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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論集
(1970)p138-144
   

台中講習會中的自我檢討

 

在這幾天裡,我們曾經學習和討論「教會是一個生活的團體」這個題目。我們看到教會如何充滿活力,富有彈性,使自己適應不同的環境和民族。今天的情形在教會的歷史上可說是一個「新的春天」。它應該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定目前的事實,我們知道今天有許多人,許多主的子民覺得沮喪,常常因為挫折而灰心失望。我們這些神父、修士和修女們,這些「以為基督作證為職志」的人們,多少也有同樣的感受。因為我們也屬於「天主的子民」,並由於與基督特別的關係,我們願意獻身為人服務。

但是,我們中許多人沒有經驗到教會是一個生活的團體— —在教會具體的現況,在我們的團體生活和本堂生活中。我們「身為教會」並不使我們感覺自己的生活方式屬於一個富有理想的團體。這個團體本來應當該合乎時代,富有活力,按照福音的資訊而生活,並且會適應我們所服務的人類。

現在讓我們反省一下,「教會為一生活團體的現在與將來」的演講中所說的幾個要點:近代對教會看法的特點之一,就是互通(KOINONIA)。這個名詞表示:以一種內在的生命結合一致;同時,對整個的人類有一種一致而向外的行動。

我們這群「以為基督憑證為職志」的人所最缺乏的,是我們對天主、教會和人類共同一致的瞭解。正為這個理由,我們也缺乏一種對人類一致的、開明的行動。在我們中間缺乏團結,是使我們感到挫折、失望的許多理由之一,而終使我們不知所措。我們有一種不健全的感覺,感到自己對人類的態度或許並不正確;感到在幫助這個人類社會,使他們成為「天主子民」的生活肢體時也許有錯誤。

由於缺乏「互通」,使我們的「作證」毫無活力,也使我們的「服務」(DIAKONIA)沒有生氣。因為我們的「服務」是散漫無力的。它主要是靠著各人的自動自發,而沒有整個團體的全心支援。

這個自我檢討的會議,目的是使我們注意自己。因為我們來此的真正目的固然是為了我們的「子民」;但是,討論怎樣把「生活團體」的觀念應用在這個社會上的時期,似乎尚未成熟。既然我們是互相關心的兄弟姐妹,就讓我們首先公開地討論我們的「互通」吧:就是討論我們的生活如何是一個「為基督用語職業性的團體」。在此之後,我們才能夠在一個比較堅固的基礎上來考慮我們的「服務」及我們的「作證」。最後我們才能把「生活團體」的觀念應用到這個社會上。

今日臺灣的教會面臨一個危機。它是一個危險的時期,但也是一個充滿機運的時期。教會的將來如何,完全要看今後數年中,我們這些「以為基督作證為職志」的人如何做法。

谷寒松神父在他的演講中強調教會分為三部分,神職人員、修會會士和一般信友。由於教會的神職化,這三部分沒有得在教會的生活中得到充分的發展。這個問題我們保留到明天下午再行討論。今天我們要看看我們自己這群在教會中擁有職務的人,就是所有的神父、修士和修女。

我們可以分三個不同的團體來看。第一個團體是本藉神職人員和修會會士。我們應該注意每人與教區神父、修女的關係,及他們所有經濟上問題。除非我們有一個強大的本藉神職陣容,教會將不可能本地化。目前當務之急是預備領導地位的轉移,以及使本藉神職人員在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我們必須注意這個問題,對它有一種適當的態度和想法,並表現於我們對他們的關係中。中國神父與外國神父之間的隔離是一個事實。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它,而逐步加以改良。

第二個團體,可以稱之為「年長一代的外國傳教士」。我們體會到區分這一類的人,不應該按照年齡,而應該按照他們的態度而決定。

這個團體大致包括了以前曾在大陸工作的傳教士。一般說來他們都傾向於保守。他們可能以中國人民的家長自居。他們這種態度會延伸,而用在中國神職人員和修會會士身上,因之而對中國人管理教會事務的能力缺乏信心。

這個團體的人非常強壯而堅忍,習慣於困難的生活環境。他們肯奉獻自己,並願意做很大的犧牲。他們的需要也較少。他們對食物,衣著和生活環境,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由於他們習慣在一個地方獨自工作,而在那個地方他們可能是唯一的神父或僅有的修女團體,所以他們有時會偏向於個人主義—他們確實受到信友們的重視。

近來,他們的傳教方法似乎效果越來越少。他們對這事感到深刻地關心,但卻不把它表現出來。只是默默地受苦。

另有一批關於這團體的人,他們是在二次大戰後曾與年長一代的傳教士在大陸工作了幾年,或是直接來到臺灣。他們所受的教育與年長一代的傳教士相同。因此,他們的神修生活、傳教方法以及傳教觀念、也完全相同。他們對那些以比較溫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新意見、態度開明。但是,他們把這個新觀念付諸實行時又很容易的溜回過去的老套。

大部分牧靈的工作,都由這個團體擔任。雖然這些神父可能是修會會士,但他們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卻並非修會生活,而與教區神父生活方式相似。他們不住在一個會院中;他們的工作使他們無法按一般修會慣有的秩序生活。他們兩星期或每月聚會一次,來保持某種程度的修會生活。

因為他們是修會會士,因此使主教與他們的來往發生困難和尷尬的情形。主教與他們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他們與修會的長上直接商量。這樣,屬於修會的傳教士在行為上表現出來自己主要的是修會的一分子,而在這個或者那個教區工作則屬次要。

如果在一個教區內大多數的傳教士都能夠自由的隱藏在他們的修會長上之後,而修會長上可能不住在同一個教區,我們怎能希望一個主教把自己的教區做為當地的「天主子民」看待?在一個教區中,每個修會各自為政;而修會的神父、修女之間,缺乏互相瞭解和全心合作,我們又怎能期望教會的行政能夠有效地工作?

