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教會對任何國家來說都不應是屬於外國人的。」為此，每個國家都必須建立他們自己的聖統制。」

「那裡有本地神職人員，數目充足而又獲得適當培育，那裡的傳教工作就會有美果，而那裡的教會亦會得以建立。」(本篤十五世)

天主教傳教事業在中國展開之初，聖教會已尋求方法建立完整標準的正常地方教會。在實踐方面，從起初開始，教會即不斷努力在國籍人士身上培育及推廣聖召。但直到本世紀，才有整體及有組織的全國計劃。多年以來，宏大的檳榔嶼殉道者修院差不多成為遠東區的中央修院，在中國某些地區亦有地方上的修院。這一切都好，但仍是十分不足，教會法典規定每個教區必須有一所修院，假如情況不許可，同一區域的主教們，應基於互助精神，同辦一所為該區域內各教區服務的修院。

一九二四年第一屆中國天主教會議決定了重大行動，在中國宗座代表剛恆毅主教(MSGR. CONSTANTINI) 的引導下，計劃建立十四間總修院。至一九三六年，其中十一間已投入服務，分別為：吉林(滿洲國)、沙辣(北京)、宣化(河北)、漢口(湖北)、濟南府(山東)、大同府(山西)、開封(河南)、成都(四川)、南昌(江西)、寧波(浙江)及香港仔(香港)。至一九四九年，共有十六間總修院，及很多地方上主要的修院。今日，無一能繼續正常維持，香港仔總修院是唯一的例外。

華南總修院的由來，是出於宗座駐中國代表及本世紀初華南各教區主教的倡議(註一)。即使所有決定得到通過，即使選定香港仔為院址所在，這仍然有很多實際工作有待進行，因為到此刻為止，仍未有院廈，也未有院址，亦未有修院教職員。

這些難題的末一項最容易解決。愛爾蘭籍耶穌會士剛在不久之前到港，而仍未有重大的工作。羅馬方面大筆一揮，一切事情立即可以依從教會傳統方法進行。香港耶穌會士負擔起必須的教職。

大筆一揮能夠帶出教職員；但卻不能開闢一塊院址或興建一座院廈。香港教區恩理覺主教(MSGR.VALTORTA)心目中有好幾個考慮的地點。其中他特別鍾悅的一處是：港島西南角半島上面臨漁港的小山崗。宗座代表訪港以決定修院院址所在時，首先參觀的就是這小山崗。他還未看其他地點，就已經決定，總修院應建在香港仔。

院址決定了，但明顯尚有接續而來的幾個月談判及有待接收地權。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恩主教引領耶穌會神父參觀未來的工作環境。見過院址後；他們應許聖女小德蘭(ST.THERESA OF LISIEUX) 如果她能保佑他們在六個月內擁有地權，將在未來的修院內為她的瞻禮舉行特別莊重的禮儀紀念。月復一月的過去，毫無動靜可見。看來聖女似乎已忽略了期限。但在八月二十四日，差不多是六個月以來最後一日，無聲無息地來了個電話，通知恩主教說院址是屬於他的了。

設計院廈的人選，落在以善掌中國傳統建築特色而馳名的本篤會會士格寧神父(DOM ADALBERT GRESNIGT O.S.B.) 身上。原本的計劃是一個宏大的四合院建築，有台階一直下伸向海邊。後來決定改變計劃，而整個雄偉的結構面向繁忙的大路較優於面對孤清的海水。三十年代經濟動盪，使鴻圖大計萎縮不少。格寧神父計劃中四合院的一邊經已完成；但左右兩翼，正面的高樓，連同小聖堂本身，都在嘆息中告吹了。

