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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論集
(1974)p419-424
   

從神學觀點看「堂區」

 

(甲)現代教會學的兩種趨勢

大約廿年前,一位名叫亞梵納斯夫(Affanassieff)的東正教神學家,在比較天主教與東正教神學後,已經指出今日教會學有兩種趨勢,即「普世教會學」(Universal Ecclesiology)及「聖體教會學」 (Eucharistic Ecclesiology)

所謂「普世教會學」,乃以普世教會(Universal Church)為基本單位,而視地方教會(Local Church)為普世教會之不完整部份。據亞氏稱,此套神學思想源自羅馬帝國的政體。當時羅馬皇帝把羅馬帝國劃分為不同省份,歸各長官治理,而各長官直轄羅馬皇帝。這套思想在教父時期已不知不覺地滲入教會的組織內,流傳至今。

至於「聖體教會學」則產自更早的宗徒時代,以地方教會為基本及完整的單位。每次地方教會舉行聖體大祭,基督即親臨教會內,使地方教會變成完整的教會。故此,教會產生聖體,聖體產生教會,二者密切相連。據亞氏稱,由於教會以聖體為中心,則同一基督存在於普世教會內,亦存在於每一個地方教會內,我們不能運用普通數學方法去推算這類教會的數目,因為每一個地方教會是一個完整的教會,而很多個地方教會加起來仍然是一個完整的教會,即一加一等於一,而不等於二:這是教會的奧理。(1)

亞氏所指出的兩種教會學趨勢,正好兌現在下面要介紹的「堂區」神學理論上。

(乙)兩種神學觀點看「堂區」

如所週知,今日的社會隨著時代之轉易不斷變遷,很多人流往都市工作,故工作地點有時離居處頗遠。加以都市人口芸集,有時彈丸之地,卻包容著很多志趣不同及職業相異的人。這些問題遂引起人們的質詢,究竟「堂區」是否以地區界線劃分的一撮人?抑或有其他的講法?(2)

首先,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神學家溫德錫(Wintersig)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堂區與奧跡」的文章。溫氏認為聖洗池與祭臺是堂區的象徵。藉聖洗聖事,個人加入天主子民的行列,成為堂區團體的一員;藉聖體聖事,堂區分沾救贖鴻恩,並把救恩帶出教堂,而實踐於生活中。(3)

溫氏的言論旋即受到不少神學家支持,其中著名者有巴爾士(Parsch)及舒耳(Schurr)。巴、舒二氏更給溫氏的言論輔以聖經的佐證。據他們說,超性生命及團體精神乃組成堂區之兩大支柱,因為從語源得知,「堂區」一詞,來自希臘文的Paroikia,一方面用來指「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另一方面也指「寄居在外地而沒有公民權的僑民」,故可合稱為「外僑團體」或「僑團」。此外,由舊約的探討知道,希伯來團體是一個宗教性質的「僑團」,從天主對亞巴郎的召叫、恩許及訂約開始,希伯來民族開始了旅程,向著天主所許的福地邁進。後在梅瑟的領導下,他們更開始了歷史上有名的大遷徙,出埃及,過紅海,經西奈曠野而扺福地。梅瑟亦領導人民舉行宗教儀式,於一定時節,聚集全以色列人民,向他們大聲宣讀法律,激勵他們公開宣誓效忠天主,對天主聖道發出回答。同樣、在新約中,最初的基督徒團體承繼了舊約時代希伯來團體的特性。他們自知是天主選民,僑居人間,真正的家鄉是在在天上(斐二20;格後五1)。因而體認對天主的責任,常聚會聆聽天主聖訓,並奉獻感恩祭,回答天主的呼召,向祂誓許忠心。自從宗徒們開始他們的使命,用言行宣講救主基督的聖死與復活,一切基督徒團體的內在因素及外在結構已奠下根基。後來教會逐漸擴展,至十三世紀才採用神學用語定出了三個不同的專有名詞:「教會」,「教區」、「堂區」,以資區別。名詞儘管不同,其固有精神卻是一樣。所以巴、舒二氏結論說:一個堂區皆是教會的縮影,或稱為小型教會(Ecclesiola in Ecclesia)。(4)

上述這一派學者的言論,可以說是以「聖體教會學」為出發點的理論,視聖體事為堂區的中心、這一派學者的理論,雖然頗受歡迎,但亦受到很多人的反對。其中著名的有德籍教律學家奈布勞寧(Nell-Breuning)。奈氏於一九四七年反對溫氏的理論,認為視「堂區」為小型教會是不正確的,因為這種理論可導致教堂區與教區之間的互不隸屬及分裂。故奈氏以為堂區該當是教區之一部份,欠缺其完整獨立性。(5)無疑、奈氏的思想十分吻合現行教律的指示,正如教律第二一六條一節謂:「堂區乃教區之部份,擁有自己的聖堂、規定的子民及負責照管他們靈魂的牧者。」一九四八年,神學家席默(Siemer)亦附和奈氏的理論,認為即使從神學角度,堂區亦該被視為教區之一部份,因為歷史告訴我們,初世紀的教會並無教區與堂區之分。一切聖事及行政統由地區主教主持。後來教友數目日漸增多,主教座堂容納不下,且很多教友的居處離城市頗遠,礙於長途跋踄之苦,故主教才委派司鐸代表自己,分擔他的職務,遂有堂區及本堂神父之設立。因而,主教是全權的聖事主禮者,而本堂神父只是分權的聖事主禮者。故此,堂區不能被視為小型教會,應該是地方教會(即教區)伸展出來的一部份。(6)

