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的又一前驅范禮安
范禮安（Alexander Valigani,，S.J.）和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S.J.）在明萬曆十一年，把聰慧幹練的傳教士利瑪竇領入中國。他們是利瑪竇的前驅，是中華天主教的首創人。本文要介紹的是范禮安的簡史。
為推動耶穌會在遠東，尤其是中國的傳教事業，耶穌會第四任總長麥古里（Everard， Mercurianus S.J. 1573－1580）神父的功勳是不可抹殺的。是麥神父委派范禮安神父為遠東的耶穌會監會司鐸（Visitator）。
范禮安神父於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二月二十日，生在意國那不勒斯的吉耶提（Chieti）城。出身名門。教宗保祿四世（Paul IV，1555－59）因了鄉誼的關係，和范禮安神父很友善。范禮安十九歲時獲得巴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法學傅士學位。之後在教廷服務數年，獲得亞爾坦（Altemps）總主教的器重。
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三月廿九日，范禮安由耶穌會總長聖方濟各玻爾日亞（S t. Francis Borgia，S. J.1565－1572）親自收錄進耶穌會初學院。在初學院中，追隨聖祖依納爵的芳蹤，專心`契合天主，苦克身克，守齌祈禱。二年初學並研讀神學後，受命為初學院副神師。晉鐸後，出任初學院神師神父。在他服務初學院的時期，認識了初學修士利瑪竇。
萭曆元年（一五七三），麥古里神父被選為總長後，目睹范神父的才幹和學識，允他誓發末愿，派他為遠東耶穌會監會司鐸，兼總長代理；命他率領派定的三十二位耶穌會會士東來；並且還准許他在由羅馬至葡國京都里斯本的途中，隨意從沿途的耶穌會會院，再另選八位會士，任何耶穌會院負責人不得反對。范禮安神父擔任這監會神父的職責三十三年之久，直到萬曆卅四年（一六○六）逝世澳門為止。
范禮安神父字立山，是一位心胸寬大、眼光遼闊、富有組織天才和駕御技巧的長上。他所願意的只是愈顯主榮和拯救人靈。他心懷謙誠，待人懇摰，言語富有動人的磁力，舉止大方，令人嚮往。他接受命令後，便在聖京收集來自遠東的種種確實報告。
萬歷二年（一五七四）三月二十二日，范禮安神父偕同三十八位耶穌會士，由葡京里斯本搭舟東來。當年七月十七日在非洲東岸的莫三鼻給。（Mozambique）地方，遇到由澳門敗興返回的利貝拉神父（Juan Bautista Ribeira， S. J.），聽到不少有關中國的報告。同年九月六日到達果阿。萬歷六年（一五七八）七月，范神父來到澳門，遇到守護聖沙勿略臨終的華人安多尼，聽他敘說聖沙勿略臨終的情景，和生前的許多嘉言懿行，非常感動。范神父留澳門九月之久，聽到許多有關中國的傳述和報告，認為所謂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祟高、幅員廣大、物產豐富、人民溫文有禮等稱譽，都是確實的。范神父認為這樣一個優秀的民族，不久一定能接受基督的福音。他認為傳教士們應當改變作風，應從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和國學禮俗開始，應有中國的心腸，應當戒避自視過高的殖民主義作風。他認為應當由果阿遴選數位傑出的，既富有學識，又具有德行的青年會士前來澳門。這些會士一定要學好中國語言和文字，不僅能說，還要能念、能寫。他由澳門給果阿的耶穌會省長寫信，說明自己的意思。不久印度耶穌會省長神父魯依（Vincentio Ruiiz，S. J.）便遵從范監會神父的意旨，委派費拉利（Bernardino de Ferraris ，S．J．）神父前來。但是費氏這時已經不能趕及高晉（Cochin）即開的船隻。魯依省長神父於是便改派羅明堅前來。不久利馬竇神父和巴範濟（Francis Pasio，S．J．）神父也被派來到澳門。范監會長在臨離開澳門時，留下親筆信，囑咐羅明堅神父和繼來的傳教士，務必要學好中國語言和文字，要學到能說，能念，和能寫的地步。
萬歷七年（一五七九）七月七日，范禮安神父離澳明往日本視察。七月廿五日扺達有馬郡。這時在日本傳教的教士共五十九位。其中司鐸廿八位。范神父鼓勵傳教士們，要堅固已經領洗的日本教友的信德，使他們獲得深沈的公教知識。他指示外籍的傳教士，要學好日本語言；要明瞭日本的傳統禮俗；要尊重日本的文化。他訓示日本耶穌會的長上應當積極地注意陶冶本地的神職人員和會士，使他們受到高深的教育和宗教神修訓練。他為日本的耶穌會長定立了一些切實的指引和規程，促使他以慈父的心腸和同情同樣地對待一切屬下，不分是日本會士或歐洲會士。他劃定日本的教區為三部分。每部分都設立了會長神父。在有馬郡他設立了修院。在府內和豐後境內，他設立了初學院和學院。並且使日本成為副省。一五八零年，日本教友已達十三萬。
萬歷八年（一五八零）三月有馬郡郡主晴信，由范禮安神父手中領受聖洗，洗名玻羅大削（Protasius）同時還有四千郡內外教人領受聖洗，和七千背教的信友重歸吾主的羊棧。1
