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年刊 第十九期 一九九八年 67-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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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作者在1998年出席台灣中央研究院”中、港、台、澳”二岸四地的近代歷史研討會會議中所宣讀的論文。文章內容乃根據歷史事實，刻劃了自一八四零年至今的近代中國－－中、港、台兩岸三地的護動關係，特別是「香港」這一塊土地，在兩岸三地上所扮演的角色。於是文中所強調的是：同脈相連的中港台兩岸三地，大家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擁有中華文化的五千年瑰寶，究在此時此刻，大家希望中華祖國會變成如何的祖國呢？再者，在同根護動下探索近代中國歷史的變化，即從歷史悲刻中看到香港是兩岸三地護動關係的橋樑。其後更從兩岸三地的歷史脈絡中作另類的反思，以描述兩岸三地的實況。在結論中則也能在異中求同，不怕面對改變，好能達到統一的認同，且提出了切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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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教授在其《新時代的歷史觀》一書的結論中，有這樣的一段精湛且發人深省的話語：
古人說「繼絕世舉廢國，柔遠人，來百工」，雖然免不了自高的語氣，卻為其他世俗文學裡所無，只有宗教的經典裡才有類似的說法，尚且未曾說得如是割切。今日中國為著本身之安全和對全人類的貢獻，都有繼續著此傳統精神之必要。可是將這些響亮的名目付諸實施前，台灣海峽的兩岸三方務必增強互信。過時的名號可以就此放棄，打破許多不能評議的禁忌。以歷史代替意識型態，也就是接收歷史的仲裁。
因為每一民族和每一國家，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已經用整個民族的血汗，將其文化精髓，每論是好是壞，都刻劃成生命的歷史，且創造其本身的獨特風格；而歷史乃整個民族以具體的生活在文化中長期累積而成的，實不容臨時製造之憑藉，也不容強權所否定或篡改的。(1)
再者，歷史是人心跡的記錄，也是人與人共同生活的具體事跡的記錄；歷史的智慧就是人的智慧，都是活生生具體的事實，不是神秘虛玄的。雖然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歷史不過是一大堆偶然事件和人物的巧合，誰也無法尋覓到一條歷史演進的規律作為未來的明鑑；但我卻接納另一些史學家的思想：
歷史乃根據歷史哲學循序而變的，自有其完整的邏輯系統成為重要的淵源，亦有其事實性的互聯系統作為重要的證據。(2)
就是這些重要的淵源和證據提昇了歷史的價值，喚醒人心底的意識。意識乃是人對自我內心生命狀態的瞭解，對自我經驗的認知，能分辨出「自我、行為與對象」的價值與意義，好使自我在個別的經驗中有著不變的原則，且能維持自我、自我與別人、自我與社會彼此之間有明顯的互相連接的關係；於是，每一個活在歷史中的人，都有責任地維護歷史的確實性，亦參與為歷史作監督的判斷。(3)現代人對歷史的體認不夠深刻，對自己的生命歷史演進也沒有深刻的體認，故未能意識到歷史的重要性，更不會明白以歷史代替意識型態，(4)也就是接收歷史的仲裁。無怪乎先聖賢人為人留下了對歷史仲裁的「憂患意識」。
孔子說：
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
孟子亦說：
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告子下篇)
范仲淹則說：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直到今日，我們可以從歷史實況中，看到歷史智慧的累積，作為前車之鑑，亦能得到思想上的啟發，作深堪的反思，以建立美好的家國。反之，人若太過享受逸樂，專權霸道，會趨向頹廢與糜爛，便會招致滅亡。
歷史告訴我們，中港台兩岸三地本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版圖。中國大陸與香港本來就是在同一塊土地上；由於中國地大物博，香港這塊位於珠江流域的濱海地帶，數千年來就是一塊沒有被注意的邊區土地。可是，這塊邊區土地因滿清政府的腐敗，讓英國政府看在眼中，便隨著危害人心人身的鴉片戰爭，被滿清政府放棄了，在不平等的南京條約中將「香港」這塊土地割讓了，給了英國政府；又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北京條約中，將九龍割讓給英國政府(一八六○年)；又在一八九八年春，英國政府以法國政府租借廣州灣為危害香港之理由，要求租借九龍半島以北的新界地區。如此，香港便在中國的同一塊土地上，卻被英國所佔有，變成英國的殖民地；但生活在香港這塊土地上，百分之九十或以上皆是流著中華民族同一血源的中國人。
