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日正處於文化的危機之中，這一斷言自不久前起已司空見慣。為了證明這一事實，並不需要前五十年左右德日進神父所作的近乎預言的直覺。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危機比以前的更要尖銳而迅速。可是一直到最近，人們都只稱之為「改變」。今日，另一個字開始運用以描述一個新局面：就是「毀壞」這個字。最近在巴黎倫理學研究院，討論「藝術中的暴力」時，夏斯德Andrde Chastel）先生曾指出：「我們這一時代的特徵，的確可以用發展的迅速來表達上 種迅速的發展，可以提前說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神秘的自我毀滅」。

夏斯德是藝術史家，藝術時常在它極端創造性的形式，和被視為有惡表的研究中，擔任警告的角色。但是不必問他所指的意義。在我們這一星球各處所爆發或所醞釀的暴力瘋狂，無論被視作一種蠻力，或被視為興起另一社會，另一個新而美好人類的希望，並不是一種偶發事件。一位深刻的觀察家魏爾 （Erik Weil），在十五年前曾預言說：「私人生活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是一件事實，而且是在思想上產生問題的一件事實……事實只上大部分在現代社會上的人，不表現出他們有問題的感受，也許這種感受尚未進入意識中而為他們好似沒有。但事實上，無論感到與否，這一感受存在而且發生作用，在最進步的社會中，有那麼多不正常的人（他們這樣自稱）就是一個明證：自殺者、神經病患者，投入假宗教者……醉酒者、吸食嗎啡者，「無故」犯罪者、追獵印象和迷亂者等。這同樣的不滿感覺說明對社會的抗議，說明空泛的反抗宣言和論調等。這些運動並不是反對社會組織的某一點，而是反對組織中所有的工於計算的理性化，他們反對「非人化」（des-humanisation ）及「物化」（chosifica-tion）的醜惡事實，而與在純粹臆造中生存的好夢相對立」。

約兩年前，魏爾先生很有把握地做了相同的診斷，各種事實越來越證實其正確：

「工作的社會已經馴服了因個人和團體的岡爭所放縱的牲畜，它使人空虛……它已消除了外界的和專橫主人的壓力，—它沒有解放人，因為人的全部解放是能有一個合理的生活：…這社會藉理性使人宇宙化了，——它不讓人說出他行動的意義。它讓一個人有消遣的時間，—它不做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使人思想，使人表達一個世界，表達他的世界，表達在他的世界中的他自己……，結果是厭煩無盡而不合理的進步，對於這種厭倦只有藉公平的暴力來解脫」。

黎柯（Paul Ricoeur）先生在談論我們的這個世界，漸漸講理性而同時卻愈來愈不合理的世界時，也以獨特的方式作同樣的分析。這個世界越理性化，也就愈成了不合理的世界。黎村結論說，在一切計劃都遵循電腦計算規則的時代，人的理智「只面對披頭的徹底論戰或無目的的犯罪的荒唐」，這不足為奇。我們加一句，青年們特別感染到這種動蕩也不足為奇，青年們在五大洲掀起大學潮並已達到普遍性的反抗高潮。

假如有許多基督徒對他們的這種暴動由衷表示同情，也不必驚奇；這只是對他們的原則，而並非對他們的一切示威和恐怖方式表示贊同。一個基督徒怎能小起來反對一種藐視人權、窒息人靈並杜絕人希望的學說呢？怎能不把握這個機會，向旁徨的弟兄展示自開始傳佈福音以來，經過歷史中許多的變幻而光照他團體生命的那個意義呢？果真常有人，物別是信仰堅定的青年基督徒，在他們四周宣揚光明作傳遞光明的人。——可是，看來似乎奇怪，目前的動亂卻在教會內強烈地回應而且反對教會；這種反抗的精神傳染了無數的信徒，而使他們轉而反對他們所屬的團體，同時他們又繼續忍受另一些人所反抗的現代世界的蠱惑。這裡有一種裝模做樣和是非倒置，二者同樣的奇怪。事實上。我們馬上要解釋，天主教內部的現狀離這種矛盾情形尚遠。可是這種矛盾情形是最大特徵之一。因此我們要先粗枝大葉地敘述一番。

