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四篇有關孔子的文章，曾經分別發表在幾家報刊上。這次我們彙集轉載，為使「神學論集」的讀者有一綜合研討的機會（華僑日報在臺灣也不易讀到）。在中國歷史中，孔子只有一個，但是有著張春申神父和唐端正先生（香港新亞書院教授）的不同解說，這的確應當引起我們的興趣。為此，我們在四篇文章前標了一個「有關孔子的解說」的題目。

—編 者—

孔子、啟示、中國歷史與基督
這裡（菲島）的哲學修士與我，有不少機會公開或私下討論天主教與中國文化一類的問題。他們正因為寄居客地求學而更感覺對于固有文化研究之需要；我也因此受到他們的影響而重新思考過去讀過的中國哲學。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說是我們不斷討論後的一個發現。如果我們肯定所謂孔子曾接受超自然啟示的事實是可靠的，它大約會支配未來天主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而我們不斷的討論，除了本身的意義外，又有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

激發我們開始反省的是論語中幾節有關天的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也」，因此那幾節話更應受到注意。孔子所論之天，除了極少的註釋家外，今日大都公認是具有理智與意志之天。他曾說：「五十而知天命」，這是他道德宗教生活之境界。而五十以後，他似乎自認負有天,賦之使命。居宋遭難，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通觀論語，孔子往往非常謙虛，不作自負之辭，然而在這生死存亡之際，他卻處之泰然，自信桓魋不加害於他，因為天在他身上。言下有他尚應當完成一個天賦之使命之意。在此以前，他在地同樣遇險，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裡孔子自比於文王；而在詩經中文王上帝的關係，不但比較其他祖宗特別密切，而且實際上巳超過中介人的作為，而成了上帝的代理人。孔子自認文王以後，天道集在自己身上，而且似乎只在自己身上。天既不毀滅此道，因此匡人也不得陰謀他；換句話說，孔子負有傳播天道的使命。罕言性與天道的孔子，處於死亡邊際，確定自己與天的特殊關係，這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我們的解釋是他接受過了一個啟示，一個超自然的啟示。啟示不必神話般的描寫，如果天主在孔子的生命中，也許便在五十歲上，賦給他超自然的智識，因此他確認某些真理來自天主，而他負有傳播真理的天賦使命，這巳經足夠是超自然的啟示了。當然孔子究竟怎樣接受了啟示，我們實在不必也不可能推測到；不過他接受啟示的事實，雖然上面提出的幾句話尚不易令人折服，我們卻能進一步引用中國的文化歷史和幾個神學的理由來說明它的近似性。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教育家，他把貴族專利的學問向平民傳播。他秉有「有教無類」的宗旨，招收學生不分貧富貴賤。今日這種現象是平常的事，而在那時實在是一大革命。不僅如此，他還率領學生，懷著救世淑人的理想，周遊列國，栖栖皇皇，備嘗艱辛。但是另一方面，孔子的生平又好像不願與傳統相左，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此在傳播真理上，如果他一反傳統而有劃時代的改革，我們認為這正是他所接受的使命的啟發。他的使命是向黃帝子孫傳播天啟的真理，假使他不「有教無類」，周遊列國，他會如同大宗徒保祿一般，感到內心的不安。為此孔子創造性的教育，正是他曾接受了超自然啟示的暗示。實在孔子同時的人似乎認出這個事實；他的弟子子貢說：「固天縱之聖，又多能也」，孔子超人之道德與才能是天賦的；而衛國儀吧封人卻說：「天將以夫子為木鐸」，那便是承認天主挑選了孔子為傳播真理的而工具。

但是更應加強我們肯定的是孔子以後中國二千五百的文化歷史。張其昀先生說：「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中心。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于而開。孔子的學術思想，代表我中華民族的真精神。」我們相信在二千五百年的歷史中，受孔子的地位和學說與著述影響的中華民族的道德生命是一個「奇蹟」，而此「奇蹟」正好證實我們所說的他接受天主超自然啟示的事實。下面我們只能簡單地敘述這個巳經屬於神範圍的反省。