雖然，修院未能完全完成，但仍可以見證建築師的選任，是明智之舉。憑著精心細選的顏色及裝設，今日的修院仍是莊嚴和諧而出類拔萃的建築物。

有了修院的院址及設計，尚須工人、工具、磚石水泥，及一位能督導工作，使格寧神父的計劃能獲得切實執行的人。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甘柏神父(FR.GRAMPA P.I.M.E.) 接受了這份艱鉅的工作。經歷了五十年，其中包括大戰期間無數炮火的肆虐。格寧神父的心血繼續依然維持是別具一格的名勝。

一九三O年十月三日聖女小德前瞻禮，恩主教在非公開的儀式中，為已展開建築工程的院廈祝聖及奠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諸聖瞻禮，中華之后聖母總修院正式開幕。首批修生在較早之前的十月二十八日抵達，並開始上課。由於最後的工程尚未竣工，開幕並不特別隆重；但十一月一日，仍舉行簡單儀式，象徵修院所服務的各教區，特別是她所在的香港教區，團結一致。

在巍主教(MGR.DESWAZIERE) 及一些華南各教區有關的司鐸觀禮下，恩主教為同學們主持彌撒，並作首次拉丁文講道。他的精采講道在以後二十年內仍繼續備受推崇。他指出這是華南傳教發展的新象徵，他同時道出修院為普世教會彼此相愛的可見標記，是沒有國家界限的，修生們在生活中表達出這彼此相愛的意義，如同司鐸一般。他們須透過關懷，教導人們彼此相愛；師生間及同學間的彼此相愛及團結，是新修院的明顯標記，並且是能造就修院所期望的成果的最堅強保證。

耶穌會士古寧神父(FR.THOMAS COONEY, S. J.)，被選為首任院長。其他教授有簡力達神父(G.KENNEDY)，曹魄神父(P.JOY)，范達理神父(D.FINN)，嘉文翰神父(R.GALLAGHER)，白理安神父(REV.H.O'BRIEN)及祁祖堯神父(G.CASEY)。在開始之時，共有七名神學生及十一名哲學生。

香港仔華南總修院的生活與國內其他十三所修院的生活差不多。當然，有些事情是香港仔修院所特有的。在最初的十年，主樓增建了一個廚房，洗衣房及工友宿舍。一座巨型望遠鏡在一九三六年設置及投入工作。試用時，證明清晰度及放大量均良好。於是一個氣象觀察站便成立了，並定期摘下記錄。不幸在一九四一年戰爭迫近時，望遠鏡被迫拆下，而從始再沒有被組合過來。

范達理神父(FR. D. FINN, S.J.) 對華南文物考古的興趣，提供了學生另一種課外活動。除了教授聖經及作為學生的輔導神師外，范神父本身亦是一名受過專業訓練的考古學家。居留修院期間，他研究香港仔漁民的風俗及迷信；他的研究結果，連同一批挑選過的神像及符咒，都送往拉脫郎博物館(LATERAN MUSEUM)。他同時在南丫島發現很多陶器。很多學生陪同他作實地研究，後來都對了解陶器的原始工藝及出土地，有相當造詣。

這期間最重大的事件是日本侵華戰爭，弄致中國生靈塗炭。為了減輕抗戰的困苦，中國天主教抗戰援助協會(CHINESE CATHOLIC WAR RELIEF ORGANIZATION) 於是成立了。這有機會讓修生表露出他們的熱誠，他們的貢獻是很切實有用的。以下是協會司庫致修生學長一封函件的部份內容：「在短短的期間內，中國天主教抗戰援助協會已三次收到香港仔修院修生的慷慨贈予……你們的來信帶來很人的激勵，我希望能把它節錄在下一期的天主教文摘(CATHOLIC DIGEST)……在你們的道路上，你們承坦了貴國所受痛苦的負袒，你們能作出慷慨的犧牲是值得慶幸的……數百的傷者，數千的難民，都因此而獲得照料。」

