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會議本(四)月二十二日在臺北市聖家堂開幕，二十七日假國父紀念館閉幕，這是中國教會歷史上值得紀錄的重要事件，我們或者親自參加，或者間接根據報導，密切地注意了這重要事件，現在想發表一些反省，不過這些反省都是站在神學觀點上而發的，換句話說，都是根據我們對於教會學的瞭解而有的反應。

從籌備委員會說起
有關亞洲主教團協會的組織以及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宗旨，在教友生活周刊四月四日的第一版上，已由羅總主教說明。在同一期第四版上也發表了籌備委員會的組織與小組組長。令我們感到興奮的，有幾個相當重要而又需要費神勞力的小組，是由幾位教友代表負責，這實在顯出教會是一個天主子民的共融團體，即使在負責方面也不例外。
可是如果對這個籌備委員會的組織仔細分析一下，我們感到缺少一個因素，那便是少了一個神學顧問。由於這次會議是一個教會性的聚會，所以在各方面都應當反映出教會的特色，使這次會議成為一個「救恩的標記」。可是籌備委員會在組織上偏重的只是技術方面的小組，好像以為技術可以包括一切，不必顧慮到教會的特色而只求效率，其實我們看來，每一小組在籌備中都應當把教會的特色放在眼前，處處顧慮到在行動中顯出這將是一次教會性的會議。否則能造成一現象：所做的事本身雖然無可厚非，而在教會特色的角度下則不夠理想。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的全部節目分為兩部分，前面是聖神彌撒，後面是會議的開幕式。彌撒的莊嚴隆重已在教友生活周刊四月二十五日第一版有所描述。但是我們不能不問這兩部分在同時同地舉行是否使禮儀與會議的界線模糊？假使兩部分在不同時間與不同地點舉行，至少有足夠時間使教友恭領聖體；如此這次開幕彌撒中的教會共融性可達到頂點。我們知道閉幕彌撒中教友可以恭領聖體；但是我們尚認為每次彌撒中都應設法使教友在信仰中經驗到他們是教會而恭領聖體，尤其像在這種場合之下。
其次，假使兩者(禮儀與會議)顯明地分開，更可以使政府與教會的不同性質突出地辨明。我們聽了總統特頒的賀詞以及副總統本人對大會的賀辭，實在覺得身為中華民國公民的光榮，因為兩篇賀辭處處表示出中華民族在歷史與文化方面的惇厚深湛。但是我們還是感覺距離禮儀部分太短促了一些，假使會議在陽明山開幕，那麼尤其教外來賓不致把禮儀與會議混為一談。

節目表
六天的節目表都預先安排刊出，但是沒有刊出的便是：幾乎每天下午六時團體祈禱後的活動。會議有一定的宗旨，因此一切活動都應為了達到會議的宗旨。可是事實上幾乎每天團體祈禱後都有不同性質的宴會，而星期四整個下午是參觀、拜訪。這樣的宴會是否有助於會議達到宗旨，實在成為問題。會議代表那裡還有精力與時間私下討論或考慮那些屬於傳播福音的問題？
近些年來由於中華民國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所遭的挫折，政府方面竭力希望友邦人士親自來觀察一下臺灣的經濟等等的發展，這實在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我們怕這次在籌備會議中，無形地也具有這個宣傳的意識，因此也多少設法安排，使各地代表同時也感到我們在各方面的成就，這事本身沒有什麼不對，但是從一個教會性的會議看來，實在不合會議的宗旨。因為各地代表在臺北開會是為討論傳播福音等等問題，為此在會議期間地主不應在這宗旨以外無形地有別的企圖。

教會性的會議
這是一次教會性的會議，因此整個會議的過程應當把教會的特色表達出來。不只是與會代表因此經驗到教會的性質，同時也是為四周人士發射出教會的標記。在這觀點下，我們有些深感可以討論的因素。
首先我們在會議中常常聽到提起亞洲的貧窮，因此教會更應當是一個貧窮人的教會，可是事實上在會議的過程中，這個亞洲教會是貧窮的嗎？我們不提別的，只指出第一天晚上的那次宴會，實在無顏再自稱是貧窮人的教會了。這次會議中有觀察員二十三位，其中兩位來自西德。臺灣教會給他們呈現出怎樣一幅圖像？至少有一位印度主教私下自動說過：臺灣教會顯得太富有，有許多排場和措施在印度絕對不會通過。
教會是純粹宗教性的團體，她的唯一任務是宣講天國，她應當與各地政府合作，共同謀求人類的幸福。但是雙方仍舊具有一個分明的界線，我們不可能再希望「君士坦丁時代的教會」出現。可是這次會議中，我們認為總統與副總統的賀辭，以及全體代表的拜見總統夫人已經足夠表示出雙方的合作。而外交部的宴會，以及宴會後沈部長的演詞，都極可能令外地代表感覺我們的教會不夠超越。沈部長的一篇演辭實在非常精采，對於臺灣在政治、經濟方面都有極客觀的報導，本身可以顯出與大陸強烈的對比。可是赴宴的代表是否會在這場合下甘心聽進這篇不能不說是反共的演講呢？是否他們心中會想這是我們的教會安排好，要使他們在會議中與我們一起反對無神共產主義呢？是否他們會想我們在會議中不斷要求教會實踐先知性任務，反對無神共產主義，這只是一種政治性理由而不是出自福音精神呢？
總之，我們看來教會應當與政府合作，但是同時應分辨彼此。在反對無神共產主義問題上，教會是反映基督的先知性任務，這與政府反對的理由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們應當避免任何人猜疑的跡象。因此有些機會與其接受，還不如婉辭來得好。

