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教士的社會聲望，也許會與福音 中灼灼明證的「基督降身成人」（Chrst's kenosis）的基本啟示相矛盾。這啟示對追隨基督以及更進而想成為基督第二的人來說，當然是極為重要的。(斐二5)，另一方面，到底福音裡：「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斐二，3）的訓言在一個社會結構中是否含有制度化的支持？如有，有多大？這唯有對該社會的社會地位結構作一批判性的分析才能發現。
對社會科學家而言，探究一個社會的職業聲望結構及其分配情形有很多理由，特別在一個傳統上各方面都極重視地位區分的中國社會裡。1事實上，中國的社會互動交互作用模型就是各種精密程度不同的地位組織模型中最複雜的一套。這可由下麵幾點得知：中國社會自古以來，依賴著一套秩序，形成幾乎永遠不變的嚴格階級分配，上層階級為保持高度的排外性，必須發展一套機構，使下層階級體認其木身的價值及重要性。這套機構須使之制度化，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意識或無意識）都使人覺得很有面子，或至少不失面子。作為一種社會互動的文化知覺的中國語文，其本身就足以反映中國人對社會聲望的敏感。中文裡，對同一概念，依照對方社會地位的不同，就有各種不同的表示方法，對普遍的現象，如死亡，依死者社會地位不同而使用不向的字彙。此外，中國古書裡也詳細地記載著，對同一件事，社會地位不同，所用的字彙也隨之而異。甚至在神聖的中國家庭裡，同一輩或上下代之間，也具有地位的區分。西方語文中，通常只用一個字代表「兄弟」、「姊妹」。而在中國語文中，卻詳細地根據家庭的年齡階層，分別稱呼「哥哥」、「弟弟」、「姊姊」、「妹妹」。當佛教 傳到這個高度社會階層化，及個人地位為唯一決定因素的中國社會時，由於它「人類平等」及「不重視地位階級」的教義，使佛教傳教工作長期受到阻礙而瀕於困境。儒家學說時常攻擊佛教不適於高度階級意識的中國社會，因為它會破壞依據社會不平等建立起來的人倫關係。2 對中國3的地位結構有相當的瞭解之後、再來看看，所謂社會地位一般而言是指什麼。社會科學家對這個概念使用得相當含混，有時指：同一社會結構裡，地位不同的人互動時的一種相互期望；有時又指：在一社會體系中聲望分配的位置；而有時又暗含著，同一體系內，權利、義務、勢力、權威的分配位置，此外，偶爾也用來表示在社會體系聲望分配中佔有高地位的人，即所謂的「追求上位者」（status seeker）。而且，社會地位、位置、身分、尊重、聲望這幾個字眼都可以交換使用。下文中，將按照需要分別使用這些同義字，它們皆指：在中國社會裡，教士及其他人相對的社會地位。雖然，社會學家已大致同意，職業聲望結構是測量是社會地位最常使用，也是最有力的指標（index），但不必視之為唯一指標。職業地位（或位置）是一指標，而非一指示器（indicator），因為前者包括許多測且裡標準，如：某工作所需技術之複雜性，物質及精神報酬、工作環境的愉悅，該職業對社會的重要性。4 再者，中國人具有高度實用性及具體性，此傾向使中國人時常由實用的立場來考慮事物，而不把存在視為一種抽象本質，以與宇宙之具體現象分開。這一點，在評價中國社會的職業聲望時開闢了一個新的角度，即：由評價人對從事某職業老特殊之喜好或厭惡來評價該職業5。當然，這種傾向並非中國人所專有，但是他們比西方人更傾向於此。這種態度，有利亦有弊：其利在於評價之分數含有主觀及客觀兩種標準．其弊在於增加闡釋時的混淆。
這裡所提出的職業聲望評價分數是根據三八六位元台大及輔大學生在一九七O年春所作的調查得來 的。可惜，由於時間有限，不可能從劃分明確的母體（即全臺灣人）中抽出一個或然樣本來（prouability sample）大多數被訪的人是從大臺北地區中選出來的，小部分來自全省各地。由於大臺北地區內，中國籍及外國籍教士的數目大致相同，故可推論，本研究中所指的教士，中國籍及外國籍的數目差不多。但在問卷中，所用的「神父」二字，多指外籍神父，而非本籍神父，因為後者比較喜歡被寇以其他專業性的稱呼。
為驗證樣本的素質，將兩類訪員（台大及輔大學生）所得的結果分開整理，結果相同，因此可說被訪人的選擇沒有多大的偏差。儘管如此、樣本中某幾類人，如知識份子，年輕人，大陸人及男性所占的比率較用科學抽樣法所得的比率高，因為以上這些人比較容易為拜訪的學生所接近。因此觀察結果之際，應該特別留心樣本的不完全性。6 而且，幾乎所有被訪人都不是基督徒。每一被訪人——對此種職業如以五分表列的評價，自一分「最壞」到五分「最好」；一半的被訪人用相反的表列法（即由最好到最壞）去問，以避免所謂「先入為主」定律（Primacy and recency effect）的影響。然後將平均分數乘以20，擴大其可能區間，自二十分（即所有被訪人都說這職業與所有其他職業相比是最壞的）到一百分（即所有被訪人都說這職業與所有其他職業相比是最好的）。所以當評價一百二十六種職業時，沒有絕對的標準，分數所表示的是在社會地位複雜層面的交互作用下，對所有職業之比較評價。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第一，一百二十六種職業之平均分數為五七•二一，由於評價尺度之中點為六O．O（二O至一OO的中點），可以說這些樣本頗具代表性。實際所得分數，最高為89分（自然科學塚），最低為23分（娼妓）。教士的分數為50分，恰比平均五七．二稍高。因此可知教士在 臺灣的社會居大約中間位置，在此種職業中被列為第五十五。（分配曲線接近正常）比在美國用同量表測量所得的分數（八六分）要低得多。（然而美國的平均評價分數也高，為七一．O分）7 在一個傳統基督教國家裡，教士當然會有較高的社會地位。8 再進一步，看看與教士得相同分數的職業有那些，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教士的社會地位，與他同級的職業真可謂形色色：攝影師、獸醫、助產士、擁有漁船的漁夫、郵差、以及基督教牧師，分數都是六0分。以教士及牧師所受之教育，而言，不得不承認他們確是太被低估了，尤其是與同級的其他職業相比時更為明顯。（臺灣的獸醫是個相當低級的職業）更何況一般而言上八六位被訪人評價時對教育程度這一因素非常重視，他們給那些需具大學教育程度才能從事的職業都評價得很高，在七O—八O分之間。（如大學教授八三分，醫生七八分，經濟學家七七分……等）在臺灣上般人不把教士視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員，而只視之為從業者罷了。但教士與其他宗教神職人員相比時，其分數還是高出許多，如傳道員，只得五六分，風水先生只得四三分，和尚三五分。蔔者三二分，當乩（祭神靈及祖先的一種本地宗教之巫師）三八分。9 如依不同等級分類再做比較，則比前面平均分數之比較更為明顯。
　
表一　評價教士之各等級次數及百分比

