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諦格牧師 (Rev. R. P. Poethig) 是菲律賓「神學院院際城市 ─ 工業研究學社」社長 (The Inter-Seminary Urban-Industrial Institute)，早自一九五七年便一直從事菲律賓的城市工業區傳教工作。本文譯自「東南亞神學雜誌」一九七二年第十三卷第二期(The East Asia Journal of Theology)。
　
在最近二十五年內、亞洲各國普遍遭受「由以農村為主一變而為以都市為主的社會」現象。人們大批的跑出農村，奔向都市 ─ 連亞洲各國政府的原有發展計劃，也因此鉅變而感到困擾。面對著這種都市膨脹以及郊區膨脹的需求，今日教育方式的效率問題，遂被人提出重新考慮。神學院既是教育機構之一，它也受到此一鉅變的影響。
我最近曾到東亞的南北各地考察，這更增進了我對「都市真象與現行神學教育制度之間距離愈來愈大」的意識。而且最近我對神學教育所作的研究與調查，也都指向這個方向，也都增強我的信念，就是說：如果教會不願遭受時代淘汰，其神學教育程序就必須大刀闊斧地變動一下。
　
現代都市情況的一個畫像

• 亞洲人口之遷入市區的比例與日俱增。一九六零年的比例是百分之十六，二零零零年的比例會達到百分之二十九。像台北、東京、漢城、馬尼拉、曼谷一類都市，目前都是每年人口增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現在已經是所謂「大都市」，而且正在走向所謂「超級都市」(megalopoli)。
  
• 但在市區內，就其整體面積而言，人口的分配將不平均。人口稠密過甚，會給公共設備以及行政管理帶來壓力。向空中發展的住宅，也會改變人與人間的交往關係。違章佔用公地 (squatting：設攤、搭舖，甚至違章建築) 會繼續為市區內住留方法之一，此種情形，尤以熱帶都市為甚。一九七零年，這樣佔用公地的人，在東南亞佔市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 亞洲市區工作將非常駁雜。最大多數的工作者將屬於一般「服務層」(service sector)；較少部分將由科技方面的工業部分維持生活。都市經濟成長時，職業會越來越分化。由城市生活擴展而產生的組織，將會增多。社會團體的組成也會越來越雜、也越來越大都市化。
  
• 效區化將成為一個主要因素：因為抬頭的中產階級要搬離城中商業區，到城市日益開發的邊緣上去尋找清靜住處。於是城市向外發展，逐漸包括附近的較小城鎮，從而造成「大都市地域」。

　
神學教育現狀的一個畫像
教會制度形式和教會的工作內容，基本上仍是科技時代以前的。今日教會團體，原是由對主要屬農業社會的工作而有今日之成長。於是今日神學院的畫像，仍多是：

• 準備一批人去作統傳式的佈道工作，去向「單純的」會眾主持宗教活動。
  
• 設想會眾是所謂「純質團體」(homogeneous groups)，不顧及他們的職業不同，興趣不同。
  
• 只介紹一種獨善其身的「個人主義倫理學」(individualistic)。
  視神學院為神學智識的倉庫 (這種看法，又足以加強「聖職人士才是教會 ─ 因為為聖職人士才有神學智識」的錯誤信念。)
  
• 講授「仁愛」概念時，只講那種強調救助個人或家庭的仁愛，而不談為影響較大的社區及國家改進而努力工作之基督徒職責。
  
• 只強調本門課程，致使神學生由其他學科疏離。
  
• 對塑造社會的主要力量、採取地理孤立及心理孤立態度。
  總而言之，神學教育迄未加緊改進，以趕得上今日發生的變化。甚至可說，連當今在亞洲正在推進的城市及工業傳教工作，原是在正常神學院科班之外自行長出的。是那些對現代社會中社會力量作答，而不是對神學院教學作答的人們、拓出不少這些傳教工作。談到這種新的傳教工作，我們也不應對神學院負責人申斥失實，因為教會上峰一直並不鼓勵新傳教工作：他們深恐這些工作會與傳統教會工作爭奪人力。

