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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論集
(1973)p529-545
   

和平之路(註)

 

今天所有的人都在談和平,尤其是教會。「祝你平安」是教會禮儀中的問候語;「主,請賜給我們平安」是教會的祈求。主日復一主日,年復一年,世紀復一世紀,天主福音和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都能以一語道破──平安!

每個人,包括我們自己,都可以高談和平。但,和平的意義對每個人來說,卻不盡相同。我們說「平安」到底是甚麼意思?我們宣揚誰的和平?和平給誰帶來好處?

有人說:「不要煩我,我想平安地過日子」,其實只是想要孤單,不管別人閑事。還有人說「只要你內心平安就行」,意思是說「世事紛擾不堪,少去理會為妙」。「願和平與所有善意的人同在」,但對意見和我們相左的人則不然。「願農民平安,打倒皇室」,法國大革命的革命隊伍就打出這樣的口號。今天,革命人士認為「資本主義完結之後,和平方有可能」,與革命派持反對意見的人卻認為「唯有在槍口之下,共黨才願和談」。今天,和平是件難事,因為每個人對和平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基督徒一說到和平,多半是指「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斐四7),而忽視聖誕故事所啟示今世平安的道理(路二14)。「和平的福音」(弗4;六15)帶來信德的希望,這話沒錯,然而,在今天這種局面下,我們必須學習如何以行動在今世表現我們信德的希望。我們不要再用傳統抽象的言語來形容天主的平安,空談於事無補;談和平要有其體的表現,以實際的行動克服貧窮、暴力、以及種種對生命的摧殘。以行動表示望德,我們必須以政治的眼光來理解和平福音的真諦。

從政治上闡明福音的和平大道,是指從實際經驗和行動的角度上宣場和平的福音,廣義來說,就是把純理論的東西變為一套比較實用的思想。今天,我們要以政治和社會的實際情況來了解教會的一些「重話」到底是甚麼意思;這些話我們都很清楚,比如「罪」、「死亡」、「魔鬼」;另一方面有「寬赦」、「復活」、「救贖」等。我們用這些抽象的宗教字眼,的確宣揚了和平的福音,可是福音也正因此顯得沒有甚麼力量。天主平安的教會如何在基督真理內形成的神學概念是一回事;看清教會怎樣實際地達到基督真理的要求是另一回事。基督徒若坐待天主的和平,是毫不負責的態度。他們必須在戰亂發生的地方,挺身而出,舉起和平的大旗,及時阻止雙方殺戮發生。如果做不到這點,我們的信仰和自我滿足的宗教感情沒有差別,同時也污蔑了在我們當中為我們被釘死的基督。

如今和平的工作和從前相比是大大不同了。在科學、科技昌盛的時代裡,世界和平成了全人類繼續生存的絕對必要條件。戰爭已不再是求和平的變通之道。求和平只有一個變通的餘地,就是全球滅絕後的死寂。不管是原子自殺,或是社會不公到了極點,或是工業社會逐漸造成的生態癱瘓。人類前途的展望和從前大不相同,從前戰爭、瘟疫所造成的災難,大自然有足夠的能力挽回。如今不同,我們若不為自己和下一代的前途看想,那末,就根本無前途可言,死路一條。今天,我們所處的局面是,必須面臨僅有的兩項選擇:在一個完整合一的世界,或是全球滅絕之間作當機立斷的抉擇。

從前人類的歷史可說是多軌制的。每個國家和每個宗教都有自己的歷史;有個國家的背景和未來都不同。全球沒有一致的展望,只有許多分別,獨立的各國和各種族的歷史。今天,我們身不由己進入了新階段,世界成了共通、一體的世界;人類的歷史自此有了巨大的變革:儘管我們的過去和背景不同,將來我們只能有一個共同的前途和展望,彼此息息相關。這是說,我們的末來不在於延續各國的文化和宗教傳統,我們的末來將有全新的外觀。在這歷史轉變的門坎上,我們的出路很簡單:合則存,分則亡。