上表顯示一般人對教士社會地位的看法極不一致。其標準差10、一種最常用來測量次數分配變異情形的方法，S=1．09為一二六種職業中最高之一。也可以說，教士是頗為人爭論的一種職業，只有兵士，飛行員，最高法院大法官，風水先生，及基督教牧師的標準差比他的高。在臺灣目前的情況下上 些職業都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表一，若再依被訪人社會經濟背景來分類，比較其評價分數，一定還會有更新的發現。為節省篇幅及便於比較，下面將醫生，工廠工人的分數與教士的並列。表二是依被訪人教育程度分類，給三種職業的平均評價分數及次數。
　
表二　教士、醫生，工廠工人的平均評價分數，依評價人教育程度分類

評價教士的社會地位時，評價人之教育程度是相當重要的因素。評價其他職業時受教育程度的影響卻微乎其微。受訪人的教育程度愈高，給教士的評價分數就愈高。這反映出一個事實，在臺灣，天主教教會大體上與知識份子及上層階級連為一體。這對於教會幫助貧民之一貫努力似乎有點諷刺，而教會的散發救濟品在一般人心目中，不一啻和美國人慷慨行為同出一轍。反之，基督教義之傳授，對象則多為知識份子，尤其是來台的大陸人。然而，有一例外，即：受大學教育的被訪人，照推想，其與教士可能有校多之接觸，但結果顯示，他們給教士的評價分數都很低。表三，研究年齡層對職業評價之影響時，也許可以進一步闡釋此點。
　
表三　教士、醫生、工廠工人的平均評價分數，依評價人年齡層分類