　
三項缺陷和三項建議
在此，我們可由「神學教育畫像」缺陷中，選出三項缺陷來細談，而後也提出三項建議。
第一缺陷：神學教育限於聖職人士 (for clergy only)
神學教育的努力，集中於不到百分之一的基督徒身上。當然、這是希望這百分之一 (聖職人士) 會將所學知識，分散給其餘百分之九十九；但這個希望並達不到。
達不到這個希望的理由之一，就是由於溝通或交通中斷 ( breakdown in comm- unication ) 。講壇上的人說不出長木長凳上人的語言來。今日神學教育，大致趨向於傳授一套跟現代人的關懷及經驗不大相干的知識。
一九六五年、曾作過一次一百七十位菲律賓神學院畢業生的意見調查。調查結果，正好證實這點。調查中問：他們認為甚麼是牧靈工作上的重要問題？這些牧靈人士將「溝通」列為重要問題之首。他們說，他們根本不能跟他們的教友「溝通」，尤其在最初幾年，更是不能。有一大批青年牧師，到不少地方工作一兩年，卻始終安定不下來。很多人說：他們在神學院接受的知識是不能譯向平信徒經驗方面的。在某程度上，這也應算作一種自我防衛方式 (a defense mechanism)：神學知識給神學生一種教會內的特殊地位；他們為保持此一特殊地位而產生自己的特殊語言 ─ 這越發影響他們向教友達意的效率了！
建議
神學教育應更深地與平信徒取得聯繫。神學教育的人力物力、在過去集中於神學院庭院之中，只限於教會的一小部分 ─ (神學生) ─ 的受益。目前神學院面對的課題，是如何更有效地將自己的人力物力，運用得使教會的男女平信徒普遍受益。這就等於說編排新的工作計劃，去更靈活地 (到神學院外面) 運用神學教授和神學院的圖書館。
實例示範
錫理曼大學神學院 (Silliman University) 最近開始一項工作計劃，派出本院的幾位教授到附近的城鎮研習會裡去講學。這是試驗性的，但實際應列為神學院通常工作項目之一部。也有人建議：神學院教授儘其可能，應參加「神學院院際城市 ─ 工業研究學社」主辦的「神學生到工場工作」項目，或以輔導身份去參加，或以實際工作經驗去參加。
城鎮中的教堂，經常大人數較多的平信徒聚會，神學院教授應分派到那裡去講學。在這種接觸情況中，真能一舉數得。一則、教授們會因此辨認出「以更切合更現代化的方式來表達神學真理」的需要；二則、教授們也會因此辨認出「顧及平信徒的經驗及想法」的重要性；三則、(平信徒) 這些當代人的經驗與教授神學思想之間的交談，又將會提供一個由之產生神學新見地的基礎。
神學院教授，應經常跟那些組成城市社會的個人及人群保持交談。下面便是一個好例子。日本京都附近的一個「研習中心」(Kansai Seminar House) 常有好多平信徒聚在一起開會，或因職業相同而開會檢討，或因有特殊問題而開會檢討。神學院教授正是需要到這類中心，跟工會代表、學生、政治家、工業家、消費者，以及社區代表們經常接觸，並藉以有系統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實情，也使自己的參與日益加深。
第二缺陷：(過去的)神學教育是「純知識的」 (noetic)
講授神學，純粹作為一種用理智來把握的知識。神學生之學習基督徒信仰，是藉聽講、思考、檢討而學習。(到神學生畢業後) 又輪到他將這種 (純知識性的) 知識，以理智方式講授給他的聽眾聽了。
當然、神學生在課堂上所學習的「信仰」，原是過去的先知、使徒和聖者的生活經驗。可是，這個信仰的「生活的經驗」 ─ 如果真地要它生活於今日 ─ 則必須與現代社會經驗相交於某些點。一種與今日社會失掉接觸，只在「抽象的，觀念的層次上」(abstract, ideational) 與之接觸的神學，算不得是為今日教友所生活的多幅度生活而培植牧人。便是由於這個理由，在課堂氣氛中所學習的神學教育，往往不足以使人深入於今日一般平信徒的生活裡去。
在課堂上，神學生只由書本中的「過去事件」來看上帝的化工。今日所需要正是將神學生也放在其他園地裡，好使他們在此也可以看到上帝在「現今事件」上的化工，好使他們在此也可以聽到現代人對生命目的所問的問題。
聖經中 (所敘述的) 生活信仰之臻於最高最深處，正是那些充滿上帝的人們 (God-filled men) 參予他們當代歷史處。舊約先知們的語言，正是出自那些看出上帝在當時事件中與以色列交往的先知之口。使徒保羅的話，也正是由於他設法使信仰在一個懷有敵意的羅馬帝國中生活起來而發。連現代的潘霍華 (D. Bonhoeffer) ─ 這位對現代極有影響的神學家 ─ 他留在身後的一項基督徒精神遺產，也無非是出自他想把德國由希特勒魔掌中解救出來的奮鬥。當然，並不是每位神學家都有扮演一個潘霍華角色的使命；但每位神學家卻都有使神學與當代事件發生關係，並使課堂的視線擴大得足以包括現代整個世界的使命。
建議
為補救神學教育的「純知識」形式的缺陷，課堂 (觀念) 可以也必須包括凡是「過去真理」與「現今經驗」發生接觸的一切場合。神學教育應該一直關心的事，就是幫忙人們在當時事件中看出上帝的化工。
實例示範
東京附近的千葉縣有一位西丸牧師 (Minoru Ishimaru) 值得我們參考。他將神學教育由神學院「課室」解放出來，而在他那現在已有七百五十個工廠的迅速發展中的慶應工業區裡Keiyo industrial complex，致力於參加該區人們的活動。西丸一開始也是拿出他神學院筆記和科目網要來講給人聽。可是不久他就發現，那些人的個人經驗，卻提出一些更切合實情的神學問題，而且這些經驗，比較他所珍藏的課室才材料更能導致與現代社會加深接觸。於是他舉行「神學交談」(theological dialogues)，參加神學交談的人數愈來愈多，而參加神學交談的人又不久成為「教師」。他們自己終於組織起來，來研究解決該工業區的問題。此外，西丸又成立了「文化教育中心」，藉此「中心」，西丸將思想體系不同及興趣不同的各種人士聚集到一起，以便對社區的某些特殊問題交換意見。
我認為：神學生應該在像方才談過的類似情況中接受部分的神學訓練。總該有幾位神學生在教堂牧師或委員會輔導之下，派到較大的「城市 ─ 工業區」去工作。在這種情況中，有些神學生可去參加實際工作經驗，有些可以去參加民間組織。除東京而外，像在台北、漢城、香港、新加坡、馬尼拉、曼谷...... 等地，也都有「城市 ─ 工業地區」。城市日益擴大，工業也日益發達，那末，神學院教授就應該分派到「城市 ─ 工業地區的牧靈工作」上去講學，尤其為同時也分派到該地區去、以便與那些生活並工作於同一地區的人群進行「神學交談」的神學生，舉行專題研習會。
第三缺陷：神學教育、過去僅限於定形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的某些狹小興趣之內
教會在過去，主要地關心於召集地區教友，保持地區教友而已。神學教育在過去，便也為「地區教友的召集和保持」，採取了一種視教會為一「純質團體」的看法。神學生所學習的講道方式是一種單純的講道方法，並不顧及現代人之中所有的多元或雜質現象 (heterogeneity)。至於教會應該如何在今日這個多元社會中作其牧靈工作的方法，在過去並不曾想。
但今日實有需要：在現代人於城市所有複雜興趣及分化功能中，去看上帝的化工。城市社會的迅速發展，將平信徒對世界所有的經驗已大為放寬。城市人口的雜而多，已使城市中平信徒跟許多不同的人相接觸。大眾傳播工具又已使他所接觸的世界，廣闊得超出其所處地帶邊境。各種機構越來越多，既帶來新的工作機會，也帶來擴大的知識領域。以上種種新現象層出不窮，快得叫神學教育課程難以趕得上。神學院的現行課程表尚不能配合這些鉅變；神學院的教授也多不隨機應變，能為在一個動態而又多元的世界中生活工作而準備神學生。

