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本篤十六世
致
各主教、司鐸、執事、修會會士、
平信徒及各懷有善意的男女眾人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
CARITAS
IN VERITATE
論在愛德及真理中促進全人發展
台灣、香港、澳門主教聯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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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1.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是促進每個人及人類真正發展的主要動力。耶穌基督在世的生命，尤其祂的死亡與復活，為這「真理中的愛德」作了見證。愛德（caritas）是一股非常的力量，它使人們勇敢而慷慨地獻身為正義與和平服務。這力量的根源是天主，祂是永恆的愛和絕對的真理。人要達到幸福，必須依從天主為他所定的計劃，徹底完成它。在這計劃裡人找到人生的真理，忠於這真理，他才變得自由（參閱若8:22）。維護真理，謙虛地、堅決地告之予人，在生活中為之作證，這些都是實踐愛德的方式，且是要求很高及不能替代的方式。「愛德以真理為樂」（格前13:6）。每個人在心中都感受到一股力量，催促他真實地去愛，人不會完全喪失愛及真理的推動，因為是天主召叫了他，把這動力放在他的心中。我們在追求愛及真理時感到乏力，耶穌基督來淨化及解放我們，並把天主的愛，及祂為我們計劃的真生命，全部啟示給我們。在基督身上，真理中的愛有了可見的面貌，我們的使命也就是按祂的計劃真實地愛我們的兄弟。其實，祂就是真理（參閱若14:6）。
2. 愛德是實踐教會社會訓導的康莊大道；這訓導所指出的責任和任務都以愛德為依歸，正如耶穌所說：愛德是全部法律的總綱（參閱瑪22:36-40）。愛德規範我們和天主的關係，以及我們和近人的關係；在朋友之間、家庭之中、小團體中（可謂小範圍內）的關係上，要以愛德為準則；在社會、經濟、政治（可謂大範圍內）的關係上，也是一樣。教會受教於福音，以愛德為一切，因為正如聖若望說過（參閱若一4:8, 16），本人也在第一篇通諭《天主是愛》（Deus caritas
est）中提過：一切來自天主的愛，這愛使一切成形，一切都以這愛為終向。愛是天主賜予人的最大恩惠，也是祂的許諾和我們的希望。
本人深知愛德能迷失方向，也能喪失它本有的意義，過去曾如此發生，現在亦然；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誤解愛，把它排除於倫理生活之外，總之，使它不能發揮應有的功效。在社會、法律、文化、政治、經濟各領域上特別有這樣的可能，人們會輕易聲稱不該用愛來解釋和指引倫理責任。所以，我們一定要將愛德與真理相提並論，不但如聖保祿所說「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弗4:15），也該轉過來補充說：「要在真理中實踐愛德」。我們固然要按愛德的規律（economia）去尋求、獲得及表達真理，但反過來說，也該在真理的光照下去瞭解、肯定並實踐愛德。這樣，我們不但用真理的光照助長愛德，也能給真理一個穩固的地位，使人們體會到在社會具體的生活中，真理能帶來真誠及信念。今天，在這把真理相對化、對真理漠不關心、甚或抗拒真理的社會及文化的情況下，能做到這點並不輕易。
3. 因着愛德與真理的密切關係，人們才能認出愛德是人性的真實表現，也是人際關係 ── 包括公共關係
── 的重要因素。只有在真理中愛德才發出光芒，並能真正生活出來。真理光照愛德，給予它意義與價值。那是理性與信仰的光，使人認識愛的本性和超性的真諦：明白愛是犧牲、是接納、是共融。沒有真理為基礎，愛會淪為情感主義，變為一個可任意填滿的空殼。沒有真理的文化，注定會陷入這危機。這樣，愛就會任由一時的感受及個人的意見所支配，成了一個被人濫用及扭曲的詞語，甚至可用來表達愛的反面。真理使愛擺脫純感性衝動的束縛，不致妄顧人際關係及社會上的責任；真理也使愛不致變成一種盲目的信仰，缺乏人性和普世的視野。既然我們信仰聖經裡的天主，祂既是「愛」（Agápe）也是「道」（Lógos），是愛也是真理，是愛也是言，在真理中實踐愛德也就表達出這信仰；所以，愛德有它的個人幅度，也有它的公共幅度。
4. 充滿真理的愛德能使人明白它豐富的價值，能被接納、被分享。其實，真理是言（lógos），從而產生對話（diálogos）、溝通及共融。真理既使人擺脫主觀意見及個人感受，使他們能超越文化及歷史的局限，使大家一起評估事物的價值及真義。真理使人的理性開放，並在愛的語言（lógos）中團結：這就是基督徒對愛的宣講及見證。在目下的社會及文化背景裡，人們普遍地趨向把真理相對化；在真理中生活出愛德能夠使人瞭解：接納基督徒的價值觀，不但有助建設一個良好的社會，及促進一個真正的全人發展，而且是必需的。如果基督徒有愛而沒有真理，別人或會欣賞他的善意，它或許也有助於社會生活，但它不會起基本的作用。這樣，世人不會真正覺得需要天主。沒有真理，愛德的範圍便縮成一個與人脫節的小圈子，不能與別人分享知識，分擔工作，一起策劃全人類的發展，並參與其建設的過程。
5. 愛在於受授。它是恩賜（cháris）。它的根源是天父，祂在聖神內生子、愛子。這愛從子降到我們身上，這是造化的愛，我們因而存在；這是救贖的愛，我們因而再受造。這愛是基督所啟示及實現的（參閱若13:1），它「藉着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羅5:5）。人既然是天主愛的對象，也成為愛的主體，便應成為恩寵的工具，為傳揚天主的愛，編織愛的網絡。
教會的社會訓導回應了這受授的愛，就是「在社會事務上實踐真理中的愛德」：即在社會中宣揚基督愛的真理。這訓導是愛的服務，但常在真理中。歷史不斷變遷，真理在其中常保持並發揮那股愛的解放力量。這真理是信仰的真理，也是理性的真理，兩者屬於不同的認知範圍，但相輔相成。人類的發展，社會的福利，以及適當地解決那給人類帶來痛苦的嚴重社會及經濟問題，都需要這真理，更需要人們愛這真理，並為它作證。沒有真理，對真理失望或不愛真理，就不會有良知及社會責任感，社會行動也只會盲從私利及權力的邏輯，這樣的社會定然解體，尤其是當社會趨向全球化，並面對當前的困境。