　
比較表二，表三，可證明以上的疑點。表二告訴我們當前的大學生及剛畢業的年輕人（十五—廿四歲），對教士的評價最低。但請各位注意，他們不但對教士評價低，對醫生及工廠工人的評價也是最低的。因此、分數低並不表示教士的社會聲望低，可能由於他們受的教育高，對事物評價的眼光也高之故，也可能由於其木身正在從事教育事業，因此對他人教育上的成就不太重視。另一方面，自社會經濟背景來看，天主教會與富人聯為一體，似乎也頗為合p，因為社會距離與職業聲望評價是成負相關的。
　
表四　教士、醫生、工廠工人的平均評價分數，依評價人社會經濟地位分類

（社會經濟地位由訪員在訪問時視一切見到的情況加以評價而來。）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對最能相提並論的兩種職業，教士及醫生，同一類評價人之評價卻大不相同。無疑地、教會該捫心自問為什麼窮人比富人對教士的印象差，自由派人士批評教會為一個固守舊規，令人生厭的有錢組織，它背棄了貧窮的基督徒！如果教會還想向廣大貧苦百姓宣揚教義的話，就不應置此批評於不顧。一般而言，儘管窮人給任何職業的評價都比富人們的評價低，但以上的事實還是不可否認的。
又假如，我們能證明在臺灣，有地產、資產、及經濟上較富裕者都是臺灣人，則以上的批評即可不攻自破了。然而根據本研究評價社會經濟地位之特殊方式（訪貝在訪問時視一切見到情形加以評價）來看，可以說，大陸人確實比較富有，因為他們比臺灣人肯花錢 置及裝飾房子。依權力與財富互等的關係而言，很明顯地、今日臺灣有權力者多為大陸人。
由於教士的角色較偏於從事表情方面（expressive）的活動，而非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活動，所以，女姓比男性對他們的評價高。表五正好證明這一點。
　
表五　教士、醫生，工廠工人的平均評價分數，依評價人的性別分類

　
表五，進一步證明一個假定，即：女性因其人性傾向（Person-orientation），比較喜歡含有表情、成分的職業，而男性，因其物性傾向（thing-orientation），比較喜歡工具性的職業。在傳教地區教士比在西方更能普遍接觸廣大群眾，西方教士們整日忙著公事，他們的住宅固若金湯，由其內室管理教徒。但另一方面，事實顯示，大多數教士都不符合他們角色所應具有的大公性，因為他們大多只會說國語，因而喪失有效地勸論多數隻會說台語或至少願用台語交談的百姓之機會。在全臺灣一千四百多萬人中臺灣是全世界人日密度最大的地區），大約有一千萬臺灣人二百五十萬客家人，二百五十萬大陸人，還有大約七個主要部族的山地人，共約二十三萬，）
　
臺灣特殊之政治結構更另深了此種文化上的障礙，這在比較臺灣人及非臺灣人對教士的聲望評價時很明白地顯露出來。
　
表六　教士、醫生，工廠工人的平均評價分數，依評價人藉貫分類

　
前面提過，臺灣特殊之政治結構涉及教會。由於今日臺灣的階層制，政治權力均與意識形態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教會也就被視為執政黨的附屬品。執政黨的政治主張是堅決反共，它們的口號是光復大陸，解救同胞。天主教及大陸人比臺灣人更擁護執政黨的這種主張，故大陸人對教士的評價較高，其部分原因亦在此。
此外，另一對地方教會深入且重要的研究，是涉及教會對基督教教義的虔信（faihfulness），及教會在臺灣未來發展的問題。
關於此問題，也許有人會以為事實真象並不如表現出的結果那樣嚴重及明顯。我們可以這樣答覆：所顯示之差異當然沒有事實本身重要（全體人口中的差異也許還要大），然而，它們可說是目前傾向及未來趨勢的指標。就如同一小根稻草比一大捆稻草更能說明河流的方向。
評價教士的社會地位時，為瞭解整個結構起見，最好將其與其他宗教事業同行（包括合作及競爭者）的分數相比。讀者也許正在暗忖，傳道員（catechist）的分數怎麼跟教士的分數如此相近呢？二者相差只有四分！可見，對三八六位評價者而言，傳道員與教士二職業幾乎完全相同。由下面交叉統計表中，更可發現一項有趣的事實，即：給教土評價高的，給傳道員評價也高，反之亦然。表七，同時顯示出上 四四位評價者（三八六人中減去四二位對教士或傳道員都未作評價）對教士及傳道員所作之評價等級，及各等級之平均評價分數。如：有三一位被訪人認為教士職業為「中等」，都認為傳道員為「中下等」，另四二位被訪人認為教士及傳道員兩種職業都是「上等」。
　
表七　教士及傳道員之社會聲望，依評價等級分類

