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來，信仰與教制運動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 不斷從基督教各派中、聚集資深的教士和神學家們，共同研究那些導致目前各宗分裂之信理與體制的問題。一九四八年，普世基督教會協會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成立時，信仰與教制是委員會之一。一九五一年以後，信仰與教制委員會每三年或四年舉行一次的會議(註一)，提供了一個具有特殊價值的觀察站，從那兒可以察知當前合一運動在許多國家及教會中的趨勢。最近的一次集會，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到十三日在比利時魯汶 (Louvain) 召開的，會前曾於日內瓦謹慎地計劃了一年多，由納爾森教授 (Prof. J. R. Nelson of Boston) 主持之工作委員會及維雪牧師 (Rev. Lukas Vischer) 負責之信仰與教制秘書處共同籌備。出席者計有：委員一百一十五位左右 ─ 內有代表 (委員出席者) 二十位，以及人數可觀的職員、顧問、來賓和記者。
一九六八年，烏布撒拉 (Uppsala) 的第四屆普世基督教會協會曾給予入世運動 (secular involvement) 相當的刺激，使得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該年後的首度集會中，就必須研究如何應付那日益增強的新潮流。有鑒於此，工作委員會選擇了「教會合一與人類合一」(The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 作為魯汶大會的主題。此一主題由當時的代理主席 (現在的正式主席) 梅恩多夫教授 (Prof. John Meyendoff) 在八月三日的全體大會中加以解說。主題分成五組討論，每一組從四日至九日反覆討論七次，然後從十日到十二日再在幾次全體大會中辯論。除了這個主題以外，魯汶大會也研究許多信仰與教制的報告 ─ 應歷屆會議的邀請而寫，完成於一九六七年布利斯多 (Bristol) 的上屆大會之後的。這些報告分由五個委員團審查，從四日到十日每一篇都覆核六次。十日到十二日，各委員團提出該團的報告在全體大會中公開討論。最後，魯汶大會也多少顧及了會務瑣事，並且論辯信仰與教制的未來以及該會在計劃重組的普世基督教會協會中所居之可能的地位(註二)。
魯汶大會為羅馬天主教會有特殊意義，因為這是首度有天主教的 (正式) 會員以會員身份出席。八位天主教會員中，六位出席，一位由代表參加。會議也是首度在一個天主教的機構中舉行，就是魯汶近郊赫維里 (Heverlee) 的耶穌會學院。這棟大約建於十五年前的寬敞建築。原是為一個非常龐大的修會團體居住的，可是用於舉行這一類的會議時，卻極為合適。餐廳、教室、禮堂和教堂都適如其用，地下室的飲料櫃台亦不例外。
大會的東道主是「贊助委員會」，由布魯塞爾•馬林教區 (Malines-Brussels) 的總主教徐能士 (Leon-Joseph Suenens) 樞機閣下所領導。八月二日傍晚，徐能士樞機與一位荷蘭更正宗 (Protestant) 的信友孔士旦 (Max Kohnstamm) 同在一個講台上發表了兩篇開幕詞。此外，徐樞機也是八月八日主日共祭彌撒中的主祭者，並趁此機會作了一次值得紀念的證道。招待委員會由著名的天主教合一運動家、魯汶大學的逖爾斯 (Gustave Thils) 蒙席負責，使大會會員與職員都感覺賓至如歸。如此，會議的整個氣氛對首度參加的天主教會而言，可謂「開市大吉」。
後面幾頁，我將設法從三方面略述大會的主要成就，即 (一) 五個委員團的工作；(二) 主題的答覆 (包括五組的工作)；(三) 討論有關普世基督教會協會計劃重組的事宜，以及信仰與教制的未來角色。
　
五個委員團
五個委員團的工作，主要是審查歷屆大會所邀約之信仰與教制的新的研究報告，這些委員團沒有正式的名稱或清楚劃分的權限。其間任務的分配，並不根據抽象的神學原則，卻依實際的情況，如工作量的平均需要而定。
第一委員團可說是以信理規範 (doctrinal norms) 為主要的研究範圍。其首項工作是審查一篇完成於一九七一年五月的油印報告「聖經的權威性」 ─ 此報告是繼布利斯多大會認可的一篇研究「釋經學的問題對合一運動的重要性」(註三) 之後的續作。這篇新的報告指出：權威觀念之於今日，極易與盲目服從的要求聯在一起。為了平反這種觀點，它聲稱：權威必須被了解為「一種自由接受的見證。是邁入自由之途，而非震懾服人之力。」一般的觀念以為：聖經之所以被認為具有權威，乃因其來自啟示之故；為了駁斥這種看法，此報告認為：聖經藉著本身預言之有力而有益的震憾，建立自身的權威，並證實了所謂聖經自身的啟示。
第一委員團大致上贊成此報告中有關啟示、權威和解釋等問題的處理，並且對於它能在天主教，更正宗和東正教公認的差異外指出其間重要的相同之處，表示滿意。當委員團謹慎地採納「聖神在新的證言形成中的特殊功能」這個觀念時，聲明：根據該團的多數意見，應當避免使用「啟示」這名詞。接著，強調未來的研究應該包含上述三點：有關新約的各種不同解釋，舊約的時代意義以及福音在教會歷史上不斷改變的解釋裡所具有的同一性。
