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問一位朋友說：「你會見過郎世寧的狗嗎？」
「甚麼狗？」
「你一定見過：本月初新發行的一套郵票上面的狗；」
「你是指那些秀麗的國畫嗎？」他問說。

我答說：「不錯，乍看好像是中國畫，但如果仔細看，你會注意到有些異樣，這些狗實在是中國式的洋狗（我幾乎要說：「穿了唐裝的洋狗」）。雖然，看起來是國畫的筆法，而事實上，是由一位西洋畫家執筆，這畫家就是郎世寧。」
「郎世寧是誰？」他滿懷好奇地問。
我說：「這是一個很長而有趣的故事。」幸好，我的朋友是一個善於聆聽的人。或許你也願意聽一聽，這十隻十八世紀的狗，怎樣成為我們二十世紀的郵票的故事。

大約二百五十年前，有一封從北京寄到羅馬的信，要求派一位畫家到中國來（我的朋友插口說：「好像中國畫家不夠似的！」）。一群不同國籍的耶穌會神父——他們的前輩，在一百年以前，由利瑪竇所領導，首先獲得了留居北京的許可——現在感到需要一位受過西方訓練的天才畫家來幫助他們在康熙帝的內廷工作。那時有一位二十歲左右，出生於米蘭、正在受訓練的耶穌會士，名叫Giuseppe Castiglione的，便被選派到東方聞名的世界來，負起這極不尋常的任務。他在加入熱那亞的耶穌會以前，曾在一位名畫家門下學習繪畫，當時，他表現出很有前途。可是，他把這一切都置諸腦後，因為他已請求進入耶穌會，目的不在成為一位神父，而在成為一位輔理修士。

當他知道他被選派為一位傳教士兼藝術家時，無疑的他感到很高興。他提起行李便趕赴到東方去的港口——里斯本，但到了葡萄牙，他被邀請到高因伯（Coimbra）去，在那裡，他逗留了幾年，為修飾該地耶穌會的小聖堂，為替葡萄牙皇室的子女繪像，同時也完成了他修道生活的訓練。直到羅馬耶穌會總會長的一道特殊命令，才使他放下葡國的工作，而以一位正式的耶穌會士和一個更富有經驗的畫家的身份駛向中國。在中國的同道對他的來臨幾乎已經失望。一七一五年七月十日，他到達幾個世紀以來東亞傳教工作基地的澳門，由澳門改經陸路，前往北京，在聖誕節前他抵達京都；時年二十七歲。

從此直到逝世的那一天，一七六六年七月十六日，五十年之久他留居在北京，不斷地工作，充當三位皇帝的畫家和建築師，這三位皇帝就是：康熙 （一七二二年歿）；在位不久的康熙之子——雍正（逝於一七三五年）；以及康熙之孫乾隆（崩於一七九五年）。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郎世寧。在他開始工作時，便決意要學會並精通國畫的秘訣，並且學習用油彩畫在玻璃和鏡子上，用水彩畫在絲綢上。他忍痛地放棄了用十多年功夫在意大利所學到的悠久傳統的繪畫方法，來接受許多新的繪畫技巧與作風。

以往，他習慣畫歷史和宗教性質的畫像，但從今以後，他被邀請繪畫樹木、花草、魚、鷹、獵鷹、以及各種動物等，特別是馬——自然狗也不例外。有時，他畫一些歷史人物的畫像，或一些以宗教為主題的圖畫，但為數不多，因為時間有限。Arnold Silcock在他論中國藝術的著作中說：郎世寧最初因試用明暗陰影、精確的透視、以及通常的背景著色等西洋畫法，而遭到反對。但辭海卻說他的筆法「細密像真，時稱院體。」