孔子生時，他的得意弟子顏淵恭維老師「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孔子死後，弟子服喪三年，追念先師典型自不必說。不過孔子僅是當時的「諸子」之一，他能像古今中外的智者一般，跟隨時間而消失。事實卻不然，他的聲望反而與日俱昇。戰國時孟子曾說：「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進入漢代，孔子的地位受到國家欽定，他與周公並祀。果真西漢緯書有神化孔子的傾向，其實神化一位公認負有天賦使命的人物，是任何民族共有的現象。此後歷朝都追諡孔子，確定他在道德上的地位，所謂「素王」是也。今日的教師節便是紀念孔誕。不但中國，連日本、越南等經中華文化薰染的國家，至今都敬孔祭孔。

同樣，孔子的學說與著述在二千五百年中，由於國家的教育與考試制度傳遍各地，無形中影響了幾乎每一個中國人。目不識丁的愚夫愚婦都知道有孔子，也多少聽到儒家的基本道理。至於孔子的著述則享有特殊地位；不論今文學家或者古文學家都說經典與孔子有關，承認孔子的學說溶解在經中。

這是孔子的地，孔子的學說與著述滲透中華民族文化的具體情形；二千五百年來，至少在歷史可稽的現象上，中國文化可以說是深感受孔子的影響。結果中華民族始終懷有道德生活的高尚理想，遵守天命的意志。層出不窮的志士因之而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村民農夫因之而安守己，服從良心……這一切實在是一個道德界的「奇蹟」。中華民族也有原罪的遺害，物慾的誘感，但是它郤經過二千五百年而沒有墮落。然而這個「奇蹟」的解釋，我們堅認不該是孔子一己自然的精神感召；任何聖賢的言行，絕不能產生如此的結果；相反，這「奇蹟」正證明孔子接受超自然啟示的事實。我們相信是他和儒家傳播的啟示真理，真正支持了二千五百年中國人的道德生活，造成了這個「奇蹟」。這在神學上才是合理的解；同時我也因此了解為什麼只有孔子的地位、學說和著述在歷史上佔了這樣的絕對優勢；原來這也是天主特殊的照顧，他啟示孔子超自然的真理，並且要由他而播送給整個中華民族，所以他特殊照顧孔子歷史上的地位、學說與著述。因此他能把接受的啟示真理流傳後世。假使沒有言個特殊照顧，我們實在不能了解為什麼春秋時代的不少聖賢中，只有孔子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生存」至今天。

上面一段反省此較冗長，簡單地說，我們由於二千五百年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奇蹟」，重新肯定孔子接受超自然啟示的事實。因此他之所以能在歷史上有唯我獨尊的現象，也得到了圓滿的解答。

其實，除了孔子在生死存亡之際所說的話，除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歷史，尚有幾個神學理由支持我們肯定孔子接受超自然啟示的事實。

在救贖史上，天主特選以色列民族準備基督的來臨，同時也公佈給他們得救之道﹔所以這是一個「民族」與天主的關係。天主因著梅瑟啟示以色列民族應信的真理，應守的誡命和應行的禮儀；民族中的個人接受梅瑟的啟示而得救。這是最普通的社會性的方法；如同天主因著基督而創立教會，我們則接受基督的啟示而得救。因此我們信天主在基督福音傳入之前，對於教外民族之得救，也採取相仿的社會性的途徑。具體而論，對於中華族，他啟示孔子超自然的得救之道；而由他傳播整個民族。中國人在福音傳入之前，「耳朵」因著聽到孔子傳播的啟示真理，心靈因著天主賦予的聖寵，便能致義得救。所謂孔子傳播的啟示真理，不該導致我們呆板地去搜尋信道式的條文，它更該是一種精神與實踐，也便是孔子藉之而生的信仰。總之，天主拯救世人，抽象地雖然能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我們認為尋常的方法是藉人救人。對於一個民族，更合理地挑選領袖，啟示他這個民族的得救之道﹔這是社會性的方法，而在中國，我們想他挑選的領袖便是孔子-------素王，由他傳播得救之道。所以孔子為我們今日的教友，不單是古代的一位聖人，他實在是中國天主教的「梅瑟」。這裡我們不願討論中華文化影響到的鄰近民族，在福音傳入之前，也能接納孔子的啟示而得救的問題。

