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O至一九七O這段時光剛過去不久二十年中所發生的事故既大且多，既迅速、又徹底，以致任何社會或個人都會感到頭暈目眩，無所適從，更談不上處危不變，甚至操縱局勢了。原來一連串的思潮，運動，以至夢想，本可用上幾十年歲月的，如今都在這短短的十年內用盡。今後人類還需要什麼樣的刺激呢？美國聖路易大學歷史學教授J.Hitchcock作了一些分析，值得大家參考。

1、十年前無論是在教會內或教會外，都有過一種前進派或自由派，他們基本上都確信正統道理不需任何鎮壓，自會延續下去，真理在同樣待遇下最後必獲勝利。但在過去的十年內這一信念已站立不住。人固然不易跳出社會給他遺留下來的種種概念和批判標準之外，但在此傳統的範圍內，一批智識份子所作的批判已揭露一個時代所感到的更深的不滿。

要使大眾注意到某些基本問題的存在，必須有具體的、可見的事故發生。為教會，為世界，當時所發生的重大事故就是教宗若望廿三世及美國總統甘乃迪的就任。他們二人都是具挑戰性而又平穩的人物，承認傳統結構的缺點，主張革新，但同時也給人成功的希望。二人都指向未來或往前看，但也都站在過去的深厚根底上。他們的治世方針好似給自由派的信念一個最後、最高的證明：正統不需要藉鎮壓維持，系統組織是健康的，發揮實在的作用。

一九六三年前後相距僅幾個月，這兩位偉人都溘然長逝了，這一年就成了兩個時代的分水嶺：一面是宗教改革以來的黃金時代，另一面是以後所發生的林林總總。他們二人都是道地具有奇恩性的領袖，所留下的局面使較平凡的繼承人難以應付，而整個社會像個孤兒似地夢想著一條神秘的途徑。

2、六十年代前半期的溫柔平衡的改革氣氛，被另一批特殊的歷史事件打破，而一位教宗和一位總統所造成的樂觀和喜悅也就隨著消聲歛蹟。那些事件就是越戰，節制生育，及大學學潮。因了這些事件的性質，它們不能再像在五十年代那樣，當做社會偶發的一個贅瘤支吾過去，因為這些事件的每一件都將一些基本的價值提出來質問。

越戰給與新馬克斯學說一些推測的基礎：擴展市場，反動派或反革命者的許諾等等，末了使很多人對於美國歷史中幾次較大的介入世局的動機失去了信任，結論便是：美國一向是貪得無厭的，嗜血如渴的，自我擴張的。關於節制生育的問題，教宗所出的「人類生命」通牒不但未得到正面的效果，反而引人對教宗的權威，及對性問題的一貫態度起了懷疑。那些學會了在性的問題上直截了當、無牽無挂提異議的人。每每會滑入懷疑其他基本傳統的寬路上去。最後在各大學裡對於限制個人行動的規矩日益難忍，對於學校與軍事行動的狼狽為奸有所覺悟上 一切使人對教育機構究竟有什麼社會角色的問題發生了新的興趣。結論無可避免的是：教育的作用從各方面來說都是鎮壓性質，並使人遠離自己或失去真我的，它是已成立的組織系統用來強迫人與之苟同。這樣一來六十年代的經驗使一個極大的困難戲劇化地突現出來！如何懷疑並不信任某些制度，而能同時不讓制度所具體化的基本價值不受影響，而仍站立得住？

3、六十年代中期的這種極端看法是頗消極的，它是受了馬克斯思想及大學裡所流行的社會學的影響。這種看法將各種機構視為無人性的存在，及互相玩弄權力的工具，並沒有任何超越性的旨趣。國家對於「自由」和「正義」既不關痛癢，教會所關心的也是不知厭倦地加增自己的財富，鞏固自己的權力，它的自謂代表上天意旨，不足取信於人。至於大學，不但不是大公無私的真理之家，揭穿了，也無非是資本主義系統的代辦人和僕役。

這類看法所引起的覺醒並不叫人傷心或起空虛感，反而令人輕鬆愉快，因為極端者認為他首次看到了事實的「真」面目及自己的敵人，也看出應該如何應付他們。另一方面上這新起的極端派雖然很瞧不起美國社會的物質價值，但它本身就是物質透頂的：它將全部生活縮成政治鬥爭的各部門，鬥爭的目的和利益也無不在物質範圍以內。什麼「精神」、「倫理道理」、「人位」，雖然機械式地掛在口頭，但已無人相信。現在大家都知道，抽象的道理是一些團體利益的護身符，任何價值都無法在社會裡受人尊重，除非提倡和依附某一價值的人真能令人折服。