6. 教會的社會訓導全繫於「在真理中的愛德」這個原則，從這原則可引申出一些倫理行動的實踐方針。在這裡我特別想提出兩個方針，因為在一個趨向全球化的社會裡要促進人的發展，尤其需要這兩個方針，即公義和公益。
先講公義。有社會就該有公義（ubi societas, ibi ius）：每個社會需制訂它的一套公義制度。愛德固然超越公義，因為愛是奉獻，把「自己的」給予別人；但愛德不能不尊重公義，公義在於把「別人應有的」給予他，這是人因他的本性及他的作為而來的權利。除非我把按公義該給他的先給了他，我就不能說把我自己的奉獻給他人。凡真正愛人的，一定先會對他們公道。公義不但不能與愛德無關，兩者也不能各行其道，公義不能與愛德分割，[1] 公義是愛德的一個固有的因素。公義是實踐愛德的第一步，或如保祿六世所說，是「最低限度」的愛德。[2] 聖若望宗徒勸我們要「用行動和事實」實踐愛（若一3:18），也就是說愛德該包括公義。從一方面來說，愛德要求公義：就是要認同並尊重個人的及民族的所有合法權利。愛德致力建設一個有法治、有公義的「人的社會」。從另一方面來說，愛德超越公義，並以奉獻及寬恕的道理補充公義的不足。[3]「人的社會」不是單靠權利和義務的關係而成立，更重要及優先的條件是無條件的施予、惻隱及共融。就算是在人際的關係上，愛德常顯示天主的愛，使那為世上公義而作出的努力，也有超性德行及救恩的價值。
7. 公益非常值得重視。愛別人就是期望他的福利，且實際促成它。除個別人的福利外，也有關乎人們共同生活的公益，也就是社會上的個人、家庭及中間性團體「大家」共有的福利。[4] 這福利的對象無非是所有社會的成員，這些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更實在、更有效地達到他們的福利。追求公益並為之而努力，是公義和愛德的要求。為公益而努力，一方面要我們關心那些組成社會的各架構，不論是在法律層面、民間層面、政治層面及文化層面；另一方面也要我們好好善用那些架構。我們越努力促進真正的公益，也越真實地愛我們的近人。每位基督徒按各自的使命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應實踐這方面的愛德責任。這方式可稱為架構性的愛德，甚至可稱為政治性的愛德，在性質和功效上並不遜於那不在社會架構內、而直接向近人所實踐的愛德。如果有愛德推動為公益所作的努力，則比那純基於世俗和政治考慮而付出的努力更有價值。正如一切為公義所付出的努力，這由愛德推動的努力，為天主的愛作證，而天主的愛在現世行動時已準備永恆。人們在世的行動，若由愛德啟發並支持，能幫助建設天主的普世神國，這正是人類大家庭的歷史所趨向的。我們既然生活在一個趨向全球化的社會，公益及為公益所付出的努力，當然該以全人類為對象，包括各民族，各國家，[5] 這樣人類社會才能達成合一及和平，且在某程度上已呈現天主神國的雛形，毫無區隔。
8. 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祿六世在1967年頒佈了《民族發展》通諭（Populorum
progressio），以真理的光輝及基督愛心的溫柔光彩發揮了民族發展這個重要課題。他鄭重聲明：宣講基督是人類發展的首要因素，[6] 他也吩咐我們要懷着熱誠的愛心及真理的智慧，走上人類發展的大道。[7] 天主賜我們知道是祂首先愛了我們，這真理促使我們也將生命當作奉獻，這樣我們才能希望 「發展整個人，發展每個人」，[8] 使人類的生活能「從不太符合人性尊嚴，改善到符合人性尊嚴」；[9] 當然在這過程中必須克服各種困難。
保祿六世的通諭頒佈至今已四十餘年，本人願向這位前輩表示尊敬讚揚，秉承他對人類全面發展的訓導，按他的指示，把這課題發揮得更合乎今天的處境。天主忠僕若望保祿二世在紀念《民族發展》通諭頒佈二十周年時，發表了《關懷社會事務》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也是為了同樣目的。其實，在這之前，只有《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曾受到這麽隆重的紀念。在《關懷社會事務》通諭頒佈後二十年的今天，我深信《民族發展》通諭堪稱為「《新事》通諭的現代版」，在人類趨向合一的道路上給予指引。
9. 面對這越來越徹底全球化的世界，在真理中實踐愛德（caritas in veritate）為教會是一大挑戰。現代社會的危機是：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雖然有了互相依存的關係，但人的良知和思想在倫理價值的層面上，並沒有因此而互動；其實只有這樣的互動，才能促成一個真正符合人性的進步。只有受理性及信仰光照的愛，才能使我們達致一些真正進步的目標，符合人性並提升人性。人類真正進步的條件是財富資源的共享，但這目標不是僅憑科技的進步及權宜的協議可以達成，而必需有愛的力量：愛能以善勝惡（參閱羅12:21），並能促進良知及自主層面的互動。
教會並沒有技術性的秘訣能貢獻給社會，[10] 也「絕沒有意圖干預各國的政治」。[11] 教會的使命是提供真理，不論在什麼時代，什麼環境，指向一個符合人性，符合人性尊嚴，符合人的使命的社會。沒有真理的光照，社會便會陷於經驗主義、懷疑主義，沒有能力超越現實，不屑以價值觀批判現實，給它一個方向，甚至也會喪失事物的本義。忠於人就該忠於真理，真理才能保證人的自由（參閱若8:23），及人類的全面進步。因此，教會不斷尋求真理，宣佈真理，不論在那裡遇到真理就樂於認同。教會不能放棄這真理的使命。教會的社會訓導就是這宣講的重點：服務真理，使人獲得自由。不論什麼學科有所貢獻，教會的社會訓導都以開放的態度接納；[12] 這些慣常是零散的貢獻，教會把它們集合起來，並使這真理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裡發生作用。
第一章
《民族發展》通諭的訊息
10. 今天，在《民族發展》通諭頒佈後四十多年，我們再讀它能鼓勵我們忠於它的訊息：愛和真理。我們從教宗保祿六世的訓導，及教會社會訓導的整個傳統中去瞭解它。當然也要評估今天討論民族發展的問題，和四十多年前的角度會有所不同。正確的觀點是教會從宗徒傳下來的信仰傳統
[13] 那是恆古常新的寶庫，若忽略了它去看《民族發展》通諭，這通諭就失去了根基，而民族發展的問題也只會是一些社會學的數據。