XXX　XXX　XXX

今日普遍的反抗是雙重的。它反對已建立了的社會的結構，以及此社會傳給我們的思想遺產，要追究到思想的根源。此二者我們看到都在天主教內部活動。

當然，我們在這裡並不談論那些有資格而肯負責的人所作的嚴正批評，他們為了作適當的改革或必須的適應，是說自己行內的話——況且最肯定的革新，往往不是來自所謂的改革家的計劃，而是出於聖人的創造力？我們也不提那些形式上過份但確實出於愛的批評。我們也決非輕視今日所有許多問題的發生，它們「不單是顛覆的工作——一切都沒有蓋棺論定，都可以再加探究」（Y．Congar）。可是我們必須注意—天天都有新的例子——一種苛刻而報復的心理上往直前，毫無顧忌，一種譭謗的意願，不單攻擊教會的過去，還打擊教會現有的存在，反對教會各種形式的權威，和它的結構，有時也不分歷史的偶發事件以及教會神立的要素。在某些人內有一種成見在作祟，他們不接受教會在數世紀以來所產生的合乎人性的果實，從福音中所汲取的而在教會子女心靈中所實行的，日新又新的愛德工夫。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自作主張，假借護教的理論而惡意地喬裝教會的歷史。其實，在無數的事實中，和在觀察人性的弱點時，多麼容易找到譏笑或不滿之處！教會的傳統已受輕視，已成了一個重擔；本來傳統是一種活力，我們須把它融會貫通，原來人們不會費力吸收一個已死的過去的廢物。同教會的訓導也不再以耐心受到支援；訓導的公佈都被視為濫用，苛刻地受到批評，完全地不被接受。人們不怕興風作浪反對訓導權。看來似乎人們有時對基督信徒自由的性質和要求，已失去了任何顧忌。我也驚奇許多教會的子女，沒有做什麼大事，沒有思索也沒有吃苦，也沒有思考的時間，卻每天鼓掌贊同一群奇怪的人，一群控告他們的慈母教會和弟兄的人。多次我聽到他們後，我時常想：怎麼教會，整個教會，不起來控訴他們呢?

兩年前，有一位我們這一代 最高尚百又最睿智的人，他以適度而又中肯的詞句論到這一種混亂局面。他就是自英國教改奉天主教的布特勒主教（mgr. Christopher Butler ）本篤會士，大公會議中有影響力的會員，現任倫敦助理主教。他在一九六七年年底時指出，「我可以肯定說，在大公會議以後——我也很高興在會中出了一份力：在現代教會的生活中，某些現象迫使我請大家特別注意，除非訓導權的神立權益受到誠懇的承認並合理地受到尊敬，不然特恩的生命能夠將它自己毀滅」。在一個多世紀前，偉人紐曼看到英國教會的危機時，曾說了以下的話，這些話好像是對我們所說的：

「對古老的不敬，毫不在乎地侵犯祖先的命令和傳統，取消愛德工夫；教會被侮慢，大膽地輕視教會內團結統一的義務，公然輕蔑人們所謂的團體的宗教（今日人們稱之為：社會性的宗教），對公教的「信經」漸漸地不在乎；對這些神聖的信條加上了辯論、比較、辯駁和一連串臆測的證據；在我們四周爆出了對禮儀的無數而不一致的批評；到處都是不滿的思想以及整體顛覆的渴望：這些現象豈不是表明出撒烏耳的陰魂不散，這種與達味的熱誠相反的固執的不服從，願意粉碎並打倒所有本來應該順從的天主的安排嗎？」

紐曼隨後指示對這樣的作法所要受的懲罰。我不敢繼續引證。但是他的指點已經引領我們進入第二個範圍，反抗的理智範圍。

有人正確地觀察過，當智慧僅止於瞭解，平淡而毫無深度時，就成了人的壓力上就是本文開端所指出的魏爾及黎柯二位所作分析中所指示的。因此產生暴力的叛亂，高抬無理的事而批判、拒絕接受別人的成果。不過這種叛亂普通都成了它所引用的假定的俘虜。一個缺少智慧的思想繼續控制著它。於是互相對立的兩個極端聯合在一起了。一面是計算和建設的工作，另一面是批評和破壞的工作，都是同一智慧的兩個相反的方向。為能實際解決這一危機，必須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那該是整個精神的重建，藉恢復（廣義地）默思的工作。這就是通常所缺少的；這也是現在影響著信友們，並損害著信仰本身的智慧的危機中所缺少的。