4、認為政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看法來的快，去的也快。這不但是因了政治上的許多失敗，還因為人再度發現，人不僅靠行動而生活。六十年代的後期於是忽然對神秘學，星象學，以及農民公社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傳統文化既已失去人們的信任，許多人只好去大膽地（有時瘋狂地）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吸毒便是這種嘗試的一種表現而使很多青年成了犧牲品。現在有的一個革命的夢是要把整個的人類社會舉起來，將它放入一個更好的地方，過程中有些人會跌落出去，那是無暇顧及的。現在稍具敏感的人莫不有筋疲力盡，滑稽可笑，張皇失措，杯弓蛇影等的感覺。這都是十年來蠻橫的，緊張的，無控制的變動所造成。在可見的制度上變動也許不大，並且受到控制, 但在人的思想，信念，價值觀，理解，及期待上所有的變化的確非同小可。這裡不得不坦白地承認：沒有一個遺傳下來的價值現在不被懷疑，並且不公開地受到權威人士的否定。在這種局勢下只有很少的人能承受這種整體的和迅速的轉變。

5、梵二大公會議以後的教會歷史只是一個更廣大的現象中的特殊個案而已。像在其他的文化階層一樣，人們忽視教會的內在意義，而全神灌注在可見的變動上。以神學來說，目前還很難知道，大公會議以後的神學究出兒被「大眾」的要求侵蝕腐化到什麼程度。所謂的要求就是每部神學著作必須比它前面的一部更大膽，更敢說話。此外大眾所期侍的，是神學家必須對以往的傳統不斷地予以剔秘，而對任何新的更改都能找出理由於以支援。這樣上些重大的神學變化還沒有時間加以消化，新的變化就又接踵而至。由這一角度來看，才會發覺，六十年代瘋狂式的生活所造成的最大損害便是深度或內在性的喪失：那些緊緊把握，深深內在化的價值，那種懂得慢慢體味生活的本領，以及收斂心神，尊重傳統，原來傳統是人防禦時興及社會壓力的主要堡壘之一。

6、狂熱和天真非常接近。六十年代許多天真的想法和人生觀，最後須由那些無信而多疑的智識份子負責，是他們使青年學子尋求意義的饑渴得不著飽飫，而被迫到反文化的垃圾堆裡去找營養的替代品。

今後的十年內，將要發生領導作用的，是那些經過六十年代之火鍛煉出來的人。這不是指那批保守人士而說，他們在過去十年的混亂中只設法高高在上，不受其沾染而已；而是指那些在種種不正常的表現之下看出其內在的理由，而仍有充足的資源保持自己立場的人。在教會內大約將有一個「宗教」的復興，人們對祈禱，靈修，紀律，個人的罪，及通往天主的路，將會重新感到興趣與關懷。外表雖然尚未顯露，但時間可能已經成熟，將會有一次新的歸正高潮及修道生活的復興。對於反文化及新左派做出的種種極端將會有一種激變和反應，那些會為這些運勒所吸引的人會改變他們的態度。很多其他的人會簡單地開始尋找堅實可靠的東西來代替過去十年中的那些幻想。修會生活果真再度復興的話，比較保守的修會將比那些改革過的修會更受人歡迎，因為後者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的在俗人士已沒有多大區別。

以上所說的「宗教復興」究竟要到什麼程度還很難說，歷史最會捉弄人，越想與它親近，越易受它愚弄。

在各大學校園內將要再度興起的，不是老式的保守主義，而是在甘乃迪總統就任以前會一度統治幾座重要大學的對講理和詭辯的崇拜。這一風氣不一定在思想上拋棄以往的一切主張和決議，但任何事，只要略顯勉強或天真，就不會被人看在眼裡。果真如此，很多倫理的，甚至高貴的價值將會伴隨著時興的，熱狂的貨色，不分清紅皂白地一同被擯棄。不過大學的性質就是如此，它常受著經過考驗的獨立思潮的支配。

至於給六十年代製造並爆發了很多炸彈的種種政治及社會問題，將要繼續存在下去，不但不會減輕，大約還要加強。宗教復興，以及青年一代再度愛講理詭辯，對這些問題都不會有多大貢獻。為很多人，六十年代所給的最耐人尋味的一個教訓，也許就是這一點：政治社會問題，以及所牽連的戰爭，還在一般人所能控制的能力範圍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