11. 《民族發展》通諭是隨着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而來的。通諭的開端也提到它與該會議的密切關係。[14] 二十年後，若望保祿二世在《關懷社會事務》通諭裡，也指出《民族發展》通諭可以說是大公會議的延伸，尤其指出它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的關係。[15] 本人也願提醒大家，梵二對保祿六世這通諭及以後教宗們的社會訓導，起了多麼大的作用。梵二深化了信仰不變的內容，就是：教會既侍奉天主，也服務世界：以愛、以真理服務世界。保祿六世就是從這大原則引申出以下兩端重要真理。第一，整個教會，出於她的本質，在她的一切行動中，無論是宣道、舉行禮儀或從事慈善工作時，都是為了人全面的進步。教會有一個社會性的角色，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盡力促進人的進步，及一個大同博愛的世界；當然這一切需要有一個自由的社會制度。教會的自由屢次被禁止、被阻難，在社會上只能從事慈善工作。第二，人的真正進步，該涉及整個人的所有幅度。[16] 沒有了永生的視野，人現世的進步便會窒息。如果人的視野限於現世，人的進步很可能只限於財物的增長，那麼人便沒有勇氣付出自己為追求更高的價值，不敢投身一些偉大無私的博愛行動。人的進步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只靠別人的施與。歷來人們多次以為設立一些制度，就足以保證人類的進步。可惜人們對這些制度寄以過份的信賴，以為這些制度會自動達致目的。其實制度本身並不足夠，因為人的全面進步主要是一份使命，所以需要大家自主並團結地去肩負責任。人要明白，這樣的進步不可全靠自己，還需要天主；否認天主，人就要承認進步是不可能的，或把它只寄望於人，而人自以為可以自我拯救，結果人造成一個違反人性的發展。只有人遇到天主，才不會「在他人身上只見到他人而已」，[17] 卻會認出天主的肖像，才會發現他真正是誰，這樣，愛才會成熟，直至「忘己愛人」。[18]
12. 提出《民族發展》通諭和梵二的關係，不是說這通諭代表教宗保祿六世的社會訓導，跟以前教宗的訓導出現斷層，因為梵二大公會議無非是深化了以前的訓導，在教會的生命中兩者是連貫的。[19] 所以，用一些不適當的概念來分析教會的社會訓導，根本不能幫助瞭解。我們不同意有些人把教會社會訓導分成所謂梵二前和梵二後，彷彿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訓導，因為事實上這訓導貫徹始終，同時又歷久常新。[20] 我們固然可以指出每份通諭，每位教宗訓導的特點，但不能疏忽整套教會訓導的一貫。[21] 貫徹始終不等於一成不變，卻是靈活地忠於所領受的神光。教會的社會訓導在恆久不變的光照下，應付層出不窮的新問題。[22] 這樣同時保證了這訓導寶庫的恆久性及歷史性，[23] 它有許多特點，但常在教會活生生的傳統中。[24] 這社會訓導建基在宗徒身上，然後傳授到教父，再由偉大的聖師繼承而深化。這訓導的來源歸根是那新人基督 ── 即那新亞當，祂成了賦予生命的神（格前15:45），祂是愛的開端，並永無終結（格前13:8）。聖人們及所有為救主基督而獻身於正義和平的人，為這社會訓導作出了見證。教宗們藉這訓導執行了先知的任務，以宗徒的權威領導了基督的教會，辨認福傳的新要求。為此，《民族發展》通諭，正因為是屬於教會的豐富傳統，所以今天還能給我們講話。
13. 《民族發展》通諭和全教會的社會訓導傳統有重要的關係，和保祿六世的整體訓導，尤其是他的社會訓導，也特別有連貫。保祿六世的社會訓導肯定非常重要，他重申人類極需要福音的啟導，為能建設一個自由及公義的社會：按人類的期望及歷史的趨向促進充滿愛的文化。保祿六世清晰透察社會問題已全球化，[25] 他也看出人類趨向合一的願望正符合基督徒的理想：要把各民族組成一個友愛團結的大家庭。他認為：按人性理想及基督信仰所促進的發展，是基督徒社會訓導的核心，並提出基督徒的愛德作為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保祿六世渴望將基督對人類的愛，明顯地展現在現代人的眼前。他絕沒有向當代的懦弱文化讓步，堅決地處理了一些倫理的重要課題。
14. 保祿六世在1971年頒佈了《八十年來》通諭（Octogesimo adveniens），討論政治這課題，也指出某些烏托邦及意識形態是多麼危險，因為這些思想對政治的倫理及人性質素有負面影響。這些課題和人類進步都息息相關。可惜，負面的思想日新月異。保祿六世已叫人慎防崇拜科技的謬論，[26] 這類謬論今日尤其在社會紮根，他知道把整個進步只託付於科技是多麼的危險，因為這樣的進步會失去方向。科技本身是利害相參的。今天有人樂於把整個進步託付給科技，但也有人主張一些新興的理論：他們全面否定發展的價值，以為那是徹底反人性的，且只會使人類退步。這樣，他們不但譴責某些人扭曲及不義地主導發展，甚至也否認科學新發明的價值，其實如果妥善運用這些新發明，確能給大家帶來進步的機會。以為世界不會有進步，是對天主及對人的不信任。所以，否認人有能力防範發展的失誤，甚或不承認人生來趨向「提升自己」，這些都是錯誤的。因意識形態把科技進步絕對化，或幻想人類的理想是回到原始自然的境界，兩者雖各持相反方向，但都把科技進步和它的倫理價值及我們的責任分割了。
15. 保祿六世有另外兩份文件：《人類生命》通諭（Humanae vitae: 1968年7月25日）及《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Evangelii nuntiandi:
1975年12月8日）。這兩份文件雖然與社會訓導沒有密切的關連，但是對概述出教會對全人發展的意義，至為重要。因此在閱讀《民族發展》通諭時，也宜一起閱讀這兩份文件。
