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貫通東西的絲綢之路

以海外華人的身份第一次來到祖國的西北，來到蘭州，自然會燃起一股對祖國遠古文化的敬仰與愛慕之情，也自然想起二千多年前通過這裡的絲綢之路。

大家都承認，古代文明的起源總在大河流域，發展水利與文明進步有密切的關係，但也不可輕視建城、築牆、修路的重要性。我國古代每個村寨都有土牆圍繞，每個城市的內圍外郭都有牆垣保衛，甚至整個國家的北面都被一條宏偉壯麗的萬里長城包住，把中原土地與游牧族群分隔；同時城與城之間有道路相通，點與點之間有線相聯。中國文化的擴張隨著道路的延伸而進展，在本土內交織成一個網，脈絡分明，還迂迴曲折地綿延向外，一直伸展到西方，甚至伸展到羅馬帝國中心。城牆是凝聚、集中、保衛與異類界別的象徵，道路則表示聯繫，溝通，多元互動。絲綢之路除了它的歷史，它的實效之外，也極具詩意，神秘誘人，更獨特的是它透露出一份中國人的智慧，一個超越自我的理想，一個發掘新意的夢，一股克服困難的毅力，一個高深的信念，認為宇宙的本身就是一個能「通」的宇宙，人與人之間也能互相感應。

今日萬里長城仍雄壯地屹立，絲綢之路卻早已消失。路就是這樣，是走出來的，也要用腳步來滋養。

在這新千年的開始，大家都在談地球一體化。我們覺得這個我們居住的地球變得愈來愈小，愈來愈圓。無論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藝術各方面，我們都強調交流、對話，中國和西方都摒棄了自我中心的天朝觀念，超越圍牆，更坦誠開放地走向對方，更相信多元並進、互補互助、共融合作的重要，更珍惜人類共有的寶貴資源，更尊重人性的共有品質。尤其在精神文化方面，東方和西方都加深了彼此的認識及互相欣賞，大家都希望能建立一條新的絲綢之路，讓彼此之間的關係輕盈柔韌，珍貴如絲，讓雙方的思想都能有更廣闊的奔馳空間。

相信我們這幾天的共聚也為創造這絲綢之路踏出一步。我們遠溯原創文化，去尋找那催使人互敬互通的根源，去重溫古人的思想情懷，去發掘那些潛藏在世紀的塵土中，但卻萬古常新的智慧寶庫。

我是天主教神學研究者，想從基督宗教的角度去反省這主題。雖然，構成基督宗教背景的兩種文化——希伯來文化及希臘羅馬文化——都算不上是最原始的文明，同時這宗教與中國文化接觸也只在最近這五六個世紀才較顯著，但它二十世紀以來對西方文化影響深厚，同時它本身也是東西兩種不同的古代文化的交匯點，故有其獨特性。我這裡只簡單膚淺地談談基督宗教在其發展初期如何與當時當地的文化交往。

2. 由耶路撒冷到地極

基督宗教一向被視為西方的宗教，它的教義教理、神學思維、禮儀、組織架構、傳教方法都依照西方的模式典範；但自上世紀中葉，尤其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以來，教會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意識已逐漸淡化，反而極力強調其大公性、普世性，努力投入各種文化當中，與不同的宗教交談，深信每個文化都是天主聖言的種子植根、茁壯的良好土壤。每個文化中都蘊藏著來自同一源流的智慧寶藏（參閱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22）。

事實上，這一切均屬教會的原始信念，在聖經中，尤其在耶穌的言行中都已相當清楚。耶穌離世升天前，留下給門徒們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要為我作證，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宗徒大事錄》1:8）。他被釘死時，在十字架上掛著一個寫上犯人罪狀的牌子，若望聖史以反諷的手法指出耶穌的“罪狀”實在是他的“尊榮”。牌上寫著：“納匝肋人耶穌，猶太人的君王”（《若望福音》19:1-22），是以三種語言寫成的，就是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這三種除了是當時當地最流行的文字外，還代表著三個氛圍：宗教傳統、文化思想、社會政治體系。這意味著基督的訊息不局限於單一的文化或生活範疇，世界各地不論操什麼語言或生活在什麼環境中的人，都可了解基督的啟示。