首兩年修院學生人數不多，但一九三三年從福建及廣東湧來的修生使人數驟增。一九三七年福建修生被召回福州，到該省新開辦的總修院就讀。此一步驟是預見到的；很自然地，一組教區擁有數目龐大的聖召，而他們的語言及風俗又很不同於廣東人，實有成立真正屬於他們的修院的必要。不過，人數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廣東的小修院，在以往的十年內數目大大增加了，結構也經過重組，此時開始不斷增加送赴香港仔申請名額；亦有一些修生來自中國移民的地方 一名來自BANKA，北婆羅洲也有定期的選送修生來。印尼及泰國的教區亦曾要求修院收納他們的學生，基於需要顧及第一申請優次的同學，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了；同時，此舉亦因為有保持全修院修生為中國人的必要。修院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是七十五人；而在首十年內獲得晉升鐸品的總數是四十八人。

修院的一切目標當然是祝聖鐸品。為香港仔修院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開幕禮而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復活節，首批修士領受司鐸聖職，香港教區恩理覺主教在總堂主持儀式。宗座中國代表蔡寧總主教(H. E Mgr. Mavio Zanin) 在禮儀舉行之際，首次到達本港，剛好趕及在典禮完畢峙，在祭衣房接見新鐸。

以下一段文章，節錄自一九三四年的「磐石」雜誌，作為對首批香港仔修院的新鐸及其他後繼者的致意。司鐸們畢業離開修院後，分別接受到不同的艱巨任命，甚至有英雄式使命，有些曾經被下獄，有些現在依然受監禁，有些遠離他們的祖國而到海外服務。對所有的司鐸，華南總修院為他們奉上祝福和感謝。

「這事(首批修生晉鐸)使我們很有理由雀躍高興，首先是領受鐸品者本人接受到的恩典。為一個男子來說，再沒有比接受上主的召叫為教會服務更光榮了。司鐸是基督在世的僕人，因著基督的名字為新信友付洗，因著基督的名字他安撫罪人……。在此一切 公教司鐸的尊榮可敬處 之上，他因著基督的名字站在祭台之前，作為人與創造主的媒介，一再重行獻上加爾瓦略山上基督自為大司祭時所奉上的祭獻……。這實在是尊崇可敬的，公教信徒眼中的司鐸，是基督地位的代表……他是罪人之僕。他會以奉獻生活回報他的子民對他的愛護及感謝。我們為此最慶幸的，是上主召叫了這三名青年為他們的中國及中國人民在崇高的任務上服務。」

時間不知不覺地溜過，直至第十週年來臨為止。學生們想為此事慶祝，但戰爭影響時局，致使無法實行。最後決定由恩理覺主教在修院主持主教大彌撒，並由他主持削髮禮及授小品給候選者(共十六人)。

十週年院慶上，六十六名院生分別代表所有廣東各教區、江西梧州教區、婆羅乃及沙撈越傳教區。有一張紀念咭，印有院生的分佈情況。一張總教區的地圖上，標明各傳教中心的所在，並註明在各處中心服務的已晉鐸校友的人數。從修院畢業晉鐸的總人數是四十八人；當中有些在其他大修院渡過很多光陰的，有些在香港仔、羅馬、福州新總修院及其他地方完成學業的。二十位是在華南總修院完成全部哲學及神學課程，其中一位是已去世的黃成寬神父。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十週年院慶的歡樂情況已差不多在記憶中消失。當時戰火的災難已逼近眉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一個寧靜的主日黃昏，日後成為中國駐梵蒂岡大使的吳經熊先生，來到修院演講，講題是他所熟習的「中國傳統是基督信仰的天賜準備。」演講完畢後，他與教授們閒談，言談間尚表示他們相信不會有戰爭。他們一點不知道，在接著約二十四小時內珍珠港會遭受蹂躪。次日早晨接到由市區撥來的一次電話中，告說香港已受到攻擊。