至於台灣，在地理上乃一海島，但在經營開發中，幾乎都是閩南漳泉人與粵省客家人，皆由中原遷徙而至的。在歷史上說，自遠古至第十七世紀，台灣與中國已成為一體的關係。我們可從追溯到尚書中所言的「禹貢」中所提及的「島夷卉服，厥篚織具，厥包橘柚，錫貢」的記事中作引證；又從陳壽的「三國志」及范曄的「後漢書」東夷傳中所記載的「夷洲」可明之為現今的台灣。再者，自隋唐至元朝的「流求」時代，期間亦有留仇、流 、 求、或琉球之稱。到了明朝，台灣的地位逐漸開朗，不再以「琉球」稱之，另以「小琉球」述之，以別於琉球群島的「大琉球」。期間亦出現過不同的名稱：雞籠山、大雞籠、北港、東番、臺員、大灣、大冤、臺灣等不同的名字。最值得一提的乃荷蘭侵入臺灣，臺灣初次淪陷，時為一六二二年(天啟二年)的七月。荷蘭佔據臺灣達三十八年，到一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永曆十四年)，鄭成功初次光復臺灣，便更清晰地證實臺灣乃屬於中國的領土。其後，臺灣這塊美麗的土地受到列強的侵擾，尤其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後，臺灣的危機逐漸地升級，如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已直接地涉及臺灣，此時英美法俄四國要求與臺灣通商；一八六一年以後，德、荷、丹麥、西班牙等國相繼與中國訂約，均享有通商之權。由此，臺灣與外國的糾紛愈來愈頻，如一八六七年的美國商船羅發(Rover)在紅頭嶼衝礁擊碎，船長與十三人駕划逃生，在琅 登陸，被龜仔角生番戕害事件等。最忍痛的一次乃是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大敗，而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便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時為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七日，自此，臺灣乃受日本統治達五十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投降為止；臺灣在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接納日本的投降，於是臺灣又回祖國懷抱。(5)現時的臺灣，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治理下，已是亞洲經濟富裕，人民生活穩定的地方。在這塊土地上居住的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也是中華文化的保存地，除了一部份人要求台灣獨立自治外，大部份人都盼望著中國能統一。
從歷史上肯定，兩岸三地的人民生活、經濟、政治體系、文化教育都不同，卻都流著同一的血源，卻因政治的意識型態所束縛著，不能反省歷史的教訓，只是從推翻帝制的封建社會，但卻走入另一個專制的自我獨尊的政府，不能活出文化中的「和為貴」與「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究竟中華民族的子孫們心底渴求的是怎樣的政府？盼望活在什麼制度下的國家？兩岸三地的中國人是愛中國、愛香港、愛台灣、愛資本、愛共產、愛共產黨、愛國民黨、愛民進黨、愛自由、愛極權專政、愛民主、愛鬥爭、愛和平……這都是「夾縫想像」，兩岸三地的政府都會說：
我們都擁有中華文化的五千年瑰寶，淵源流長；我們的執著和倔強是一份的涵養；我們是禮儀之邦，也是孝道的恩義民族；我們經濟富裕，大家都能舒舒服服地享受吃的文化……
就在同脈相連的語氣下，分成了兩岸三地的不同政府，而美其名為「一國二制」、或「一國三制」……再發展下去，會不會又在「夾縫想像」提出「六點八點」，以至於「一制二國」、「三制二國」；然後，大家都會說：「安定繁榮」、「平穩過渡」、「循序漸進」、「以不變應萬變」等等，口號多多，最後的一句永遠都是以「回歸祖國懷抱」作為結論。究竟是什麼祖國？¾ ¾ 傳統歷史文化薰陶下的祖國？黨政下的祖國？同一天空下的這塊土地的祖國？抑或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相融的祖國？大家心中有一個答案，不必多問了。
從一八四○年的近代中國史實中，我們看到中國在滿清政府的腐敗下，孕育了中國的種種悲劇，也在悲劇中塑造了以「香港」為橋樑的兩岸三地之護動關係。
一八四○年一月，英國政府因林則徐禁煙事件，認為這是破壞了通商的法律，故決定對中國用兵；經過二次的北犯，戰勝了中國，於一八四二年八月廿九日在英艦高華麗號上簽了中國的第一條不平等之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從始香港的中國人便生活在殖民主義權威下的統治。然而，事實上，英國軍隊早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已在香港島西北部登陸，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宣佈佔領香港；當時，滿清政府向英國宣戰，卻戰敗，所以不能有所作為；英國政府更在一八四一年二月一日以統治的姿態，張貼第一張告示：「准許居民有宗教信仰或集會結社的自由」，又在當年六月七日，正式宣佈香港為遠東第一個自由港，以吸引更多外來的居民，帶來資金和勞動力，以湊成香港寶貴的資源；「南京條約」簽訂後，在一八四三年六月七日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 Batt)乘砲艇「女王號」抵港，宣誓就職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此時便正式宣佈港島為「香港殖民地」(The Colony of Hong Kong)。(6)
