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道神學簡介（註一）

近二三十年來從事牧靈工作的人及神學家開始注意宣道問題，時至今日宣道問題已引起了普遍的注意：或召開會議，或撰寫文章，或著書立論，或出版雜誌（註二），都在討論有關宣道的問題。人們近來重新發現了宣道的性質，價值及其在教友生活上的作用。讀者可能要問：為什麼人們近來又注意宣道問題？什麼因素促成了宣道神學的產生？促成宣道神學的因素很多，今日宣道的危機，歐洲基督信仰的沒落、聖經、教父、禮儀運動、互通哲學的興起、有關宣道神學的爭論，都影響了今天對宣道的注意以及對宣道神學的反省。現在讓我逐條向讀者簡單地加以介紹。

（一）宣道的危機
首先讓我們看看宣道的危機怎樣促成宣道神學的產生。許多人曾著書寫文章討論今日宣道的危機（註三）。人們對於宣道的評論如下：太抽象、不實際、太片段、言行不符、太倫理化，與現代人的生活脫節，故對於人沒有影響。宣道者用的言語是過時的，無血氣、無生命，故此使人聽了以後，無動於衷，不像去厄瑪烏的二門徒一樣，內心火熱。宣道者不提與生活有關的切身問題。教友視聽道為一件應該忍受的事實，因為這是禮儀的一部份，是為過慶日、為領聖體，為結婚應該付出的代價。許多教友設法參加沒有講道的彌撒，或講道最短的彌撒。
現在講道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引不起人們的反應。許多神父因而不注重講道了。甚至有人認為用宣道傳播福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應當用更適合現代人的方法傳播福音，譬如：報紙、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工具。杜樂耶（P. Duploye）神父稱現在的講道為一「悲慘之事」（a misery）（註四）。羅馬觀察報也承認了這一個事實（註五）。
講道方面衰微的現象不但在天主教中存在著，在基督教（註六）和東正教中（註七）也同樣不景氣。
今日講道的危機來自什麼原因？這裡我們不多討論（註八）。可是由於宣道的危機而產了一個效果，即強迫神學家和宣道者研究宣道究竟是什麼？宣道時會發生什麼事情？宣道的內容應該是什麼？宣道的目標是什麼？它有那些幅度？為解答這些問題，人們便對天主的聖言，做了些神學反省，如此宣道的危機也就助長了今日「宣道神學」的產生。

﹝二﹞ 歐洲基督信仰的沒落
不只是宣道上的困難引起了神學家和傳教工作者對宣道的注意，還有其他的事也助長了人們發現宣道的重要性及其性質。其中主要的便是歐洲基督信仰的沒落。由於這種沒落，產生了一種教外主義。直到幾十年以前，一提傳教區和傳教士，人們立刻便會想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和到那裡去的教士。但是在不知不覺中，公教化的歐洲也出現了一種教外化，不只是實際生活上的教外化，即一個人在理論上是教友，但其生活不符合福音精神；而且是思想上的教外化，換句話說，有許多人已不信教了。
從事牧靈工作者認識了這個現象，便對傳教工作重新做了一個估價，遂產生了所謂的傳教運動。目前教會正如火如荼地推行著。
這個傳教運動（在歐洲本土）是征服教外化的群眾的一個有效方法。這運動首先在法國高丹(Godin) 和達尼爾(Daniel) 二位神父所寫的一本書而引起。書名是（法國——傳教區乎）？（註九）。該書揭開了到那時人們尚未深刻明白的局面，也促使人們尋求解決的方法。這樣便給人產生了一個印象（以後成了信念）：公教化的歐洲也有其傳教區。幾世紀以來，這是第一次公教國家和傳教區的分別失掉了意義。
對這個使人不安的情況的分析，直接地引人想到在宣道的工作上，耶穌所立的使人產生信仰並加強教友生活的方法（瑪二八，18-20）。既然是宣道使歐洲成了公教國家，那末歐洲基督信仰的沒落也就使人想到：這是由於宣道的不足而造成的一個局面。
杜邦蘆 (Dupanloup)主教幽默地說（一八三0年語）：「每主日在全法國的教堂中有三萬次的講道，而法國還有信德！」這位主教只是為了評論當時的情況幽默了一下，沒想到當時在法國這個潛伏期的疾病（他處亦然）被這位主教的話很正確地診斷了出來。
布拉爾 (Boulard) 的研究也給我們指明：宣道的缺點，或缺乏宣道是法國鄉間教外化的最大原因。他所著的法國鄉間傳教問題一書有句話說：「過去，我們宗教事業的重大缺失便是缺乏傳播福音」（註十）。
這個宣講福音的缺乏，有時是不堪設想的。在法國曾有一位司鐸管理一個堂區二十或二十五年之久，從未講過一次道理。這種情況很少見，但確已存在。那時的宗教教育也極不完美，只叫人背誦要理問答，也不解釋。講道並非宣講天主啟示的大主題，而是講些自然宗教的思想、倫理問題，冗長乏味。這為工業革命以後的人沒有意思。
高丹和達尼爾二人在其書中便注意到了些事情（註十一）。
布拉爾之社會調查顯示：那裡有好的宣道，那裡便保持著真正的宗教生活，而沒有沾染教外化。布氏曾自問說：為什麼有些教區保持著虔誠的信仰，而別的教區，就社會情況經濟情況來說完全相同，而教外化了呢？他認為關鍵在乎講道（註十二）。
既然宣道的不足是教外化的最深的原因，那末使教外化了的人再有信德，沒有比宣講福音更有效力的了。
但是這個一面能產生信仰，一面（由於它的不足）又能削弱信仰的宣道到底有何意義？司鐸所宣佈的天主的聖言又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只有在神學中才能找到解答。
這樣，歐洲基督信仰的沒落引起了傳教運動，而在傳教運動中人特別注意到宣道的神學問題。