政府當局早已通知院長，一旦戰爭發生，會徵用修院作為海軍船塢的官員及工人的家眷的避難所，而修生及神父們必須離開修院。這些需求驅使修生作好準備。政府本身不覺有需要提供居處。為了確定每個人在戰時有一定的崗位，教授及學生都分別加入各種公眾服務。修院已作好充份準備可以容納政府人員眷屬，所有修生都預備好聽候出動。實際上到來避難的人數只有五十人而非原來預算的五百人，而亦並非所有修生奉召出動。戰事開始的最初幾天，一些修生到市區協助安置難民。其他人則指導派發食物給予香港仔漁村的貧民。但日軍的迅速進展結束了這一切活動。留在修院的人根據原定計劃在飯堂的窗戶上堆上沙包。這後來證明是必須而且有效的防禦。

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包圍戰的最後三天，修院是暴露在最前線。英軍的俯瞰據點及火力據點部署在修院附近，這無疑招引推進中的日軍的火力。幸好他們使用的炮火口徑不大，並未足以轟破修院的堅固外牆。由於所有人都留在堆滿沙包的飯堂內，所以人命損傷甚少。一百二十人之中，只有三人受輕傷。不過，上主的寵佑一直臨在，院長決定了，從平安夜開始，彌撒會在飯堂中舉行。假如平安夜他們留在小聖堂內，會在彌撒後施行降福禮。剛好在應該是降福的時刻，一枚炮彈穿透小聖堂的窗戶飛入，轟毀了整個祭台。

這次得逃大難，但炮火依然接二連三射向院廈外牆，修生驚魂未定，連忙向聖母諸寵中保(OUR LADY MEDIATRIX OF ALL GRACES) 許願，祈求她護佑眾人免受損傷(註二)

聖誕日早上，院長決定帶領婦孺離開修院，前往村中的女修院暫避，三份之二修生亦同行，其他的修生自願留守修院以免有人趁機搶掠。中午時戰鬥停止，全部人在二十六日上午返回總修院，留守的人都精神飽滿，但聖誕日當天院舍已兩度受到轟炸。

事不延遲，修院立即作暫時性的修茸及清理，留在院內的婦孺悉數送回市區，一月一日修院再新開始過正常生活。一月七日，停課剛剛滿一個月，正常的課程重新展開，但修生很多的時間用在修補院廈的損毀上。

以後的三年半修院維持著平常的生活，當然亦難免遇上淪陷城市的種種困難。日本人從來沒法為總修院明確註冊，他們不能將它劃歸入任何一類。它不是學校，不是聖堂，也不是修道院 所以它維持下去，就靠著這種難以注解的特性得以保護。即使有這種從日本人手中所取得的自由，假如沒有羅馬及愛爾蘭來的不定期及難以預期的經濟支援，修院是不保證能生存下去。

一九四五年五月，很多現在已遭人遺忘的理由，使人憂心香港會成為毀滅性轟炸的對象，糧食供應短缺，物價高漲，食米每磅售價高達六十五美元。因此，院方決定接受澳門主教H. E. MGR. RAMALHO, BISHOP OF MACAU的邀請，加入他們的修院。各教授及十四名院生起行，獲得熱烈的歡迎。

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平重臨，修生依然留在澳門，在香港仔只有一位司鐸，就是院長馬良神父(FR. JOHN O'MEARA, S. J.)。原定不打算在聖誕節之前重開修院，但十一月七日六位修生突然乘掃雷艇回來，三名來自嘉應，三名來自汕頭。這立時決定盡快召回所有修生及重開課程。十一月十九日正常授課開始。以後幾天修生陸續到達，使總數增加至三十一人。

當時要維持的人數算多，因為生活依然十分困苦。水電供應剛剛重新接駁好，交通仍未有獲得正常安排，與香港市區的聯絡全靠政府或官方貨車的不定時來往。食物由政府作定價的配給，當地出產的食物方可略作補充。