我們必須認清世界和平是人生存的唯一途徑。我們必須實現和平。整個人類大團體將來有怎樣的結構?誰要負起和平的重任?控制自然和命運的能力愈大,人所負的實任也相對加重。我們知道今日人的命運比任何時代更有賴於政治,然而政治並沒有因此更合乎人道。

世界政府的需要

有些國家在軍事、經濟、科技方面的力量大增,可是負責運用這些力量的政治和決策當局卻沒有齊頭並進;相反地,他們還囿於國家和社會階層的短見。美、蘇和歐洲共同市場對全球生命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控制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造成:科技的力量足以控制、影響全球,而運用卻仍是少數人的責任。這種不平衡,足以危害世界和平;這也就是世界不安的主因之一,因為許多重大的決策考慮了國家、種族、社會階層的自我利益。對具有全球影響的軍事、經濟力量,想有所控制,世界政府是不二法門。四分五裂的人類若想平平安安地在世上生活,就必須重新團結,組織起來。今天這種局面之下,世界政府仍只是海市蜃樓。但考慮了人類可怕危機的真實性之後,我們便會覺得這想法很實在。然而,看看當今政治局面,便又會覺得這事不大可能,世界政府只是烏托邦的理想罷了。所以,我們必須想個具體可行的法子。世界政府如果是和平的不二法門,各國政府也仍有存在的理由,只要各國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並致力實現世界政府的理想。

真正的和平

和平將不只是國家的問題而已,同時也是任何經濟組織,宗教,教會的考驗。以全球的眼光來看,一國的外交政策,其實是全球的內政問題。每當下決策的時候,每個政府都該問問:「這對全球和平有幫助嗎?」而不是「這對我國人民可有好處?」教會的重大決策,往往影響其他的教會,所以也要在基督唯一教會的大前提之下,轉變成基督教會的內政問題。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危機,消弭全球滅絕的威脅,比個人、國家、階層、教會的得失來得重要多了。盲目地要求屬員效忠,以及國家、教會、階級自私自利的打算,在今天都成了和平的阻礙。我們要在思想上革新,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時間相當緊迫。持這種「天下為公」的想法,也容易被抨擊為「吃裡扒外」,背叛自已的國家、階層。然而,事實上有這種思想的人才是自由的子女,世界未來的主人。

那末,我們該怎樣給和平下定義呢?我們的歷史有太多悲慘的經驗,以致對和平我們只有消極的定義,而無積極的看法。Johan Galtung對和平下了這樣的定義:「免於暴力,或受暴力威脅,以及免於壓迫、侵略的生活方式」。這也說明了為何在衝突時,敵對雙方比較容易同意停火,達成互不干擾協定:或防止彼此侵略的條款,而無法訂立真正的和平條約。對教會來說,情形也相同。這種否定語氣的和平定義,有用是有用,但不是長久之計。我們必須有積極的遠見,否則爭論永無解決之日,而且正如某些流行的說法,「訂和約就是雙方暫時把武器收拾起來,以備將來之用。」

和平的另一種定義是叫爭論的黨派聯合起來,形成較大的組織,一同為建立公平的社會奮鬧。但,這樣想只不過是實現和平的一種方法,而沒有指出我們所要達到的目標。人只有經過望德和信德,才能理解和平的真義.。

和平之路

歷史延綿不絕,為了實現我們所盼望的理想,我們必須制定臨時的權宜之計,來追求和平。「和平的福音」帶來信德的希望,不過,在今日飽受戰亂威脅的時代裡,以行動來表示望德的需要是相當迫切的。人必須想出實際的方法,做到區域性的和平,並因此使人對未來完美的和平能有比較樂觀的期望。「區域和平」雖末臻理想,卻也是前進的一步。可化干戈為玉帛,彼此廝殺的敵人因此變成互相爭吵的同伴,疏導可能發生的狠鬧、衝突;緩和緊張的情勢,使之成為不以取對方性命為目的的爭論。人如果開始擔心共同的敵人,彼此無法避免的差異,便可在區域相對關係上變得沒多大關係。依據史實,克里特人彼此雖爭鬧不休,但面臨敵人的威脅,他們立刻摒除成見,聯合起來一同抵抗外侮。今天四分五裂的人類發現他們共同的敵人,氣焰愈來愈高張,危機愈演愈可怕,這就是人類自我滅絕的危險。為遏止危機,爭鬧的黨派要剔除私見,容忍彼此的差異,並設法解決,而不恫嚇要取對方的性命。

