文化的危機。
現今，教會正在積極地建設地方教會，百姓的自卑和崇洋心理，學術界的唯物無神思想，都是文化病態，都應由基督宗教的信仰來拯救。
中國的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總是一種理想，沒有具體的「修成者」出現，而耶穌基督則可補足這點，因為他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天主，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天與人在他的「降生成人」時，就有了具體的「天人合一」的存在。
中國的「家」文化，傳統悠久，很可能也是接受福音最好的一種社會型態。聖經中耶穌屢次提到「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今天救恩到了此一家」；而反過來，聖經中倒沒有一處提及「救恩到了此一堂區」之類的語句。
中國人心中所認吉利的福、祿、壽，亦可由宗教情操從此世拉向彼岸；儒家的仁義道德，也許比西方更容易編成有體系的基督宗教倫理。
文化的拯救，總不外在「復古」與「創新」中找尋出路，中國傳統文化，若賦予新的意義；西方科技的發展，若賦予人性的尊嚴和價值；再加上對基督的信仰，則不難對未來的憧憬中，抱有一種希望。
這希望是在「信」中開始，是在「愛」中長成；這「信」與「愛」都可由基督宗教情操中獲得。

結論
從以上的探討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結論；最先要提出的，就是在未來三十年中，中國的文化人會有什麼樣的需要？我們是否現在就應該準備的工作？
照文化變化法則，中國的未來教會是否應是集儒、道、佛、基督之大成？若是的話，教會神學院是否要加緊研究這些思想的精髓？
依宗教發展能拯救文化危機的歷史事實看來，現代的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似乎就有認清危機，指出錯誤的神聖責任；使教會工作者能夠使福音「適應」文化的優秀部份，而「拯救」並「修正」錯誤並衰微的部份，使教會中國化，使中國基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