﹝三﹞聖經、教父、禮儀運動
聖經、教父、禮儀三種運動，給予今日神修生活一些特點。這三種運動也附帶地促成了今天人們對宣道的注意。
聖經和宣道是分不開的，不但因為聖經供給宣道題材，而且聖經（特別新約）是宣道的典型。
福音和書信就是宗徒們的要理講授。新約照詮釋者說，不是別的，就是原始中心思想的發展。這中心思想屬於所有的宗徒（註十三）。
聖經研究也使人發現宣道的各種形式。在初興的教會中，有了三種宣道的方法，即向教外人宣道，為使他們歸化。向望教者宣道，為準備他們接受洗禮；向信友宣道，為加深他們的信德；並且前者是後二者的準繩（註十四）。
在宗徒大事錄和聖保祿的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宗徒們向教外人宣道的實例。初期要理的講授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對於今日的宣道甚有影響。
關於教父的研究，對於今日的宣道神學也有了貢獻。
教父們不但是人靈的偉大牧者和宣道家，而且也留下了宣佈福音，講解要理和主日宣道的實例（註十五）。這樣我們能夠見到他們在傳播福工作中所有的原則。他們得到了思想與宗教生活之間的統一，因而使他們的教友在信仰生活上感到幸福。現在的要理學由於研究教父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禮儀運動始自聖比約十世，今日則推廣於全世界。這個運動使人發現：禮儀和宣道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宣道是宣佈救恩奧跡，而禮儀便是重演這些奧跡。禮儀不能脫離宣道而獨立，因為禮儀離不開信仰，而信仰由宣道而來（羅十•17）。故此，研究禮儀時，也就引起了有關宣道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禮儀中的宣道。
實際上，禮儀學者寫了許多文章，討論天主的聖言，以及天主聖言在禮儀中的地位（註十六）。
禮儀運動令人不只注意禮儀中之講道在信仰過程中及教友生活中的任務，時也注意到各種不同形式的宣道。
這樣，聖經、教父、禮儀三種運動促使宣道問題成為今日神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

（四）大公主義
大公主義是今天神學家最注意的問題之一。大公主義也影響了宣道神學的發展。很久以來，天主教與基督教神學家們大開辯論，一方否認某些道理，對方偏要注意它。這樣，由於基督教否認了聖事，天主教神學家就要保護聖事，很詳盡地講解聖事。關於宣道就不這樣了。基督教不反對宣道（反而特別注重宣道）天主教神學家對宣道問題就不再去作反省，浪費時間和精力了。
基督教神學家巴爾特 (Karl Barth)為了天主教這一個漏洞，責備天主教神學家說：「關於宣道，天主教的神學家保持著完全的靜默。他們講論了聖寵或教會以後，便立刻討論神品聖事的神學意義，無窮盡地討論教會的訓導權，就好像宣道根本不存在一樣。其實宣道是聖寵的不可或缺的方法。他們在宣道上感興趣的是些法律上的問題，譬如：誰是講道的正權人，在講道上「正式受差遣」（missio canonica）的重要性等。天主教的神學及教會的指示，在他們認為重要的事上言詞很清楚。但到了講道問題上，言詞則極含混……宣講按著天主教的觀念，決不是鐸品的重要因素。在這個意義之下，它和聖事完全不同」（註十七）。
巴爾特之責備並不完全正確。我們若仔細研究一下，便會知道天主教的大神學家如聖文都拉，聖多瑪斯都認為宣道神學是極重要的。脫利騰大公會議之後，與基督教爭論的階段中也有把宣道作為研究對象的神學家，譬如蘇阿來茲 (Suarez, S. J. 1548-1617)便是其中之一。在此我順便一提，我們不可忘記天主教的宣道者對宣道神學的注意。他們常意識到：宣道是他們的第一要務，也深信天主的聖言有特別效力。
但是不可否認的，宣道問題在神學的研究上不像在聖事方面的多而深刻。大公主義運動彌補了這個缺陷。當天主教和基督教研究他們的立場，尋求一些相同點時，宣道問題便應運而生，成為大家喜歡談論的問題。
事實是這樣的：有關宣道神學最重要的書籍是由那些在大公主義運動上積極的神學家所撰寫，譬如：施利爾(Schlier)寫了一本雖短但很有價值的有關宣道的聖經研究（註十八）。司麥洛特(O.Semmelroth)是德國神學家之一，他經常和基督教有聯絡，在其著作中，屢次提到了宣道問題（註十九）。

