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神學的態度和方法需要變，已是不可迴避的事實，下面列出一些需要變的理由：
做學問本來就是一個修正自己的程序，這也能應用在信理學上嗎？若能應用，信理似乎已不成其為信理，若不能應用，當信理與歷史研究遇到同樣事件而結論分岐時，又當如何處理？將二者隔離，各說各的，互不相通？近代果然有人持雙重真理的主張，但F.E.Crowe肯定，我們的信條跟許多世紀以前發生過的某些事件是相依為命的，因此歷史的研究對那些事件有所發現時，我們絕不能對之漠不關心，卻該將我們的信理與歷史學家所發現的事實相較，而盡力達到一種所信與所知調協共存的地步。
H.J.M. Nouwen 認為新神學包含著兩大變動：由教條態度變為實驗態度，其一；由注重新言論變為注重發表言論的主體，其二。為建立一個實驗神學，活生生的人代替了文件，人的各種複雜情勢都須在日常生活的脈絡裡加以體驗。另一方面，實驗神學要想成為一個新神學，必須建立在一個新基礎上，那就是我們自己的皈依，及勝過我們視力的盲斑。B. Lonergan的思想體系是一個好的工具。駱氏強調神學需要發展對皈依的了解，作為神學新的基礎，原來皈依是一個前進的過程，是具體的，動的，個人的，團體的，歷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