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年刊 第十六期 一九九五年 93-100頁
＊＊＊＊＊＊＊＊＊＊
江文也原名江文彬[1]，1910年6月11日出生於台灣省、台北縣淡水鎮，祖籍福建永定的客家人，家中兄弟三人、排行第二。由於中日甲午戰爭(馬關條約)，清政府割讓台灣[2]，故台灣省自1895年至1945年期間為日本的殖民地。江文也就是這樣在日治時代的台灣省出生，後因其父在家族商務上的需要，自小(1914年：4歲)就全家移居廈門(福建)。在廈門期間，江文也曾受過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直至1918年(8歲)才進入由日治台灣政府在廈門經管的日文學校(旭瀛書院)就讀[3]。江文也天生喜愛唱歌，而廈門當地由基督教傳教士所舉辦的「青年會」也就成了他的音樂啟蒙地方；故此可以說，江文也最早接觸的也就是教會歌曲，而第一件樂器會是教堂內的風(鋼)琴[4]。
1923年(13歲)在母親逝世後，其父就將江文也送赴日本進入長野縣上田中學就讀。由於其兄(江文鐘)已在日本求學，寄宿於日本的管家中，因而兩兄弟可互相照應；同時他在廈門就讀的是日文小學，故在日本並無語言上的困難[5]。從1923至1929年中學期間，江文也曾接觸過教會團體，而且在精神上也曾接受過一位女牧師的支持與鼓勵。在1947年(11月)當北平(京)方濟會思高聖經學會初版《聖詠作曲集(第一卷)》時，江文也在此集第151頁、標題為「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一文，開始就有以下的一段文字：
自從我見了雷永明(G.M. Allegra)神父，同時，「聖詠」也重新提醒了我的意識，在我進中學時，有一位牧師贈我一部「新約」，「新約」的卷末，特別附印「舊約」中的「聖詠」一百五十篇，從此它就成了我愛讀的一本書。[6]
1929年(19歲)4月，江文也進入東京「武藏野高等工業學校」修讀電機，在學期間(1930年7月開始)課餘時隨聲樂老師阿部英雄習聲樂。同時，這個時期的江文也已開始到基督教團體參與崇拜[7]。
1929至1932年當他在高等學校期間，除私下跟隨老師學習聲樂外，對於當時被稱為「現代樂派」的德布西(C.
Debussy, 1862-1918)、巴爾托克(B.
Bart
k,
1881-1945)、拉威爾(M.
Ravel, 1875-1937)、史塔溫斯基(I.
Stravinsky, 1882-1971)等作曲家的作品都非常著迷，而且不斷私下鑽研。故此，現在一般音樂學者都認為江文也是一位自學成功的音樂家。
他在音樂上的成就，除了他天生喜愛歌唱外，環境的造就相信是重要的一環。廈門的孩童期至日本的青少年期，他在教會團體內的崇拜時刻，實在就是他歌唱的機會，這也是他在日本期間首先在聲樂領域上成名的搖籃。1932年(22歲)在高等學校畢業後，江文也隨即參加了一家唱片公司的測聲並且合格。在該年5月，江文也以「江文彬」的本名參加事時新報主辦的日本第一回音樂大賽聲樂組，而且入選；第二年(1933年)又參加同一音樂大賽的聲樂組比賽，也是入選；從此奠定了江文也的聲樂家地位[8]。
之後，由於他對音樂的嚮往，也對「現代學派」的認同，所以覺得創作正就是他的路途。從工科轉至成為聲樂家，並且走向作曲家的路途，實在需要一份勇氣與忍耐。期間他曾短時期跟隨田中規矩及橋本國彥習鋼琴和作曲，也曾私下請教於日本著名音樂家山田耕作(Kosaku
Yamada, 1886-1965)。[9]
1934年江文也參加了第三回音樂大賽的作曲組，並且在決賽中得到第二名，他終於實現了當作曲家的心願，同時也為他走向作曲家的路途奠定了基礎。同年12月4日江文也被推薦加入「近代日本作曲家聯盟」並成為正式會員[10]；從此江文也更有機會及義務以會員的身份在作曲的領域上向前邁進。作為音樂家的江文也，雖然在作曲方面已進了首步，但並沒有放棄在作為聲樂家的位置，而是在演唱及創作活動上同步前進，也屢獲好評。
從1934至1937年期間，江文也在日本都有參加每屆的作曲比賽(1935年獲第三名、1936年獲第二名、1937年也是獲第二名)，這不僅使他在日本出名，而且在1936年還以管弦樂曲「台灣舞曲」獲柏林第十一屆奧林匹克國際音樂比賽特別獎而晉身國際樂壇。1938年也以鋼琴曲「斷章小品」榮獲威尼斯第四屆國際音樂節作曲獎[11]。這時期江文也遇上了一位對他影嚮深刻的俄國鋼琴家及作曲家齊爾品(A.Tcherepnin,
1899-1977)。齊爾品當年在中國及日本提攜青年新進的作曲家，將他們的作品收集並放在他的《齊爾品收藏集》Tcherepnin
Collection內出版，因此江文也的作品有機會在國際音樂領域裡出現(包括巴黎、德國、瑞士、紐約等地)。
1938年4月江文也接受音樂教育家柯政和之邀請，受聘於北平(京)師範大學任作曲教授。從此，江文也回到祖國，放棄他過往在音樂上的得著[12]，開始他發掘中國音樂「傳統」的工作；同時，創造新的要素，再加上這「傳統」。這正是江文也對音樂的執著，他認為「創作」並非憑空捏造，
而是像往昔的賢人，(他們曾)根據「傳統」而在無意識中創造了新的文化(再)加上「傳統」似的。今天我們也應該創造一些新要素再加上這「傳統」……。在孔孟時代，我發見中國已經有了它固有的對位法和大管弦樂法的原理時，我覺得心中有所依據，認為這是值得一個音樂家去埋頭苦幹的大事。[13]
難怪乎在1948年解放前，有人邀請江氏一家前往香港時，江文也的答覆是：「我不能離開賦予我創作源泉的北京，祖國音樂素材的挖掘工作(已)永遠佔據著我整個的心田。」[14]
從江文也在日本中學畢業以後至回到北京(1932至38年春)期間，這段時期正是他在音樂旅途上的開始及成名階段，甚至作為日本音樂界代表而在國際樂壇上活動。雖然江文也遷居北京，但從1938至42年間，他的作品仍有在日本樂壇上出現[15]，這正表示江文也在日本的音樂家地位是如何受重視。而在中國境內，當江文也踏足北平時，正是中日交戰期內(1937至1945：八年抗日戰爭)；對於這位出生於台灣、小時在廈門接受日式教育、後在日本完成中學及高等教育，並且在音樂領域上成名於日本及國際樂壇的台藉中國人……縱然他只是一位徹頭徹尾、正正直直、醉深於音樂藝術的人，他是政治邊沿以外及之外的人，但政治卻來擁抱和單戀他。