在一次全體大會中，委員會欣然地接受了「聖經的權威性」這篇報告以及第一委團的答覆。委員之一，尼德蘭改革宗的李爾博士 (Dr. Ellen Flesseman-van Leer) 對此點表示積極的支持。她的看法是：許多大陸派更正宗都懷疑普世教協未曾充分地尊重基督徒信仰的聖經基礎，此篇報告對於消除這點疑惑，有極大的貢獻。一位英國教徒卻持著反對的意見，認為它退步了，就是忽略蒙特里爾 (Montreal) 信仰與教制大會早就揭示之聖經與傳統的不可分性。東正教經驗豐富的合一專家弗略婁夫斯基 (George Florovsky) 也提出他的批評，認為：此報告與第一委員團的答覆實際上取消了啟示的觀念。不過，一位美國更正宗的教徒卻回答他：聖經的神啟 (theopneustia) 觀念要比近代神學的默感 (inspiration) 觀念更合適而且含義更豐富。兩位美國的天主教代表指出：此報告與第一委員團的說明都過於偏重日耳曼式。他們覺得像「物質中心」(sachmitte) 和「關係中心」(Bezie hungsmitte) 這類名詞，對於非日耳曼的心靈是不易了解的。
第一委員團的次要任務，也許比聖經的權威性那種冠冕堂皇的論題更引人注意，就是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建議：各教會的成員應該在未來數年中，設法用共同的語言把基督徒的信仰陳述出來，而藉此「報導其信仰中的希望」(參閱伯前：三，15)。維雪於八月三日發表秘書處的報告時，曾稍為詳細地論及他所見於此計劃中的優點。他在最後兩段中聲明如下：
合一運動有時被描述為一種「重新接納」的過程。各個教會所承認的真理，現在已被所有的教會「接納並歸為己有。而嚐試著對福音作一共同的陳述，就正是這種歸屬的過程。培養共同的傳統也是可能的，或許這是達到吾人企求的合一之最可靠的途徑。此合一至今仍為吾人的罪愆所蒙蔽而曖昧不明。只有悔改能夠使它再度彰顯。不過，或許我們不應該把阻礙合一的罪咎太快地加諸那些墨守其信仰傳統的人身上。當然，其中也有盲目信從的。
然而，我要再說一次，真正使我們在基督內的合一成為曖昧的罪愆是：喪失了表達希望的熱情，就是不在乎地聳聳雙肩，沒有等量的刺激就提不起興趣的厭倦，以及自己不肯付出更新的代價，卻冷嘲熱諷地批評別人缺乏更新。」
第一委員團接受工作委員會的建議而聲明：根據他們的判斷，為信仰與教制的未來工作著想，各教會的成員有必要設法將其身為基督徒所接受及所當奉獻的信理作一報導。他們從維雪的報告中歸納出三點理由，作為此信念的根據：第一，在達到能夠使用共同語言的程度之前，避免合一交談斷絕的危險；第二，作為此信仰與教制的研究已經產生的部分成果中，揭示其間基本的一致性；第三，對基督的福音提出共同的見證，使其適合當代世界之所需。
當委員團的報告在全體大會中提出時，也引起了相左的意見，就是有關這種共同報導將以何等程度反映今日教會內在的懷疑和爭端。第一委員團擬訂的原本構想是：信仰的報導在傳述給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時，都可能是態度中立的；「由於我們無法真正明確地分辨教內的成員與教外的分子，因為信徒自身也不斷面臨著懷疑的難題。」這個說法受到數名發言者的猛烈抨擊，尤以兩位希臘東正教派的神學家為甚，因此取消了這句話。然而，修改後的文件在幾位拉丁美洲的代表看來，仍是過於自滿與自負，其中一位來自哈瓦那年輕的福音會牧師主張：教會在遭受當前世界的挑戰時，如果謙遜地自承其罪愆及混亂，結果會更好些。
第二委員團討論另外的兩篇研究文件。其中之一完成於一九七零年，名為「大公性與正統性」(Catholicity and Apostolicity) (註四)，由居於普世基督教會協會與羅馬天主教會聯合工作團之首的神學聯會所提出。此聯會包括九位普世教協的神學家 (有更正宗，英國教及東正教) 以及九位天主教神學家。他們發表的文件，論點很開放，明顯地超越了傳統天主教對正統性的觀念，但是在公佈之前所作的校訂立場卻過於偏向東正教。第二委員團對於校訂後的文件的反應，稱之為「在普世基督教會協會與羅馬天主教會的關係上之重要的一次邁進」；但是卻評論道：「由於它的源起，它對信仰與教制更廣泛研究的助益也受到限制。」委員團希望把大公性與正統性的問題列入信仰與教制的整個計劃之中，因而呼籲更廣泛及更深刻的研究下述問題：地方教會在全體教會中的地位，大公性與正統性對教會使命的關係，以及教會在歷經改變之後的同一性問題。
第二委員團審查的另一文件是一篇信仰與教制的研究：「今日之崇拜」(Worship Today) (註五)，起源於烏布撒拉大會對「俗化時代的崇拜上帝的討論」。此研究是根據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到十三日在日內瓦舉行的會談所做的，其目標就針對著這個難題。它寫道：「崇拜的危機無法藉著通常是退步的『改革』而得到解決，只有藉著『創新』方可，因而吾人必須面對『如何能夠再度獲得恰當的指示』的問題」。第二委員團發覺這篇一九六九年的報告「反映當前狀況的複雜性」，並且注意到：崇拜的危機如果與委員會面臨的其他問題分離的話，是無法克服的。為將來著想，他們建議：「信仰與教制秘書處應該從許多教會和地區收集崇拜的實例 ─ 其形式和格調，以能在當世界中對教會的存在和活動有其特殊之創發性及充實性者為主。」