（五） 互通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近來有一個學科也影響了宣道神學，便是互通哲學。
這一學科是由一些歐洲哲學家研究而成的（註二十），其目的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相遇的奧秘。宣道也是一種思想上的溝通，天主藉人間語言和人相遇。研究人與人相遇時所發生的事情，也幫助我們明瞭人與天主相遇時會發生什麼事情。（註二十一）
「作證」哲學 (The Philosophy of Testimony)在宣道問題上有其重要性。耶穌派遣宗徒到世界各地去為祂作證（宗一，8）。宣道是宣佈一個信息，這個信息要藉作證才能傳給別人（註二十二）。這信息包括一些價值，這些價值將影響人的生活。這樣，價值哲學(The Philosophy of Values)也協助我們明瞭宣道的意義（註二十三）。

﹝六﹞宣道神學(Kerygmatic Theology)的爭論 （註二十四）
宣道的問題是從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需要而產生的。在許多原因中主要的是宣道的危機。至少在時間方面它是最先的。
實際上也是宣道的危機及解決危機的努力，促使雍格曼(J. Jungmann)寫了一本名著，討論這個問題（註二十五），此書問世，便引起了宣道神學 (kergymatic theology) 的爭論，人們對這個問題寫了很多書籍和各文章，最後雍格曼又寫了一篇篇文章，因著這文章爭論告一段落（註二十六）。
筆者不願在此詳述討論，只加以簡述，好使大家看出這場爭論怎樣影響了現代神學的方向和宣道神學的產生。
雍格曼是奧國人，曾在提羅爾(Tyrol)傳教多年，有機會觀察教友的宗教生活。他發現他們的宗教生活缺乏喜樂和興奮。他寫道：「為許多人基督主義不是一個喜訊，而是一個很重的法律，人們為了免下地獄，只好接受」（註二十七）。又說：「教友特別缺乏統一的意識，完整的觀念，對天主的恩寵的喜訊缺乏完整的了解。他們關於教義的認識只是些信條、恐嚇、許諾、習俗、禮儀，教友應做的一些工作和職務。而另一方面，非天主教徒卻享受著自由」（註二十八）。教友怎會這樣呢？作者認為宣道應負主要責任，他說：主要的是由於宣道作的不當。教友實踐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要理問答中所學的，在主日講道中所聽到的。如果教友生活有貧血症，是些零星的信仰，這應歸咎於（至少部份地）要理講師和宣道者在傳播信仰時所用的方式的錯誤。
更進一步，雍格曼認為錯誤是在修道院中神學講授的方法之不當。宣道者把他們在修道院中所學的傳給教友，所以是神學本身應該對我們現在教友的無生氣的宗教生活負責任。神學多注意歷史上的事或爭論的問題，或啟示的抽象推論，而忽略了牧靈上的幅度及信仰的中心思想。宣道早就被人認為是神學詮釋的通俗化。如果我們把一本基於這種思想的要理問答和古代的要理一比，我們立刻會看到一個大區別：一面是一個簡單的信息，一幅生動的圖畫；另一面則是觀念上的複雜的累積，分門別類，條分縷析（註二十九）。說過了這些話以後，雍氏結論說：宣道不應該是神學的通俗化，而應是宣佈福音，宣佈一個好消息。又說：神學和宣講的分別在此：神學主要地供給人知識，它讚研啟示的真理，不管它對於生活是否有關。相反地，宣道是完全地指向著生活。故此，它將啟示的真理視為行動上的動機或目標（註三十）。
雍氏的這些話把神學和宣道分得清清楚楚。神學尋求理解、分析、組織、維護天主的聖言。宣道是宣佈得救的信息，這信息不是智識，而是生活，不是神學而是聖德（註三十一）。雍氏自己的思想到此為止，他只是指出了宣道者應當好好準備自己，為盡好宣道職責。但在音斯布路克 (Innsbruck)有些神學家則一同呼籲，要求一個名正言順的宣道神學 (kerygmatic theology)，它應該和科學化的神學有別（註三十二）。
但另有一些神學家對以上所提出的編寫一套宣道神學的主張加以反對，他們說：這樣或在神學與生活之間產生一個隔離，或為主觀主義打開一個大門，或者帶來感情與理性之間的不平衡，或給非理性主義敞開一條出路（註三十三）。近來神學的反應比較溫和，他們也認為不需要編寫這樣的神學。
雖然大家都不同意有兩種神學的思想，但大家都同意在神學上有宣道的幅度(kergymatic dimension)和牧靈的幅度(pastoral dimension)。如果神學到現在沒有注意教友生活的問題，這錯誤不應歸罪於神學本身，而是由於神學家們忙於一些爭論的原故。神學是啟示的科學，(science of revelation) 是一個事實的科學，這個事實就其本質來說，是和信仰及超性生活有著極密切的關係的。
故此。史毛斯 (Schmaus)說：每一個科學化的神學從某方面講，也是宣道的神學，除非它願意冒險不做科學化的神學了（註三十四）。
這些反應表面上看來好似反對雍氏的主張，但它們表現了一個思想，便是雍氏早已說過的：神學不應該不關心宣道的問題。
雍格曼答覆史毛斯說：如同史毛斯說的，神學應放棄它的硬心，應插足於歷史中，救恩史中，這救恩史使我們接觸到歷史中的死而復活、升天的耶穌。這樣，史毛斯主張科學化的神學也要以基督為中心：他把基督放在神學的定義中，使神學研究的對象不是離我們很遠的天主，而是降生為人的，藉著基督顯現給我們的天主，並按照其計劃，繼續不斷地生活在教會中的天主。具有這種觀念的神學，完全就是我們所希望的宣道神學。故此，我們不必顧及名稱了（註三十五）。
雍格曼用以上說的幾句話給予這個爭論一個新方向：在神學上應該有一個具體的、牧靈的，以基督為中心的幅度，和教友生活發生關係。