其次，不少中國教友，常為了古人在福音傳入之前以及未領洗的祖先的得救問題而惆悵；原則上這個問題早巳與神學上的教外人得救問題同時解決了。今日大家都相信，教外人雖然沒有聽到福音，仍舊能夠得救。天主有救任何人的意願，也賜任何人必需的方法。至於具體究竟怎樣實行，神學家想出不少假設，我們不必在這裡討論。不過西方神學家可以空洞地給我們不關痛癢的假設，我們自己郤不可不研究在福傳入之前，中國人究竟怎樣得了救。有人說只要按良心行事，天主自會救他。這是非常膚淺的解答；而且將得救問題看得太主觀，良心有錯有對，有粗有細，得救只按個人的良心，不但太欠標準，而且違反人類基本的社會性。至少現在我們可以這樣具體回答；在福音傳入之前，中國人必須接受孔子傳播的啟示真理始能得救。這實在是非常合理的看法；個人存在於民族團體之間，應當遵守團體中的社會性的道德觀念，中華民族的倫理是儒家傳播的大道，個人都當接受：而此大道正是天主啟示中華民族的得救之道，為此中國人在福音傳入之前，如果履行孔子之基本信仰，當然也必需有超自然的聖寵，便能致義得救。這在我們後人的眼中，實在顯出是最合理的對古人得救問題的答案；我們相信事實上天主也這樣拯救了中華民族。誰也該認出這是多麼奇妙的措置！我國的古人中，許多人也只是愚夫愚婦，憑自己的能力極難尋求真理，他們只是耳聽儒家傳遍各地的孔子的啟示；但是他們郤因此而得救。實在我們也不必太集中注意力於死前得救之一刻，不少古人由於孔子的啟示，早該在生前度著聖寵的生活。嚴格而論，即使今日某些地區有人尚未聽到福音，或者有人無辜地沒有領受福音，他們仍舊能履行孔子所啟示的得救之道而致義。可見天主給與中華民族的得救方法，並不是艱辛得不能實行；它更不該使人發生古人實際不易得救的幻覺。這是我們對於中國人在福音傳入以前得救問題的具體答案，它的合理性與切實性間接也證實孔子曾受天啟的事實。

最後，天主挑選以色列民族，積極準備耶穌基督，這是他們在救贖史上特殊的地位。不過別的民族也是天主的肖像，也是耶穌基督要吸納的肢體，似乎他們也該積極準備天主聖子之降生。不少教父說了聖言創世之工程，同時也承認是他藉著先知向以色列的祖先說話，甚至希臘哲學也是他的反映。所以聖言降世之前，早巳在人類中活動了。為此，在福音傳入之前，中華民族的聖賢也是在聖言的光輝下追求了真理；不但如此，聖言早巳親自在歷史上與中華民族談話了；這便是孔子接受的超自然的啟示。一切啟示的完成與中心是耶穌基督，天主如果啟示中華民族，這啟示也不能不指向基督，為此我們可以說聖言積極地在歷史上準備中國為歡迎他的降生。以色列民族在救贖史上有特殊地位，但是這地位並不阻礙其他民族之期待耶穌基督﹔而且我們相信事實上天主也準備任何民族加入耶穌基督的妙身。

這思想的後果是非常大的；今日天主教特別強調尊重各地的傳統文化，因為它承認人的價值，一切出自人性的真善美都是吸收的對象。不過現在我們必須超越這一層：中華民族，如果聖言早巳親自與它「會談」，它的歷史巳經積極地為啟示所祝聖。因此除了傳教上的適應問題，我們該考慮傳統思想與福音之連繫性……如果我們現在說孔子與儒家正統之經是中國人的「古經」，那不至於太魯莽吧！古經是新經的預像，我們的「古經」也該含有基督的前影……這樣我們對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否該有新的估價？至少消極地我們切不該想天主虧待了中華民族：至此恐怕寫得已經太遠；總之，聖言不但積極準備以色列民族，而且也積極準備其他民族等待他的降世，在這前提下，孔子曾領受超自然啟示的事實顯得非常配合天主救世的計劃。

這篇扼要性的嘗試已經寫得太長﹔但是尚有不少新的思想可以插入，不少提出的思想也應當發揮。主觀上我們對於天主啟示中華民族超自然真理的事實很是堅強，因為不論論語的記載，歷史的解釋，神學的反省都偏向這個事實：如果這篇文章能究引起一些正面或者反面的意見，正是我們所期願的。( 轉載伯曼通訊 )