的確，假如只讓批評的工作單獨進行，那麼它很快就會使一切成為灰燼。這種批評不再讓人注意堅強的精神，穩固的教義傳統，以及經過不同的文化所表達的啟示真理的一貫性，這些文化有的是相符的，有些是相承繼的。那麼天主的啟示，因為它必須在標記中表達出來，卻成了純人性的思想和解釋了。真正的基督徒的信仰，不過成了一種雖然重要但被遺棄的文化事實而已。神學，假如還有這個名詞的話，只須給現代人的問題直接的答覆，而不必關心各時代的人，神學家不必深刻研究如何實行基督的福音，只要常在「最前線」就好。於是，輕視真正的批評精神，陷入為批評而批評的漩渦裡。自然，在神學的作品中有取捨的餘地，原來神學只藉意象與象徵才能達到它的最後目標。於是有史以來的教會思想家都受到輕視，好像他們沒有什麼可以給我們講一樣；信仰的傳統公式都被介紹得非常可笑，為了要求予以取代，好能達到純樸的信仰，他們藉詞改變說法，但實際上排斥了信仰的內容。這樣，深刻研究奧理的意思，變成了苦心追求一種自以為更高哲學的企圖，於是不僅信仰的物件變了，連信仰的特性也失去了。此外，他們儘量利用那些可成為破壞性的因素：誰不知道步特曼的作品被那些不會作批評性研究的人所利用？或潘霍華的某些說法的被濫用？於是所有的反責和刺激，即便非常清楚地出自無知，或成見，或對時論的讓步，並顯示出最虛偽的先知的徵象，還是被看作是先知的預言。這樣便傳開了一種低級的著作，充滿了廣告式的標語，沒有任何批評的思想。它們傳佈得很快，因為它們鼓吹時髦的情緒，並袒護一切的混亂。

我們不怕說：這一切都不會有什麼將來的。解了體的信仰不會再繁殖。一個分裂了的團體不能再發光而吸引人。騷動不是生命。最新的標語不就是一個新思想。最危言聳聽的批評是最無益的。真正的勇敢是另外一回事，，就像有一位基督教神學家所說的，許多自以為勇敢的舉止，實際上不過是「反抗中的一種遊詞」而已。「創造力」普通並不是自誇的事，尤其在信仰和基督徒生活上，更不是這麼一回事。這種話，我知道，會把作者列入可恥的等級中。人們以他為「保守派」，或「反動派」，或「反改革者」，或簡單地被稱為「過時者」，這些名詞都能被曲解或作歪用。實在說教會的未來，其使命的發展，教會能而應該帶給世界的一切，都在於今日信仰上的有力復蘇。要使教友排除病態的消極主義．侵蝕他的神經衰弱症、使他癱瘓的自卑感、窒息他的一連串含糊的措辭，這才是教會所向往的革新的第一條件。

XXX　XXX　XXX

對這種革新，最近的大公會議已定下了工作計劃。每個人都在呼籲（或曾呼籲過），但方向都不同。事實上人們不太認識也很少實踐。許多自以為認真努力的人，今日也不重視它了。起初就有一種歪曲的解釋開始傳播。親身參加大公會議的人知道這一點。要不要舉幾個例子？

「天主啟示」憲章讓信友的目光集中在耶穌基督身上，他是天主的聖言，「啟示的中保和滿全」。該憲章指出聖經為他作證這一點。它說明新舊約的關係。同時它鼓勵釋經者的批判工作，它強調必須以信德讀聖經，並根據聖傳來解釋聖經的重要性。—可惜好多人想「降低耶穌的身份，舊約本身已經走樣，起而反抗新約；一種狹義的聖經主義已經展開，它輕侮所有聖傳而毀滅自己，從這種聖經學形成了「來日信仰」的定義，因此人們不再注意福中的耶穌基督。那麼我們試聽一位基督教徒所發出的有益忠告，巴爾特（Karl Barth）說：「本來在教會內不應該有跳越所有的世紀而直接系屬於聖經的問題……可是聖經主義明明拒絕尼西信經，正統及經院神學、教父、各種宣信，而「只保持聖經」……而且很奇怪，這種作法最後都成了最「新」的神學。這些固執的聖經主義者，同意他們時代的哲學；在聖經內找到了他們自己的思想：他們放棄教會的信理，卻丟不了他們自己的信理和觀念」。