去年，即2000年，天主教為記念耶穌降生的二千年，舉行了一連串活動及反省，其中一個是世界五大洲的洲際主教會議。在1998年舉行的亞洲主教會議中，主教們明確地指出耶穌是亞洲人，他的出生、生活、死亡並復活，都發生在亞洲西部的一片細小的土地上。整部《聖經》也是在亞洲寫成的，有著東方的思考及表達特色（參閱若望保祿二世《教會在亞洲》宗座勸諭）。在教會內，愈來愈多神學家承認：十數世紀以來，基督宗教以西方為發展基地，同時參與建設西方文明，成績裴然；但亦不免採用了單一的西方思想架構，使教義過於理性化、系統化，基督訊息的多姿多采未能充份表現出來，也沖淡了基督奧蹟那不可言喻、只可領悟的玄妙意境。踏入“後現代”，教會不但應努力關注神學思想的和諧，也該重新走入東方，讓東方文化為自己注入更新的挑戰及活力。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呼籲教眾用左右兩片肺葉來呼吸，即以東西兩種文化來滋養自己的信仰，使之和諧活潑。天地交而萬物通，人類可以共融，文化可以多元契合：這也是基督徒的基本信念。

3. 耶路撒冷及雅典

公元二世紀末，一位很傑出的基督徒作家戴都良（Tertullian）曾提出這個問題：“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何關係？基督徒與哲學家、天國的追隨者與希臘的崇尚者又有何相干？”（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 7:9-10）這問題點出了基督徒最初數世紀在信仰與文化互通上的摸索：信仰要植根於文化，但實際上應如何履行？有何限度或準則？這問題本身已不易，加上當時的文化背景十分複雜，使這番努力更艱鉅，更富挑戰性。

基督宗教源自猶太文化氛圍，猶太人雖自公元前六世紀滅國後，一直受異族統治，但他們的民族意識很強，堅守傳統，把持信仰，謹守天主透過梅瑟頒布給他們的法律，所以巴肋斯坦這一小片土地，雖經過幾番政權轉易，卻仍能保存其本有的猶太特色，就算在亞歷山大大帝建立馬其頓帝國後，將希臘文化、語言推廣至整個地中海東岸，巴肋斯坦境內的猶太人亦沒有受到太大的干擾，仍能繼續他們的傳統及文化。但在巴肋斯坦以外散居的猶太人卻不同，他們的希臘化程度較高，也更易被不同的思想潮流所感染、同化。

基督宗教首先在巴肋斯坦發展，第一代基督徒的猶太根底較深厚，但基於他們的宇宙意識及傳教使命感，這新宗教很快便傳到羅馬帝國各大城，在教會內信徒的來源也很快改變，那些散居各地的希臘化猶太人數目漸增，皈依基督的非猶太人也不少。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教會顯著地逐漸遠離猶太文化；卻相對地，與希臘、羅馬文化的關係愈趨密切。不過，疏遠不等於抗拒或隔絕，接近也不等於為之全然陶化。

4. 從寶庫中抽取新的和舊的東西

耶穌曾把自己的門徒比作“一個家主，（他）從自己的寶庫裡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瑪竇福音》13:52）。有關他自己，他也說過：“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或先知，而是為成全”（瑪5:17）。初期的基督徒與本身的猶太文化之間的關係，可概括地描寫為延續與超越、承傳與突破。他們的信仰與祖先的信仰一脈相承，只是被耶穌推到高峰。他們雖應時勢之需，用希臘文寫作，但他們的思想模式仍有很濃的猶太氣色；他們的希臘文也夾雜著不少希伯來詞匯（如撒旦、亞孟、亞肋路亞等），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基本詞彙、字面是希臘語，但內容概念卻屬希伯來文化，而且是相當粗硬的翻譯呢（如apostolos, baptizein, eucharistia, ekklesia等）。連Christ╴——基督——這名稱，也是由希伯來語的Messia——默西亞，即受傅者——一詞直接翻譯過來的。新約書本的文學體裁亦深受希伯來文學影響，如福音的敘事方式可與希伯來的敘述文學相比。在耶穌的訓言中，猶太人喜用的比喻頻頻出現，還有先知性言詞，智慧性箴言等，都是在希伯來文學的獨特表達模式。《默示錄》一書更顯著地沿用了一種公元前數世紀在猶太人中非常流行的默示錄文體。