《人類生命》通諭強調：兩性的關係同時擁有結合與生育的意義，把彼此相異及互補，且互相接納的男女二人，也就是一對向生命開放的夫妻，作為社會的基礎。[27] 這裡論述的並不是一種純粹個人的倫理：《人類生命》通諭指出生命倫理與社會倫理間的密切關係，開創了一項訓導主題的先河，這主題在各文件中逐漸成形︰最近的一份文件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生命的福音》通諭（Evangelium vitae）。[28] 教會強烈指出這生命倫理與社會倫理間的關係，因為她意識到：「社會若一方面主張人的尊嚴、正義與和平等價值，但另一方面卻徹底地反其道而行，准許或容忍各種貶低或侵犯人類生命的手段，特別是針對弱小的或處於社會邊緣的生命，這樣的社會缺少堅固的基礎」。[29]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宗座勸諭與人類發展有很深的關係，正如保祿六世說：「傳播福音如果不注意福音與具體的個人及社會生活彼此之間不斷的呼應，便不能稱為完備的」，[30] 「事實上，在傳播福音與人類進步（發展及解放）之間有密切的聯繫」。[31] 正基於這個意識，保祿六世清楚地說明了宣揚基督與在社會中提升人性兩者間的關係。透過促進正義、和平與人的發展，為基督的愛作証，都屬於福傳的一部份，因為耶穌基督愛人，在於關心整個的人。基於這些重要的道理，教會的社會訓導有它的傳教幅度，[32] 且是福傳的主要內容。[33] 教會的社會訓導也正是信仰的宣揚及見證，是信仰培育的工具及必需的氛圍。
16. 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首先想對我們說的是：進步就其起源和本質來說，是人的一個使命。「天主的計劃是要每個人發展，因為生命就是一個使命」。[34] 正是這個事實給教會資格參與討論人類發展的問題。假如發展只涉及人生活中技術的一面，而不關乎人在歷史中與自己弟兄並肩前行的意義，又不是指這旅程的目標而言，教會就沒有發言的權利了。保祿六世，如良十三世在《新事物》通諭中一樣，[35] 意識到：把福音之光投射在當代的社會問題上，是在盡自己職責。[36]
說人類發展是個使命，一方面表示承認它是個來自上天的召叫，另一方面也承認它的最終目的不能由自己決定。難怪「召叫」這詞也出現在通諭的另一處：「真正的人文主義，必須向至高者開放，承認人生的真正的意義來自一個召叫」。[37] 這個對人類發展的看法，是《民族發展》通諭的核心，也主導着保祿六世瞭解自由、真理及愛德在人類發展中的意義。這也是該通諭直到今天依然保持其時效的主要原因。
17. 使命既源自一個呼召，就要求有一個自由及負責的回應。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個人及民族有自由能負責：除非人負起責任，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證這個發展。那些「自命為救星，並作出無數承諾，而其實只製造了幻想」[38] 的人們，否定發展的意義超越此世，且把他們的計劃建立於這信念上。他們深信自己已把全部發展掌握在手中。這種不實的信心會轉變成脆弱，因為它帶來人的奴役：人已變成發展的工具。反之，誰謙虛地接受召叫，這謙虛會轉變成一種真正的自主，因為它使一個人自由。保祿六世不懷疑發展會有一定的阻礙和局限，但也肯定「不論有什麼外來的勢力影響他，每個人還是自己成敗的主宰」。[39] 這自由關乎我們正討論的發展，同時也關係到發展落後的情形，因為這後者並不是偶然的結果，又或歷史演變中的必然，而是關乎人的自由。因此，「在饑餓中的民族，今日向富裕的民族發出強烈的訴求」。[40] 這也是一個呼召，自由人呼籲自由人共同負起責任。保祿六世很清楚知道財經制度和架構的重要，但他也同樣清楚知道它們本質上是人自由運用的工具。只有自由的發展，才能是全然人性的；唯有在人能自主負責的體制中，才能有適當的發展。
18. 全人的發展是個使命，除了要求有自由外，也需要尊重它的真實性。發展的使命「鼓勵人多知、多做、多有，為的是要提升自己」。[41] 問題就在這裡：何謂「提升自己」？保祿六世回答這問題時指出「真正發展」的基本含意：它應當「是全面的，就是該提升每一個人及整個人的」。[42] 社會上對人的看法，有着各家各說的現象，今日尤甚於保祿六世當時；基督徒觀點的特色是肯定和証實人的絕對價值，和他成長的意義。基督徒促進發展的使命，有助於所有人及整個人的進步。保祿六世寫道：「我們重視的是人、每個人、每組人，及至整個人類」。[43] 按基督徒信仰從事發展，並不依靠特權或依靠權位，也不靠基督徒的功勞（雖然不論過往、現在，基督徒即使不免有其局限，但不能抹殺他們的功勞），[44] 而是只依靠基督，因為全人發展的使命皆來自基督。福音是發展的基本要素，因為在福音裡基督「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蹟時，亦替人類展示了人之所以為人。」[45] 教會以基督為導師，分辨及詮釋時代的徵兆，並向世界貢獻「自己所擁有的：即她對人及人性的全面理解。」[46] 正因天主對人作出了最高的「肯定」，[47] 人也就不能不向天主的召叫開放，來完成自身的發展。真的發展在於它的完整性：發展若不是針對整個人及所有的人，就不是真的發展。這是《民族發展》通諭的中心訊息，今天、未來常常都有效。人的全面發展在本性層面上，是對造物者天主的召叫作的一個回應，[48] 它要求進一步的昇華，達成一個「超越現世的人文理想，它使人性達到圓滿，這才是人發展的最高目的」[49] 基督徒被召從事的這種發展，關係到本性面，也關係到超性面；正因如此，「遺忘了天主，我們就漸漸再不能認識本性的秩序、終向及真善」。[50]
19. 最後，既然人類發展是一項使命，愛德就成了它的中心。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指出人類發展落後的原因，主要不是物質層面的。他要我們在人的其他方面尋找。首先在意志層面：人經常忽略關懷別人的責任。其次在思想層面：人不常用它來善導意志。因此在追求發展的路途上，需要有「深刻思考能力的人，投身於追尋一個新的人文主義，使現代的人能尋回自我」。[51] 但是不只這樣，人類發展落後還有一個比缺乏思考更重要的原因：「人與人之間，及民族與民族之間，缺乏手足之情」。[52] 人自己有能力達成天下一家嗎？不斷全球化的社會使人變得更接近，但是卻沒有使我們成為兄弟。單憑理智，足以使人覺知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使人共處，相互尊重，但卻不足以建立兄弟之情。兄弟之情的源頭是天主：超越此世的天主給了我們這使命。是祂先愛了我們，藉着聖子教導我們兄弟之愛為何物。保祿六世在介紹人發展的各層次時，在提過信德之後，放在頂尖處的是：「在基督愛內的合一：是基督邀請我們大家以兒女的身份參與眾人之父、永生天主的生命」。[53]