教會憲章給我們講教會，首先說教會是一個奧秘、天主的恩惠、不是來自人的實體。凡集合在這個教會內的人形成天主的子民，走向永城。人人都蒙召加入教會而成聖。為了領導他們走這條路，主耶穌賜給教會聖統制，由教宗為首的主教團，負有訓導、聖化及管理的三重使命。但是，到處似乎都不願接受這個道理，而只願保持「天主子民」這一思想或更好說，這一表達方式，而把教會改成一個廣大的民主體制。同樣其他一種誤解是破壞了主教團的觀念，願把它擴展到所有的聖職，而把它弄成一種議會制，他們無理地過份反對教宗的地位。他們批評人們所稱的「制度化的教會」抱著一個無定形的基督信仰的理想，其實，這理想完全不切實際，並與天主教的信仰和教會的發源史等相背。因此他們不但贊同一切的弊端和貴在的混亂，而且教會的神定制度、教會本身和教會自開始存在的一天便有的本來面目都受到了打擊。

至於教會在「現代世界」的憲章，某些人以為這是獨一無二的憲章，但是它之要我們「對世界開放」，有其確定的意義；它是要求我們的信德有活力，對付恐懼或自私的畏縮，因為那是沒有活力的標記，它要我們在世界上致力於靈魂在肉體中的角色，追隨大公會議所引證的Diognete的書信；最後要把福音的精神帶給世界，並向世界宣佈救援是從基督來的。可是，事實恰巧相反，「開放」成了忘記救靈、遠離福音、走向俗化、放縱信仰和風俗。簡言之，在世界內溶化，妥協，失去立場；這等於說，開放使我們推卸對世界應負的責任。

因為大公會義，依教宗若望廿三世的願望，無意義定新的信理，或宣佈絕罰，為此有些人就下結論說教會不再有判斷任何人或事的權利了，他們高唱「多元論」，不再是神學各派解釋標准信仰中的。多元，而是信仰根本就不同的多元。我們也知道「信仰自由宣言」也被曲解，違反宣言的明晰訓導，結論說不必再宣揚福音了，其實該宣言強調宣揚福音的迫切義務（雖則事實上有所拖延，或因環境的關係方式有所改變）。有關禮儀憲章也可作類似的觀察，該憲章有時受到褻瀆般的譏笑。還有大公主義、修會生活等法令！實在可惜，在「革新」一詞的欺騙下，隱藏著多少悲痛的事實、墮落和本末倒置！

在美國的一本雜誌上曾有過一幅漫畫，我覺得很能表達許多人對目前天主教會內所發生的一切、所表示的驚訝：一位聖職人員在計程車內，司機轉向他，不用平時的說法而用聖經上的一句問他：「你往何處去？」（Quo vadis？）——教會要走向何處？這是到處人們要問的問題。在變遷中教會是否要黯然無光？或依大公會議的規定和精神而革新，與致勃勃地向「新時代的路」前進，而更能完成它在世的使命