會議本身
這次會議的祈禱部分安插得非常好，會議前後，即晨暮都有團體祈禱，由各地主教團代表分別負責領導；彌撒在中午。可惜的是會議地點中沒有一間聖堂供有聖體，作為中心。既然這是一個教會性的聚會，而教會的中心象徵是聖體聖事，那麼一間供有聖體的聖堂正如會議期間常常高懸著的旗幟，象徵基督臨在於會議中間。一般而論，這也可以顯出在一座旅社中舉行這類會議的限度。其實陽明山中國飯店，雖然景色優美，可是空間顯得相當狹小，這許多代表在裡面常有人碰人的印象。
羅總主教在介紹這屆會議的宗旨時寫道：『開會宗旨有三：一為預備參加今年十月將在羅馬舉行之全球主教代表會議；二為制定本協會之正式簡章，呈請教廷批准；三為討論協會之共同事項。本年在羅馬將舉行之全球主教代表會議，其議題為：「在當前社會內之宣揚福音工作」；亞洲主教團協會第一屆全體會議之議題與之相連，乃為「當前亞洲之宣揚福音工作」。議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從神學方面討論此議題，另一部分從牧靈方面討論此議題。』
雖然這次會議的宗旨包括三點，事實上大部分的時間是集中在第一點上。這本身便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也是選擇得非常適合的問題。我們也集中在這點上檢討一下。
一般說來，會議之前大家所有的準備工作不夠。開會之前，有關這方面的材料，發送出來的只有兩篇演講稿：一篇是在神學觀點上，另一篇是在牧靈觀點上，討論有關亞洲的傳播福音。而連這二篇演講稿雖然預備得都很豐富，可是究竟在神學與牧靈之區分上彼此並不清楚。不少思想可以說二者互相重複，這使後來的小組討論無形地跟著對於神學與牧靈兩方面不能分別清楚。
我們覺得很奇怪的是：既然這次會議議題為了要與十月全球主教會議議題配合，為什麼會議反而未應用羅馬分發給各地主教團的討論與研究的材料(見鐸聲一二八期)？其實羅馬分發的文件的內容很可以作為討論與研究的材料。譬如在神學方面，文件的第二部分，對教會在傳播福音方面現狀的神學評價，提供了很多值得討論、研究與綜合的神學問題；可是事實上會議中幾乎沒有觸及那些問題。又譬如文件的第一部分：現代世界中對傳播福音的觀察，以及第三部分：如何發展今日的傳播福音，都可以用來適應亞洲情形、作為牧靈方面的討論。如果這樣做，我們認為：一則可以使參加全球主教會議的代表得到很多寶貴的材料，因此與其他各洲的代表互相交換意見(這假定別洲主教應用了羅馬分送的文件)；二則不致如同我們這次會議一般在神學方面，大家覺得內容不夠。
這次會議開始時已經報告，重點在於小組研究，共有六個：一、亞洲背景的傳播福音神學；二、教會在亞洲面對本地化的挑戰；三、傳播福音與亞洲的各大宗教；四傳播福音與傳教士的陶冶；五、當代亞洲社經背景的傳播福音與正義意識之催化；六、大眾傳播工具。每組雖然大概知道別組的題材與內容，但由於事前一些也沒有準備討論的子題，以致不知不覺彼此重複得很多。這方面可以說是會議中很大的一個缺點；倒不如我們在臺灣過去舉行過的會議，在小組討論方面準備得較為週到。
我們無法在這裡進入枝節的問題，而只由教會學的觀點立論：我們想法提出幾個較深的印象。第一，整體而論，亞洲的教會是一個信仰基督極深的教會；在一些西方教會的會議中可以聽到有些對於耶穌基督挑釁性的話，這裡是絕對沒有的。所有的是對他無條件的投順，因此大家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更值得興奮的是，這個亞洲教會對於基督的信仰著重在生活經驗之上，與過去西方人的條文式的信仰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第二，會議中特別反映出地方教會的意識，這果然是梵二之後天主教教會學上的一般傾向；地方教會不是整個教會在機構性上的一部分，而是整個教會因素在這地區具體的實現，雖然她當與其他教會，尤其羅馬教會共融為一體。由於如此著重地方教會，因此教會的降生性、救援性、傳教性、以及對外對內的使命都更應反映地方色彩。第三，對於當地的傳統文化以及亞洲各大宗教有著高度的樂觀與積極態度。幾乎沒有人再懷疑其救恩性，相反的是進一步地著重交談與學習。當然由此而來的對教會的作為救恩聖事問題，當應比較清楚的說明。第四、亞洲是貧窮人的亞洲，所以教會應當在世界發展，保障正義，衛護弱小……各方面具有先知性的任務。這方面由於亞洲地區廣大，來自某些問題嚴重地區的代表，多少反映出南美的神學。
最後以中國教會而論，雖然在小組會議中不斷提出無神唯物共產主義的危害，如同教友生活周刊四月二十五日楊成斌副主教在專論中所強調的，可是我們不懂為什麼在今天整個亞洲處在這種危害中，還不能如同楊副主教所希望的，發表出一致的先知性語言。也許尚得希望出席十月全球主教會議的中國主教團代表，在整個教會代表前，不論適時或不適時，大聲疾呼此問題在傳播福音方面的嚴重性。
二十七日會議結束之前全體通過了不少文件，其中重要的當然是會議宣言以及實施建議等等。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全體討論中只許正式代表(包括四十三位樞機及主教)及特殊會員(共十五位)發言。這為了會議的性質及次序，當然是必須的措置。但在將近六十位有發言權的主教中，事實上常發言的只有五、六人。語言的隔閡是一大原因：但是否也有其他理由？無論如何，發言者比率未免太低，這也令人對全體通過的文件的「亞洲性」打下一個問號。再者會議邀請的所謂顧問及專家，會前與會中都缺少足夠的機會與正式會員接觸，替他們效勞，這方面的籌劃實在不夠。
至於對於會議的宣言，我們尚有一些感受。這篇宣言的語氣和內容，充滿牧者的關懷，口吻也親切可愛。但我們都知道這是一篇由幾人策劃而成的作品，最後會議通過。我們設想，假使宣言的形成，是先由各地主教團經過小組討論，分別在祈禱與默想之後提供材料，再綜合寫出，那麼這些肺腑之言，既是出自主教團在聖神感動下的心聲，一定會深深地進入亞洲各地教會的靈魂深處。當然即使宣言按照現有的過程形成，既然全體通過，當然是會議的宣言，但是我們想各地主教團仍需經過祈禱與默想，將其內容融化在自己的血肉之中。