和天主教友談孔子的地位
偶然在一本天主教的刊物「伯曼通訊」中，讀到張春申神父所寫的關於孔子與超自然的啟示的文章。這文章對作為儒家宗師的孔子，給予極大的同情和敬意。
張神父認為孔子的教訓，在中國文化中所以能產生永恆而普遍的影響，一定由於接受過超自然的啟示，決不能從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累積的生活經驗中獲得。因此孔子在中國文化中應有其特殊的地位。站在天主教的立場，至少也可以肯定他是為救主的降臨而鋪平道路的。在耶穌的福音還沒有傳到中國來的時候，天主教應以當時的中國人有沒有遵循孔子的教訓，作為是否得救的標準。而不應以是否遵循個人的自然良心，作為是否得救的標準，因為個人的自然良心是隨時隨地受外在的環境和內在的因素所影響，它是永遠不能作準的，我們遵循一位接受過上帝啟示的先知的教訓，遠以遵循我們個人的自然良心更靠得住。

以上的觀點，顯示在天主教教徒當中，巳有些人能對孔子給予相當程度的同情和敬意，他們對孔子的了解，比馮友蘭只視孔子為老教書匠，和一般人只視孔子為好古敏求的老學究，巳超愈遠甚。他們是在宗教的虔敬中，誠懇地想將天主教的教義，融入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的儒家思想中，使天主教能在中國文化的泥土恆生根。這在普遍地煞中國文化價值的今天，他們能有這樣的心願，實在是非常難得的了。

然而，我們主觀的心願是一回事，究竟孔子的教訓是不是如他們所了解的呢？這可以是另一回事。我們不敢說他們所了解的孔子一定錯，我們所了解的一定對，但至少我們彼此所了解的不同。我們認為，站在儒家的傳統立場，他們對孔子所作的解釋，是不能完全接受的。為此，我們願意把我們的看法，在這園地恆提出來，和大家共同討論。

首先，張神父認為孔子的教訓，所以能產生永恆而普遍的影響，決不能從特定的自然條件或累積的生活經驗中獲得，這是很對的，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不止在於孜孜不倦，好古敏求。更重要的，在他剛毅憤發的為學過程中，把傳統的歷史文化和他自己的真實生命像陰陽電極的相觸，因而，迸發出一驚天動地，開盲振瞶的聲光，使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孔子的自然生命，同時一起昇華為不朽的文化，不朽的生命。這就是「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確切意義。因為孔子的真實生命是仁，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原來只由經驗與習慣積累下來，其中可能並無仁性的自覺，但經孔子點出傳統的歷史文化的根就是仁，仁就是我們的真實生命以後，原屬外在的，夾雜的歷史文化，一下子便轉化為純粹的、也是內在於我們生命中的仁性的歷史。中國傳統的歷史文化就這樣脫胎換骨地，成了個金剛不懷之身。

中國文化能作如此的純化和轉換，是和孔子實踐了他那仁性的真實生命不可分的。孔子的一切教訓，都本於這仁性的真實生命。他的教訓不是從經驗習慣來的，它們不受特定的條件所影響，因而有永恆性與普遍性。我們說孔子是個集大成者，不能把孔子只理解為一個傳統文化的結集者或綜合者。說孔子的這是一以貫之的，也不能用西方哲學中的融貫說，把孔子的學說理解為只有論理上的一致性。因為作為一個集大成的孔子，他那一以貫之之道，是用他仁性的真實生命去貫徹的。孔子是以他光輝的生命，永恆而普遍的仁去照明了傳統的歷史文化的。這仁性的真實生命有超自然的意思，有超乎自然條件和經驗習慣的意思，一般人雖不容易接觸到這層面，但孔子的教訓，確實不從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經驗習慣中獲得的。

可是，這裡所謂自然條件與經驗習慣，可與超自然的啟示相對，也可與形而上的心體與性體相對。張神父由孔子的教訓不是從自然條件或經驗習慣中獲得，因而說孔子一定接受了超自然的啟示、上帝的啟示，那是很有問題的。

站在儒家「天命之謂性」和「盡心知性以知天」的立場，人如果能究盡心盡性，能究從自然生命上達那永恆而普遍的心體與性體，那他就不落在自然條件和經驗習慣的限制中，而到達了一個超自然的境界。可是，儒家並不說孔子永恆而普遍的教訓，源於上帝的啟示，只說這是踐仁盡性的結果。孔子的仁性雖是天賦的，但天並非單獨賦予孔子，而是普遍地賦予所有的人。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更進一步講性善。所以儒家對仁性的肯定，是一道德的形而上學的肯定，這和宗教上的啟示方式不同。