第二委員團的另一任務是詳細地研究以基督徒合一為目的的祈禱週 ─ 每年由信仰與教制秘書處與梵蒂岡促進合一秘書處密切合作而舉行的。維雪博士在代表秘書處的第一篇報告中嘗詢及：如何能使祈禱週成為生動的慶祝儀式，而不再只是例行公事。他建議道：「祈禱週的目的，不再只是祈求上帝把那些分隔我們而又無法穿越的牆壁變為透明的。卻必須將它視為一次自我檢討的機會，使與會的成員都能為共同的生命而作一修正。」
維雪在八月三日的全體大會中所發表的這些談話，引起了委員席上一位印度神學家的答覆，他說：今日比以往更需要盼望的祈禱，就是希望上帝變化一切信教者的心性，並因而使基督徒聚合在一起。在稍後的一次會議中，一位英國教的主教發言道：祈禱週在提醒我們「合一是上帝的恩賜」方面極為重要。他強調，祈禱週不應一仍其舊地消磨在會議和討論上。
關於祈禱週，第二委員團只是要求聯合工作團在擬訂計劃時，應顧及普天之下各地情況的差異，並考慮到這個事實：在某些地區，不同於傳統祈禱的其它表達方式，如今也許更富有意義。至於祈禱週的日期是否可能改變的問題，委員團的報告未曾直接論及。代表向大會提出報告的本篤會士藍諾 (Dom Emmanuel Lanne, O.S.B.) 計對此問題而論道：在一既定地區或國家，根據該地的需要與習俗而調整日期，為其教會或許更適合。
第二委員團在結束它的任務時，對於信仰與教制研究計劃的全面綱領提出幾點注意事項。它論道：迄今所作的這些研究都過於倚賴西方世界的理論傳統；現在應該設法多往非理論的集團與第三世界的社會發展。它也警告道：「為了避免委員會兩組會議之間的計劃過於歧異，信仰與教制的研究須加以限制並適當地集中焦點。」不過，從魯汶大會所邀請的許多研究看來，工作委員會也許會發覺最後這點建議很難實現。
最後，第二委員團對於信仰與教制的研究報告之更有效的傳佈方面，提出一些建議。它強調：應擴大利用地區性和國家性的基督教會協會，它們成為信仰與教制傳佈信息的通道。在較早的一次大會上，代則會 (譯者注：基督教中特別重祈禱的一派，位於法國 Taize) 的杜利安 (Max Thurian) 已曾斷言：信仰與教制研究的成果對於各教會的實際生活，其影響力可謂少而又少。
第三委員團審查三篇新近的信仰與教制研究報告。第一篇報告是油印的，名為「聖洗，堅振與感恩禮」(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Eucharist)，源自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所作的一項研究，內容以詳述各個不同的教會有關聖洗的信理與實施為主。委員團把這份報告推介給各教會，作為研究及答覆之用，另外又特別讚賞基督徒入教式 (領洗) 的概念「是變化期中的一個過程而已」。然而，這個觀念卻在大會中引起了一些疑懼。德國路得教派傑出的合一專家史令克 ( Edmund Schlink ) 指出：聖洗中的入教式具有某種成全，美國路得教派的拉匝肋 (W. H. Lazzareth) 也加上：聖洗不應被認為只是達到聖體的一種方法。他又說：不同的教會對於聖洗的彼此了解，本身就應被視為合一中的一項重要貢獻，而非僅為邁向同領聖體 (intercommunion) 的一個階梯。
其次，第三委員團審查一篇應烏布撒拉大會所邀，而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預備好的報告：「同領聖體之外」(beyond intercommunion) (註六)。內容大部份是術語的澄清以及對各教會提出的問題。不過，結束時的語調卻是有力的：
我們...... 已可想見：當幾乎全數的基督信徒加入現代的合一運動、長久以來的某種咒詛最近已經解除，而神學上的一致性逐漸增加時，其自然的結果必定是恢復在同一個教會團體之中領聖體 (Communion) 。如果我們以基督要求的速度進行合一，並且實際承行他在當前世上刻不容緩的工作的話；我們無法以低於上述的成果為滿足。
第三委員團熱誠地採納這篇報告，並且要求將它推介給各教會，供研究與答覆之用。對於「同領聖體」的聲明，全體大會稍後接受了第三委員團的說法：
我們敦勸教會當局，各依其方法並各在其合一事務的範圍內，朝著完全的聖體共融而努力，同時考慮修正其有關聖體的規制，好使合一在此時能有適當的進步 ─ 例如：在某些情況之下，擴大同領聖體的許可。
此一聲明自然在大會中吸引了很大的注意。它受到許多更正宗代表 ─ 包括杜利安 ─ 的熱烈支持。希臘東正教派人士提出異議，但數位蘇俄東正教的發言者，包括梅恩多夫，卻表示：他們對此一聲明，就其適用於那些看來無妨共同到祭台前領聖體的西方教會而言，可以接受。羅馬天主教在全體大會中的唯一對題發言者，為印度耶穌會的雷揚 (Samuel Rayan, S.J.)，他表明同意於「聲明」的意義。徐能士樞機在開幕詞中，已經呼籲各教會在有關同領聖體的問題上，特別注意青年們已不耐煩，同時要在這件事上，研究出「具體而實際的進步」(註七)。