閉幕的象徵
在國父紀念館的閉幕彌撒，從我們的觀點而論，實在顯揚出教會是「合一的聖事」。在政治的平面上，至少近年來我國相當的孤獨，即使在亞洲，有些國家與我們已經沒有邦交，但是在彌撒聖祭中，各地主教代表自己的教會，與中國教會共融在耶穌基督內，向世人作證教會的合一性，而且我們相信這個合一是「地獄之門決不能戰勝的」。

本文的期待與聲明
自從梵二大公會議以來，教會開啟了一個會議與交談的時代：重要的會議中，我們有全球性的主教會議，最後一次(一九七一)曾在羅馬召開；有全亞洲性的主教會議(一九七零在馬尼拉)；有區域性的主教會議(一九七三年在輔仁大學)；即使在臺灣，我們也舉行了好幾次全國性的牧靈研習會等等。每次會議都有很好的宣言或決議，如同這次一般。想到這裡，我們不能不迫切地期待教會更加多做些事，少講些話。這不只是我們的期待，本屆會議的演講稿中就是如此強調。
最後，我們不能不對這篇文章作些聲明，我們的觀點是神學，因此相當狹窄。文中所反省的一切，如果在別的觀點下，便可能不應如此寫了。所以我們也希望別人在其他的觀點下，對于這次會議有些意見，這樣集思廣益，使大家從多方面認識這次在我們教會史上重要的事件。由於這篇文章不是歌功頌德，所以我們不提各方人士的勞苦功高，使會議圓滿結束。願天主降福一切團體性的或者個人性的工作人員：團體性的像亞洲主教團協會的常務委員會，臺灣的籌備委員會……個人性的自于斌樞機，羅光總主教……一直到「他們的名字只有天主知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