在禮儀方面，基督徒最早期的節日慶典，都是建基於猶太傳統上的。猶太會堂的讀經、講道、誦念聖詠，都為基督徒所採用。

在教儀及思想方面，基督徒的宇宙觀、人觀、天主觀，基本上都溯源於舊約，但在承傳之餘亦注入了嶄新的意義，那就是把一切都聚焦於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身上)。《希伯來書》的作者這樣解釋說：“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他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希1:1）。換言之，天主在舊約中對以色列民所作的預許，都在耶穌身上得以滿全、應驗、突破及擴展。而耶穌不只是猶太人的默西亞，更是普世的救主、整個宇宙的核心。他不只是猶太宗教內的一個先知、一個傳達天主啟示的工具；他本身就是天主的啟示、絕對的真理。基督徒們愈深入反省基督的救恩奧蹟，愈覺得猶太的傳統及文化框框太狹窄；希臘思想反而更有助於描寫耶穌在整個宇宙、整個歷史、天主的整個救恩計劃中的位置。所以，基督宗教逐漸走近並走進希臘文化，是理所當然之事。早在第一世紀末，若望已開始將"羅葛斯”（logos）概念應用到基督身上，說明基督是天主的“言”，從太初就已存在，萬物都是賴他而造成的（《若望福音》1:1-18）。保祿也指出“天上地下的一切都總歸於基督”（《厄弗所書》1:10）。

基督徒之所以走進希臘文化，還有一個實際的因素。由於基督徒的傳教範圍已愈來愈廣闊，傳教對象也從起初的猶太人轉為非猶太人，因此運用希臘文化作為傳遞工具，更是在所難免了。保祿也曾走進雅典，在廣場上作了一篇非常希臘式的宣講（《宗徒大事錄》15:15-21）。

希伯來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別，且在此之前還未有機會真正相遇。雖然，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紀這兩種文化已開始有較深入的接觸，比如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哲學家菲洛（Philo）就曾作過努力，使這兩種文化能彼此互識互通，但這並不排除初期基督徒任務之艱鉅及在東西兩種文化交匯上的獨特貢獻，他們無形中透過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建立了一條貫通東西的絲綢之路。

5. 創造新文化

公元首五個世紀的歐洲歷史見證了基督宗教如何帶著一個東方的希伯來文化背景及一個嶄新的基督意識投入一個已有的希臘羅馬文化氛圍中，跟著由賓至主，自四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政變後，慢慢成為主流文化，奠定了一個新的文明基楚，為歐洲以後十數世紀定下了思想方向及生活原則。

從一世紀下半葉開始，基督徒要面臨不同類型、不同層面、不同方向的挑戰。他們與猶太人的關係日形疏遠惡劣。猶太人視基督徒為叛逆者，基督徒也怪責猶太人茅塞固執。羅馬人本來相當開放寬容，但面對這迅速發展且自言具有普世性的宗教也猜疑日深，怕它會成為帝國政權的威脅。在社會上，基督徒也備受抨擊，雖然一般人對他們的教義及信仰不甚了解，但見他們生活嚴謹、對倫理道德要求高、與俗世格格不入，就譏諷他們憤世疾俗，漠視社會公益。有學養的人更以文字來指控攻擊（如柏拉圖派哲學家采斯（Celsus）的《真理之言》）。不過，外來的挑戰往往會引發出潛伏的衝力；基督徒在這四面楚歌的情況下，不但仍能迅速發展，還吸引了更多有才學的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並與當代文化開展更深一層的交談。