更嚴重的問題是瘧疾。淪陷期間定期的預防措施完全鬆懈，蚊蟲多而且狂瘧。瘧疾在鄰近滋長。很多修生罹病，其中兩名患了大腦瘧疾的重症。但一九四六年一月，院舍及週圍場地都噴上殺蟲劑、杜絕病患。

以後幾年，香港逐步恢復正常，修院亦回復正常的訓練課程，當然其中亦不乏一些生活上的趣事。

同時，總修院的團體不斷改變，引領修院渡過戰火日子的馬良神父，將修院的責任移交夏利士神父(FR. R. HARRIS, S. J.)，三年後倫若瑟神父(FR. JOSEPH GARLAND, S. J.) 接替夏利士神父的院長職。而夏神父則受任為耶穌會香港區省會長。數月後，修院始創時所留下最後一位教職員曹神父(FR.JOY) 離港前赴新加坡，一九五七年移交職責與黃永耀神父(FR. JOHN WOOD, S. J.)，黃神父一直任職至一九六四年總修院結束為止。戰事結束的一年教職員的變動頗大。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按著數年修院多被封閉，修生被放逐到各處，大部份到了香港。所有進再港仔總修院的申請都獲得批准，雖然連渡宿的問題也懸疑未決，飯堂所有用膳時間都要分兩批進食。神哲學課程都倍增。倫理神學共有三班而教義神學及哲學都加倍。以下是到港人數及日期。

一九四九年　

二月三日　　一名司鐸，二十七名修生從瓊縣遷來；

二月十七日　四名司鐸從瓊縣遷來；

三月廿八日　三十名修生從瓊縣遷來；

四月十六日　二十六名修生從漢口遷來；

四月廿八日　十七名修生從上海遷來；

五月二日　　七名修生從撫順遷來。

來來往往繼續下在，日復一日，根本沒有人能知道究竟修院共有多少人，可能夏利士院長及莫神父(FR. MARAHAN) 會例外。五月間曾經有一次修院多及一百二十人。

逃難而來的修士，從漢口來的去了澳門，從瓊縣來的轉赴馬尼拉。一年之後上海來的修生紛紛返回上海；其餘修生都留在香港仔完成學業。以後，更多的逃避修生由不同的小修院湧來，而本港教區的學生亦有加入，使人數一直維持在標準水平之上。一九五六年約和平後十年，總修院慶祝二十五週年院慶，其時共有分屬二十一個不同教區及一個修會的五十四名神學生，及分屬十個教區一個修會的二十五名哲學生。與中國大陸聯絡的結束，對修院起了影響。一九六三年修生人數減至分屬五個教會的十二名神學生及三個教區一個修會的十五名哲學生。所以不難意料到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星期一，署理院長科利神父(FR. JOHN FOLEY, S. J.) 會接獲傳信部的樞機主教一封函件，表示聖部 已決定從學年結束時起「不再維持總修院的活動」。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有三十三年歷史的華南總修院，在科利神父及香港教區大小修院合併後的院長唐多明神父(FR. DOMINIC BAZZO. P. I. M.E.) 共同簽署一份文件後，宣告結束。

在總修院的存在期間，有很多不平凡的歷史。在這裡所提及的只是較重大的事件的一些提綱。其他尚有很多重要事情必須一提的，例如修生在香港仔漁民之間所做的社會工作，為區內兒童辦的「街邊小學」，宗教廣播，每月寄發予曾在修院就讀的司鐸的通訊「院聲」(VOX ALAME MATRIS)，一九五七年新聖堂建成等等。簡潔而具體地綜合起修院的成就，從一九三一年總修院成立以來，共有二百五十位司鐸獲得祝聖。除了在中國大陸及人部份留港外，這些司鐸的足跡亦遍佈海外十六個國家。司鐸之中有的現已去世(已知的有十六位以上)；有的放棄鐸品；但畢竟絕大部份是積極地為教會的使命服務。總修院的精神成就，透過司鐸的宗徒工作，更是無可估量：只可以由上主評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