20. 這些由《民族發展》通諭所開展的遠景，為致力人類發展的使命，提供了空間和方向，實有基本的重要性。《民族發展》通諭一再地強調改革的迫切性，[54] 並要求面對着人類發展中嚴重不公義的問題時，要勇敢且刻不容緩地採取行動。這迫切性也來自真理中的愛德。「基督的愛催迫着我們」（格後5:14）。這迫切性不只顯示在事物上，不只因為事情和問題緊迫而來，也因為事關重要，這裡所涉及的是：能否真正實現兄弟之情。實現這目標是如此重要，我們得坦然面對，徹底瞭解，並具體地、滿腔誠意地動員起來，使目前經濟、社會的運作，向着完全合乎人性的結果發展。
第二章
今日的人類發展
21. 保祿六世對發展的看法條理分明。對他來說，「發展」的目標首先是要使民族解脫飢餓、貧困，解脫疾病和文盲。從經濟方面看，是要他們能主動及平等地參與國際經濟的運作；從社會方面看，是要他們續漸發展成有足夠教育和互相關懷的社會；從政治方面看，是要他們鞏固民主政制，足以保證自由與和平。這麼多年來，我們憂心地觀察到：進步與危機相互交替。我們會問：保祿六世的期望，在最近這數十年來所形成的發展模式中，是否得到實現？我們承認當時教會有理由擔憂，人只依靠科技的功能，怎麼懂得選擇一些真能達到的目標，又怎麼懂得妥當運用所擁有的工具。利潤只是工具，只有藉它達到目的時，它才是有用的。目的才能解釋該怎樣生產利潤及怎樣使用利潤。若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若生產的方式不善，又不以公益為最後目的，那麼人很容易會破壞財富，並製造貧窮。保祿六世期盼發展能真的增加所有人的收入，並能實在持久。發展固然一直以來是個正面的因素，使億萬的人脫離貧困，近來更讓很多國家有機會有效地踏足國際政治的舞台。但是大家也得承認，這個經濟的發展過往及現時依然遲滯不前：依然背負着被扭曲及嚴重問題的袍袱，在目前的危機中尤其變得明顯。這危機把關乎人類命運的抉擇擺在大家眼前，不容拖延，而人是不能與自己的本性切割的。現有科技的力量，全球性的關係，被一個操作不當，且慣常被炒作的金融活動，所破壞的實體經濟，令人震憾的移民潮（多半是人所促成且缺乏妥善跟進），加上大地資源的濫用等等：這一切迫令我們今日反省並找出必需的措施去解決問題。這些問題在保祿六世的時代，是未有所聞的，但更重要的是：它們對人類今日及未來的福祉，有着決定性的影響。這危機及其解決辦法的各方面，以及將來可能有的新發展，彼此變得更為關連，需要我們作新的努力，以獲得全面的瞭解，及一個以人為本的綜合看法。目前經濟情形的複雜和嚴重性，固然使我們擔心，但是我們必需務實地、懷着信心和希望負起責任，這責任來自今日社會的實況，就是需要有一個深刻的文化改革，需要重新發現那些基本價值，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這危機迫使我們重新規劃路向，訂定新的守則和新的工作方式，善用正面的經驗及揚棄負面的。這樣危機就成為分辨和作新計劃的機會。透過這種有信心而非無奈的態度，才能於應付現時代的困難。
22. 今天發展的全貌是多中心的。造成發展及落後的人和其他原因很多，功過參半，人人有責。這一點應使我們不要受意識形態所束縛，因為意識形態會虛偽地把現實簡化，我們應客觀地探索這問題的人性幅度。若望保祿二世指出，富有及貧窮國家之間的分界線，已經不像《民族發展》通諭時那麼清晰。[55] 以絕對數字來說，世界的財富增加了，但是分配也更不均勻了。在富有的國家，有新的社會階層變窮了，也產生了新類型的貧窮。在一些較貧窮的地區，有些群體因一種所謂超發展，而享受到極奢侈的消費生活，與那揮之不去且損人尊嚴的貧困，構成一種令人不能忍受的對比。「極端不公平的現象」仍延續着。[56] 可惜財經和政治家的貪污與枉法行為，不但出現在新興或舊有的富有國家，在貧窮的國家也是一樣。不尊重工人人權的，計有跨國的大企業，也有從事本土生產的團體。國際援助往往抽離了原來目的，皆因援助者及受援助者兩方一連串的經手人的不負責任所致。在非物質及文化方面發展及落後的原因，依然可以追溯到同樣的連鎖責任。富有的國家也藉着硬性執行知識產權，在知識及尤其在醫療方面，作過度的保護。同時，在一些貧窮國家，依然留存着一些文化模式及社會行為的規範，使發展的進度減慢。
23. 全球許多地區，即使以不劃一且帶着問題的方式，已發展到加入強國的行列，注定在將來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要注意的是：只在經濟和科技上進步是不夠的。首先，發展應該是真實和全面的。擺脫經濟落後本身是件好事，但卻不能解決促進這個複雜的人類問題：無論對主導着這些進步的國家，及對經濟已開發的國家，或對那些依然貧窮的國家而言，後者可能除了能忍受以往的剝削外，更要忍受因扭曲和不平衡成長而產生的負面後果。
在東歐共產國家經濟及政治體系崩潰，以及所謂的「東西對陣」結束後，就得整體重新思考發展這個題目。若望保祿二世就曾提出這要求，他在1987年已指出這種「對立陣線」，是促成發展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57] 因為政治把經濟及文化的資源抽調走，而意識形態又在壓抑自由。1989的事件過後，1991年他更要求這些「對立陣線」了結之後，能相應地重新對發展作整體計劃，不只在上述的國家，也在西方以及在全球發展中的地方。[58] 這工作過去只局部完成，仍然是該完成的任務；或許這任務正能透過為克服目前經濟問題所作的必需措施而得以完成。
24. 當時，在保祿六世面前的世界，雖然社會化的進程已到了一個頗為先進的地步，讓他可以稱社會問題已全球化，但是與今日相比起來，那時的世界仍然沒有整合得那麼緊湊。經濟活動和政治的運作大部份都在同一的空間進行，故此能彼此互相依賴。生產的活動大都在國內進行，國外的經濟投資還相當有限。這致使許多國家的政治仍然能決定經濟的優次，並大概仍能用所擁有的工具來控制它的運作。為了這個緣故，《民族發展》通諭給國家政府賦以重要的、即使不是絕對的責任。[59]
到了我們這時代，國家已到了一新的處境：它的獨立性已受到一個新的經濟、商業及國際金融環境的限制，而且資本以及物質與非物質的生產因素，也不斷地更容易轉移別處。這個新的環境改變了各國家的政治權力。
今天我們也從目前正在發生的經濟危機學習：國家的公權力直接參與了改正失誤和失效的工作。重新估計它們的角色和權力似乎比較實際：我們應明智地重新考量和評估公權力，使它們即使在新的操作方式下，仍能應付今日世界的挑戰。公權力的角色若變得較均衡，可以預見那些新的參與國家及國際政治活動的方式，即透過公民社會組織的運作的方式得以加強。若依這個方向進行，可預期人民對國家政治的關注及參與，必然有增已。