雖然香港割讓給英國是中國歷史上的悲劇；幸好，在這塊殖民地上，由於是自由港，中國人要出入香港都很方便；於是，香港便成為中國大陸廣東區沿海人民的避難所，有很多人逃來香港發展。
從歷史的記載得知：領導辛亥革命的同盟會創立於一九○五年八月，期間，孫中山先生是最重要的革命領袖，他的行蹤是清政府所不容的。話說回來，孫中山先生在一八九二年畢業於香港西醫學院，隨後在澳門和廣州兩地行醫，日益關心國家民族的安危，醞釀了反清政治活動。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在香港成立香港興中會，決定舉行武裝起義，奪取廣州為革命根據地。但起義失敗，便在一八九六年流亡海外，是年九月，在倫敦被中國駐英公使逮捕，經過他的老師康德黎(在香港讀書時的老師)的營救才得脫險。可見，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乃在香港讀書時漸漸地孕育在心中，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會中通過以孫中山先生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其後，孫中山先生在同年的十一月十七日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作為同盟會領導革命的方向。至於後來在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所策劃的起義，乃是黃興在香港秘密安排，再到廣州作策劃。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黃花崗起義爆發，黃興率領黨員一百多人攻總督衙門，與水師提督部隊相遇，起義失敗，這是同盟會的第十次起義。然而，同盟會沒有因為失敗而放棄理想，於是，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了武昌起義，且獲得各省紛紛的響應，兩個月內，有十五個省先後宣佈成立革命政權，滿清政府終於解體，革命黨員組織「軍政府」，建立「中華民國」，史稱「辛亥革命」。是年十二月廿五日，孫中山先生從海外回國，到達上海，十二月廿九日，十七省代表會議，大家通過選舉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又議決改用陽曆；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成立。(7)
雖然，香港是殖民地，但也為中國帶來了西方自由的文化，也是革命的後援跳板。及至辛亥命成功，香港的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和服裝上很自然，也很容易地作出改變，在適應上也較容易。
然而，在中華民國成立後的十年中，廣州陷於軍閥割據與混戰的大亂中，民生不安，香港便成為廣東一帶人民的避難所，發展了兩地護動的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中國的破壞很多，國民黨與共產黨皆希望內戰亦可以結束，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十月十日國共相方卻感到需要定下協議，共同為國家的和平而努力，故雙方簽訂了〈雙十協定〉，強調了：
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
可惜，好景不常，雙方未能根據協定行事而形成了國共的鬥爭；於是，內戰開始，其結果便是國民政府戰敗，退守台灣，共產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由毛澤東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身份，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向全世界宣佈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此刻，香港自由港的地位便吸納了反對共產政權的人，也吸納了國民政府軍來港，在調景嶺設立了反共基地；於是，香港便成為兩岸的中介。尤其在共產政府下所發起的種種政治鬥爭的運動，使很多人逃難到香港，特別是五十年代的大逃亡潮，為香港帶來了上百萬的生產與消費的人口，還有很多教育文化界的學者，他們帶動了香港學術界的起步，特別是在中國文化、歷史與哲學方面的興起；也有學者專家來回港臺兩地作學術交流，如羅香林、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現簡單地介紹共產政府的十項政治鬥爭運動於下：