接著，第三委員團研究了一篇相當冗長的油印報告：「任命的牧職」(The Ordained Ministry) 這是於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零年所準備的報告，而此次準備又是繼一九六四年阿魯斯 (Aarhus) 大會所委託的一篇研究「基督，聖神與牧職」之後的進一步研究。這篇報告之討論「陞任」(聖職任命) 問題，很顯然地顧到了天主教、更正宗與東正教的思想立場。主要的一節如下：(p.5)
聖職命任賦予一種權威，但此一權威並不屬於牧者自身，而是該團體所接受的上帝的權威；它 (聖職任命) 也在指示以下事實：就是牧者是由上帝召喚、由上帝遣派的。但是，聖職任命並非僅僅給予一樣「東西」、一種「財物」或甚至一個「職位」；其源起和終結皆為與聖神之一種位格的、實存的關係，同時堅固地把受任者與上述提及的團體聯結起來；它是基督在該團體中的記號與工具。
委員團滿意地注意到反映於這篇報告中的彼此了解之增進的程度。「它指出：幾乎所有的教會對於本會以外的其他牧職，都能給予某種承認。這在牧職的相互承認之進步上，提供了一個有前途的基礎。」
委員團進一步指出：繼續研究許多敏感問題的需要，諸如：宗徒傳承在教會內的性質與具體實現，牧者的個人生活與精神生活 (包括結婚與獨身的問題)，婦女的牧職 (特別指聖職任命)，以及可能在有限期內任命聖職之涵意。羅馬天主教會對所有的這些問題顯然都極感興趣，尤其由於「司鐸牧職」的問題，乃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世界主教會議」的討論焦點。
第四委員團審查另外兩篇晚近的研究。一篇是由羅馬天主教會與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聯合工作團所組織的「神學聯會」預備的，名為「共同見證與改宗」(註八) (Common Witness and Proselytism)。另一篇是信仰與教秩的研究 ─ 「論加西敦公議會」 (On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完成於一九六九年，是應一九六七年布利斯多大會的一項決定而做的。這兩篇研究為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都有特殊的意義，並且至少代表了兩派間的部分協議。第四委員團在建議信仰與教秩委員會應該接受這些報告時，作了幾點小小的修正建議。
對基督徒合一的未來更為重要是，第四委員團採納了烏布撒拉大會的提案：「為使一個真正普遍的協會可以再度代表一切基督徒並領導邁向未來的時代 (出現) 而努力。」(註九) 在南印度教會紐必亙 (Lesslie Newbigin) 主教的能幹領導下所擬就之委員團的報告：「協合 (conciliarity) 與合一運動的未來」，無疑地是魯汶大會的主要成就之一。報告中，論「協合」為一切世代及一切階層中基督教會的生命之特徵，同時呼籲所有教派的團體以「協合」的觀念去考驗他們的實際生命。 「真正協合的中心事實，是聖神的這種積極臨在與積極活動。一個協會如果得到聖神的領導與啟發，即使未曾普遍，也是一個真正的協會；而一個普遍地有各派基督徒代表的團體，如果缺乏聖神的引導，仍不得為一真正的協會。」對「協合」此一普世會議所採用的非法律性的概念，至少在大會中沒有任何羅馬天主教的代表提出質詢，確實耐人尋味，或甚至令人驚訝。
第四委員團就普世教協對其所屬教會無約束力一事上，重新肯定多倫多 (Toronto) 協會採取的立場時，同時也指出：普世教協的存在，在過去二十年來已多少改變了這種情況，因此今天「某些真正協合的因素已在教協的生命中開始出現，雖然只是端倪。」結論中，這篇報告呼籲融洽氣氛的拓展：在普世基督教會協會內部成員之間固要融洽，在普世教協與其他機構，如梵蒂岡基督徒合一秘書處之間也要融洽，目的乃「藉此培養真正的『協合』精神的成長，並為一個真正普遍的協會舖路。」(註十)
第四委員團論「協合」的這篇報告，經過全體大會的檢討與批判之後，交由普世基督教會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和信仰與教制工作委員會做進一步的研究。如果這些團體認真地去研究 (預料將會如此) (註十一)，則這項文件、至少在西方世界，終將證實其為邁向 (各教會間) 修好性重要協會之里程碑。東正教是否會接受此種協會，多少尚有疑問。一位顯然較其大多數同人古板的東正教神學家，在一次大會中宣稱：依他的教會看法，一個真正的協會的先決條件，是「教會一體」先已達成。他質問：「本質上分離的各個教會，如何能由聖神領導而做出正確無誤的決定？」
第五委員團研究教會合一磋商 (Church Union Negotiations) 與雙方會談 (Bilateral Conversations)，其研究乃特別依據一九七零年四月在肯亞利木路 (Limuru) 舉行的教會「合一磋商會議」的建議。(註十二) 在委員團工作時，一種緊張的情勢發展於兩派人士之間：一方面是主要講英語的英國教及更正宗代表 ─ 佔大多數 ─ 他們希望藉著組織的合併以形成區域性的合一；另一方面是宗教立場更為堅定的少數人士 (包括幾位羅馬天主教代表和幾位路得派與改革派的更正宗代表)，他們更關心經由世界的雙方會談而逐漸接近。委員團報告的初稿，原來強調合一磋商而不強調雙方會談，但這 (初) 稿曾經大加修訂。第五委員團提出的最後 (定稿) 報告，是一篇對宗教合一磋商與雙方會談兩者都鼓勵的平衡聲明，在全體大會中未曾受到委員會的嚴重反對而被接受了。