25. 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保祿六世時，很多國家已經有保障和福利的制度，在各種勢力已深深改變的情形下，為達成它們真正社會公義的目標，會變得很吃力，且將來會更厲害。市場已全球化，它首先驅使富有的國家去尋找更多廉價生產的地方，以減低許多商品的價格，增加購買力，同時加快發展的速度，這發展是集中在國內市場上，擴大消費。結果這種市場刺激了國家之間新的競爭方式，通過各種方法吸引外來企業設立生產中心，包括有利的關稅以及撤銷勞動市場的規管。這些發展引致社會保障制度的縮減，以換取在全球市場上更大的競爭力。可是，這卻危害到工人的權益、人的基本權利，以及福利國家在傳統形式下所付出的關顧。社會保障制度會失去完成任務的能力：這會在貧窮的國家中發生，也會在新興的國家，及在早已開發的國家中發生。預算案削減社會福利開支 ── 這屢屢是國際金融機構所促成的 ── 會令人民在面臨新的和舊的危機時變得無能為力，這種無助更因為工人組織缺乏對工人有效的保障而增加。因社會和經濟多方面的改變，使工會在執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責任上倍感困難；當中也因為政府因經濟效益，常常限制工會自由或工會談判的能力。因此，傳統的團結互助網絡，便遭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要加以克服。教會的社會訓導，自《新事》通諭開始，[60] 呼籲工人成立組織，來保障自身的利益，這在今日比過往更值得為大眾推崇，尤其在這國際及地方層面急需建立各種新的合作時，應作出及時及持久的回應。
人力的流動性，加上規管的普遍撤銷，是個影響深遠的現象，不乏它積極的方面，因為能刺激新的財富產生，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流。然而，當人力的流動及管制的撤銷令工作條件的不穩定性變成常態時，就產生各式心理的不平衡，以及組織生活穩定發展的困難，包括穩定的婚姻生活在內。這樣的結果，除了是社會的浪費外，也造成了一種貶低人的環境。相對於過去的工業社會，今日失業者會體驗更嚴重的經濟無助，而目前的危機只會使情形更壞。長期失業，或長期依靠公援或私人救濟，對人的自由、創意及他與家人及社會的關係，造成嚴重的打擊，帶來心理和精神上莫大的痛苦。我願意提醒大家，尤其是當權者，若他們願意給世界社經制度帶來一個更新的局面，就得謹記：人、全人才是首先要捍衛及珍惜的價值：「人是整個社經生活的創造者、中心與宗旨」。[61]
26. 在文化方面，相對於保祿六世時代，差別更為顯着。當時的文化多是頗固定的，而且較能抵擋文化被同化的衝擊。今日文化間互動的機會明顯地增加，給文化間的對話帶來了新的機遇。這對話若要生效，開始時必須深入認識對話者是誰。然而不應該忽略的是，文化交流的不斷商品化，會形成一個雙重的危險。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種往往未經過批判就接納的文化折衷主義：不同的文化不假思索地相提並論，好像根本上沒有分別，且可彼此相互替代。這樣人便易於向相對主義讓步，不利於那真正的文化對話。文化相對主義在社會層面會令各文化族群互相接近或活在一起，但仍彼此隔離，沒有真正的對話，因此也就沒有真正的交融。其次，也有一種相反的危險，這危險就是文化的去特性化，以及舉止及生活方式的劃一化。這樣不同國家文化，和各民族傳統的深刻意義，就喪失怠盡了：本來正是在文化及傳統中，人才會認真考量人生的基本問題。[62] 文化折衷主義及文化去特性化，二者都同樣把文化與人性分割。如此，文化就不能在那超越它們的人性中找到衡量的尺度，[63] 結果只會把人矮化為文化的成品。當這情形發生時，人類便再冒上被奴役和被操控的危險。
27.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中，生命繼續極度的不安全，且有惡化的危險，而它的原因就是缺乏食糧：飢餓仍然造成很多像「拉匝祿」的犧牲者，他們未能像保祿六世所期盼的，與大富翁同桌共食。[64] 給飢餓的人食物（參閱瑪:25, 35, 37, 42）是整個教會的一條道德命令，符合其創立者耶穌基督要人團結和通財的教訓。更何況在這全球化的時代，消除世上的飢餓，已成了維護全球的和平穩定所要追求的目標。飢餓主要並非來自物質的缺乏，更重要的理由是社會力量的不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屬於制度性的。這是說，社會上缺乏一套經濟制度，一方面保證人能得到正常及營養充足的食物和食水，另一方面在基本需要缺乏時，以及在真正的食物危機發生時，能應付急需；這些情形或出於自然因素，或由於國家及國際間的不負責任而產生。糧食供應不穩定這問題，應從長遠計：要消除那些引起問題結構性的原因，並促進貧窮國家的農業發展，如投資農村基層建設、灌溉系統、運輸、市場的組織、農工的培訓及推廣應用適當的農業科技，善用生產地區比較容易得到的人力資源、材料及社經資源，這樣才能保證長期的持久性。實行這些計劃時要讓當地團體參與選擇及決定農田規劃。在這方面或許可以考慮，嘗試正確地同時應用一些傳統及創新的農業技術。當然首先要充份證驗這些技術是適當的，尊重環境並關照弱勢社群。在此同時，不該疏忽研究在發展中的國家推進土地改革的問題。獲得食物及食水的權利，對保證其他權利，尤其生存的權利，具有關鍵的重要性。所以必須促使一個互相關懷的意識成熟起來：得到食物及食水是所有人的權利，不應有任何分別和歧視。[65] 也很值得指出：互相關懷去發展貧窮國家，也能有助於解決目前的全球危機，這正是政界及負責國際組織的人仕近日所觀察到的。抱着團結互助的心態，藉着投資計劃，支持經濟貧窮的國家，使他們自己能設法滿足國民對消費品和發展的需要，這不只能促成真正的經濟增長，也能幫助鞏固富有國家的生產能力，因為他們也受到目前危機的威脅。
28. 今日發展最明顯的一個課題是尊重生命，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與民族發展相關的問題分開。這是最近受到更大關注的一點，促使我們在討論貧窮 [66] 及發展落後時，也要包括有關接納生命的問題，尤其在那些以各種方式阻止接納生命的地方。