XXX　XXX　XXX

以上所述不可看作是悲觀主義的標記。正是在動亂的時刻，最好的才與最壞的相混。基督的承諾是不會落空的。基督的聖神也不會放棄它的教會。今日這位聖神還在吹拂、他激發隱藏著的奇事。我們現在認識以往世代，天主聖神所激發的每每受人誹謗的奇事，來日別人也會知道在我們這一代中間所散發的奇事。上面我們大致所描述的不過是喧嘩的思想而已，雖然已引起了真正的困擾，但並不影響有深度的生活。它不是嚴正的神學思想，不是牧靈工作有計劃的努力，也不是許多傳教工作、熱誠、服務新方式的繁榮，更不是許多謙遜人的緘默和犧牲，他們忠心耿耿，不受動亂的影響，也唯有天主認識他們。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庸俗世俗化的事實，它們以指示刖途的進步姿態出現，強調最近過去的錯失，但另一方面，因大公會議的推動，人們也可發現特有的活力，雖不能說有一個新教會，而可說有一新紀元。許多人不因新學說，多言或恐嚇而失去思索和祈禱，反而更積極地行愛德，準備接受恆久愛德所要求的任何改革。在這些人中間雖然有的表示自衛的態度，而不信任任何可作的革新，但是多數還是參與他們精神領袖所要求他們的事，假如他們不因太多的混淆和虛假的革新而後退。雖然我們這一代沒有前半個世紀法國天主教會內所有的顯赫的人物，至少在我們中間也有不少真的先知，他們或者鼓勵我們，給我們指出時代的重要社會責任，或叫我們內心皈依，沒有它我們所作的努力將無結果，或更有甚者，他們無聲無臭地採取行動，這些行動來日將成為範式。常是如此，他們很晚才為人所賞

識；開始時受人輕侮，他們的聲音受到窒息，因為他們不願誇張而且他們的呼籲看來生硬，可是他們在聖神的引導下，使教會維持正確的方向，為教會鋪新路，讓教會前進。我們同樣也想到在某些公青團體內，我們呼吸到教友生活的新鮮空氣，它們猶如新芽，有時很卓絕，能在來日給我們新的靈感。我們也懷念那些在迫害教會的暴政下生活的教友；他們勇敢地保持忠貞，在漫長的考驗中堅固了並淨化了他們的信德，從經驗中認識信仰的寶貴。假如我們和他們之間能有更多而較自由的交往，將是一種「諸聖相通」的新行動，這種行動是不斷在教會的不同成員中實現的，也將是我們的世界人文化的新機緣。

這一切現在在教會內都有。我們起初所感歎的那些批評專家，就是因為他們拒絕或不能發現我們上面所提到的。目光模糊使他們對現在和過去的深切事實視若無剩；他們或者夢想有一個事實上不可能有的完美教會，或者對福音失去了興趣而以為時代已超過了福音，不會再重視福音的果實。對於教會的適應時代，他們憑著「現代人」的神話，主張全部的改革，以教義專家的姿態，反對忠誠的教友所常維護的珍寶——福音。這就像保祿致弟茂德書中所指的依默納約和非肋托二人，他們自以為已經復活，完美，夢想高人一籌，實際上他們叛離了生活的天主而朝拜他們內心的偶像。

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徵兆現在也存在。雖然引起不少的憂慮，但也給予我們一種快樂的希望。還有那些尚在教會以外的追求天主者的呼籲，他們不知不覺中好像在等待遇到更有活力的基督徒而後來加入他們的團體。誠然，即使我們沒有全部的徵兆，我們的希望也不該消失，希望在最黑暗的時刻中不是最美麗嗎？何況我們已有了希望的徵兆。在我們的歷史中，福音是插入了——這福音就是耶穌自己。在我們變幻的現代中 他常是生命的源泉。耶穌將福音 託付給教會，教會於每一個時代從其中抽出「新的和舊的」。在這次的大公會議中也是如此。教會並非白白地要求我們自動自發並給予大家自由。雖然會有危險：誤會、誇張、各類可能有的弊端等。在實施時產生錯誤也是必然的。但是這些錯誤事實上不過是跨錯腳步而已，雖然有時比較嚴重，但並非不可補救的。大公會議會面對這種危機，但依靠天主聖神已安渡危機。現在的不景氣並不能阻止我們因之而興奮。