關於合一磋商，委員團注意到一種厭倦與沮喪的情緒，為了抵消這點，報告中聲明：
許多人深信：這是一個迫切的時刻，一個可能為期不久的良機。委員會呼籲那些參加合一磋商的人士以及遣派他們的各個教會：在進行任務時不要厭煩，卻當以堅定的決心與負責的速度去成功地完成開路工作，以能更有效地實現由上帝 (所接受的) 在世使命。
曾經也在美國參加過教會合一會談的委員們，像克羅 (Paul Crow) (第五委員團的一員) 對於信仰與教制委員會、願意公然祝福近來為發展基督一體教會之計劃而做的努力，其欣悅之情可以想見。
除了重新肯定信仰與教制對「教會合一磋商」的一向關切之外，第五委員團也承認雙方會談的價值，認為它在針對分隔兩個傳統的特別問題上，以及使合一會談的普遍參與得以繼續存在方面，會是特別有用的。(註十三) 一位世界改革宗聯盟的蘇格蘭會員史密斯牧師 (Rev. Richmond Smith) 在委員團中指出：有機性的一體易使結合的各教會隔離在一個既定地區。稍後，在一次大會上，他滔滔不絕地為世界性的雙方會議而呼籲，用以解決宗派間之衝突，因為有些這類衝突，在區域性宗派內，因情緒理由是難以解決的。接著他又說，這個看法是梵蒂岡基督徒合一秘書處的威勒布朗 (Willebrands) 樞機提供給他的。
然而，第五委員團並未毫無保留地贊成雙方會談。報告中說：雙方會談或許在某些情況下不太合適，例如「當它成為逃避更積極地參與謀求合一的藉口時」(便是如此)。
在日後大約會被認為是重要的一步上，第五委員團對通常特有機性的一體與組織上的合併視同一物，表示有些不滿。
第五委員團要求繼一九六一年新德里宣言做更深入的研究，這是有關「吾人尋求的合一之目的與性質，以及實現它的方式」的。委員團又特別要求「一個對合一的實際觀念與結合型態之澄清與神學的評價，以及對發生的新的觀念與型態的描述。」由於並非一切教會今日都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基督徒的最後合一，因此這樣的研究咸認其為必須的。南印度式的「聯合教會」只是合一的樣式之一，與羅馬天主教及東正教派所樂道的「多形式合一」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正如報告中所指的，有些合一運動專家視為邁向合一最有希望的幾步便是：信仰、聖事與牧職之彼此承認以及講壇與祭台的公用。除了這些相當明顯的合一理論之外，另有一些型態，看來至少在非正式階層中隱然地發生作用，這些型態包括那些多少與官方教會團體偶爾有關聯的在俗基督徒之自發行為。委員會表示：「所有這些 (合一的形態) 在實際方面與理論方面都須加以研討。」
最後，在一連串的細節建議中，大會將第五委員團的許多建議 ─ 有關主辦或協調教會合一磋商，雙方和多方會談 ─ 交給工作委員會；同時請求：擴充信仰與教制的辦事機構，以便能夠執行這計劃。
總括五個委員團的工作，可以說：信仰與教制依舊耐心而又有結果地繼續追求它的最初目標 ─ 克服各派基督教會之間信理與體制方面的分歧。魯汶大會所表現之最富戲劇性的新發展，似乎是一些依然算做初步的建議，就是有關信仰之共同報導，以及邁向彼此更為同一教會的協合之運動。大會要求的許多新研究，必將使辦事人員在時間及財力上大費周章。即使尋獲了額外的資金，仍需找出新的方式以及勸服所屬各教會，好使他們相信信仰與教制的研究有益於更有效地實現教會的使命，至於合格的工作人選或可藉私自主辦的合一機構之幫助而找到。耶路撒冷「促進神學研究的合一機構」的彌尼 (Paul Minear) 教授在一次重要的聲明中答說：他的機構對於信仰與教制委員會所邀請的研究，將提供合作。其他的合一機構無疑地也將響應做類似的支援。
　
主題的介紹
魯汶大會的主題「教會合一與人類合一」並非隨意地倉促選定的。乃是逐漸而自然地由信仰與教制及其他合一思潮中原有之孕育多年的壓力所形成的。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在一九六七年布利斯多大會時就已提出：「就上帝促使世界合一的目標而論，教會的功能是甚麼？各教會追求彼此之間的合一對於人類合一的期望又有何關？」(註十四) 這些問題的迫切性在一九六八年烏布撒拉的報導中，已明顯地出現了：
當教會自詡為人類未來合一的象徵時，是大膽了些。不管這項聲言的基礎多麼可靠，世界依然表示懷疑並傾向其本身所有的「世俗的大公性」(Secular Catholicities)。因為世俗社會已研究出協合與合一的方法，這些方法看來常比教會本身更為有效。對教外人士而言，各教會看來常是遙遠而毫不切身的，同時各自昧昧然忙碌著自己的事務。教會需要重新體認世界的希望、成就、不安與失望。(註十五)
主題由一份研究文件 (註十六)做進一步的預備，該文件引起許多委員的評論。(註十七) 最後，工作委員會在一九七零年夏季作出結論，認為：「教會合一 ─ 人類合一」將是魯汶大會的最佳題材。主題的涵意在提出下列問題：人類合一有甚麼意義？教會合一有甚麼意義？這兩種合一如何互有關聯？