結論：關於宣講的神學 (The Theology of Preaching)
這些爭論產生了另一個結論：對宣道的性質，及其在救援史中的地位，大家認為有做神學反省的必要。
宣道有一個危機，這個危機無法克服，除非我們先知道宣道為何物。有的人認為宣道已經過時了，這表示人們不知道宣道到底是什麼？在信仰的發展上，它佔什麼地位？它的內容是什麼？它的目標是什麼？在信息和信息的聆聽者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如果願意克服宣道危機，第一步應是對於宣道的神學理論有一了解。第一次說這話的人便是雍格曼，他說：「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最實際的辦法就是先有一個好理論，一個正確的方向，找到正確的路子」（註三十六）。從這時起，關於宣講的神學便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詞。

最初的著作
最初努力系統化編寫關於宣講神學的人是蘇阿隆 (Soiron O.F. M. )，他在一九四三年用德文撰寫 Die Verkundigung des Wortes Gottes, Freiburg. 一書，前兩部份是討論天主聖言的神學及其傳遞的問題。在其他兩部份內，他依照聖文都拉的神學，又參照了基督教的神學家們的著作，討論聽眾和宣道者的問題。這本書可說是有關宣講神學的理論和實際的總和（雖然有些地方不完美）。這本書的功勞是肯定宣道是宣佈救恩史，這救恩史是以基督為中心。他也予以證明，並小心地選擇，發揮實例，指出宣道者可以怎樣用更具體，更具有牧靈思想的方法講出教會的道理。
以後有許多文章出現，滿足了蘇阿隆之書所指出的需要。
司麥洛特在一九六二年寫了一本可能最折服人的書 ( Wirkendes Wort. Zur Theologie der Verkundigung. Frankfurt)。其注意力是在宣道的效能。該書分兩部份，在第一部份是天主聖言的神學，他從天主聖三的內在生活說到這生活如何通傳於義人心中。以後他討論聖言的功效。這本書充滿了新思想，而發揮得也很新穎。
君特爾 (A. Gunthor, O. S. B.) 在一九六三年也寫了一本書 (Die Predigt. Theoretische und Praktische Wegweisung, Freiburg)。他也側重宣道的效能(這是德國人的傳統)。書中有一章篇幅頗長，討論宣道目標的問題。他談到宣道內容時，同意應以基督為中心的思想。書中長篇大論的討論主日宣講和退省道理的問題。此書為神學家和傳教人員都有用。
思此亞茲 (Raimondo Spiazzi, O. P. )在一九六三年曾著一書 (Scientia Salutis) 。他把前人所寫的作了一個綜合。凡對宣道和要理講授的歷史感興趣者，此書不可不讀。
宣道神學在今天相當熱門，討論這個問題的書籍相當可觀（註三十七）。
神學家由以上所提到的那些原因，特別為了要解決宣道的危機，曾討論到宣道的各種幅度，因而產生了今天神學中的一個新學科—關於宣講的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