建議
城市社會是由許多不同的人群而組成的。而並非每一位城市中人都有全面參予城市社會的能力或方法。教會必須準備城市社會的牧靈人士能與城市生活的許多幅度發生接觸，並能幫忙各種人群皆參予都市的建設。

實例示範
漢城城外二十英里有一個衛星鎮 (Kwangju)，人口四萬，正在迅速成長中。該鎮一位牧師兼神學家 Sung C. Chun 最近將當地遷入人民組織起來，對政府廉價買進而又高價賣給他們地皮的行動提出抗議。這位牧師的教友並不多，但他由於過去曾作過政府高級官員，政治方面知識豐富，這使他能以有效地要求政府，想一想它對鎮上居民所負有的職責 ─ 它應該便利人民服務人民，也應該刺激鼓勵人們來鎮中工作。
由這例子看來，神學生應在神學訓練之旁，也在另一特殊專門園地裡接受訓練。這樣的專門訓練會增加他們與城市社會中另一人群保持接觸的機會，也會提高他們在另一點上作決策的能力。有些國家近來已有向此方向的試嘗：例如在韓國，有 Yonsei 大學的「城市研究及發展學會」，由 Chung Hyun Ro 牧師負責，專門訓練牧師認識城市，組織公民以謀求城市社會的改進。又如在日本，有「Kansai 員工文化及教育學會」，這是一個由工業區牧師們發起的一個學會，在此專門檢討「日本工業化的影響」─ 不僅對日本本國，也檢討它對其他亞洲各地的影響。這個學會的活動已超出日本國境；它將日本工會專家，經濟專家以及其他專門人才送到其他東南亞各國，以便體會日本工業化對當地的影響。最近有一位牧師 Satosi Hirata，曾建議分派幾位神學院學生去參加此一學會的活動。
在菲律賓，教會外面的世俗機構近來曾被借用，以便神學生或牧師藉之跟社會的另一角落發生接觸。例如最近十四年，神學生和牧師曾由「亞洲勞工教育中心」的工會領袖那裡接受訓練。
然而我們一定要強調：我們說神學生應在另一種工作園地有其特殊經驗或訓練，並非說神學生再沒有「成為一流神學家」的責任。他一天願有創作性地參予城市社會，他也就一天需要幫忙人們由神學觀點而思考 ─ 由神學觀點而思考種種問題，也由神學觀點而思考他們自己的職業或工作。
所以可說神學教育的任務是雙重的。在一個城市化世界的日益複雜情況中，它需要幫助神學生去與塑造社會的新力量取得聯繫。而同時它也需要繼續「發現並解釋人生意義」的神學主要任務，並最後又要發動人們在這世界上，為正義及美德而有所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