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鄺修女很想帶領大家進入一個境界，一個另類的境界。現在我想借一個小故事來描寫一下這個境界。

有位老師問一班小學生；「小朋友，雪溶了變成什呀！」「變水！」大家都說。但有個小女孩天真地說：「老師！不是變水，是變春天！」這是一個充滿靈氣的回答。我在想，本地化應該也是屬於這種境界，我們得自傳承的信仰是「雪溶了變水」，本地化的結果是「雪溶了變春天」。

張春申神父可說是我在教會本地化方面的啟蒙老師，我很喜歡看他所寫的書，並肯定他對本地化的看法。但自從修院畢業之後，我思考了很多，也走了很長的路，可能現在已和老師有少許不同的主張，但因為張神父剛才也鼓勵神學家之間的對話，雖然我不敢說自己是神學家，不過也許亦可以作個短短的對話吧？

我贊成張神父的觀點：本地化是一個「新創造」。但這「新創造」是雙向的，可以充實文化，亦可以充實普世教會。新儒家最反感的一點就是，我們總是說，儒家好是好，但不完滿，欠缺終極關懷，而需要基督的宗教去提昇等等。

我們的教會當然有啟示??圓滿的啟示，但我們對啟示能了解多少呢？能實踐出來又有多少呢？所以教會也是要被提升的。我又贊成他說中國文化是「智慧型的文化」。中國文化實在很有智慧，這方面我會後來再進一步說明。然後神父又說教會過去在本地化上的成就，無論在質和量方面都十分有限，我聽了有些黯然神傷，我在這裡希望的是，在這研討會結束之後，我們都要大力的推動教會本地化。我相信在這裡的都是有心人，我們不要再容許我們的教會只是長期的「說」本地化，而「不」落實本地化，我們要說出我們的心聲，道出我們的要求。

年前，我曾跟幾間大學的天主教同學會舉行了一台「中國化的彌撒」，又唱中國歌，又有三牲祭禮。但禮儀完結前，我略帶「預言」的口吻說：「這次完了以後，就是完了，不會再發生什麼。」果然不幸而言中。如果我們問：為什麼不會再發生什麼？因為沒人會再作什麼本地化的要求，我們覺得現在一切都好，毋須再發生什麼。

剛才鄺修女也說中國文化重「情」，今天我們對教會中國化這事也應該動情，「感覺到」教會需要本地化，不要老是只停留在理性的、乾枯的探討上。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要提的是「現代化」這詞。我贊成現代化，不過我很害怕這「現代化」就如剛才有人所提的，等於科學化、電腦化、追求時尚、ICQ、滿口俚語、甚至入鄉隨俗等等。因為現代化絕不等於「庸俗化」！近代一位學者徐復觀曾說過「文化是一種道德力量」；專欄作家陶傑也說：「我們要多接觸中國文化，尤其是那些深層的高尚文化，這樣，我們的生活才有品味。」把現代化當作庸俗化的人，他們認為中國古書，如四書五經、詩詞歌賦等，只不過是故紙堆的文化。這完全是一種無知，或至少是誤會。中國文化如果能經歷幾千年的考驗，它在人生智慧的追尋上，一定會有其獨特的貢獻，本地化要追尋的，就是這些能經歷時間考驗的「智慧」。

第三點，我們也要檢討一下，為什麼我們未能本地化？我很喜愛中國文化，也曾嘗試用中國文化去寫書。但我也聽過不少人（包括老師在內）對我說：「神父，你寫的書很好，不過我不懂，裡面有太多中國的東西了，所以也很難用來教學生！」當他說不懂時，表現得很開心、很自豪：不懂中國文化，多好呀！其實，既然認為我寫的東西「好」，為什麼不努力學習，由「不懂」到「懂」，然後再去教懂學生呢！

我的一位朋友的兒子四歲，前些日子一口氣給我唸了四首中國的唐詩；另一位老師的女兒也是一樣，她也是只得四、五歲，卻對我說：「徐神父，我不要給你唸『床前明月光』那麼淺的詩，我要唸首深一點的詩給你聽。」然後，她以一位快樂的表演者的姿態，給我展示了她小小腦袋中的豐盛文化修養。我在三四歲時，由於接觸了中國文化，於是在我的小小心靈中，便感覺到人生是有韻律的、鏗鏘的、有節奏的，生活裡有英雄豪傑、有江山美人。生命的確很美，中國文化真好！文化能夠陶冶性情、提昇生命，所以中國人才說：「一日不讀書，言語無味；三日不讀書，面目可憎。」