抗美援朝：中共全力支援韓戰中的北韓。(一九五○年)
土地改革：乃一場改變農村生產關係(即所有制)的鬥爭，中共所實行之土地改革所遵循的路線是：「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消滅地主」；具體的做法是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分配給貧僱農和中農。改革的時間約為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間，(北部地區較早，南方地區約一九四九年下半年才開始)。其目的在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進行經濟改革，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的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在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的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三大改造)，是在一九五三年開始於第一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即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民主改革、三反五反之後，完成於一九五六年初；其具體做法為在農村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城市之手工業改造為集體所有制、私營商業改造為公私合營的企業。事實上，所謂「三大改造」也是中共繼續其生產關係(即所有制)變革的步驟。在城市，則是中共與民族資產階段的第二次較量。(第一次是三反五反)
鎮壓反革命份子：對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者，特別是未及撒退而留在大陸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實行殘酷之鎮壓措施(即大部份被槍斃)。(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
民主改革：為實現社會主義，以確立工人階段的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政體。(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
三反五反：三反乃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對象乃針對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即政府的公務員；五反則針對資本家而言，就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騙竊國家資產、反偷工減科、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三反五反」是中共與城市中之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一次較量。(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
肅清反革命份子：針對共產黨內部的隊伍，清查出一批暗藏的敵對份子。(一九五五年)
反右派份子：中共黨政府在一九五七年間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號召人民幫助黨整風，一些右派份子在鳴放中提出反對共產黨領導，和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於是中共發起了全國的進行反右派鬥爭，其中所針對的人乃文化教育界、科技界、醫務界及民主黨派等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
三面紅旗：中共政府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全國生產出現了「大躍進」，和農村推行的「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
反右傾：主要是黨內部的思想肅清，凡不與黨思想配合的都被套上右傾的帽子。(一九六四年)
文化大革命：這是中共建國以來最重大的政治運動，目的在於「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乃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再出現的大鬥爭，掀起了轟動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革命，鬥爭甚為激烈，其鬥爭規模之大包括了文化教育、科技、宗教、政治、經濟……等等。