只要我們還在和平途中,武力就不可能完全廢除。但我們可以控制,使人不致濫用武力來解決爭端。我們好比是和平的旅人,還沒有到達自由的王國,但我們可以做到免於經濟和政治壓迫的自由。我們好比是自由廟堂的朝聖者,尚未得到真幸福,但我們可以協力防止集體災難的發生。

和平的過程,同時有許多層面,有四個惡性循環必須突破:(一)貧窮、剝削,(二)暴力、壓榨,(三)種族和文化隔離,(四)工業發展招致的自然毀滅。這四個惡性循環是到達和平的必經之路。這就是我們面對全球沮喪、絕望,闡明我們「心中所懷希望之理由」(伯前三15)的具體意義。

今天惡性循環的氣勢高張,彼此勾結,緊緊扣成一條死路。因此,和平工作必須藉著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的方法,給人帶來生命的希望。以行動表示望德必然引起對和平的意像和預想,由之可見信德中的希望可以信靠。

教會能為和平做些甚麼?教會當不只是在談論天主與和平而已,教會當明瞭自己是天主、人以及整個造物界的平安的見證、信號和先聲。討論和平之前,教會已因它的存在方式,在社會中的組織形態、政策以及政治立場表明了它的看法,教會本身的存在並不常為它在閑談中所常常提到的和平作證;教會還常做了反證。所以,在問教會能做些甚麼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教會需要具備那些條件才能對和平有所貢獻。我說過了,一切代理處必須對人類的未來和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才能證實自身的要求。它們存在的權利,在於是否能以行動來為將來整體的和平打算。任何宣稱自己是絕對權威的要求,都是這和平的障礙。斷然拒絕與人合作也將造成對和平的威脅。這對整個基督信仰都有影響。

一、交談與合作

教會宣揚天主對普世萬民的愛,不能以自己是絕對權威者自居,而要以開明的態度,毫無保留地與信仰不同的團體合作。天主的真理是宇宙通則,祂的愛沒有止境,但教會本身並沒有這樣的普世性。教會還不是天主平安的的王國,至多只是預先嘗到一些天主平安的滋味罷了。教會可以代表在天主內的和平,但一定要有大公的胸懷,對所有人一視同仁。

基督徒如果拒絕和猶太人、佛教徒、馬克斯信徒討論,那末不是自己對基督信仰的信心動搖,就是有意抹殺猶太教、佛教、馬克斯主義所含的真理。在交談中,並不喪失自我的個體性。反而使人更清楚自己是誰。交談並不使基督信仰相對化,而使它和其他宗教產生活生生的關係,教會如果相信為我們被釘死的基督,是和所有人同在的,那末,教會與教外人的關係便該更密切才對,而且基督信仰的本體也有了更明顯的地位。

二、服務

教會若宣稱自己是人世的主宰,顯然違背基督是僕人,也是主的真理。基督是來幫助罪人和稅史、窮人和被棄者,被壓榨者和無助者的。教會如果想效法基督的榜樣,就必須是為貧者、被迫者和被逐者服務的和平教會,因為這些人都被我們的社會棄在死亡的幽谷裡。基督教會若首先為受苦者分憂,為被迫者受勞,那末,也就幫助了整個人類。因為所有的窮人、黑人、女人、病人、老人以及其他所有絕望的人,他們一天沒有得到解脫,我們當中誰也不能稱自已是義人,我們的社會也不能算是仁愛的社會。