第四點我想提的是，許多中國人，包括基督徒在內，都對自己的文化沒有信心，使中國文化在中國教會內，長期都是處於「有價無市」的狀態。我們都說中國文化好、中國文化妙，但有什麼「市場」呢？教會在她的日常生活中，真的重視中國文化嗎？以中國文化去滲透教會道理的書籍，真的有「市場」嗎？

第五點，神學本地化其實還有教會內部因素的障礙，那就是教會內對「正統」、「大一統」和「神職中心」的執著。這三點本來都是好東西，也是天主教的特點，但一不小心，它們都會產生十分嚴重的負面影響。例如，「正統」很可能會與「多元」對立；「大一統」會與「本地」產生矛盾。在這「雙統齊下」的局面中，要「創新」就十分、十分的困難了。「神職中心」更是和「發揮教友活力」的理想幾乎水火不容。今天研討會中的十人，便有七位是神職人員和修女，教友只得三位，而那三位教友，也許老早已經「半神職化」了！沒有真正教友的參與，神學便很難與生活掛勾，也很難像佛教那樣，在來到中國後便變成成禪宗，創造了中國佛教自己的語言，然後又再被定為正統的佛教。在今天的教會裡，如果有人膽敢以佛教創造禪宗的精神去弄個真正的「中國神學」出來，不被視為「異端」才怪哩！

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具體地分享我自己走「本地化」的經驗。話說我於一九七八年作本堂神父時，我們堂區有三間空房間，我將每間房改造成一個可住五人的房間，三間房便可讓十五位教友住宿。我們主辦了好幾屆「三周宿營」，在這三個星期內，這十五人每天照常上班或上學，下午六時回來一同吃飯，七時上課，八時反省或小組活動，第二天又照常上班或上學。

有了幾次這種類型的培訓經驗以後，我特別選出十五位年青朋友和知識份子，希望大家一起生活、一起研究、一起反省一下，我們信的究竟是什麼？什麼信仰的內容真的對我們的生命有意義和有影響？什麼能提升我們生命等等。三周以後，我們認為還不夠，要再來一個三周。然後我們就把那些我們一起研究的資料整理出來，再加上一些教會最基本和最必要的「教理」，就變成了五十二篇的教理課課文。我們拿著這些課文去教慕道班，過了一年再修改，再去教……。這就是我那本《正視人生的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的籃本了。這真可算是一本十分「本地化」的教理書。但這本書差點不能出版，因為跟傳統的不盡相同。幸好，看重這種「創作」的人還是不少，所以這書除了有香港版外，還有台灣版和大陸版，至今已印行了二十六萬冊。回想起這書的曲折命運，可見本地化絕不是一項容易的工程，因為你所談的，並不是一般人耳熟能詳的東西。

本地化的路還有兩個取向，一個是比較抽離的，即所謂Detached的取向；另一個是比較投身的，即所謂Committed的取向。我們有時會強調客觀、本意、學術性、傳統等等，重點是以思想、理論、概念為主，這是比較西化的一種取向，這取向比較「抽離」，是香港人所謂的「不夠埋身」。另一個可能性就是強調「對我」（Tome）的意義，即我要問：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對我有何意義？這是一種邊找尋、邊接納，邊學、邊做、邊成長的取向，它以聖經為重心，卻以「我」為主體。這種方法比較接近中國化。張載認為「力行方有真知」，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中國的藝術廣泛的主張「意在言外」。這一切都沒有把「理論」放在絕對的地位上，反而要求「知」和「行」相照應，理論和實踐相關連，信仰和生活相結合。

我覺得馬克斯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philosophersinterprettheworlddifferently,butthepointishowtochangeit」。我們可以把世界講得天花亂墜，但其實怎樣才能改變它呢？我們「講」本地化，但怎才能「做」出本地化呢？我真希望，我們開完了這個會以後，真的能去做、去付諸實踐。

