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扶雅著「巨流點滴」(信徒傳紀叢書) 註
這的是一本當代中國智識份子的傳記，同時是一位基督徒的傳記。傳記中所牽涉的問題，因此與所有中國智識份子有關，尤其與所有中國基督徒有關。作者生於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至今十足年齡已逾七十八歲。正像他這一代的許多其他中國學者一般，他同時兼受了中國傳統教育與西方教育。因此他稱自己的年青期為「本國傳統時期」：他在故鄉紹興的家塾中讀了十年書，做過「學而優則仕」的美夢，考過「童子試」。科舉被廢以後，他在窮途末路中，一度追隨大舅父，想當一名「紹興師爺」。幸虧在一九一O年遇到一遠房族兄，幫他赴日本東京讀書。東京求學時，他受基督徒朋友羅文光的影響，在一次眼疾時決定受洗。受洗後，與其他六人結成培育性靈的「團契」(這個在基督教中通用的名詞據本書作者說是由劉廷芳所創)。歸國後開始寫作，一九一六年在上海投身於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一九二五年，謝氏得基督教青年協會的資助，赴美國芝加哥進修神學、哲學。一九二八年歸國後，在廣州嶺南大學執教，為青年協會寫「人格教育論」及「宗教哲學」(一九五九年港重印)二書。一九三七年，放棄教鞭，去河北定縣參加鄉村建設運動。抗戰時，一度因日軍追逼，落荒避入猺山洞中蟄伏兩月之久。
抗戰勝利後，謝氏似乎又曾在大學執教，創「唯中論」的哲學體系。一九四九年至香港，在嶺英書院主持中國文學系，並在新亞書院授課。一九五八年，他全家赴美國紐澤西州麥迪森(Madison)，在「基督教名著編譯所」從事譯著工作以迄於今。
基督教名著中，謝氏所譯為「康德的道德哲學」及「聖多默的神學」。目下他尚在翻譯「使徒後時代教父選集」。
讀完這本傳記以後，我覺得本書對天主教提供了許多反省資料，玆擇三項臚陳如下：
第一、我國基督教的「平信徒」，似乎遠較天主教教友更活躍而主動。本書作者受洗後投身於基督教青年會的「全國協會」，從事各項社會活動：青年會為教會服務的各種活動，很明顯地是主動的，最值得一提的，是鄉村建設運動(一七一 — 一八二頁)，基督教徒參加這一運動的知名之士，有孫伏園，瞿世英等等。青年會又組織了「中國基督教學生團契」，同時創青年進步、華年等刊物。這一切活動都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就開始。返顧我天主教，「公教進行會」於一九三四年才成立。而這個組織，除去個別會員(如陸佰鴻)有卓絕表現外，實在沒什麼活力可言；充其量，公進會員不過對聖職界偶爾幫些忙而已，他們不會自動地計劃、行動。不僅三十年代如此，六十年代的中國天主教還是如此。任何教友組織，說句不中聽的話，似乎都像是些木偶，完全靠幕後牽線人纔會活動。不管是職工、中學生、大學生乃至大專教授的組織，都不脫這一模式。我這話絕非攻擊這些組織或負責這些組織的指導人，更不是挖苦教友，而是客觀事實的沉痛剖析。我也絕對沒有意思歸罪任何人；要如有過錯的話，那是我們大家的過錯，我自己也無意辭其咎。曾有人說，沒有劣等的士兵，祇有劣等的長官。天主教徒之始終不能主動，可能因為我們聖職人員不讓人主動，不善於訓練主動的人才；當然，這又種因於我們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和現行的制度和氣氛。主動並不是造反，而是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教友立場為國家為老百姓服務。這樣的服務以意識到自己真是教會的一份子為先決條件；而這一意識在我國教友身上似乎還非常薄弱。譬如，近年來，一些年輕的大學畢業生，都有勇氣自創雜誌，自創出版社，要想改造社會風氣。我們的教友有沒有這樣的勇氣？最近十餘年，透過教會關係出國的教友留學生，為數也相當可觀。希望他們以教友身份有主動的表現才好！也許有人會說：新教友信德根子不深。那末，何以基督教中的一些新加入的教徒(謝扶雅等於十、二十年代就是如此)會如此活躍、主動呢？總之，這是一項值得我們反省的課題。僅有主動的聖職界而無主動的教友，中國天主教將始終不能生機充盈。七十年代的我國天主教應如何改絃易轍呢？
第二、謝氏的活動，除去青年會的組織工作以外，最主要的是寫作。一九二三年就出版了「基督教青年會原理」一書，未幾譯「完人之範」和「祈禱發微總論」。赴美國留學歸國後，撰「人格教育論」及「宗教哲學」。晚年又參加「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的編輯、最後這項工作，其構想、組織、成就，在在都值得天主教取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項規模宏大的譯書計劃是由山東齊魯大學的故教授孫恩三發起，這又是「平信徒」採主動態度的另一明證。這項計劃以後由金陵神學院負責執行，開始時而且曾與天主教南京總主教于斌會商。他們要把古代、中世紀、宗教革命以後直至二十世紀的基督教名著介紹給中國學術界。至今已出版三十冊。宗教革命以前的文獻，完全和天主教相同，其中還包括上文所說過的「聖多默的神學」。是的，比起玄奘譯書的熱忱和規模，基督教的譯書工作尚居其次。但比起天主教來，實在高明多了。
附帶要提及的是，謝先生目下在譯的「使徒後時代教父選集」，內容當與呂穆迪神父譯的「宗徒時代的教父」大同小異。此書早已於一九五七年由香港真理學會出版。
今後，這項義不容辭的譯書工作如何能與基督教取得協調？天主教內部如何能為這項工作形成一股人力物力？這一切都是值得研究的課題。說起人力，我不禁又要慨歎：天主教三所高等學府均以外語著名，但至今尚未造就優秀的翻譯人才。當然，我們也必須解決譯者的經濟生活，使他們無後顧之憂而能心神愉快地工作。與其把大部分經費投資於建築，實不如把一部份經費用到這裡。
第三、繼五四運動而來的非基督教運動，使當時的基督教徒憂心如焚。除文字及口頭方面衛道以外，他們深覺教會必須本色化，其任務有二：一是使教會在中國自負責任，自理、自養、自傳；另一是要使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婚，洗去西洋色彩。這一構想發軔於一九二二年，而且也是由「平信徒」所推動。謝扶雅先生的「唯中論」，就是他對教會本色化所作的一項努力。他最強調的一點是：「中國如能每一代總有數千名基督徒君子，即能創造一種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國新文化」。
「自理、自養、自傳」，後來雖在「三自運動」(自理、自養、自傳)的口號下受共產黨利用，成為一種分裂運動，但原來的意思極其合理，而且是教會應當達到的理想。基督教在這點所實現的，也比我們強得多。謝先生所主張的「基督徒君子」，更是我們大家所應努力的：每人應從自己開始。
當然，我不能贊同作者的全部主張。例如他似乎跟著土來馬赫主張重加考慮某些教義(二五一頁)。我們認為應從不同角度對教義加深瞭解，但不主張修改 —─ 要是「重加考慮」的意思是修改的話。
自序中把笛卡兒的外文姓名寫成Rene Descarte，係 René Descartes之誤；「思在故我在」，也不如一般所譯「我思故我在」更準確。引用康德時，用英文並不比用中文更有權威性，因為二者都是譯文。但這些僅是枝節，無關全書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