他以畫馬著稱。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館內藏有他許多的作品，其中一幅便是有名的「百駿圖」，在二十五尺長的絹上畫一百匹不同姿勢和動作的馬。早在一七二八年，他已解決了畫一匹飛奔疾馳的馬的技術問題，比歐洲藝術家開始嘗試解決這問題要早六十六年年（一九七O年，中國郵政總局，為紀念有關中國古代畫家的一次國際座談會，發行了一套郎世寧的馬的郵票，一定也像他所畫的狗一樣，成為集郵者的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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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後郎世寧修士又面對一個更困難的藝術上的挑戰。一七四七年，乾隆帝決定在「圓明園」內，建築一些歐洲樣式的亭臺樓閣，一座北京的凡爾賽宮真可和法國路易十四要建一個中國式瓷制宮殿的夢想互相比美。這位五十九歲的宮庭畫家，奉了諭旨，放下畫筆，變為一位官方的建築師，來作這宏大的新嘗試。他與蔣友仁神父（一七一五~一七七四）（Pere Michel Benoist）一起，擬定詳細的計劃，並監督建築工程。

正如現代的一位漢學家德禮賢（他使本文受惠不少）所描述的，這座新建的宮殿與這位「太陽皇帝」（路易十四）也配得上。

「這座建築物內有亭臺樓閣、花園、拱門、運河、噴水、溪流、瀑布、花壇、迷官……等等。取名為『西洋樓』，大量採用大理石，和各種不同顏色的彩陶。如：黃色、綠色、金色、和深藍各色互相配合。在太陽光的照射下的屋頂上閃耀著燦爛的光彩。圍牆鮮紅的顏色並不稍遜於歐洲龐貝古城。在這座建築物的正面有圓柱、壁間方柱、欄杆、蹲在西式石階旁的大石獅子、以及其他用大理石或斐冷翠的賽琳娜石相似的石頭所做成的裝飾等。這座建築一反中國的習慣，是幾層的大樓，圓柱和挨壁柱都裝飾了愛奧那和格林多款式的柱頭。樓梯與花園都和喀巴洛拉（Caprorala）的法耐塞（Farnese）皇宮相似。梯級和大門是用銅做的。窗門的玻璃是採用來自法國與威尼斯最好的玻璃。某些建築物的型式，表現出有巴洛克式、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還有許多亭閣，為專供不同的音樂會之用，例如：國樂、韃靼樂、西藏樂、和蒙古樂等。」

這座華麗的意大利洛可可式的建築物，在十八世紀落成，是北京唯一無二的建設。可是，一八六O年，慘遭英法聯軍搶劫並焚燒，竟被夷為平地。

郎世寧與三位清帝的關係，不論在中國藝術史上，或在天主教傳教史上，都很有趣而重要。這位熱心的藝術家，就這樣隨著歲月的消逝，年復一年地在宮廷內辛勞地工作，但是，他從不忘記，他是一個負有宗教使命的傳教士，負有傳揚宗教的責任。雖然，乾隆皇帝迫害過中國教友和照顧教友的人們，但他對郎世寧修士卻表示出極大的尊敬和善意，常贈給他禮物、差不多每天探望他，並與他親切地交談。他也會請這位外國朋友為他自己畫了十幾幅像。最後，乾隆皇帝還說服了這位常常婉謝這樣的一個榮銜的謙遜修土：約在一七四八年，封他為三品的滿清官吏。幸好這個官只有名銜並無實職。在教難中，郎世寧修士便挺身作他分散於全國的弟兄和教友們的居間人，每次皇帝來看他時，毫不猶豫地為他們向皇帝求情。

完成了他多姿多彩的建築工程後，郎世寧修士回到他的畫室，又安靜地工作了差不多二十年，一七六六年，年高七十八歲，他最後一次放下他的畫筆，永別了他的乾隆皇帝、他的弟子和別的中外朋友，步武著利瑪竇、和以往的同會弟兄的芳蹤，安眠在距北平一里多以外的柵欄墓地裡。

死後哀榮，極為隆厚，他還被列入「歷代畫史繪傳」中（他是唯一獲得這至高榮譽的西洋畫家）。此書共七十二章，嘉慶時，由彭蘊燦所編。雖然，按照中國或西方的水準他不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但他的五十六幅作品已列在「皇家畫冊」內。無論如何，郎世寧修士一生中最大的滿足，必定是在給中國介紹了新的西方藝術幅度和新的宗教遠景上有所貢獻，為融合中西文化的工作，為以後悠長的世紀做了先鋒。

我的朋友慣常說最後的一句話，他帶著不可思索的微笑說：「或許，在一九七二年，郎世寧和他的狗尚有一個要完成的使命呢！」

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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