三、教會的合一

所以,在這分裂的世界中,基督信仰再不能有許多分離的教會,彼此勾心封角,誣饑對方。儘管如今基督徒已支離破碎成許多不同宗派和政治黨派,仍有許多明智之士明瞭教會在基督內是合一完整的,而且已付諸具體的行動——合一運動。只有一個完整的基督教會才是基督真理的組織。基督教會唯有內部平安才能為和平的福音作證。地方和全球的合一運動是基督徒所盼望的平安的前兆和圖像。

可是,排外的成見在宗教情感裡是再強不過的了。我們將遭到教派間排外作風的頑強阻擾。地域觀念使得教會組織變成了國家和社會階層的附庸機構。這種情勢簡直難以逆轉。教會是近「合一」一步,許多基督徒對喪失自已教會的恐懼也增加一分。他們害怕失去「自我」 ,所以就裹足不前。然後,他們也不再參加世界基督教大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我很清楚合一所必經的途徑,合一運動已使教會不再彼此咒罵,而打開了交談之門。之後,又有合一性的討論小組,及其合作、服務的工作。各教會間的合作必將形成基督唯一教會,彼此的差異也將被大公的胸懷所容忍。從合作到會議也是必然的傾向。彼此修好並不是說沒有衝突,而是,彼此忍讓,重視大同。到了這種程度,教會在信理、崇拜和政治立場上合一的坦途已經打開。

四、破除狹隘的國家觀念

最後,經過合一運動,各教會必將掙脫國家、部落、種族和階級的束縛。有許多教會已經發現,抱著世界大同的胸懷,反而更能堅定教會在當地社會中的立場。教會也是一種社會團體,當然不能完全和國家、種族、階級的利益脫節。但教會毫不考慮地順從掌權者的要求,滿足統治階級的野心,終將和戰爭是光榮手段的想法,同流合污並向武力和社會偶像低頭。國家和社會的壓力迫使教會成為政府的附屬單位。一方面替國家仇視敵國的行為辯護,一方面掩飾國內不公的措施。這樣,教會喪盡立場。教會只有存留在為我們而死的基督內,才能認出自己是誰。所以,教會在採取必要的協調措施之後,應該有抉擇的自由,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否則,教會對世界和平根本不可能有所貢獻。參加超於國家之上,非政府形式的組織,如羅馬天主教或日內瓦世界協會(the Geneva World Council)對教會的自由運動將有莫大的幫助。

五、前衛派的需要

另一方面,所有規模較大的教會也遭遇了大組織常有的問題:必須服從團體內大多數人的意見。所以,大教會要推展自由運動,就需要在底層有革新小組的推動,這些小組不像執政階層那麼受人注目。但在跟隨基督,實行和平工作方面,卻可以做得比較徹底。即使早期教會開始轉變成政治組織的時候,就有一些急進的團體,一如今天的前衛派,因基督的名,拒絕向社會低頭。他們有些被教會當作小黨派、狂熱主義、異端信徒棄絕了,但也有以隱修會,在俗修會的形式傳流至今。孟諾派,教友派,弟兄教會,(Churches of Brenthen),就曾因拒絕武裝,而被教會斥責,如今他們被公認為「歷史上的和平教派」。

將來這種雙軌制的教會組織必在考慮中,大教會和小的革新團牲並行互助。如果教會想要實行和平工作,就必須藉著革新團體的幫助從社會、政治傳統的束縛中掙脫出來。一方面,革新團體也唯有教會的聲援,才能發揮作用。今天已有非正式、低階層的合一團體,如工作團、和平團、學生團、基督徒公共社區、混血婚姻團和聖體團等。教會不該漠視他們的存在,拿他們當作反常、一時、或是無關緊要的現象,該接受他們,拿他們做開路先鋒。教會如果要得到自由,就不可沒有這種小團體。

條件總結

教會除非有以下條件,使不能有效地為世界和平而工作:(一)開放的交談,(二)為受苦者立命,(三)在會議中補救教會本身分裂的創傷,(四)將向己從國家和掌權階層的掌握中掙脫出來,(五)努力嘗試在宗徒使命道路上跟隨革新團體,並從他們的實驗中學習新事物。