不只是貧窮在許多地區引發很高的嬰兒死亡率，在世界各地仍然有政府執行着控制人口的措施，他們屢屢推廣避孕，甚致強迫墮胎。在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壓抑生命的法律非常普遍，並已左右了生活習慣和做法，這樣助長了散播一種反生命的心態，並把它當作文化上的進步，而傳到其他國家。
然而一些非政府組織也在積極推廣墮胎，有時在貧窮的國家推行絕育，甚至是在不知情的婦女身上進行。也有足夠的證據使我們懷疑，有時連為發展援助本身，也被牽連到某些醫療政策上，事實上，當中包括了強制的節育。同樣也令人非常擔憂的，是那些認同安樂死的法律，也有國家以及國際性的壓力團體，在力求法律認可安樂死。
向生命開放是真正發展的所在。一個社會若開始否定及消滅生命，結果只會失去一切動機和所需要的力量去為人的真正福利服務。個人及社會若喪失了歡迎新生命的意識，那麼，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難以彼此相容。[67] 歡迎生命會加強倫理的力量，使人能互相幫助。養成了對生命開放的態度，富有國家便能更瞭解貧窮國家的需要，避免消耗大量的經濟和知識資源去滿足自己人民的自私慾望，卻能表現崇高的行為，促進一個合乎倫理原則，並關懷別人利益的生產制度，尊重每個人民，及每一個人對生命的基本權利。
29. 今日世界還有一個與發展緊密關連的事實：那就是否定宗教自由的權利。我指的不只是今日世上仍有為了宗教的理由而起的爭鬥和衝突（雖然有時宗教動機只為掩飾別的企圖，如對權利及金錢的渴求等）。事實上，正如我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本人多次公開指出和譴責過的：今日人們仍以神的名義繼續殺戮。[68] 暴力會遏阻真正的發展，並阻止人民朝着社會經濟及精神更大的福利發展。這尤其發生在有基要派背景的恐怖主義中：[69] 它製造痛苦、毀滅和死亡，切斷國與國之間的對話，並挪用鉅大的資源，使國家無法從事和平與民生的工作。此外，除了宗教狂熱主義在某些情形下阻止人行使宗教自由權外，許多國家有計劃地推廣宗教冷漠和實踐無神主義，令人民失去了精神和人性的力量，妨礙了他們對發展的需要。天主是人真正發展的保證，因為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同時奠定了人的超越性的尊嚴，也助長他那與生俱來對「自我提升」的渴求。人不是迷失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的一顆原子，[70] 他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給了他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且永遠的愛他。假如人只是偶然或必然的結果，或他必須把他的願望局限於生活環境狹隘的範圍內，又假如一切都只是歷史與文化，或人是沒有一個要超越自我而到達超性生命的使命的話，這樣人類或可有所增長或演進，但不能有真正的發展。
當國家推動、教導或甚至強迫某種形式的實踐無神論時，便會把自己人民的倫理和精神力量拿走，令他們無法致力於全人的發展，因而阻止他們以一股新的動力，更努力更慷慨地回應天主的愛。[71] 有時那些經濟先進及發展中的國家，在和貧窮國家進行文化、商業及政治的交流中，灌輸給他們這種對人及對他命運的狹隘的看法。「超級發展」[72] 夾帶着「道德衰落」，[73] 就會傷害真正的發展。
30. 依這個方向看，人的整體發展顯得更複雜：它的多種元素彼此的關連，要求人要致力於整合知識的各個層面，以促進各民族真正的發展。多次人們認為發展或相關的社會經濟措施，只需要共同合作就成功。然而，這共同合作是應該有方向的，因為「每個社會行動都包括一套理念。」 [74] 考慮到問題的複雜性，很明顯的各種學科應透過有秩序的科際聯繫共同合作。愛德不排斥學識，反而需要它、提倡它，並給予它內在的生命。知識總不只是明悟的工作。知識當然有可能淪為純粹的計算和實驗，但若要變成可以指導人按其本源和終向生活的智慧，那麼就要先用愛德之「鹽」來「調味」。沒有知識的行動是盲目的，而知識沒有愛則是無生命的。事實上，「人若心中有真正的愛德，就會很有辦法找出貧窮的原因，找到辦法去解決它，果斷地去征服它。」[75] 對着我們面前的種種現象，真理中的愛德首先要求知道和瞭解，意識並尊重每一個知識範疇的專業。愛德並不是一件附屬品，加在完成各學問研究之後，反而從開始就要與它們對話。愛德的要求與理性的要求並不彼此抵觸。人的知識是不足夠的，科學的結論光靠本身也不能導人於全面的發展。我們常該更進一步：這是真理中的愛德所要求的。[76] 更進一步並不表示忽視理性的結論，也並非否定它的成果。並非先有智慧，然後才有愛；有的是富有智慧的愛，以及充滿愛的智慧。
31. 這表示倫理的估量及科學的研究應當一起成長，而愛德應該是兩者的靈魂，在跨學科的整體中和諧地把兩者統一起來。教會的社會訓導具有「一個跨學科的重要特性」，[77] 它可以發揮出非常有效的功能。它容許信仰、神學、形上學及科學在為人服務時各按其位而合作。教會的社會訓導尤其在這裡表現出它智慧的一面。保祿六世曾清楚看到發展落後原因之一，是缺乏智慧、反省，及足以作出方向性的綜合思考，[78] 這需要「對經濟、社會、文化、精神方面，有一個明確的看法」。[79] 知識太過分立，[80] 人文科學與形上學切割，[81] 科學與神學對話的困難，不只對知識發展是個傷害，對民族的發展亦然，因為當這情況發生時，人便無法看清楚人類幸福整體的多方面。為正確衡量發展的各種因素，以及解決社經問題，「我們必要擴大理性的概念和它的運用」。[82]
32. 今日民族發展的實況，呈現出許多新問題，多次都需要有新的答案。找尋答案時要同時尊重每件事實本身的規律，及對人整體的觀念，在愛德所淨化的目光下，我們才能認清人的各方面。那時會意外地發現一些殊途同歸的觀點和具體可行的解決辦法，且無須放棄任何人生基本的成份。
人的尊嚴及公義的需求，今日尤其要求我們在作出經濟決策時，不應過份及不道德地擴大財富的差距，[83] 同時要繼續優先為所有人爭取持久的工作機會。從「經濟思維」的角度看來，這也是合理的。在同一國家不同的社群間，以及各國家的各民族間，不公平的情形不斷增加，相對的貧窮又暴增，這樣不但會侵害社會的凝聚，陷民主於危險，同時對經濟也會有負面的衝擊，因為「社會資源」會逐漸被腐蝕，所謂社會資源即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條件，即信任、信實和守法。