第三個團體是近十年以來到達臺灣的年青傳教士。如果我們想瞭解他們,必須明瞭現在西方的情形。我們若把今日的情形與廿五年前做一個比較,就可發覺現在需要更長的教育,以及為擔負責任作更多的準備。

這就是說,從前一個人在廿一到廿四歲間就可升神父或發永久的聖願;而現在,一般在這種年紀的人,是否能做一個永久的奉獻卻有疑問。有些年青的傳教士到臺灣來時,並沒有做一個永久性的決定,而與比他們年長的一群有很大的差別。他們需要更長的時間,去使自己適應而找到自己的道路。此外,他們的各種需要也更多,就像他們在祖國生活中所習慣的一樣。

這種情形的特點,可以用下面的話描述出來:在以前,當一位較年長的傳教士,要把他的工作交給一個年青的傳教士時,他知道這位年青人與他做一樣的祈禱,有同樣的神修生活,也學習了同樣的神學。由於他自己寶貴的經驗,他在這方面是超過年青人的。所以年青傳教士唯一可做的合理的事,就是盡己所能、越多越快越好地吸收年長傳教士的經驗。

而今天年長的和年青的傳教士不再做同樣的祈禱。年長的傳教士甚至懷疑:「是否年青人作任何祈禱?」他們的禮堂觀點差別很大,他們對事對物的看法也大相逕庭。

因此,年長的傳教士很難把自己的經驗和卓見傳給年青人。又因為年青人的行會背景與年長的不同,所以前者很難吸收後者的經驗。

此外,有些年青的傳教士也不願意去傾聽,深信他們所謂的過去教會對他們毫無用處。

更進一步,這些年青傳教士並不對他自己有多大信心。在祖國時,他們生長在一個正在迅速改變的社會和教會裡。他們的神學提出很多問題,卻給予很少解答。他們到臺灣來時,並不清楚知道自己能有什麼貢獻。有些人來時,有意或無意的希望,亞洲或中國可能給自己一些益處。

正如年長一代的傳教士是反知識的,年青的一代是反歷史的。這就是說後者只瞻望將來,對於過去卻是完全近視,他們忘記了「現在」就是一個指向未來的「存在性的過去」。

上述的幾種環境形成了年長傳教士對年青者的意見(特別是長上們):

一、年輕的一代不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麼。

二、他們非常的猶豫,不能決斷而合力從事實際工作。

三、他們只為傳教工作主體以外的邊緣問題而煩惱。

為了公平起見,年長的傳教士應該自問「這是真實的嗎?為何如此?」以及「我們接受他們、準備他們有一天繼承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做法是否正確?」

年老的一代應該瞭解年輕人有適應上的問題。不僅是因為他們來到了中國,還因為他們在中國所發現的教會的形式與他們的教育和思想方法不同。在這方面,他們也需要適應。此外,教會的將來成長,是要從他們的新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和對天主,教會和人的瞭解中生髮出來。

年輕的傳教士應該小心體會到、他們傾向於把自己的文化的問題投射到中國社會中。許多問題只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而並非這個社會的問題。他們不應該把兩者混淆。因為真正的危險,正是臺灣的社會也在改變;改變的途徑,好似合乎年輕傳教士心目中的模型,但由於歷史文化和心理的背景。這種改變每每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年輕的一代在面對現實方面有更好的準備。他們正在摸索自己道路,因此也更開放而有彈性;比老一代的傳教士因文化產生的偏見較少。然而,他們拒絕適應自己認為已經過時的與基督往來的方法。許多人認為自己的修會會院是一不可避免的惡。一個人必須屬於一個團體。但是他們卻不願意合力維持一個不實際的結構。他們在其他修女,神父的會院中,也發現有人同樣的感覺,需要和希望。彼此之間的連系,還勝過他們自己會院團體的連系。

我們也很容易找出其他使臺灣聖教會分裂的的因素來,而使教會沒有足夠的「互通」。例如:在外國神父和本藉神父之間,幾乎沒有真正的交往。外藉神父也因著言語的不同而分成許多團體。神父和修女之間的合作和交往,幾乎少之又少。

把一切事和一切人集合在一起,只能使情況更壞。但是為年青一代的傳教士是否能這樣繼續下去呢?我們有這麼多不同的修會,加上聖統神職人員及每個人各自的計劃,如此我們是否真的能為臺灣的教會服務呢?

我們這群「以為基督憑證為職志」的人,並不是一個有真正「互通」的生活團體。在這個自我檢討的會議中,我們應看看自己,不是為了互相爭吵,而是接受事實;並且向自己發問:什麼地方我失敗了?我能為這個「互通」貢獻些什麼?因為我們深刻的關心,所以我們不應懼怕把這些事情公開討論。因為我們知道最大的誡命是在彼此相愛中愛慕天主。因此,我們應在愛德中努力嘗試,達到能給每個人實用的建議,為了贏得更大的「互通」而工作,為給臺灣的教會帶來真正的益處。

 

(王敬弘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