工作委員會在一九七零年八月份的會議中，南美以美大學的戴希納教授 (Prof. John Deschner of S. M. U.) 認為：魯汶大會選定的主題是一個標記：表示信仰與教制已進入新的存在階段。(註十八) 他說：委員會從一九三七年愛丁堡大會到一九六三年蒙特里爾大會這些年來，極少注意到教會合一的世俗環境。根據戴希納的說法，這個主題是兩頭並進的；它 (主題) 要求研究一種雙線關係。第一，教會合一的世俗涵意是甚麼 ─ 換言之，即教會的合一為「種族問題、貧窮問題、兩代問題，...... 男女關係問題，革命與社會正義問題」有何意義？第二，必須問：由基督徒組織之對世俗的答覆 ─ 像和平組織，為種族正義而召開的會議，在隔絕區域的普遍性機構等等 ─ 其教會意義又是甚麼？想來，大家都期待著魯汶大會能對這些問題有所指示。
魯汶大會中曾以許多不同的方式討論此一主題。八月二日晚上的兩篇開幕詞曾專談主題。徐能士樞機指出：既然教會絕無可能縮小為一個純粹的社會服務機構，就必須不斷地宣講以上主之國的價值所要求的改革，並因有助於人類的普遍融洽。他又說，人類合一就像教會合一，必須是多元性的，並且允許內部的相輔相成。「此處，聖神也自顯其為合一運動的真正靈魂，祂創造基督徒的同一性，也創造恩賜的多樣性，祂使差異 (多樣性) 成為一體 (同一性) 的豐富內涵，因為在祂內，一與多融於一體。」
歐洲合眾國執行委員的副主席孔士旦，也和徐能士樞機一樣，利用他在八月二日晚上的致詞機會談到主題。他說：人類合一毫無疑問地正在形成，但是危險在於它會變成一種奴隸般互相倚賴的合一。「真的，未來數十年，它 (人類合一) 會成為憎恨、動亂、不義與暴力的結合。團體精神只有在信心中才能辨認出來。」在這種強制的結合情況下，人類將感受到「荒謬的深淵 (無意義)」的威脅。根據孔士旦的說法，教會從世俗的觀點所能提供的重大貢獻，是繼續使交談成為可能，幫助人透過彼此的眼光而看清情況 ─ 簡言之，即互相會唔 (meet)。「因此，但願教會成為造橋人 (Pontifex) ─ 其搭橋的目的不僅在使政客能和政客會晤，得以參加緩如牛步之建構團體的過程；最主要的，乃是使人與他的近人會晤，並藉此認知：生命由於會晤他們而獲得意義。人們藉著盼望與愛，尤其在會晤「全然的另一位」(上帝) 時，或許才能發現足夠的意義，使那些遍佈世界之互相倚賴的強制情況成為可忍的。」孔士旦的演講容或有些沈重，卻是清楚而有力的，不過，遺憾的是，大會的既定程序並不允許聽眾對他提出的質難有所答覆。
對主題的正式介紹，由信仰與教制當時的代理主席梅恩多夫在八月三日發表。他的論點極度偏重神學，與烏布撒拉大會和戴希納引述於上的評論相較之下，形成強烈的對比，後二者的看法更著重 (人與人之間的) 「水平化」，或更合乎人文主義。梅恩多夫指出：所謂的世俗範疇，在形成蒙特里爾大會以來「偶像破除時代」中多數的合一運動上，無可否認地具有決定性。他指摘六十年代裡「信仰與教制」的表現，率皆為各種社會問題的嘈雜討論所掩蔽，雖然這些社會問題多數是正當而有價值的，但是對於基督教信仰的主要論題 ─ 人類的最終結局與永恆的命運 ─ 而言，仍是未得要領。梅恩多夫含蓄地指摘戴希納所主張的教際研究法 (intercontextual)，他責怪道：「現代的世俗主義者，不贊成教會的組織是上帝所賜的，卻認為教會必須從世界學習如何改善世界。」接著他反對一切錯誤的社會烏托邦主義，呼籲大家回到「以感恩禮為中心的末世學」，以之為教會加入社會服務的最佳出發點。他論稱：信仰與教制必須把幫助教會重新回復其應有狀況，當作它最主要的存在理由。
正如梅恩多夫自己的解釋，他有意使其演說成為一項個人聲明，而非一個立論持平的「主席詞」。他的演說歡迎同樣的個人答覆，結果阿根廷美以美會的米蓋茲•波尼諾教授 (Prof. Jose Miguez-Bonino) 提出預備好的兩篇答覆中的第一篇。米蓋茲•波尼諾集中注意於這個問題：神學是否可能採取一種神學家所處的實際歷史情況以外的出發點。他認為：主張超越實際的狀況，只會壓抑我們之認識自己的範疇和作為之特定性質，因而使這些 (範疇和作為) 愈來愈隱晦。「以上帝與其百姓所訂之盟約而論，先知的信息不正是：捨正義和忠實的環境之外，則無『感恩禮』可言？再說，無論何時一旦我們開始從這些問題限定的狀況去討論合一，則豈非立刻投入這充滿觀念學、世俗範疇、糾紛、衝突與緊張的世界嗎？」任何超越這些情況的託辭，都蒙蔽真正的問題，並且導致一種虛偽的保守主義 ─ 從歷史的奮鬥中退入一個完全與實在界脫節的「絕對」。
第二篇準備好的答覆，是肯亞長老會的加杜 (John Gatu) 提出的，他說：梅恩多夫在解釋蒙特里爾大會時過於簡化；而當非難烏布撒拉大會時，卻又過於嚴厲，其實烏布撒拉在討論第三世界的事務方面乃是成績斐然的會議。
在隨後的討論中，許多發言者都明白表示反對梅恩多夫。古巴福音會的巴地斯大牧師 (Israel Batista) 贊成米蓋茲•波尼諾的批評。他指出：梅恩多夫以極端二元的語氣說話，使神學與人(類)學互相對立。今日的問題無寧是使神學入世化 (incarnate)，由神學走向人 (類) 學 ─ 這種運動在新約中已經開端，就是把神降凡而入於世界及其奮鬥中。