若說孔子的教訓，源於上帝的啟示，則好像是說，孔子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建基於上帝的啟示。孔子所以異於其他的中國人，就由於其他的中國人沒有獲得上帝的啟示。

這樣說究竟對不對呢？當然不對。因為無論孔子所講的仁，孟子所講的性善，大學所講的明德，程明道所講的天理，王陽明所講的良知，都是眾生平等，人人具有的。孔子之所以異於眾人，並不在其形而上的心體與性體上，而只在其表現心體與性體的才質上。所謂「天縱之聖」，不是說上帝特別啟示了孔子，也不是說天命特別給予孔子仁體、善性、明德、天理和良知。只是說天生仲尼，才質最美，故最能以其氣質表現天理，而成為聖罷了。孔子說「天生德於予」，也只能解釋為孔子以其美才，表現天理後的一種自覺。難道說天生德於孔子，就不生德於眾人嗎？如果這樣理解，當然是一大誤解了。

在此，我們要特別提一下，儒家所講的良知或良心，那是天理，和西方哲學中所謂自然良心完全不同。因此站在儒家的立場，可以說孔子的教訓即本於良心，以孔子為標準，不是以良心為標準，不過這是個有普遍性的超自然的良心，而非隨時變易的自然的良心罷了。就儒家的立場來說，離開良心的判斷，我們也無從知道那是上帝的啟示，還是撒旦的試探的。

最後，我們要表明一下我們所了解的孔子的地位。我們認為孔子雖不是上帝，但上帝的理是通過孔子的生命而具體表現出來的。孔子所具體表現的天理，雖與通過耶穌的生命而具體地表現出來的不同，但由此只能講異同，不能說孔子是為耶穌的來而鋪路。儒家講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這裡真是法門廣大，海闊天空，不必說誰為誰鋪路。偉大的人格，儘有不同的型態，倘使要勉強打合一起，倒不如平等地加以肯定。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還是我們所響往的。( 轉載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零年六月十五日人文雙周刊第二期 )

讀「和天主教友談孔子的地位」後感
四年前，我在一本在菲律賓出版的「伯曼通訊」中，發表了一篇題為「孔子，啟示，中國歷史與基督」的文章。後來這篇文章又登載在「鐸聲」﹝五十五年，四十三期﹞雜誌上。「伯曼通訊」僅是當時留學在菲的幾位天主教修士自己編的屬於朋友之間思想交流的印刷品；而「鐸聲」是天主教在臺灣出版的專為司鐸﹝俗稱神父﹞的月刊，可見，我的那篇文章只能說是天主教裡面對於孔子的地位的一個反省。

三年前，我自菲島返國，又曾經在一群天主教教友中討論起這個問題。當時有一位修女，她好像也是孔孟學會的會員，她問我是否願意讓她把文章介紹給孔孟學會。我拒絕了；我的基本理由是我的文章是我對孔子的地位的反省所用的方法不容易被人接受，同時我又怕因此會引起人們對於以孔子為準備基督的反感。﹝上面兩段華僑日報沒有刊出﹞

最近有二位香港的朋友，先後寄給了我唐端正先生在六月十五日華僑日報人文雙周刊上，發表的「和天主教友談孔子的地位」。唐先生的文章完全是針對著我四年前發表的那篇文章。其中一位問我有甚麼感想。因此我把我想說明的幾點寫出來。

首先，我很感激唐端正先生，他至少肯同情我在反省孔子的地位時的基本態度。我站在一個中國教友的立場上說孔子準備基督，他並不像過去有些人會說這是藐視固有文化；相反，他卻予我相當的同情。這是非常難得之事。如同我也很了解唐先生站在研究文化的立場上要說﹕「儒家講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這裡真是法門廣大，海闊天空，不必說誰為誰鋪路。」