我們必須面對幾個惡性循環以行動來追求和平,在這些惡性循環中,許多人的生命被糟蹋,全球毀滅的恐怖日益真實。在這些循環中根本沒有得救的出路;其間最好的出路反而引起更壞的。其操作的程序迭相降低,直至生命系統逐漸踏入死亡為止。對想突破這些循環的人來說,「救我等於凶惡」的禱詞成了一種政治性的說法。又如弗洛姆,(Erich Fromm)所說,邁向死亡的系統可以重新納入生命之途,那時,復活的信仰才變得真實而有意義。

一、貧窮

社會階層的差異,不管在工業先進國也好,待開發的農業國也好,造成第一個貧窮的惡性循環。今天我們的經濟體制使我們在不平等、不調協、不公義的速率下向前發展。大體來說,個人所得增加了,但所得增加並不平均地分散給大眾。個人或總人口的部份人數會發現他們的貧窮沒有解決反而被鎖進貧苦、勞力、剝削的循環圈裡。數以百萬計的北歐移民勞工就陷入這樣無助的圈子裡。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非工業化國度裡,農產品在世界市場的價格狂跌,而工業產品的價格則直線上升。農業國家的債越積越多,而永遠無法脫離貧窮和依賴的泥淖。

西德新聞雜誌,”Spiegel”。就曾這樣報導…「貧窮、警察、法院、監獄」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在那裡面英國黑人為他們的自由而戰,非暴力主義者金.馬丁路德就如此被擊倒了。這是毫無希望的死圈子」。站在全球的立場來看,我們都在一個使富國愈富,貧國愈貧的圈子裡工作。這個圈子將導致全球營養危機,使千萬人遭到飢餓的厄運。

對在這惡性循環中的飢餓貧苦者來說,「天主末死——他是食糧」。如果照田立克(Paul Tilleh)把天主定義為最終極的關切,那末,對飢餓者來說,天主具體的出現就是麵包,他們受凍挨餓,付出只給少數人帶來厚利的經濟成長的代價。他們的痛苦一定要反射到富者和富者所代表的一切。

突破這惡性循環,只有一條路:所有的黨派為社會正義和經濟力量的平均分配而努力工作。我們「讓飢餓者吃飽」是必需的,但也只是追求正義的步驟罷了。在這個時代裡,基督徒被召不但是為表示愛德,而且要為信德做證。在貧苦者、飢餓者、囚犯的身上,基督徒將見到飢餓、貧苦、被囚的基督。基督徒在他們最小的弟兄身上認出自己是誰。

二、暴力

貧窮的惡性循環中隱伏著暴力的惡性循環。暴力都是源於社會特殊階層的獨裁控制。暴力也發生在強國和弱國之間。暴力引起反暴力,獨裁激起叛變,高壓手段往往斷送了千萬人的性命。暴力循環也是絕望的:反抗失敗一次,壓迫人民的政府的力量就增加一分。有組織的政府武力和反政府的無組織武力的增加,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險惡的凶兆。

有許多地區,貧窮、絕望、麻醉品、暴行、監獄等已形成一套鍊鎖,無法掙脫。國際間的情形也是如此,軍備競爭將使我們是入死路一條。直至今天,武力遏止系統就算可以保證和平;但也把我們帶入了相當不安的局面。大戰的可能性提高了,因為彼此相對不安的感覺愈來愈嚴重。專家很清楚的預示:軍備競爭是往下降的螺旋,結果將是一片死寂的空虛。況且,發展新的武器系統不但花費一國的經濟,同時也有損全球的經濟能力。複雜的軍事工業吃光了學校、衛生、環境保護等措施所需要的物力。強調以武力來確保安全,是我們社會的惡性毒瘤。這也就是我們社會病態的原因之一。