奈、席二氏這一派學者的言論,可以說是以「普世教會學」為出發點的理論,視普世教會為唯一完整的教會,而堂區只是其中不完整的部份。

(丙)批判與結論

介紹了上列兩種「堂區」的神學觀點後,我願意表達一下個人的管見。

比較兩者,我個人較同意溫氏這一派學者的理論,因為我覺得它除了供給我們充份的聖經根據外,還給了我們以下三點牧民方面的益處:

首先,它提供給我們「團體意識」。所謂「團體」,並非指在形式上聚在一起的一群人,而是指團體中各分子該共有一心一靈,邁向同一目標。(註七)以聖體為中心的堂區觀正指示給我們:每個基督徒藉聖洗聖事參與基督的死而復活,加入堂區行列;但這只是開端,還需繼續努力,尤該藉聖體聖事更進一步與主合一,亦因而與整個堂區團體合而為一。

其次,它提供給我們「末世意識」。以聖體為中心的堂區團體將要世世代代繼續舉行聖體聖事,「直到主再來」(格前十一26)。這意識能使堂區時刻記起,他們是天國的子民,指向一個目標—「末世」。固然,基督徒理當肯定現世事物的價值,努力從事發展社會,造福人類;但他們所終日嚮往的,不應是人間的富貴榮華,而是天上永久的家鄉。(8)

最後,它還提供給我們「宣道意識」。聖體聖事之舉行正是宣道的最有效方法,因為根據新約的記載,在聖體聖事內,言語與聖事形成一個單位。「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格前十一26)。聖體聖事與宣道是如此緊密連繫,以致該把它視為另一類的宣道。幾時堂區團體舉行紀念主死亡的儀式,主的死亡不單是禮儀中心,且成為宣道中心。故以聖體為中心的堂區觀也提醒我們記得,宣傳福音乃基督徒首要的使命(9)

但,無可否認,以聖體為中心的堂區觀確有它的缺點,即未能如同以「普世教會學」為中心的堂區觀一樣,提供給普通教友一個清晰的概念,使之徹底明白堂區與教區之區別及其從屬關係。

所以我建議把這兩個不同的觀念相輔并用。同時以兩個不同觀點看同一個問題:即從法律觀點看,堂區有別及隸屬教區,乃教區之一部份;而從聖事觀點看,堂區與教區相同,具備教區所具備的基本因素和結構。如此奧妙的關係,是以天主聖三彼此間之關係為藍本,因為我們不能從任何人類社會組織獲得解答,只有從聖三身上才可領悟到這樣的相同及相異可以和諧共存。(10)

 

附註

  1. Affanassieff R.P.N. L’Eucharistie principal lieu entre catholique et orthodoxe , in:Irenik(1916), p.338. / Affanassieff R.P.N., L’Eglise qui preside dans I’amour, in: La primaute’ de Pierre dans I’Eglise Orthdooxe, Paris, 1960, pp. 12-27.
  2. Houtart F. and Niermann E., Prish, in: Sacramentum Mundi, vol. 4, Burns and Oates, 1969,pp.337-338.
  3. Wintersig A., “Pfarrei und Mysterium”, Jahrb.f. Liturgiew., V(1925), pp. 136-143.
  4. Parsch P., “Die Pfarre als Mysterium”, Die Lebendige Pfarrgemeninde, Seelsorger-Sonderheft,1934, pp. 13-33. / Schurr M., :Die Ubernaturliche Wirklichkelt der Pfarrei”, Benediktinische Monatsschrift, XIX(1937), pp. 81-106. / Flobistan C., the Parish: Eucharistic Community, Sheed and Ward, 1965, pp. 17-42.
  5. Nell-Breuning O. V., : Pfarrgemeinde, Pfarrfamilie, Pfarrprinzip”, Trierer Theol. Zeitschr., LVI(1647), 285.
  6. Siemer L., :Pfarrfamilie und Ecclesiola:, Die Neue Ordnung, III(1949), 44.
  7. Floristan C., Op. Cit., pp. 43-49.
  8. 高覺敷編,群眾心理學,臺灣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一至二頁。
  9. Arnold F. X., Glaubensverkundigung und Glaubensgemeinschaft, Dusseldorf, 1955. / Schlier H., Die Verkundigug im Gottesdienst der Kirche, Cologne, 1953, p. 68.
  10. Congar Y., Interview, in :Theologians at Work, elited by Granfield P., The Macmillan Co.,N.Y., 1967, p.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