梅恩多夫在回答這些反對的意見時，解釋說：為了顯示一個清楚而明確的質難，他才盡量加強語氣以激起反響。不過，他提醒批評的人士：他並未要求一種僅僅以上帝為中心的神學，卻要求一種視人類乃本質上以神為中心的人 (類) 學。雖然人類註定了必然走向上帝，但未必常與上帝融合。因此，神人之間不容許任何汎神論的同一性。至於感恩禮，梅恩多夫解釋道：就其為上帝之恩賜而非純然人類的產品而論，它確實提供了一個新的出發點。這恩賜總是「隨時任人領取」，並且供給那些參加感恩禮的人們一個歡樂與悔改兼而有之的機會。世界上總是個能讓基督徒的責任得以踐行的地方。
徐能士，孔士旦和梅恩多夫的報告，以及摘錄於前面幾頁的預備答覆的文件，為一場或許立刻就要爆發之精釆而引人入勝的辯論作了先聲。但是大會卻在這時變換了會議方式。從八月四日上午開始，與會者分別編入五個小組，每一組都必須在其相關範圍內研究大會的主題。
　
五組(主題分為五組)
在魯汶大會中，分由五組討論主題的這個構想是一種實驗，此實驗依照計劃者的意向，在會議結束時將精密地加以評價。五組中的每一組大約都有三十位會員，討論七次，時間總計約十七小時。對於各組的論題，即使理論上只當它與主題有關並且根據與會者的實際經驗所討論的才算數時，也是非常廣泛的。各組沒有明確的議事日程，也未曾受邀向全體大會提出任何集體會報或聯合聲明。因此不容易簡介各組會議的成就。
第一組的會議由杜利安、拉匝肋 (William Lazareth) 和弟比 (B. D. Dupuy) 共同主持，題目是「教會合一與社會正義的爭取」。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教會贊成自投於社會正義的爭取」與「教會超越一切個別的社會組織」兩者間的抗衡情勢。一般來說，大多數西方與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所認為是全球人類的全體利益之主要福音者，為東方傳統而言是難以了解，更遑論參與了。這一組在向委員會的建議中，要求進一步研究，以澄清下述二事應如何相輔相成，即：基督徒對教會使命的唯一性以及對社會的各種基督徒處身其間的情況所產生的不同責任。「如果教會真是人類未來合一的保證與象徵，則當代基督徒必須有能力以下述方式使這項真理實現，就是：在更積極地參與那作為衝突的潛在來源的人類解放時，仍然保持教會的真實面目。」這一組的會員大致上似乎贊成：與被壓迫者的休戚相關是基督徒信仰的本質之一，因為同一個基督同時臨在於窮人與感恩禮中。如果基督的這兩種臨在過於分離的話，教會將不再是上帝正義的象徵，反而有成為一個反象徵的危險。
第二組在紐約蘇爾比斯會的布朗 (Raymond E. Brown S.S.) 與烏干達坎帕拉的莫比狄 (Rev. John Mbiti) (註十九) 主持下，規定討論「教會合一與生活信仰的相遇。」這個題目顯然很適當，因為基督信仰，就其局部化而言，常顯示為一種分離的力量，尤其在新近接受信仰的亞非地區。經過廣泛地討論一般會談，尤其是信仰之間會談的性質和目的之後，代表們提出一個問題：基督教信仰傾向於在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間築起藩籬，還是拉起繩索呢？與會者中只有一位希臘東正教的教授有意否認：非基督徒也能在自己的宗教中獲得救援，這一組的許多會員都主張：基督信仰使我們適於表達上帝對所有人的創造、啟示和救贖的臨在，同時我們能夠容忍一切傳統的見解，以代替焦慮地墨守著傳統的思想和語言方式。
當然，基督徒的信息與耶穌 ─ 身為猶太人，以猶太人的方式解說他的生命 ─ 的這種個別性之不可分開，乃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還該加上：在耶穌內，個別含蘊了普遍。從末世學的觀點看，正如亞當不是個猶太人，作為最後亞當的耶穌也同樣不是猶太人，他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做新人。上帝的王國是普遍的，無論它的記號出現在何處，我們都能在信仰中認出復活基督的工作。
第二組在結論時，建議進一步研究以下問題：在其它人的信仰中，上帝的化工的性質是甚麼？這種化工是救恩性的嗎？有啟示性嗎？
第三組由阿根廷的米蓋茲•波尼諾教授與坦尚尼亞的祁利巴 (Josiah Kiriba) 主教所領導，主題是「教會合一與反對種族歧的奮鬥。」所有在場的人，包括一位美國黑人沙德懷特博士 (Dr. John Satterwhite)，幾乎都贊成四海一家 (integration)。討論會中，出現了三個基本問題：教會紀律問題，同一性問題與權力問題。談到第一個問題，這組人論辨如何從教會中徹底消除種族歧視的難題。他們力主：紀律是教會生命的必要形式；是一種以權威教導的形式。有幾位發言者主張：應該用一些方法從感恩禮中驅逐種族歧視論者。至於同一性問題，這組人聆聽了一篇沙德懷特論「美國之黑人神學」的報告。看來全組的人都認為：就歷史的某些觀點而言，一個民族必須保存並表現它獨特的同一性；但是另一方面，為了與更大的團體契合，卻應當超越各民族的獨特性而通過一個死亡與重生的過程。論及權力問題，第三組的結論是：必須調整教會組織以適應社會情況的需要。某些團體的過度權力必須解除，而另一些團體卻須獲得目前所沒有的權力。
