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濟」與「未濟」是《易經》的第63和第64「卦」，也就是最後的兩卦。「濟」是渡河的意思，「既濟」就是已經過了河，「未濟」則是仍未過河。由此引申出去，「既濟」與「未濟」可理解為「已經完成而又尚未完成」，用福音的講法，正就是「經已臨現又尚未完滿」的意義。《易經》不把「既濟」作為最後一卦，卻在其後加上一個「未濟」作為結束，實際上是把歷史與自然、與人生看為一個周而復始、徐徐上騰的螺旋，既不是一條一去不返的直線，又不是一個首尾相接的封閉環路。這正是中國文化生生不已、自強不息、不甘固步自封精神的哲學基礎。用「既濟」和「未濟」作為本文的主線，旨在說明在此要闡述的，是中華天主教會在那些方面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在那些方面仍待努力。

天主教神學歷來均建築在四根柱石上，即啟示、傳統、教會訓導和實踐或經驗上；梵二後，文化因素曾一度成為熱門的話題，神學本地化亦被討論得如火如荼，簡直有把文化加入成為建築神學的第五條柱石的趨勢。然而，儘管討論熱烈，但教會當局對文化及經驗這兩點上，始終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欲拒還迎的姿態。猶記得一位參加過上屆亞洲主教會議的台灣朋友向我覆述某名梵諦岡的官員的話：「神學本地化？！那算是什麼？最重要的，是教義的純正性（purity of doctrine）！」這番話，正好顯示了各地教會在做神學本地化工作時的底線和極限。然而，什麼是教義的純正性?或純正性的指標是什麼﹖這又是一個神學的問題!

要建設神學或啟動神學的思維，若不基於上主的啟示，不以聖經作為任何一個神學觀點的「注腳」則無神學可言；不參考傳統的智慧和否認教會訓導的合理和合法性，就不算是天主教神學；但一個不把文化和歷史納入作為反省思維的神學，則是一種殘缺不全的神學，非有機（non-organic）的神學，更無所謂本地化神學。交代了上述兩點後，現在我們可進一步看看中國神學的「有」與「無」。

首先，談中國神學，絕不意味著它要擺脫或排斥長達二千年的門徒教會所累積豐富的屬靈財富。只是，不作盲目排斥的同時，也不宜盲目照搬。當上主的啟示、基督的福音進入特定的文化時，必然要「穿上」這一文化的「肉身」；而當這一特定文化薰陶下的人理解、詮釋啟示與福音時，又必然帶有這一文化所特有的哲學、倫理、宗教等觀念，並以之作為不同於其他民族神學家的著眼點與視角。所以，教會的基本信仰和信條是一回事，教會神學則是另一回事。前者在歷史滄桑中甚少變動，後者則因時因地而異。基於這觀點，雄據普世教會並以之作為主流神學達數世紀之久的西方神學仍只是神學遼闊天地裡其中的一枝。一如上面所指出，儘管西方神學有其精彩及獨到處，但作為東方神學的工作者，僅僅能夠覆述前人或他人的東西是不夠的，重要的是善於吸取消化對建樹中國神學有益和有幫助的東西；其次，中國基督教知識份子總不應固步自封，停滯不前，無所作為。

中國神學所「有」的，是中國文化本身已經提供了的「硬件」和「軟件」。前者是我國古文化的淵源。今天，這些淵源若隱若現地仍被保存在中國文化的「原典」，即《詩》、《書》、《易》、《禮》、《春秋》和先秦諸子百家的述著裡面，並被積澱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後者則是延綿了數千年發生在華夏子孫身上的歷史和這民族在每次面對生命的挑戰時所曾作過回應的實踐。當我們認真地面對上主是歷史的主宰這個事實時，我們沒法不把神透過歷史向世人顯露祂自己這回事拼入我們神學的反省範圍內。而中國基督徒所經歷過的歷史和他們所作過的回應，可以說是舉世無雙的。唐宋、元朝、明末、清初、清末至二十世紀50年代的三起三落，特別是文革期間的入死出生，更是世界教會史上所罕見的。此外，中國傳統文化在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曾受過三次嚴峻的挑戰。一在「五四」運動：期間，舊倫理被拋卻了，但舊倫理的精神也被拋棄。忠孝節義等德行，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打倒了，連忠孝節義背後的毅力、決心、奮鬥、眼淚和熱血都給淘汰了……。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傳統文化遭遇到災難性的破壞。其嚴重性不只是無數珍貴的歷史文物古籍被毀，更嚴重的是，中國文化中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不分青紅皂白，統統被徹底批鬥、徹底否定、徹底拋棄。其後果，幾乎做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斷層，並使當時許多年青人失去了接受傳統文化教養與陶冶的機會，成為輕浮、淺薄、無根的一代。三是在79年中國執行改革開放過程中，三十年的閉關後忽然國門大開，使許多人的利欲突然膨脹，並視傳統文化為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從而追求一種沒有精神在其內的純物質富裕。上述的三度的文化衝擊以及由唐宋至清末以至70年代中國教會種種的遭遇，都是極豐富的神學思考素材，再加工後能提煉成為具中國特色的神學理論，作為中國教會在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自身的可為與不可為的指引，並以此作為一份禮物獻給普世教會。這是中國神學的「有」及「既濟」。