對受暴力惡性循環威脅的人來說,天主臨在的具體表現是自由和希望。「為天主的和平工作」的具體意義就是叫人認清人有怎樣的權利度自由;平安的生活。就是說,喚醒眾人有抵抗個人、階層、或種族所遭受的獨裁壓迫的權利。從國際間的立場來看;就是逐漸解除軍事系統的威脅,建立使人有信心的政治體系。彼此監督雖然需要,但不是長久之計。目前科技的發展還無法百分之百控制軍備競爭。所以,我們必須鼓起彼此信任的勇氣。彼此不信任,就無控制可言。照我的淺見,基督徒應和受迫者、共同著手工作,為他們減輕焦慮、緊張、暴力的威脅,首先幫助他們得到經濟自由,其次是政治自由,最後在猜忌,恐懼的惡性循環中,造成信任、和平的氣氛。依我看來,教會為政冶和平協定做舖路的工作,是義不容辭的。教會能做這項工作,因為他們是非政府形式的國際組織,而政治商談正需要這類準備。

三、種族和文化的隔離

暴力的惡性循環內又隱伏著種族、文化的惡性循環。人的自我一旦被劫奪,變成受人操縱的「東西」,那時他會柔順、馴服;那時他失去向己的姓名和自信,一舉一動都成了主人的模造。任何民族若不從文化、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各種現象解救出來,就無法克服貧窮和壓迫的難關。為了消除暴力和貧窮,決策當局往往不惜以這種種作為代價。那時,人固然可以在相對的自由中活下去,但自己是誰他們卻不知道。

這種情形下,和平便是「讓人保有自己的個性、自信和自尊。」只有尊敬別人因他不是自己,人才能完全成為自己,而表現出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的特質。在隔離的惡性循環裹,天主的臨在只在經過承認別人而發現自己時才體驗得到。但天主並沒有死。祂的臨在也在於自我發現的新體驗中,也在於承認別人上。

這裡不是提倡反種族主義的地方。問題多次在於整合與獨立之間。我認為尊重種族差異和民族獨立意識二者進行不悖。整合並不是使每人一模一樣,獨立或本位化也不是永久與人隔離。自尊和尊重別人是一體兩面。不同的種族彼此相待,沒有恐懼,沒有傲慢,也沒有罪惡感的時侯,也就是我們理想實現的日子。

四、工業毀滅自然

在貧窮、暴力的惡性循環中,今天我們發現一項範圍更廣大的死的旋渦——毀滅大自然的惡性循環。由於盲目追求進步,刺激工業化急劇發展,無可挽回地破壞了自然的平衡。「成長的極限」 (見Meadow’s MIT study, 1972)已經可以估計。除非我們在進步和社會正義均衡之間做一個明智的選擇,生態滅絕不但是可怕的,而且指日可待。工業革命的偉大事業要在生態危機中接近尾盤了。直至今日生態危機尚無科技解決的辦法。我們必須在根本上改變多少世紀遺留下來的信念,和使我們貪得無魘,不斷增產,不斷消費的價值系統。

但照社會心理學的看法,一般人所認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念是再牢固不過了。要改變價值觀念,是痛苦極了。抱著如同期待默西亞的心情,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把所有的聲望都寄託在工作、機械裝備(利潤和進步上。結果大夢初醒——發現所得的不是進步而是毀滅。個人和各國的努力不能阻止生態危機的發生。只有各國通力合作,生態危機才能避免。

如果由工業巨子負擔重整他們所損壞的環境的經費,恐怕就沒有利潤了。魯爾(Ruhr)山谷有許多廢棄的煤礦場和採煤設備。該地就如飽受轟炸似的,滿目瘡痍。司是那裡仍有人住。那麼,誰要出錢重整被破壞的環境呢?礦主飽收了利潤;結果,又是納稅人來負重擔。面對環境破壞和自我毀滅的威脅,英國專家已要求對整個社會.經濟理論做急進的變革。