其實我在那篇文章中，雖然或明或暗地說了孔子在準備基督的福音進入中華民族，但是我幾乎沒有證明這樣一個肯定。因為那篇文章寫給天主教友，我早巳假定了他們對於基督的信仰，而在這個信仰的前提下，如果我們又要承認孔子在中華民族的得救歷史上有一個特殊的地位，那麼說孔子在準備基督的福音是極容易受到接受的。而正因為唐先生並不信仰基督，所以他也不會接受我的肯定，因此有他的大作的最後一段思想。不過在這問題上，唐先生好像還能進一步問為什麼在天主教的信仰前提下，我作了如此的肯定﹔究竟這個信仰有什麼價值與根據。
不過，上面一點實在不是唐先生的文章的主要部份，也不是我想說明的主要部份。我們的不同點依我看來，好像是在對於發生於孔子生命的現象之解釋。我們兩人都承認孔子所以能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決不能從自然條件下的生活經驗中獲得。那麼究竟怎樣獲得呢。唐先生這樣說﹕「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不止在於孜孜不倦，好古敏求。更重要的，在他剛毅憤發的過程中，把傳統的歷史文化和他自己的真實生命像陰陽電極的相觸，因而，迸發出一驚天動地，開肓振瞶的聲光，使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孔子的自然生命，同時一起昇華為不朽的文化，不朽的生命……。」接著唐先生還對於孔子點出的仁性加以發揮與解釋。我讀了唐先生的這段文章之後，一方面非常佩服他的見解，另一方面郤更使我相信我那篇文章中的反省沒有錯誤。

我與唐先生似乎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根據上面所說的現象，我們大家可以同意「孔子的教訓，確實不從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經驗習慣中獲得的」。那麼究竟怎樣獲得的呢？這裡我與唐先生在解釋上有著分歧。

我的解釋上面的現象是孔子接受了超自然的啟示，說的更清楚些，是天主為了中華民族的倫理生活以及永遠得救，進入孔子的生命，一面賦予他新的覺解，另一方面使他深悟自己對於中華族的使命。解釋應用的方法，巳經是屬於我所學的天主教神學範圍，它假定的因素很多，這裡當然不能說明。至於我解釋的過程可以在我的原文中見到，這裡當然不必重提。所以如果真正要對我的解釋有內在的批評，或者先對我所用的方法與方法的假定批評，或者同意我的方法，而對我之應用不妥批評。但是我想，唐先生由於他的教育背景，是不會如此批評的，我也不希望如此。坦誠地說，當我說孔子接受超自然啟示，這裡巳經牽涉了許多天主教神學問題，而我怕連唐先生所懂的超自然啟示，與我所懂的巳大有出入。因此，我不希望再繼續在這點上討論下去。

不過我也不因此說唐先生的解釋一定與我的不能並立。其實唐先生的解釋也有他的一套假定與方法；我也想在他的假定與方法下，他的解釋能究很對。我們今天都知道嚴謹地區分不同的科學部門與方法的重要。同一現象可以按照不同的科學部門解釋，彼此之間能究因著觀點的不同而解釋的結論各異，但是彼此不必一定衝突，因為它們研究問題的方法與範圍使彼此在結論上並不直接對立。

不過事實上唐先生究竟是不同意我說孔子接受了超自然的啟示﹔而且也舉出了幾個理由。我下面要繼續說明的，並不是反對那些理由，而是根據我的想法，那些理由實在不一定與我的解釋衝突得不能同時存在。相反，我是覺得可以放在一起的。──這裡當然我又得應用我們所學的神學方法。

譬如，唐先生說：「儒家並不說孔子永恆而普遍的教訓，源於上帝的啟示，只說這是踐仁盡性的結果。」

儒家即使如此說，那麼我看來，並不一定否認上帝的啟示，因為上帝的啟示並不與孔子踐仁盡性互相排斥。天主的行為能在人的行為中出現。因此孔子之普遍與永恆的教訓，說它是踐仁盡性的結果可以，但同時說它是天主的超自然啟示也未嘗不可。問題是如果這樣說，有什麼證明，至少我的想法在我的文章中加以解釋的。

至於所謂「孔子所以異於其他的中國人，就由於其他的中國人沒有獲得上帝的啟示。這樣說究竟對不對呢？當然不對。因為無論孔子所講的仁，孟子所講的性善……都是眾生平等，人人具有的。」人人具有仁與性善的潛能，那是我與唐先生同意的。然此不妨礙孔子之踐仁盡性特殊地發現永恆而普遍的教訓。孔子與眾生平等，都能踐仁盡性，然而孔子之異於其他的中國人，在於其能「點出傳統的歷史文化的根就是仁，仁就是我們的真實生命……」(唐先生語)所以我仍舊說孔子所以異於其他的中國人，就由於其他的中國人沒有獲得上帝的啟示，而是經過孔子的傳授而獲得上帝的啟示。但是我同時承認人人因此具有踐仁盡性的責任，所謂眾生平等。我實在看不出有甚麼衝突。