第四組由霍爾德小組 (Miss Christian Howard)，繆爾德 (Dean Walter G. Muelder) 和馬得士 (Prof. Donald Mathers) 所主持，指定的論題是「教會合一與社會中的殘缺者」。因為志願參加這一組的人數不夠，所以有些人是選派的。不過，隨著討論的進行，情況逐漸熱烈。殘缺者的問題在他們看來：主要是引起許多感受深刻卻無法說出之有關罪惡、痛苦及人類缺陷等事件。他們質問科技的限度與教會的力量 ─ 對於有效地安慰那些教會在物質方面對其無能為力的人們。紐必亙主教在最後幾次全體大會中，有一次談到他年青時親身經驗過的皈化，從他的談話裡可以略窺第四組的精神。由於紐必亙最初熱衷於政治，曾與兩家很窮的人有過密切接觸。這兩家人同住在一間屋子裡，其中兩人死於癌症。年輕的紐必亙便問：作為一個政治科學家，對這些個人，我必須說甚麼呢？於是他發現：當基督教會召喚我們盡力反抗不義與壓迫時，也就是召喚我們盡一切極限地接受上帝在信心與依賴方面對我們的意願。紐必亙認為：當科技達到了最後的極限，而「權力藉弱者得以滿全」成為主要的課題時，就產生了殘缺者的問題。
第四組提交委員會之論殘缺者的報告，是魯汶大會的最佳成果之一，其中指出：殘缺者的問題正在增加，一方面由於現代科技社會使許多原來在較單純的社會中能正常生活的人成為無所適從者；另一方面由於現代的醫藥使許多在早些時期無藥可救的人得以活下去。當前社會的傾向，是隔離並驅逐老年人與殘缺者。教會負有一項無可推諉的任務，就是消除人們對殘缺者和病患的恐懼，而代之以仁愛與接受。報告中說：藉著謙迎地承認人性弱點，殘缺者教訓我們許多有關：神的無限力量如何能夠進入我們生命的方式。我們不可將殘缺者視為僅僅行善的對象，卻必須找出方法，積極地使他們與吾人之教會和社會合成一體。
當討論缺殘者的結果在大會中報告時，顯然可見，這一組甚至更明確地提出一些與論社會正義和種族歧視那兩組相同的問題。這三組都承認：教會有責任與被壓迫者合為一體，使他們加入社會各階層，而在必要時安排他們接受基督教。耶穌本人在他自己的社會中，也遭到遞奪公權與被壓迫出離的命運，但是他卻經由死亡得到了生命與權力的滿全。正如一位發言者在一次全體會議中所說的，教會本身也正遭受現代科技社會的排斥。就這樣，一切與教會有關的人，不管願意與否，都正被逐入一種無力而又為社會殘缺的狀態。
第五組由麥高海 (Prof. J. D. McCaughey)，吳爾夫 (Prof. H. H. Wolf) 與梅耳 (Prof. Roger Mehl) 三位教授所指導，討論「教會合一與文化的分歧。」這一組在有關教會加入個別的文化與其超越一切個別主義任務方面，不放過許多熟悉的兩難論式 (dilemma)。他們有些急切地訊問：當教會面臨由科技引致的新的文化形式時，能否或該否使自身離開傳承已久之聖經與古老傳統的想像和術語。有些人恐懼：這種變換極有危險使基督教義為某種新的信仰所取代。其他人則主張信仰的一致性是「超時間的」，因此能夠把亞巴郎以來直到世界未日的所有信徒都聯結在一起。一般說來，東正教比較相信他們的藉以生存的文化，同時在基督信仰與人類文化之間看出融洽綜合的可能性。相反的，更正宗則傾向於強調：基督教義必須與任何文化或民間宗教保持不可或缺的距離。前者強調基督的降凡；後者強調十字架與復活。隨著史令克在分組會議中對這些問題作綜合摘要，許多人接受一個看法，就是：基督教義應該設法體認一種「建設性的超脫」(constructive detachment) 於各種文化之辯證關係。當然基督徒必須活在一個既定文化中，但是，他卻必須避免文化形式的一切桎梏。為了能與既成秩序 (established order) 保持和平與融洽，顯然不應以放棄教會的任務為代價，這任務是把福音的價值灌注到整個社會的生存中 ─ 此一看法是許多西方基督徒，尤其是更正宗所欣賞的。
第五組簡潔地論及人類合一的問題時，指出：由於歷史的與傳統的文化已經成為製造分歧的因素，因而當代科學化的科技文化有意凌駕一切地區性的差異，而形成一個逐漸支配全部生命之齊一形態。這個齊一性已經引發了抗議運動與反文化浪潮。教會本身之應該變成一種反文化以及結合這些反抗運動的程度，將顯示其應得之注意較第五組所能提出者更大。
分組會議相當繁重，但是許多人覺得它要比五個委員團會議更有意思。它 (分組會議) 以自然而生動的交換意見，使會員們有機會在明顯區劃的問題上互相看清。參加這些討論的代表顯然都是他們各該教會之能幹而精明的分子，但是除了少數例外，大都不是所討論問題方面的權威。許多問題，像生活信仰的相遇，只要一小組專家就能輕易地研究出比魯汶的分組會議更有價值的聲明。這些論題裡，有不少已曾在主要會議中討論過了。除了第四組外，其它各組論題的廣泛與複雜都少有可能研究出新的進步了。各組為參加討論者而言，都受益非淺而意義深長。分組會議原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在最後三天的全體大會時，對於處理主題有所幫助。現在，我們必須轉移注意力於魯汶大會的最後階段。

(下期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