在北京，除教學外，這地方根本就是江文也音樂創作的天堂及靈感的泉源。1938年初春，他來到了北平，而且很喜歡這個古雅、質撲的城市[16]，他決心在此作為發掘及鑽研中國古典音樂的基地。但從1938年至40年間，在日本人佔領下的「華北政府」曾經常播放的「大東亞民族進行曲」、「新民會會歌」、「新民青年歌」及「新民婦女歌」等也確實出自江文也的創作。不管當時原因如何，事情本身在其後中國的歷史上，實在起了某程度的反作用，同時也成了他下半生蹉跎的原因和終身遺憾[17]。
為研究中國的古代音樂，江文也特別專注於傳統的祭孔儀式，因為他發現孔子儒家的思想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粹。他認同《禮記》一書中的「樂記」所記載的：「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¾¾
用「禮」指導人民的行為，使之規範化；用「音樂」感染人民的情操意志，使之和協一致。「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¾¾
一個真正懂得音樂的人，同時也講究禮的；只有把「禮」及「樂」都掌握於自身的人，才能被稱為有德者[18]。這正指出江文也認為「『創作』並非憑空捏造」的一個注腳。1939年底，他廢寢忘餐，一氣呵成他已研究五年多的管弦樂曲「孔廟大晟樂章」¾¾
作品編號30，這也是自從江文也回到祖國北京後，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份作品；而此樂曲的主旋律，日後亦在他所創作的聖詠第100篇 ¾¾
請萬民尊崇天主(Op.40,
No.100)中出現。
1945年9月，八年抗戰終於走向勝利，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江文也興奮至極，他通宵達旦將花了多年心血寫成的「孔廟大晟樂章」總譜重新裝訂，並寄給了李宗仁轉呈蔣介石先生，以表示他對自己出身地「台灣」能回歸祖國懷裡的喜樂，也是對國家的敬意[19]。這份「純真」使江文也自投羅網，看來無風無險的他竟落到鐵窗生涯，他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拘禁在政治犯的監獄裡[20]，十個月後以「不起訴」被釋放。期間他在獄中認識了一位出生於中國，很喜愛中國文化且精通中國兵法的意大利人李安東上尉(Cap. A. Riva)。正因為江文也與李安東的關係，他為天主教創作聖樂亦正式揭開了序幕。
[1]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 ¾¾ 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7-8。
[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9年初版 286-287。
[3] 同註1 8。
[4] 同上。
筆者按：在基督教的教堂內所設置的伴奏樂器，一般都以鋼琴為主；而天主教的教堂內所設置的絕大部份都是風琴(Harmonium)，在較大的教堂內甚至會安裝管風琴(Pipe Organ)，如清、康熙年間在北京宣武門天主堂就已安裝了管風琴。
[5] 吳玲宜，「江文也生平與作品」，《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56。
[6] 江文也，「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聖詠作曲集 ( 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151。
[7]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2。
[8]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2。
[9] 吳玲宜，「江文也生平與作品」，《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57。
[10]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3。
筆者按：這個聯盟的前身是「新興作曲家聯盟」1930年成立，1935年9月改名為「日本現代作曲家聯盟」。
[11] 吳玲宜，「江文也生平與作品」，《江文也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60。
[12] 同上 161。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 ¾¾ 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20。
[13] 江文也，「寫於『聖詠作曲集』(第一卷)完成後」，《聖詠作曲集 ( 第一卷》，北平 方濟堂思高聖經學會 1947年11月初版 152。
[14] 吳韻真，「先夫 ¾¾ 江文也」，《江文也紀念研討會文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8月初版 147。
[15] 劉麟玉，《從戰前日本音樂雜誌考證江文也旅日時期之音樂活動》，北京 江文也學術研討會論文 1995年7月20-22日 13。
[16]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 ¾¾ 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22。
[17] 同上 23。
[18] 江文也(陳光輝譯)，「孔子音樂論」，《江文也文字作品集》，張己任主編，台北 縣立文化中心 1992年10月初版 22-24。
[19] 胡錫敏，《中國傑出音樂家 ¾¾ 江文也》，香港 上海書局 1985年初版 35。
[20] 雷永明 (韓承良譯)，《雷永明神父回憶錄》，香港 思高聖經學會 1987年7月初版 126。
網頁製作：聖神修院神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