　
教士與傳道員關係如何，可比較不同評價等級對這兩種職業的平均評價分數而得知。評價傳道員職業為下等的，對教士之評價也不高，僅為三八分。但當給傳道員的評價升為優等時，給教士的評價也升高到七八分。到底傳道員的地位由教士地位來決定，抑或是教士地位由傳道員地位來決定？這很 難說，看來二者之間似乎有密切關係存在。但是傳道員分數從最高到最低的區間（三五—七九分）比教士的（三八—七八分）大上 可說明上刖者變動及敏感性的範圍比後者大。
教士及傳道員二者之職業聲望有很高的相關，這提醒我們對臺灣教士結婚之可行性須重新加以衡量。以往，總以為要求教士守良是因為在各種原因中，依推測，志願守貞可得到較多的尊榮。這項假定，如今再也無法立足了，尤其在這個特別注重家族延續的社會裡。同時，我們也可以考慮任命社區領袖從事職業工作之可行性。
下表是當乩與教士社會聲望之比較，表示方式與表七相同。
　
表八　教士及當乩的社會聲望，依評價等級分類

　
表九　教士及和尚的社會聲望，依評價等級分類

評價教士職業為中等以上者（包括上等及優等二者）、對其他宗教神職人員之評價也高。譬如他們給和尚三九分（平均分數僅為二一五分），給當乩二九分（平均分數僅為二八分）。但是評價和尚及當乩優等老，給教士的評價都很低，分別為五五及五二分，低於教士本身之平均分數；（六O分）。從 另一角度來看，評價教士為下等的，評價當乩及和尚也低（低於其平均分數）；反之亦然。—總括而言！教士之職業聲望平均分數為六O分，在一二六種職業中名列第五五，大約為中等。標準差高表示人們對教士的評價極不一致。知識份子，富人，女性，非臺灣人分別比教育程度低的，窮人，男性，及臺灣人對教士社會地位之評價很局。教士與傳道員相關性很高，但與其他宗教神職人員之相關性低。亦即：臺灣教士之角色沒有什麼特殊或與眾不同。因為，第一、基督教牧師與天主教教士所得的分數完全一樣（五O分），表示人們對基督信仰的宣教抱一種普遍性的態度．上 對於個人主義及人際交互作用特高的中國人而言，頗為奇特。第二，教士與傳道員的相關成正比，證明了第一點。再者，比較教士，牧師，和尚，當乩之分數時，顯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間有一致性。由此看來，不論評價人本身之宗教派別如何，他們對各種宗教從業者之評價都是一致的，不是一致高，就是一致低。但一般而言，給教士及牧師之評價較高，這可能是由於教士及牧師的教育程度較高之故，與宗教派別沒有關係。此外，許多教士不喜歡從事直接傳教工作，而做其他事業，原因之一，是他們在其他職業上可獲得比教士更高的地位。再者，由於基督教神職人員的地位分數依然相當高，值得我們對這個日漸世俗化的世界及牧靈工作之妥善性作更進一步的探究。
當今的情況已非昔日可比，可由下面的事實證明：對非基督教從業者評價高，就不能容忍基督教教士，但反過來卻不然。我們可否由此結論：贊成基督教教士者對異教徒有較大的容忍，而贊成異教者，卻無此種容忍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還得再做進一步的研究。無論如何，外方傳教士必須瞭解他現在的地位與在家鄉相比有很大的差異，部分理由是歷史的，如Paul A. Cohen在，「晚清反教思想」11一書中所提出者，另一部分理由是現勢因素，一位敏銳的觀察者不難看出。這也就是傳教 士對保祿在斐理伯書中所說的話應加以深思默想的主要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