那麼，我們的路是什麼呢？我覺得有兩大前題我們先要注意。

第一、我們一定要對中國，和對中國的一切有一份「溫情和敬意」。九七回歸後，我每年七月都為學生辦「回歸營」，因為我感覺到香港人直到今天，仍是人心未回歸、情緒未回歸、思想未回歸。究其原因，是因為今天我們做中國人做得並不「痛快」。我們賴以炫耀的「文化」，似乎都是一些我們以為過了時的「古文化」，而我們今天在享用的「文化」，如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差不多沒有一樣是中國化，連穿鞋、穿西裝，都是外國的。記得我們六零年代在羅馬傳信大學讀書時，凡是有綜合晚會，我們中國、香港、台灣的同學都拿不出什麼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來表演，最後終於只能找幾位修士扮女孩跳宮燈舞。要找一樣屬於中國典型的東西，真難！

「對中國有一分溫情和敬意」的意思，不是要保留從前那種「天朝上國」的思維，不是自以為是、自我中心，更不是自大自滿、不思進取和目中無人，「對中國有一分溫情和敬意」的意思，是肯定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以作中國人而感恩和自豪，擺脫自己那種莫明其妙的文化自卑感，認真地面對自己的一切優點和缺點，發揚民族文化的長處，矯正自己的不善，以能對世界多元文化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我們中國的文化主要也應由我們自己去發揚，這是我們應有的最基本心態。

第二、我認為所謂信仰與文化的「交流」，主要是指一個中國人要同時愛上中國文化，亦同時愛上聖經，讓兩者在自己的真實生命中，自然地用互相啟發的方式，去彼此豐富。我所講的「啟發」方式，不是向對方教訓或訓話，也不是互相的「對照」，例如「天」是否等於「上帝」，「道」是否等於「聖言」等等。這種方式很需要極專業的訓練，那不是你或我或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下面舉一些例子，也許能說明什麼叫「啟發」。

我很喜歡一首小詩：「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牢關鎖；一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我會因這首小詩的啟發，而更肯定我是天主偉大的創造，是上主所愛的子女，我確是上主心中的一顆寶貴的「明珠」！可惜的是，這明珠已蒙塵，它需要清潔、更新，好能成為地上的鹽、世界的光，在黑暗的世界中照耀。這首詩不是可以「啟發」我們去在四旬期中，如何去思考我們的「更新」和「踰越」麼？

又如果要對那位無限的「天主」多一點認識，或作多一番的思考，下面那首詩也可以進一步「啟發」我們：「造物無言卻有情，每於寒盡覺春生；千紅萬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聲。」我有一次在台南講學，於春節期間突然聽到一聲春雷，便想起這首詩。是春雷喚醒了世界，使萬物欣欣向榮，那是天主的造化，但這位天主卻是一位「無言而有情」的神，是孔子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造物主。祂管理世界，化育萬物，但卻「無聲無臭」，這就是我們的天主，或至少是我們在傳統中所認識的天主之外的另一面。這也是啟發。

下面還有我最喜歡的一個思想。保祿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羅8:35）我便想起孔子有句話；「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老天爺要「喪斯文」，即要讓中國的文化毀滅，「後死者」即指還未死的人，也即是指孔子自己，這個「後死者」就不會「與於斯文」，就不會接觸到這個「文」、這個文化了。反過來說，既然我（孔子）已接觸到這個文化，那就證明老天爺不想這個文化平白的喪失。既然是「天之未喪斯文」，是老天爺自己不願這文化消滅，那麼「匡人」即使要難為孔子，又怎麼能成功呢？那些有心迫害孔子的人，又怎可奈何孔子呢？孔子這話，不是也可以「啟發」我們去明白保祿宗徒的心境嗎？