國共分治兩岸，卻不能分隔人民心靈中的親情互通，於是，香港便肩負了這份互通的中途站，在護動中變成了親情互通的轉運點。所謂三通就是「通郵、通航、通商」。雖然國共分治的兩岸至今還未達成三通的協議，但暗地裡由香港扮演了湊合三通的角色。究竟何時開始有三通？我們可說自一九四九年國共分治二岸至今，若要明確地說，則由一九七二年中華民國在國際政治上失利而離開聯合國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納成為聯合國一員起，三通開始頻密，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今，中共實行經濟開放政策後，雖說未能直接三通，三通也算是直接的，究竟何時能兩岸直接三通，不必由香港作為護動的轉運，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能實現。
我們可由香港被不平等條約中割讓給英國的悲劇事實作反省：若以神話的思域言之，那一刻根本沒有想到中國會產生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爭，更沒有想到兩黨分別產生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同根的分治兩岸，而香港則被上蒼安排作兩岸的護動的中介聯絡。香港的地位表面上是殖民地，內裡卻是一個自由港，代表著政治跳板的力量，經濟跳板的互通，思想與文化自由的交流，兩岸相通的踏板；香港能不能再扮演兩岸統一的紅絲線(月下老人囊中的赤繩)，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以中國近代歷史(1842-1980年)中所引 發的護動所看到的影響為焦點
從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中，落實了滿清政府將香港割讓給英國，到一九一二年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中華民國；其後又歷經國共兩黨的軍事及政治鬥爭，卻由於日本侵華導致全民進入八年抗戰，形成國共兩黨暫時的合作；而且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也保持了合作的景況。其後，國共又再出現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以至席捲全國，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產黨控制全大陸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權則偏居於台灣、澎湖、馬祖、金門地區。自此兩岸進入了關閉時期，互不往來；自此，近五十年來，形成了兩岸三地的情懷、思想、習慣、及心理與政治意識之差異很大，實在是盡在不言中。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乃以三民主義為立國大綱，其思想意識基本上是屬於中華民族的道統：儒家思想。加上期間至四十年代，西方物質文明、文化思想和宗教精神傳入中國，對國民之心理狀態和文化素養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可從北平、南京、上海、武漢和廣州等大都會的社會現況可見一斑。
不能忽視的一點：滿清政府末期之腐敗，引致列強入侵；以至民初的軍閥混戰所導致戰禍頻凡、民不聊生，社會矛盾之激化而引致馬克思主義之入侵。在當時的教育界(尤其是高等學府)、文化界等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市場。一九一九年之「五四」運動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雖有其反封建、爭民主的一面，但潛在的另一面實是馬克思主義之「左派」思潮開始公開地登上中國歷史的政治舞台，這是中國共產黨極力推崇「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開端的原因；此新民主主義乃有別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民主主義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共產主義因此而發動日後的無產階級的革命。
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一年「七一」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取得中國國民黨之絕對領導權，發起「清黨」命令，在上海發動政變，逮捕和殺死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五千多人等，國共便形成決絕關係。