XXX　XXX　XXX

不過，假如我們想克服現在的動亂，像飛機在升空時有時必須抵抗風暴，那麼我們必須停止對我們自己作無用的顛覆，為能向前邁進。在結束這篇文字前，我願指出兩點比較基本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愛耶穌基督。是這種愛使我們成為基督徒，這是永不變更的。在某一個時代或某些人，對耶穌的愛能有不同的形式或深度，但是對耶穌的愛是不可缺的。雖然耶穌的愛今日受到攻擊，被視為過時、可笑或受譏諷。從各種學科都提出證明想把基督的愛從基督徒的心內拔除。有些人說這種愛是對一個幻象所發的，因為歷史的耶穌，唯一真實的耶穌是我們探索不到的。有些人以為文化的連續，彼此互不相關，與我們之間的距離一天比一天大，因此古代教會的信理定義已和我們格格不入。更有人藉心理學尤其是心理分析的啟示，想給我們解釋這種對基督的愛（把我們置於情感的「宗教）中，使我們不安，因此不適宜於成年人，而為獲得信仰，必須勇敢地放棄這種愛。還有人給我們表示耶穌基督的愛、或對他的感情，使我們退步，或讓我們墮入五里霧中，因此必須在今日和未來的人身上追求並愛基督，這樣才能忠於基督的木來精神。最後有些自以為是或可能是哲學家的人，要我們作一次他們以為高級的思考，他們設法要我們瞭解，真正的基督教不可能是直到現在所有的那幅面貌：招們不會再在狹義的個人主義中找到它、那是一種膚淺思想的果實，一個奧力振、伯爾納多、奧斯定或多瑪斯的想法，一個穆勒或紐曼的思想，猶如初期宗徒們，特別是保祿的思想，以及許多沒有特殊思想的聖賢所生活過的教會 而是在瞭解基督教義的直覺中（gnose）。

似乎所有的知識，從聖經詮釋到最高的推理，近代人們所作的進步，都聯合起來叫我們脫離對耶穌基督的愛，但聖保祿卻說，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他與這個愛隔絕。好像一切都起而攻擊德日進，以為他的思想幼稚，因為他還引證保祿宗徒的話說：「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件強烈而廣潤的事，足夠拔除耶穌基督，或使我們對他冷淡或遠離他：天使、生命、死亡、高、深、過去的悲愴、未來的啟示等均不能使我們遠離我主的愛」。但這只是一種表面。因為每次這類的結論出現，都犯了偏差的毛病。

根據嚴正的聖經詮釋，耶穌的肖像也許解除某些虛構的描寫，或比較平庸的解釋，但為有些人也就比較含糊，為另外一些人又比較神秘；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某些聖經詮解所作的否定或減縮，都是藉真正的「語言學宰割」（massacre philologique ）而得。相反，人們最近以為為解答耶穌宣講的聖經注釋的中心問題、以不侵犯聖經文字為條件，並集有不同的論證使人更易瞭解，而最佳的根據還是教會基督信理學所給予的。同樣，我們並非輕視所謂的人文科學的新貢獻，不過我們有權表示某些代表人物那種格言式和專制的自命不凡，在不知不覺中超越了他們的範圍，而成為一種不合科學精神的教條主義。凡把耶穌基督的愛與低級或盲目的情感相混的人，就有危險走上聖保祿所指的「無情的」可憐境況的途徑。至於將近人的愛和基督的愛相對立，也是武斷，因為基督的愛是愛近人的泉源上從廿世紀以來許多由這源泉汲取泉水的人可以證明；比如，「大眾的兄弟」傅高（C. de Foucauld），或孟沙南（Jules Monchanin）等。最後，為了評論甚為是真正的基督教，甚為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我們常喜歡依據活基督教生活的聖賢們，而不想依賴試圖歪曲基督教義的哲學家們——這種偏愛並不意味我們對哲學有所輕視。

這幾點迅速表達的意見，絕不是表示不願接受人們所指出的異議。恰恰相反上 些意見只反對破壤性的妥協主義，並指出實行廣大研究計劃的迫切要求，雖然這些工作非常艱鉅，在教友團體中尚未認識而傳開，更未達到理想的幅度和勇氣。批判精神和宗教精神的配合，常是基督徒革新的保證。假如我們在這方面還要進步的話，我們今日還是可以引用一位大學者拉德裡耳（Jean Ladriere）的話說：「我們的工作都隨著世紀的灰土消失在此世界，進入那引領一切走向死亡的「冷熱均衡」（neguentropie）中。可是已亮起了一個永遠常存的日子。他從納匝肋的隱居中來到我們中間，透過各世紀而與我們會晤；他引領我們超越一切生死，到達審判和完滿，到達來世生命和永恆的深淵，也就是到達真理的中心。希望已經開始，再沒有終結。」