可惜，中國教會在這方面沒交準了功課。中國神學仍停滯在原始的資料上，遲遲未有人投身上路。國人自我的反省不及傳教士們來得積極。「五四」運動中，中國基督徒眼睜睜看著包括馬克思、無神論……等西方思潮湧入中國，唯獨基督思想未能在當時的知識份子中佔一席位……；「文革」結束至今已二十多年，國內外，仍未有人發表過與此有關的、有深度的神學反省……；改革開放為中國社會帶來的不少負面影響，人所共知；對於這些負面的現象，教會卻噤若寒蟬。基督信仰曾三度進入中國，但最終仍未能落地生根，沒有人對此作詳盡的研究，上神學課時亦未有作認真的討論並以此為鑑；大陸教會這四十多年來走過的路，無數信徒所受過的苦，未有成為活生生的神學教材。我們若連這些擺在眼前的經驗和實踐都不去珍重，並以之作為反省及討論的教材，我們又如何去建設本地神學﹖！這是至今中國神學中的「無」，也是中國神學工作者的「未濟」。

做成中國神學至今仍未成氣候是有其原因的。依筆者的淺見，先天和後天均各具因素。首先，是先天的不足。鴉片戰爭（1840）之後，天主教與基督教憑藉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向中國人傳教，這是基督宗教第三次進入中國。從這時期開始、直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由於某些原因，國籍神職人員一般均受訓不足，中西文化都是普通水平。又由於長久以來，甚至時至今天，仍有不少人認為，教區司鐸?當然也就是國籍司鐸?無須接受較深入的神學訓練，因為他們的專職是牧民。於是，這一批又一批的福音前線工作者，空有豐富的牧民經驗，卻缺少了反思、綜合、推展的能力，錯失了為建樹本地神學一班大好的人才。南京金陵神學院教授汪維藩前輩觀察得好：想在中國從事神學研究，或想搞出一點具有中國特色的自己的東西，若無「具本國風格的學養與德操」，則無中國神學之建樹可言。

另一個先天因素是百年來中國政治的動盪。翻開中國近代史，到處都是血和淚。由鴉片戰爭開始，隨後的八國聯軍，不平等條約，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北伐，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國共之爭，國共分治，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令整個民族長時間處於動亂與不安之中。中國教會也同樣分擔著這個歷史命運。雖說，集中營裡曾產生發人深省的哲理，勞改營中可孕育出偉大的文學作品，但人總得離開了這些生活環境後，有足夠的安全和空間，才能把那些經驗整合成為思想作品。中國教會老一輩的信徒和神職人員，大部份都在顛沛流離中度過了大半生，就算其中有些人學貫中西，但環境的不穩定，也直接影響了做學問的功夫。英、美、德、法的神學工作者比較幸運，他們雖然也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的蹂躪，但戰後短時間內已享有一個較安定的治學環境，這點正是大多數中國學者所缺的。

除了上面兩個先天因素外，後天也有兩個因素令中國神學本地化的工作停滯不前，或進展緩慢。拙見以為第一個原因是，四十多年來，地上地下教會之間的爭議，直接間接削弱了國內外多少信徒的精力，增添了中國天主教徒之間不少的怨悔和猜忌。可能有人認為愈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爭持，他的信仰就愈堅定，立場便愈清晰。但依筆者多年來的觀察，信仰再穩定，立場再清楚，也不會自動有神學產生出來。堅定的信仰、明確的立場，是做神學的原始素材，但不是神學。神學，是一門需要不斷反思探究，議題研討，合作學習，不太快下斷然，不攻訐，在真理前謙虛自處的功夫。四十年來，中國教會所欠缺的，正是培植這種功夫的胸襟和氣候。