其後，一九二七年八月朱德之「南昌起義」，到建立江西井崗山根據地；其後數年，蔣介石發動五次圍剿江西井崗山，而導致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了中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陝西的吳起鎮，中共便另外開闢了陝甘寧邊區根據地；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為契機，國共雙方再度合作全面投入抗日戰爭，期間雖有多次的摩擦和鬥爭，(如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的「皖南事變」，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地區包圍九千餘新四軍，大部份的軍民犧牲)，但抗日終可獲得勝利。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國共雙方又馬不停蹄地進行備戰，由東北之爭奪 ¾ ¾ 遼沈戰役開始，便爆發了全面的內戰，最後結果便是二岸的分治。
我們再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期開始，反省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大家都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但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之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政權、殖民地政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政權，政治意識、宗教意識和道德意識之不同與分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互相影響。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基本上向全民推行極「左」之所謂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的政治路線，強調「統一意志」，也強調「集體主義」，這實際是當年德國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的翻版；在共產政權之初期，此類教育頗有成效，但隨著大陸推行大規模政治運動(如抗美援朝、鎮反、土改、民主改革、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派份子、三面紅旗、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等。)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中共開始借助警察及保甲制度去鎮壓和控制百姓。至於對香港及台灣之存在認識，乃通過無線電波(香港電台、綠村電台、自由中國之聲)及有限度的往來(大陸與台灣的往來幾乎是完全隔絕的)。大陸民間頗為嚮往香港豐足的資本主義社會(對台灣的三民主義制度則頗不了解)，故除了五十年代的逃港潮外，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及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再引發了二次大規模的逃港潮，每次逃港人數皆以拾萬人計算。此期間，大陸南方地區及華東沿海地區民間老百姓，甚至共產黨之黨政內部之所謂「社會主義思想意識」已逐漸淡化，資本主義的意識和物質享樂思想逐漸滲入社會的各階層。
至於台灣，在七十年代中期，蔣經國實行開放政策，走民主路線，以及推動十大建設，期後更開放黨禁，於是在經濟上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富裕，尤其有土地的暴發戶增多，雖然與大陸不能有三通的交往，在暗地裡卻透過香港的護動，已間接地與大陸親友互通，也在經濟上給予很大的支援。
以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契機，中共組織部長胡耀邦拋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之唯一標準」，貶廢了華國鋒(黨主席、總理、軍委主席)，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的高幹及開國元勳得以回朝；其後，鄧小平第三次正式復出，高舉開放和改革之大旗，推行為拯救共產黨衰亡的新政治路線，即所謂「設計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調堅持一黨專政、一黨獨裁，但經濟則推向「市場經濟」的策略，於是在經驗上需要香港作為轉運站，亦歡迎台港兩地商人回大陸經營；香港便自然地成為台商轉入大陸的踏板。
大陸南方地區及華東沿海地區由於自七十年代中已開始受到「港風」的影響，遂逐漸加強「自由經濟」及伴隨著的自由經濟文化之侵入也日漸明顯，促使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實行開放改革以後，這些地區之經濟發展特別迅速的原因和效果。目前大陸的社會，特別是較開放的東南沿海各省及城市，受香港之獨特資本主義意識的影響頗為廣泛和全面，甚至無論在社會、文化、教育以及生活習慣，更甚的連常用的口語等方面，都在模倣香港的做法。
