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是對一件事實或言論的反應。雖然理論上接受者的反應能是正面或反面的，即贊同或反對，但事實上輿論的潮流是趨向反對與批判，而不是依附與喝采。A. Sauvy 在他所著的L' Opinion Publique, P U F, Paris 1965, p.6 一書裡說：「為能有真正的輿論，必須有真實的或可能的反抗焦點」。因此很多人將輿論及公開批評看做同樣的一回事。實際來說，公開表示的依附為任何體系的管理人不造成迫切問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後，各方的批評層出不窮。教宗保祿六世有時指責過度批評的膚淺及破壞力，有時明言教會內批評的合法及利益。這兩種態度分別反映兩種不同的天主教人士身上。
目前批評的主要鵠的是羅馬的主教，即教宗。批評的次數，公開性，以及開口批評的不同人物（樞機、神學家、司鐸、信友…）使得伯多祿的繼承人在教會本身內，成了眾矢之的。以往是非天主教人士攻擊羅馬教宗，那是毫不足怪的。至於教會內的信友，神學也許不懂，教理可能忘光，但忠於教宗，敬禮聖母，保證他屬於唯一真實的教會。教宗為大部分的天主教徒實在成了偶像。這一局勢在梵二大公會議裡開始動搖。大部分的主教看清了，忠於伯多祿不等於一聽教宗的名字就起一種自動的、機械式的依附，而包括其他他更積極、更基督化的作用。近於迷信的禁忌一旦取消，於是「羊群」與「最高牧者」之間的關係乃別開生面。保祿六世自己在聽到徐能士樞機的批評時，也承認這一新局面的好處。
梵二大公會議以後，將所分析的教會文件與證言加以綜合，得到以下的一些結論：1.大公會議以後，聖統制現出更大的興趣，要知道下層的意見（調查、詢問等）。2.對於自由討論的問題有所批評，理論上予以接受，但批評須有尺寸，並有建設性。3.連對羅馬主教的批評，教會內一部分人士也不完全予以否決，而教宗自己在某些聲明中且曾予以接受。

還有一個因素妨礙得公開批評或輿論的進行無阻，就是「公開性」本身。依附或贊同公開，絕無問題，自古以來，沒有一個政體不欣然接受，至鼓勵這種開的依附。但批評加上公開性就會引起很多不利的反應了。英文報紙 The Catholic Herald (29/9/1968) 說的好：「不是批評的內容使人不安，而是公開地批評這個事實。惡表完全來自提高了聲音」。如果批評者是司鐸，修會會士或樞機，這種對公開批評的敏感還要更尖銳。其實，拒絕批評就是拒絕「光」，要想克服這種拒絕態度，實在是難乎其難。社會學的理由或神學的理由都不會發生效力。本作者G. Molina 認為，教會內的自由交談，不會由於掌權者的概然允許而建立，而必是隨著一切社會演進的程序，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征服過來，或爭取過來的。換句話說，教會內的自由交談，在成為一個已成的事實 (fait accompli) 。「真理不常是人高興說的，特別是逆著某些人的意見的時候…」（保祿六世語）。說出真理有時很難，但我們有義務儘量減低困難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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