對飽受生態死亡威脅的人來說,天主的臨在就是生存的喜樂,和創造的和平。在這種情形下:和平就是「使人不再剝削、奴役大自然,而與大自然合諧相處」。自然不是單純的物體,而是各種生物各得其所,各有生存權的世界。西方征服,控制自然的價值觀,非放棄不可,而要採納古已有之生命的喜悅和對造物崇敬的價值觀。生命的價值不在於擁有甚麼,而是與天主為我們造的萬物和諧相處。我們得放棄經濟的計謀方法,而改由生態學的眼光來打量人生;我們得停止以「量」來衡量生命的價值,而要欣賞生命的質。存在的意義不在於擁有什麼,生之喜悅遠遠超過任何物質的利潤。平安比權力更有價值。

保祿(羅八19~23)說,受造之物都在熱切地等待天主自由子女的顯現。今天,我們該捫心自問,萬物在我們人類的作為上可有怎樣的希望?天主自由的子女寥寥可數,彼此又遠遠相隔。我大膽地說一句,如果我們重新調整社會的生命價值,你我會發現早期教會和修道士實行的古老、沉思、正統的信德和生活方式,和今天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大有關聯。

我們談過天主在四個近代惡性循環中的不同臨在:麵包、自由、個性和平安。天主具體臨在的這些方式都引我們向前邁進一步。我的意思是說:以具體描繪普遍,以範疇描繪超越,以每日瑣事描繪末世。

這是聖事的語言,具體而不俗氣,普遍而不抽象。它的觀念是開放的:一如象徵的說法,不是枯燥的,四方的定義,而是引人思考,促人發現,並創出新的行為模式的邀請。如果現今在真的自由運動中有甚麼神學因素涉入,必是這種語言上的偶像破壞,用以紛碎對僵硬觀念的崇拜,以及將現狀奉為神明的傾向。

一線曙光

科學預示了末日,有人相信人類是在把地球變成活地獄的過程中。許多人盲目恐懼,提心吊膽,看來前途黯淡。人不知何去何從,心灰意懶,無法振作起來過健全的生活。好比兔子見了蛇,被前途的景象嚇的發軟。有些人以為前途既已經望,不如及時行樂,他們的口頭禪是「我們完了之後,就是大洪水」 。有些人痛罵,厭惡這整個腐爛的社會。在這天譴、絕望的深淵裡,人會有各式各樣的感受。簡言之,各種不同層面的痛苦,不外是以上談及的四個惡循性環所造成的,人已走不出這些循環。

這樣看來,基督徒的和平工作就是給人作證:在十字架上犧牲的基督也同樣飽嘗遭人遺棄的地獄之苦,並因此為所有被棄者開闢了前途。地獄已在我們身後,不在我們的前程,基督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已為我們克服了地獄。被棄者享受著基督的手足之情,已不再被遺棄,而是被收留,被重新帶回生命裡。

看看今天世界的焦慮不安,「十字架的言語」應該引人「傳報希望的訊息」。我們如果驅逐厄運的魔鬼和沮喪的心情,就是以傳報這個訊息。人只要掙脫莫名的恐懼、焦慮,不再以荒誕不經的幻想來麻醉自己,打消以武力毀滅一切的衝動,那時,人就可以下定決心,鼓起勇氣,耐心地實行任何必須的工作,突破上述四個惡性環循。意志消沉的社會,只好想死,唯有生活的望德才能鼓起生之意志,這不但對個人,而且對社會、政府來說都是頂業的。

沒有信德的希望,便無從以行動表明望德。沒有行動上的望德,信德的希望也將不會有結果無法在惡性循環申帶來平安,我們高談望德,只是抽象的理論罷了,對人毫無幫助。但若不增長並宣揚我們信德的希望,那麼,所有的和平計劃和自由運動,便要失去方向,成了現實短視的工作,並且不久就要陷入厭倦之中。

追求和平的時日顯然無多。但願基督徒及早醒悟,在這分裂的世界為真實的和平而作證。

 

 

 
  1. (註)(本文譯自 ”Theology Digest”, Vol. 20, No. , Winter 1972, pp. 331-340, 原名“Bring peace to a divided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