第二個基本條件是對天主教團結的愛護和渴望。這是和第一個條件緊緊相速的。今日還有許多人喜歡指出教會與福音之間差異的問題，顯然的無論在那一個時代或地方，教會在其成員身上並不是完全忠誠的，教會兒不了有到處猖獗的罪惡，以及人性軟弱所有的特點。不過一直是教會把福音傳授給我們，而今日教會更以它有權威的聲音，邀請我們作真正合乎福音的革新，再者，雖然是少數，可是今日攻學教會的普遍化的批評，都與某種遠離福音 的運動有關。起而攻擊他們精神領袖訓導的一「世界輿論」，不過是設法讓他們違反福音 的事更易流傳。假如這類批判來自外界，那就無須驚奇。但是當每一個人都以隨意批評作為使命，每人都想為自己爭利，每人都要把信理和倫理鑄成自己的模型二樣教會就分裂了。當團結的中心成了最激烈的攻擊目標時，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有權利向伯多祿的繼

承人，在全世界面前提出傲慢的指責時，教會，整個教會都傷透了心。現在這些激進派，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他們假借任何藉口，總是違背福音的。他們使許多弟兄對他們起反感。他們不知不覺中，鼓勵了那些想分裂而實際上是精神貧乏的小團體的繁殖。他們譏笑那此些保留基督徒名義某些要求的人。他們使眾人傷心。他們那一方面，實在是在摧毀教會，因為一個充塞著如此的混亂，彌漫著這種風氣的教會必然要失敗。在此時期中，它將沒有效力、沒有傳教的活力、沒有大公的德行。

對這種混亂的蠢動，雖然他們有慈口為自己掩護，讓我們用一個極簡單的作證來對付，以結束這篇文章。有一位絕頂聰敏的女士，她一生在無信仰及敵對的環境中，為窮苦的人服務。在一九六四年地死後，人們收集了這位戴布萊女士（ Madeleine Delbrel）的小作品。讀者可以從其中知道或認出基督徒真正的神修，她可與某些神修思想的精良純潔相比，假借這些神修思想之名，「平凡的」基督教義會受到批評，但是這種「平凡的」基督教義，是自古以來的聖人和普通教友唯一所認識的教義。我們來看看戴女士在一九五二年所寫書信的片段：

「十八年來在一個不但沒有信仰，而且沒有些微基督教痕跡的人民中生活之徒；因為自己深深和教會在法國所帶來的新的和舊的息息相關，又深信我們的忠誠要求時刻增強傳教的熱火，並日益堅固的服從基礎，我願代表大家去羅馬……為了表示這是信德的行為，不是別的，我在早晨抵達羅馬，立刻到聖伯多樣的墳墓前……我整天留在那裡，回巴黎。」

何等偉大的純樸行為！為了保持與教會團結的這一舉動，比那些分散教會的相反行為要有力得多。這種天主教必須有的團結的意識，是超越任何合理的辯論的，那些在主律的限度內，不須借助任何壓力，為了在某一時刻更妥善治理教會，並注意時代環境所開的辯論會也不例外。並不是廢除或妨礙研究，相反，是為了使研究可以在良好氣氛內進行而獲致結果。

在這座偉大的聖路易大學，向諸位可敬的聽眾談話，我感覺到沒有依某些人所期望的，以學者身份說話。不過我可以說，我感覺到我是以神學家的身份說話的。在現在這一嚴重時刻，神學家豈不是應該暫時停止他的歷史性考據，或他自己本人的意見和研究「論在什麼時候太重視上述數點都是不對的—為的是提醒他神學家的存在及他所該有的權威，都基於他所接受的保護並啟發教會信仰的責任麼？

（本文譯自 Nouvelle Revue，Theologique，Juin-juilllet 1969. pp．58o-596，為 Henri de Lubac神父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九日，在美國米蘇裡州聖路易大學，慶祝該校創立百五十周年紀念閉幕典禮中的講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