其實唐先生不是也承認「天生仲尼，才質最美，故最能以其氣質表現天理，而成為聖罷了。」因此孔子有著異於其他的中國人的因素﹔而這因素，在我的解釋中，正是天主特殊地選他，給與他中華民族超自然的得救啟示的理由。當然天生德於眾人，然而德之為物可能有著程度上的不同，否則孔子為甚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好像他的天德使他意識到特殊的使命。不知道我的想法對不對？不過我並不否認別人也有天德，不過我想孔子之天德異於別人，如同我想是孔子，不是別人接受天啟的永恆與普遍的踐仁盡性的教訓一樣。

至於唐先生最後特別提出的有關良知或良心的說明，我也沒有異議。如果天主有所啟示於他，當然經過他的良心。我們的問題乃是怎樣在他的生命中出現了普遍性的超自然的良心，而非隨時變易的自然的良心。

到此，我想我已足夠地把我想說明的幾點寫了出來。當然，我是顯明地站在我所學的天主教的神學的立場上說明，這也是我寫那篇「孔子，啟示，中國歷史與基督」的立場。我知道唐先生可能不會內在地了解我的立場，不過我希望因此引起他的興趣來研究一下。因為我想唐先生有那樣尊重別人的態度，一定不會視一門有著千餘年歷史的「神學」不值得研究吧！( 轉載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文雙周刊第七期 )

簡答張春申神父
讀完張春申神父對拙作的讀後感，本不想再寫甚麼，因為張神父認為我們彼此對孔子地位所作的解釋，雖然存在著分歧，卻並不對立，而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因此我們之間似乎無須再有甚麼爭辯。但當我仔細體會張神父的話時，覺得仍有再加以說明的必要。
不錯，我和張神父都認為孔子那普遍而永恆的教訓，不能只從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經驗習慣中獲
得。然則孔子那些教訓是怎樣得的呢?拙文曾謂儒家並不說那是源於上帝的啟示，只說是踐仁盡性的結果。

張神父大抵即從上面的話，看出我們之間的解釋存在著分歧，又從上面的話，判斷我們的解釋並不對立，而是可以放在一起的。因為依張神父的觀點，天主的啟示，並不與孔子的踐仁盡性互相排斥，孔子之普遍與永恆的教訓，說是踐仁盡性的結果可以，但同時說是天主的超自然啟示，也未嘗不可。

究竟踐仁盡性和天主的啟示二者，可不可以放在一起呢?當然，孔子所以能踐仁盡性，是可以追溯到一些先天根據就是天主的啟示似乎也和天命之謂性的說法相合。一切人性所有的，最後都可以說是本於天命。因此，對孔子而言，張神父的說法，似乎可以說得過去。但問題在於把這些先天根據解釋為天主的啟示，則孔子所以能為大聖，即在乎天主的恩典，而非於穆不已、自強不息地踐仁盡性的結果。當然，對天尊的感恩之情，孔子還是有的。但輕重之間，卻有著極大的不同。儒家到底是著重道德主體的實踐，而非上帝的恩典的。

而且，張神父雖然承認人人皆有善性，但當他說孔子獲得上帝的啟示時，他一定認為孔子是一般人所無法企及的。當時，孔子是出於其類，拔乎其萃的，確實有他不可及的地方，但這些不可及依然是同類的，我們所以不能和孔子一樣成為聖人，那只是我們自己的工夫做得不夠，決不是原則上不可能。如果孔子所以異於眾人，是由於天主特殊地選擇了他，那末聖凡之間，便有了不可踰越的鴻溝。聖可學，是儒家的通義，所以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說塗之人皆可以為禹，宋明理學家更有滿街都是聖人的理想。我們所以說孔子普遍而永恆的教訓，是踐仁盡性的結果，而不說是上帝的啟示，即因為說上帝的啟示，只限於孔子一人，儒家天命之謂性的說法，是廣被一切人的，如果張神父不能同時承認上帝啟示一切人，則我覺得上帝啟示和踐盡仁性這兩者之間，依然有不能在一起的地方。如果上帝的啟示也廣被一切人，若這些啟示內在地成為我們的性，那就近乎儒家天命之謂的意思。

（轉載華僑日報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文雙周刊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