我在大陸，常與修女、神父們分享這個孔子的抱負。我們能否對自己的聖召滿懷信心而這樣說：「天之將喪重慶教區也，後死者不得進此教區也；天之未喪重慶教區也，主教/長上/屬下/同輩/教友/政府/仇教者其如予何！」就連一個不好的主教、一個不好的屬下、一個不好的任何東西，都奈何不了我的聖召！保祿宗徒和孔子不是志向相同、抱負相當的兩位異地英雄嗎？這也是我所講的信仰與文互相「啟發」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很欣賞剛才張神父所說的，其實在我們的固有文化裡，也有「啟示」。基督降生前，人又怎能認識天主和生命中的一切真善美聖？感謝天主，他給我們中華民族賞賜了如孔子這樣的聖賢，他們都能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去接觸到生命和在那真實生命中的救恩，然後再傳給後人。所以有一位無名氏才這樣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即是說，如果沒有孔子（仲尼），我們便不會了解世界、了解生命，我們便好像是活在萬古的漫漫長夜之中。於是，孔子就成了天主送給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個大恩典，是天主給我們的救恩。

我深信中國文化對明白天主教信仰的重要性，所以我於一九八六年公教教研中心成立開始，在我們每周的主日彌撒中，我便引入了中國的文化，去幫助我們對聖經的了解，到現在已結集成書，成了甲、乙、丙三年的《主日八分半》。在這三本書中，我在每一主日的道理中，都嘗試找到一首中國詩歌或故事，去和福音的精神相呼應，嘗試把教友們帶進一種境界，即福音和文化同時要帶我們進入的那種人生的境界，那裡有的是真、善、美、聖，和天主無限的大愛、慈悲、安排和創造。

其實，上面的看法是源於我所喜歡的一個思想：「立體的人生觀」。「立體人生觀」就是說：聖經『啟示』真理；文化、其他宗教和一切的人文科學『發現』真理；我們還要『活出』真理。

當我表達這意見時，在赤柱瑪利諾會院演講的一位世界知名神學家JacquesDupuis,S.J.便對我說：「徐神父，你為何不說文化也『啟示』真理？」我回答他說：「神父，我不敢這樣說；說了，後果不堪設想！」因為還有許多人認為信仰比文化高一線！其實，當我說「立體的人生觀」時，在我心中是沒有大小先後的，我們最重要的是熱愛和懷抱這一切，讓它們在我們的生命中發酵、互動，互相引証，亦互相提昇，還要互相挑戰，互相修正。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按著所認識的真理去實踐和生活，然後再把我們經驗的結果，用我們自己的話去表達出來。這時，我們才有了真正的、扎根於生活的本地化神學。

我有一次去中國東北的遼寧省撫順市講學，那裡是雷峰的故鄉，中國大陸的政府常宣傳要「學雷峰」，因為他有很大的為人犧牲的精神。我參觀完那個雷峰博物館後，館長就拿出一本紀念冊，請我題字。我想了一想，就提下了：「我喜歡立體的人生觀，所以無論是基督的博愛，佛佗的慈悲，孔子的仁愛，或者是雷峰的犧牲，都值得長照宇宙，永留人間。」然後簽上我的名字。那位無神論的館長很喜歡這幾句話，他說：「神父，我很喜歡這個思想，如果人人都相信這種立體的人生觀，世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紛爭。」我說：「對，我很相信這些思想。作為一位神父，我肯定我自己，但我又可以向你學習；學了你以後，我會更加充實我自己、成為我自己。」

有次我和某地的一位宗教局局長吃飯，吃飯時我對他說：「我們天主教最近發展了一種很有趣的思想，我們已不怕向基督教徒學習聖經，向佛教徒學習靈修，向無神主義者學習如何建設這世界。」不過我補上了幾句說：「我向基督教學習，不是想做牧師；向佛教學習，不是想做和尚；跟你們學習，不是要放棄信仰！我作為一個神父，如果能夠在重視禮儀的同時，再兼備基督教的聖經修養；在天主教的靈修根基上，再加上佛教的靈修；在致力建設天國的同時，再培養我們對世界的熱愛。我便是一位更好的、更全面的、更『立體的』神父。我向你們學習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成為我自己！」

在這世界上，無論從歷史整個的縱面來說，或從全世界地域的橫面來說，都有很多事物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教會要學習如何『降生』在歷史和空間之中，並要用武俠小說中的『吸星大法』，去吸盡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中所有的真善美和一切的能量，去成就我們的今日和未來。這為我而言，就叫做本地化。