基督徒深信，基督的教理包藏著一個啟示的真理核心，這核心應成為啟發人類智慧、促進文化及辨別真偽的標準。本著這個信念，第二世紀的基督徒學者，尤其那些被稱為“護教者”的教父們，在吸納希臘文化的同時，也批判這文化的某些弱點，抗拒它的絕對性。比如達濟安（Tatian）指出，希臘文化本身也有許多外來的成份，不應將它的價值誇大。例如，希臘人的天文學來自巴比倫，幾何學來自埃及，字母來自腓尼基。這文化的歷史亦不及猶太文化久遠；而且希臘哲學家們往往都彼此矛盾，演講者也往往只顧運用修辭學來辯駁取勝，而不著重內容；他們的詩篇多歌頌諸神，意境狹窄（參閱達濟安，Oratio ad Graecos, 1）。戴都良（Tertullian）也認為希臘哲學是製造異端邪說的溫床，雖然他對這文化並不絕對抗拒，他本身的哲學造詣也不淺。

然而，大部份教父及基督徒學者都開明而感恩地接受哲學，視之為出自同一的智慧之源——天主，及祂透過耶穌基督給人的啟示。比如第二世紀的儒斯定（Justin），他認為信仰與理智、基督教理與哲學不但毫無衝突，而且前者更是後者的高峰及滿全，換言之，基督的真理是最完美的哲學。全人類都可參與這真理的寶庫，不過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參與有所不同。透過基督，基督徒的參與是全面性的、直接的；非基督徒則只可作局部的參與，他們擁有“言的種子”（logos spermatikos），都有一點靈犀可與基督相通。

公元三世紀，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地方誕生了第一所由教會領導的神學學府，把已開始了的交談更向前推進。亞歷山大里亞本是一個活力充沛的多元化城市，各種思想潮流都可在那裡找到適於蘊釀、生存的肥沃土壤。事實上，這片土地見證了希臘及希伯來兩種文化數世紀以來的匯合經驗。同一的土壤也為基督教義提供了一個優良的發展基地。亞歷山大學府的一位大師克來孟（Clement），在向文化開放的路程上，步伐堅定而大膽，他認為文化與哲學不單與基督教義毫無抵觸，而且更是帶人進入真理的工具，“有如梅瑟法律領導過猶太人，同樣哲學也領導希臘人達到基督”（Stromateis I, 5, 28）。基督徒要由“信”達到“知”，不讓自己的信仰滯留於對教理粗劣了解、膚淺相信的階段，就要勉力建基於聖經，植根於文化，以求對信仰真理達到精密思考、融匯貫通的境界。另一位亞歷山大里亞的偉大學者奧力振（Origen）更指出啟示、理性思考及人格修養應和諧並進。他把希臘人的教育理想（paideia）融入基督徒的治學及神修中。真理的最高峰是聖經的啟示，但要明瞭聖經，就必先由人文學科入手，以訓練人的思維及推理能力，而哲學更能把人提升到超物質的境界，為領悟啟示的真理預備道路。

亞歷山大里亞學派對基督宗教的神學反省影響極大，信與知、啟示與理性、宗教與文化、神學與哲學等，在理論上已可和諧共融，而基督教義的基本系統亦慢慢奠定下來。猶太、希臘兩種文化匯流在其中並找到適當的定位。比如在基督學中來自舊約的默西亞觀念與來自希臘文化的羅葛斯構思並不互相排斥，還有柏拉圖的“世界的靈魂”、斯多亞（Stoa）的“理”（nous）、及末期猶太思想的“智慧”，也可同時助人領悟基督的本性。

以後數世紀，特別通過奧斯定等西方神學家的鑽研，這個已略有雛型的教義體系便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發展，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及希臘文化的式微，基督宗教更成為一種新興的主流文化，為往後十數世紀的西方思想掌舵。

6. 結語

這些零碎的反省很膚淺粗陋，所談及的基督宗教初期的發展，與我們的中國文化也看似無關，但事實上，它對今日中國的精神文明有很大的啟發性。在這短文中我未能將之發揮，只把它視作一個值得研究及反省的主題向大家提供，並希望能與大家分享一個信念，那就是，正如為中國人一樣，為基督徒這個宇宙是一個能“通”的宇宙，天人可通，人與人之間可通，文化與文化之間可通，一切找尋真理的道路都可相通。這理念可鼓勵我們，使我們懷著信心去踏上這新紀元，面對今天的地球一體化，努力去修建多些有助人類走向大同的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