萬歷十年（一五八二），范禮安神父鼓勵九州的三位天主教郡主（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組織使節團往赴羅馬覲見教宗。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天正遣歐使節」團。團長為伊東祐益；團員千千岩情左衛門；隨員有中浦壽理安，原太知野。團員都是十六歲以下的少年2，他們攜帶三年的費用，由范禮安神父率領，於該年三月九日離開日本，經澳門、新加坡、馬六甲、錫蘭、高晉。於萬十一年（一五八三）扺達果阿。進見葡國印度總督瑪斯加蘭（D.Francisco Mas-carenhas）備受總督盛情款待。3
范禮安神父原想親躬率領這次使節團前往罹馬覲見教宗揆國十三世（Gregory XIII 1572-85）。但是當他到達果阿後，曉得羅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穌會省長。因此他只好留在東方，命令麥基達神父（Diogo Mesquita, S. J.）率領使節團前往歐洲。萬曆十五年（一五八七）五月底，使節團在進見西班牙王、教宗、並意大利的王公之後，攜帶許多貴重禮物，並一架印書機返回果阿。迄今日本政府對葡國天主教傳教士很是優待，果阿的葡國總督，在日本副省長高艾浩神父（Gaspar Coelho, S. J.）並范禮安神父建議下，決定派遣范禮安神父為專使，攜帶總督致秀吉的書信，並四位日本使者由歐洲帶回的禮物前往日本。
萬歷十六年春（一五八八），范禮安神父和四位日本使者來到澳門，聽到日本秀吉已於上年（一五八七）開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會。為了慎重起見，不敢馬上去日本。留居澳門兩年之久。在這期間，范神父曾利用日本使者的日記，編成「日本使者旅行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m Curiam, Rebusque in Europa, ac Toto Itinere Animaduersis. Dialogus ex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 ac in Sermonem Latinum versus, ab Eduardo de Sande, Sacerdote Societatis Jesu.）。這本書由耶穌會士孟三德,(Eduard de Sande, S. J.)神父譯成辣丁文，於萬曆八年（一五九○）春夏之交，利用日本使者帶回的印刷機在澳門印行出版（In Macaensi Portu Sinici Regni in Domo Societatis Jesu cum Facultate Ordinarii, ac Superiorum. Anno 1590）此外利用這架印刷機在澳門於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還出版了玻尼法爵（Juan Bonifacio）神父著的公教兒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這兩部書可說是在我國境內出版的最早西文書籍。
范禮安神父熱愛中國。他的目光雖然注視著日本和印度的教務，但是並沒有忽視中國的傳教事業。他積極支持中國的傳教士；堅決主張為進行中國的傳教事項應當取用審慎、明智、漸進的步驟。他曾把日本耶穌會的傳教區會長嘉拉耳神父（Francisco Cabral, S. J.）於一五八一年調來澳門，支持並推動中國的傳教事業。他堅決地主張應當派遣最有學識，兼有德行並幹練的會士來到中國。他堅決地反對一些無知的傳教士，想用武力來做後盾的錯謬計劃和建議。這種想藉武力開啟中國傳教大門的企圖，在耶穌會士著名史學家馬菲依神父所著的東印度通史中可以約略窺見4。這種企圖遭到傳教學家科斯塔（Joseph Acosta, S. J.）神父的反對。
在范禮安神父留居澳門的時候（一五八九），肇慶的耶穌會傳教士被迫離開肇慶，遷往廣東省北部的詔州。萬曆十八年（一五九○）夏，范禮安等由澳門抵達長崎。但是直等到次年（一五九一）春方才蒙受豐臣秀吉的盛禮接見。反對聖教會的仇人們堅決地肯定范禮安的使節團是假冒的 。范禮安神父根本沒有離開日本。豐臣秀吉於是命令范禮安神父返國。范神父於萬歷廿年十月離開日本。同年嗃呣羨神父由菲律賓出使日本，太閤秀古開始進犯朝鮮（一五九二）。
萬歷二二年（一五九四），范禮安神父准計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改穿儒服。萬曆廿六年（一五九八）他由印度經澳門，於八月間第三度去日本，時豐臣秀吉逝世。范神父雖然駐於日本，但是對於中國的傳教區卻非常注意。他用信件不時給予中國內地的傳教士以清晰適宜的指導。他派遣羅明堅神父回羅馬，請求教宗委派專使來中國。委派利瑪竇為在華的耶穌會會長，不受澳門耶穌會會長約束。他也切願進入中國宣傳福音，但是職務的重擔和中國海禁的森嚴，使他多年的憧憬不能如願以償。魯德照神父曾經記載，有人告訴他，曾見范禮安神父坐在澳門耶穌會院的窗前，目睹遠處中國大陸，發出沉痛的呼聲說：
「巖石呀！巖石呀！什麼時候您才能開啟呀！」
萬曆廿七年，利瑪竇定居南京。兩年以後進入北京，到萬年曆卅三年（一六○五）北京城內的教友已達二百餘名，內中有不少達官顯宦和學者聞人。此外在韶州、南昌和南京的教務也日益興盛。范禮安神父甚願親身視察一番這新興的中國教區。萬曆卅四年(一六○六)一月廿日，正當他準備進入中國時，身染重病，安逝於主。遺體葬於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