由於台灣方面的開放比較遲，尤其是對大陸的開放皆有條件性的開放，故台灣的文化、教育和社會對大陸的影響要到八十年代中末期才得以加強。饒有趣味的乃是鄧麗君的歌曲，在七十年代末已在大陸廣為傳播，且甚受歡迎，這對於當時大陸仍是流行歌曲之沙漠來說，無疑是一股甘露的滋潤，故當時大陸民間有此一傳言：「日間是鄧小平，夜間是鄧麗君」。
近廿年來大陸奉行之改革開放政策，及台灣開放；中、港、台三地在刻劃護動的歷史意識，以及在經濟意識和文化交流的意識上的互動和滲透是明顯的。首先是大陸不斷地從香港和台灣吸收自由經濟的精髓，以及其附屬之上層建築 ¾ ¾ 文化、教育和民主、自由的思想體系。香港和台灣也逐漸地了解曾經封閉了卅年的大陸社會之政制架構，及其社會、文化、教育的面貌，特別是其獨特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之意識型態。加上台灣及香港所保存的傳統儒家思想漸漸被大陸的文化智識界所接納，而且喚醒學術界的文化前輩的重新反省思索，這對於在大陸社會中千千萬萬被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所扭曲或嚇怕了的人性之矯正，肯定發揮了正面的影響。
儘管共產黨強調他們是無神論者，其宗教政策是「有信教的自由，但沒有傳教的自由」。就在開放的廿年以來，大陸人民自身已有或祖傳的宗教信仰也由地窟中走出來；加上各類宗教透過不同渠道進入大陸，也給予支援；於是，使原來頗為低調的或在暗地裡生存的各類宗教，都能在民間蓬勃的發展。再者，除了傳統上已存在中國文化中的道教、佛教和儒教，外來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外，民間不同的各類宗教(民間宗教)及新興的宗教都不斷地發展，台灣某些新興宗教或教派亦在福建及廣東一帶均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發源於大陸而傳入台灣的民間宗教也回大陸尋根和迎神。雖然，有部份宗教依然屢被取締，但這些植根人心與發自人心的宗教是無法予以禁絕的。
當我們覽觀中國歷史時，都可發現每一個新朝代新政府上任時，都必定有新的改革，這正是應驗了易經所言的「生生之謂易」了；宇宙在變、天在變、地在變，人也在變，一切萬事萬物皆在變，「變」也就是「改革」吧！
然而，在「變」中，究竟是產生「相合」的變，抑或是「分散」的變；「統一」的變，抑或是「分裂」的變。中國諺語有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一個大道理吧！現今的中國正處於國共的「分」治情況，這個「分」算是「久」抑或「不久」？也有一句話籠括著中國今後動向，也宣揚著繼蔣介石、毛澤東後中國長期革命中第三階段的主題，那就是：「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8)。 美國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他的書中提出：「中國若不改革，只有滅亡」(9)， 不改革就是不變，不變就不能生生，不能生生，就只有滅亡，實在也是易經的大道理。
因此，在歷史的反省中，我們要分辨清楚：「膿頭要根除」的意思。也肯定了：若不是膿頭，就不必根除，而要好好地護理，不使它受傷而含膿。(10)現今中港台二岸三地的分歧實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分歧，這些分歧能否截長補短呢？或者，是重要的不在於截長補短，而是要正視背後的真正問題呢？於是，我們可以簡單地說：「資本主義為了利潤，利用一切價值包裝人的慾望；共產主義為了權力，利用一切價值包裝人的理想。一個是經濟性的異化，一個是政治性的異化。」(11) 如此，人心會失調、歷史也會因人心的失調而失調；社會文化也會失調。人心便沒有希望，歷史也沒有希望了。
所以，本文所強調的「同根」，就是要強調中港台的人民都是同出一源的中華民族，有著血脈相連的歷史文化，若在血脈中有受傷而含膿，便要忍痛地根除膿頭，以保存一體的生命；若中港台有分歧之處，便要以「和為貴」地作出協調，以達到有同一的共識。至於「護動」，則有著兩種不同的情況，其一為互相排斥的抗爭，這種情況重點放在「動」中。另一則是互相包容的愛護與互相幫助的互動，雖然中港台二岸三地在意識上有不同之處，也能在異中求同，不怕面對改變，好能達到統一的認同，這也是本文的希望。於是，我們嘗試提出切診的方法：
放棄唯我獨尊的歷史包伏，走向民主的共融，使人人活出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精神；其原則在於「貞定其異，感應其同」與「同則相感，異則相動」，就是要人開放心胸，尤其是當權者；然後不斷地尋找生命與政制體系中的相同點，在變中走向同；若有異，則彼此學習。(12)
從歷史中吸取經驗，保護傳統文化的優良點，開創現代化的動力；同時也接收歷史的仲裁，使傳統與現代化產生互動關係，其內發揮糾正(修正)作用與續程作用，發展互信、自由與開放；就是說，傳統可以幫助現代化的發展，現代化可以促成一些傳統的復興。(13) 所以，千萬不要破壞歷史中的傳統文化，讓傳統文化本身可以再發展下去，吸納現代化的精華，作出一種互動的交談。