下面我想和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本地化上的一點小努力。

神學對我來說，就是信仰生活的反思和整理。我們熱愛信仰，我們喜樂地渡著熱誠的信仰生活，然後我們對這生活不斷的加以反思、批判和繼承，再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文字和文化去承載和表達。這種努力不能只是理論，而需要有一個「支持系統」去讓它實現出來。對我來說，這支持系統要展現在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我們的主日禮儀。我的主日講道集《主日八分半》，就是在這個理想的催迫下，經過了十多年的生活、嘗試和努力的結果。

第二，我也希望這些結合了我們的現實生活的信仰，能滲透我們教會的工作，尤其是我們的教育系統，因為這是我們香港天主教在人力和物上最大的投資。我和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合作出版的天主教公民教育系列《香港情、中國心》，也是在這理想下促成的。我不是想介紹這套書，而是想介紹寫成這套書的方法。

這套書的所有三十三個主題，起先都是只有題目，沒有預設的內容。跟著我便找幾位老師，一齊研究：「我們的學生現在需要些什麼？他們在想著什麼？怎樣才能有效地幫助他們？」我們全組人都齊齊的「講」，根據我們的知識和經驗，天南地北的講，感嘆時事，暢論古今，無所不談。然後整理出全章的脈絡，定出全書的結構，再分工合作一齊去找資料，找些社會科學上的、生活的、聖經的、中國文化的資料。然後分頭去寫出一段一段，最後由我執筆總其成。全書所有的三十三個單元都是這樣寫成的。這套書每單元都必有三部份：人文科學和現實的生活情況、中國文化、宗教信仰（特別是聖經）。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信仰本地化和教會本化的努力，我已經這樣努力了十多年。

最後，我相信真正的本地化，其實就是對普世教會的最大貢獻。

我們常說中國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和文明，最近我到瀋陽，更參觀了那裡最近出土的「新樂文化」，那已是七千年前的事，即中國其實已可以說有七千年的文化和文明。但這個文明古國，對普世教會似乎一點貢獻和影響都沒有，那是十分可惜的事。剛才張神父所說，我們有本地神學家，卻沒有本地神學。其實我們只能說有本地神學工作者，因為我們也有一些關心本地神學的人，張神父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但張神父所說「沒有本地神學」，聽起來卻是令人黯然神傷的。我們已有一群人，大家都很著緊於本地神學的發展，為什麼卻只限於「說說」呢？為什麼不能一起努力，去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神學呢？老子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一定要由今日開始，努力去走這一條本地神學、本地教會之路，無論是禮儀或聖藝，都要本地化。這是我們堅決不疑的大方向。

我在大陸問過許多神父：「如果你要建新聖堂，你會建一座什麼樣的聖堂？哥德式的（西式的）或者是中國式的？」我得到的回答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哥德式」！老教友不能接受中國式的教堂，這是事實，但這只能說明我們的「西化教育」（不敢說成是「殖民教育」或「奴化教育」）是十分的成功而已！另一原因，也是因為在事實上，西方的聖教藝術確是遠勝於中國聖藝。理由很簡單，別人發展了千多年的聖藝，必然比較完美，我們剛剛起步的創造當然會顯得比較粗糙。許多教友都不喜歡中國式的聖母或中國式的聖堂，僅有的一些中國式聖藝，也不過是用來點綴一下而已，成不了中國教會的主流。

我深信，中國教會的其中一個優次，就是要發展本地神學，建立一個能夠打動中國人心的「中國教會」。我們今天刻意發展的事物，無論是禮儀或聖教藝術，一百年、三百年之後，一定可以和西方的名家如米開蘭基羅、達文西等爭一日之長。本來，以前來華的著名傳教士，就有很重視中國化的，一位意大利來華的畫家朗世寧修士，他的畫就是中、西結合的，畫得很美，可惜到現在似乎是失了傳，因為許多人不喜歡、不重視，所以這種中、西結的東西也成不了主流。

我希望今天與會的人，大家都能坐言起行，對這個問題給予應有的重視。我不希望在這個研討會完結以後，就什麼都「完了」。普世的教會應是一個多姿多采的教會，裡面應有中華民族和這個民族文化的貢獻和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