第二個原因是我國教會的事工性太重，靈氣不足。以筆者熟識的香港教會為例，教區很強調牧民的重要性，但我們對這群「待牧」的人民的生活，他們實際的需要和每天面對的挑戰，體會實在不多，於是許多時我們所提供的生活指引或支援，往往會有貨不對辦的情況。我們也談靈修，但卻不把靈修與人其他的幅度如身體、感情、思維、精神……等作整體看待，於是乎，儘管我們在堂區教區內不停地籌辦各式各樣的靈修活動，但始終划不到深處；一個快樂祥和的靈修人並不常見。這些年來，教會也十分重視禮儀的培訓，可惜較缺乏的，是禮儀的靈魂，即慶典的內容。因為欠缺慶祝的內容，因為靈修活動並未有進到人的深處，因為我們的牧民服務與平民老百姓的實際需要不配套，故此，雖然教區上下人人都忙碌不已，但真正能提供的靈性滋養卻不多。每主日出席彌撒教友的百份率，對社會問題關注的冷淡，信仰知識的貧乏……以至共負參與教會責任的淺薄，都教我們相信我們仍停留在一個以事工為主導而非以現代人內心的走向和渴求為優先考慮的福傳模式中。而這正是做神學的大忌。

那麼，我們下一步應怎麼辨？筆者的看法是：創造一個適合神學發展的環境。為創造這樣的環境，我們必需要在下列四個元素上下工夫：一是「遠象」（vision）。當教會關注的不只是當前，而是未來；不只是一己教會的得失，而是全體人類的成敗；不把精力只放在內部思想檢查，而讓多元神恩成為建設教會的活潑元素……時，教會就是一個有遠象的教會，神學就必然會蓬勃起來。梵二就有這種遠象。二是「胸襟」（attitude）。不以真理或真理的唯一代言人自居，是做神學工作的人的基本態度。太快去分辨是非，太急於下斷論，太熱衷於提供答案，容易窒息神學研究的空間。三是「學養」（knowledge）。就如前面有提到的，若想在中國從事神學研究，若無「具本國風格的學養和德操」，則無中國神學之建樹可言。對中國文化「硬件」和「軟件」的認識，對普世教會神學動態的了解，都是中國人能否建立出有自己特色的神學的一項必備條件。順帶一提，能有這種學養的不一定都要是中國人，如唐代生在中國的景淨原是敘利亞人，但已熟讀當時的經書，短短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不足二千字，卻涉及《易經》、《詩經》、《春秋》及其他經書、史書、子書多處……。利瑪竇是意大利人，為尋求基督信仰與明末中國文化的融合點，不僅換上儒服，更是貫通儒學，力行儒道。我們這些後輩，真的要多加把勁才是！最後第四個元素是「投資」（investment）。沒有人力物力的投資，很難會有神學本地化的出現。平信徒、教區神父、修會會士都應有均等的機會和資源為神學本地化作出貢獻。七十年代初已故徐誠斌主教派教友到比利時攻讀神學，就是一個十分出色的先例。掌權的和掌財的人如果不認識到這種需要，吝惜於眼前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再過一個世紀，中國神學很可能仍在原地踏步。

最後，想把上述的反省歸納成下面數點：

（一） 中國文化裡已蘊藏著為建設中國神學豐富的原始素材。這些素材，一方面被保存在我們的文化經典裡；另一方面，卻刻劃在民族和教會的歷史當中。這是中國神學的「有」和「既濟」。

（二） 然而，至今中國教會仍未有把這些素材轉化、加工、提煉成為建築中國神學的材料；我們的文化和歷史仍未能堂堂正正進入神學的殿堂；這是中國神學的「無」與「未濟」。

（三） 「未濟」是有其原因的。我國神職人員普遍在中西文化學養上培訓的不足，是一個頗為關鍵性原因。其次是中國政治近百年來動盪不安，缺少了一個做學問的基本環境。此外，四十年來，中國教會地上地下的爭辯，耗費了我們多少的精力，堵塞了多少的創意！最後，中國教會長期以來都只是著重事工性的發展，而嚴重缺乏文化傳教，文字傳教；不著重信仰知識的培育，不鼓勵多元思想的交流……凡此種種，都使中國神學這棵幼苖，遲遲未能茁壯的原因。

（四） 中國神學的未來，也不一定是灰暗的；不過，也不能是一廂情願。我們總得要多下點工夫。遠象、胸襟、學養和投資，為創造一個合適神學發展的環境，是必備的條件。

（五） 《易經》中的「既濟」與「未濟」原本就是中國人對生命生生不息的寫照。生命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由有到無，又由無到有的逾越過程。《心經》中有一則很美麗的故事：「枯木將死，但他死得很安寧……。這是樹的死，這也是碳的生，只是法相不同。我蔭涼了人們的身，當我是樹的時候。我溫暖人們的心，當我是碳的時候。白雲問：燒成灰燼之後又如何？我將還原再化為塵土，滋養樹木。」中國教會的前輩，已經完成了他們在歷史中的「既濟」，中國神學的「未濟」，就要看我們這群後輩願意為此投身的意欲如何。然而，意欲之上，更迫切的，還是那份耶穌基督的胸襟和教會內手足的情誼，只有這樣的胸襟和情誼，才真能使「神恩雖有不同，但都是為建設同一的教會」成為事實。誠心為此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