發展歷史性的全人教育，與全民教育，培育新的一代，以開創新紀元。其實，教育的重點在於發展人性，使人人能盡性而行；其次是使人明瞭社會文化的需求，且學習哲學的思考，創新和解決問題等方法。同時，必須加強民主教育，因為民主的真締是「自由」與「平等」；「自由」與「平等」的基礎是「真理」。(14)
懂得在歷史中定位，所謂「名實相符」，而不是妄自菲薄。因此，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是很重要的。
黃仁宇，《新時代的歷史觀 ¾ ¾ 西學為體，中學為團》，台灣 商務 1998年初版 71-74, 58。
王逢吉，《人生之旅 ¾ ¾ 綠川隨筆精選》，葉強出版社 1988年初版 「歷史的心」92-95。
周景勳，《讓自己成為自己 ¾ ¾ 心靈的追索》，台北 上智 1994年初版三印 128-131。
所謂「意識型態」(ideology)，其意義異常混雜，紛歧含混，撲朔迷離，學者對它的定義和主張很多。故國內有以譯名說明之，如譯作「主義」、或「意理」、或「觀念叢」，亦有音譯為「意底牢結」。因為「意識型態」影響了廿世紀人類的思潮，一般以為意識型態是國際間政治對抗的因素；實際上，它的影響廣及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他不只存在於政治層面指導政治鬥爭，甚至跨過界指導人的經濟活動，即使在純學術活動中，也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其實，意識型態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的時間並不很長；首先提出意識型態這個字的人是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哲學家德拉西(Antvine Claude Destutt de Tracy)。他在一八○二年創用這一名詞時，原意是用來表示一種對哲學思想的研究方法，要求以自然科學嚴密實證的方式，來研究人類的思維活動。他更依據洛克(John Lock)和康第拉克(EB de Condillac)的感覺論觀點，說明意識型態(思想、觀念、科學)是由三部份組成：一是合理的意識型態、二是生理的意識型態、三是比較的意識型態。然而，在廿世紀，意識型態此一名詞又和極權主義信仰相結合，使此名詞令人望而生反感。這種視意識型態為可惡反感的情形，在民主國家中，尤其普遍。若就政治層面來說，政治意識型態是一信仰的體系，它為既存的或構想中的社會，解釋與辯護為人所喜好的政治秩序，並且為其實提供策略(過程、制度、計劃)。政治意識型態包括一套與人性、與社會有關的規範性與經驗性的基本命題。這些命題用來解釋與辯護人類的情況，及指導與維護人們所喜好的政治秩序之發展。因為它是一種信仰，所以它能引起信仰者的狂熱，為了維護其主張，為它犧牲、為它奉獻，使他們的生活行動，對反對者予以反擊，或設法使之同化。現代學者一般認為：意識型態含有四種組成系統。現以日本學者高橋徹和田中義久兩人的說法作介紹：
分析體系：針對現實生活的社會情景，從事科學及客觀的分析和判斷，建立合理的認識。
價值體系：表明團體的積極且具有創造性存在的理由，指示團體的目標或方向，對於成員灌輸神聖的使命感。其內，有一評價的力量，以說明理想價值目標及個人的根本意義。
信仰體系(神話體系)：描繪出一個理想遠景，其內含有濃厚的情緒色彩，使人有共同嚮往的追求意志，而為高度的行動取向。
政治策略：乃根據其理想遠景所擬訂出來的具體策略，此包含了遠程策略和近程的行動步驟。
參閱(1)
陳明仁撰，《先秦儒家價值思想中天人觀念和演變》，1991年5月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羅光教授指導。
(2) 斐魯佝(Lucian W. Pye)，《中共的改革與方勵之》，台灣聯合報 民77年11月21日三版。
(3)
巨克毅，《意識型態傳播與國家發展》，台灣 正中書局 民76年5月初版 31。
(4) 思格爾等著(張明貴譯)，《意識型態與現代政治》，台灣 桂冠圖書公司 民75年 5。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台灣 正中書局 民43年三月初版。
張月愛，「香港一八四一至一九八○」，《香港與中國》歷史文獻資料彙編，廣角鏡出版社 1981年12月版 82-88。
《中國近百年歷史圖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1979年二版 第八章 辛亥革命 153-201, 687-688
黃仁宇，《新時代的歷史觀 ¾ ¾ 西學為體，中學為團》，台灣 商務 1998年初版 54。
同上，17。
王鎮華，《百年中國的反省 ¾ ¾ 源頭既清，波瀾自闊》德簡文集(1)，德簡書院•覺覺出版社 1992年11月出版 3。
同上，7。
王鎮華等，《兩岸文化的關懷》，德簡書院•覺覺出版社 1993年九月初版 15。
王鎮華等，《兩岸文化的關懷》，德簡書院•覺覺出版社 1993年九月初版 18。
林生傳，《新教學理論與策略》，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民77年 3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