經濟學告訴我們：一個結構性的不安穩處境，會造成不利於生產的態度，並糟蹋人力資源，因為工人面對自動的機制會傾向被動的適應，而非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在這點上，經濟學與倫理學也殊途同歸。人要付出的代價，往往也是經濟要付出的代價，經濟的失靈也常帶來人的損失。
我們尤應謹記：若為了科技而去除各文化的特質，在短期內雖會有利可圖，但長久下去會妨礙相互的充實和彼此的合作。經濟或社會的短期考慮，是有別於它們的長期考慮，二者的區別是重要的。如果國家為爭取國際競爭力，而降低維護工人權益的水平，或放棄重新分配利潤的機制，這樣會妨礙建立一個長期的發展。所以，我們必須用心估量目前經濟傾向的短期發展 ── 有時甚至是極短期的發展 ── 對人所造成的影響。這就需要重新對經濟的意義及其目的，作一個深入的反省，[84] 這也包括對發展的模式，作一個深遠的檢討，以糾正它的失靈及扭曲。事實上，地球環境的健康狀況，及尤其人類文化及道德的危機，都要求我們這樣做，這危機的跡象早已顯現在世界各地。
33. 《民族發展》通諭頒佈四十多年後，「發展」這個基本主題依然是個未解決的問題。尤其在目前的經濟金融危機中，它更顯得嚴峻且迫切。雖然地球上某些從前為貧窮所困的地區，在經濟上及在參與世界生產方面，有了顯著的改進，其他地區卻依然生活在赤貧的情況之下，與保祿六世時的情形相若，甚至有些情形更可說是一個退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引起這狀況的原因，早已在《民族發展》通諭中道出，譬如：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實施高關稅，阻止來自貧窮國家的產品進入富有國家的市場。另些原因在通諭中只被暗示，後來才較明顯地呈顯出來了。這正是對當時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去殖民過程作評價的情況。保祿六世那時期望它是一個自主的進程，在自由及在和平中完成。過了四十多年，我們得承認這條路是如何重重困難，一方面由於一些新型態的殖民主義的興起，以及舊的和新的強權國家的操控，另方面也由於獨立起來的國家內部嚴重的不負責任。
最主要的新因素是：一個全球性的彼此依存經已來臨，這已被通稱為全球化。對這事保祿六世已預知一隅，然而它發展的規模及衝擊的程度，卻是出人意表的。這過程源自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卻自然地牽動了各地的經濟。它尤其推動了不少地區脫離貧窮，這本來是一個大好的機遇。不過，沒有了在真理中的愛作引導，這全球性的推進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損害，並在人類家庭中造成新的分裂。因此真理及愛把一個空前及富挑戰性的責任置放在我們面前，這固然是個非常大及複雜的責任。也就是說我們要擴闊我們的理性，使它能認識及引導這些新的發展，促使它向「愛的文明」邁進，這文明的種子天主早已散播在每個民族、每個文化中。
第三章
友愛、經濟發展及公民社會
34. 在真理中的愛德使人感到受寵若驚的經驗，令人讚嘆不已。生命中有各式各樣無條件的饋贈，卻因人只注重生產和利益，而屢屢不被覺察。人是為接受恩寵而被造，這正表達出他的存在來自上天。現代人有時錯誤地自以為是自身、自己的生命及社會唯一的主宰。這自大的心態來自自私的自我封閉，其根源 ── 用信仰的詞彙說 ── 就是原罪。教會以她的智慧，常要人在分析社會現象及建設社會時，常把原罪放在眼前。「忽略人具有已受損害且傾向於惡的本性，是在教育、政治、社會行動及習俗等方面，造成嚴重錯誤的原因。」[85] 經濟早已被列為顯露罪惡嚴重惡果的各種領域之一。這方面我們今日也有一個明顯的證據。深信不需受上天幫助，而能靠自己的力量來消除歷史中的邪惡，令人把幸福與得救放在現世的物質享受和社會行動上。這信念更使人認為經濟應該獨立，不該受倫理的「左右」，也迫使人濫用經濟工具，甚至用以作出破壞。長此下去，這些信念建立了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它們打壓個人及社團的自由，正因為如此，未能保證它們以往所承諾的公義。就像我在《在希望中得救》通諭（Spe salvi）中所說的，這樣基督徒的希望會從歷史中消失，[86] 人在自由和公義中追求發展，而這希望正是為這發展而服務社會的一項富豐資源。希望激勵理性，並賦予它力量以引導意志。[87] 它已在信德內，其實是由信德所引發。在真理中的愛德由此得到滋養，同時也彰顯它。它既是天主絕對無條件賜的恩寵，且並非理所當然的，它闖進我們生命中，超越一切公義的規則。恩賜本身既超越所謂應得的，它的規範就是超越規範。我們的靈魂因它的來臨而存在，它是天主臨在的記號，也表示天主對我們的期望。真理與愛德同樣是恩賜，比我們本身還大，就如聖奧思定所說的一樣。[88] 就連我們的存在、我們的自我意識，根本也是個「恩賜」。事實上，在每個認知的過程中，真理並非我們所產生，而常常是找到的，或更好說是接受的。它就像愛一樣「不是產生於思想或者意志，而是加諸人身上的。」[89]
在真理中的愛，既然是所有人接受而來的恩賜，是一股建設團體的力量，以一種沒有隔閡，沒有界限的方式把人團結起來。人的團體可以由我們自己建立起來，但是以一己之力，一定不能變成一個充滿兄弟友愛之情，及衝破一切藩籬的團體，亦即一個大公的團體：人類的團結一致，一個超越一切分裂的兄弟共融，是身為愛的天主 以祂的聖言所召集而誕生的。面對人類團結這決定性的問題時，我們必須表明：一方面，恩賜的邏輯並不排除公義，也不會從外及後來與公義相對立。另一方面，社會及政經的發展若要真正符合人性，就得以不求償的原則來表達出弟兄友愛之情。
35. 如果有普遍的互信，市場便是個讓人與人能相遇的經濟制度，在這制度中，商人用合約來規範他們的關係，並彼此交換價值相等的貨品及服務，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及慾望。市場受制於所謂的交換公義原則，正是這原則規範着兩個平等主體之間的交付與收受的關係。但是教會的社會訓導一直強調：分配公義與社會公義對市場經濟也是重要的，不只因為市場經濟處於一個更廣闊的社會及政治環境中，但也因為它在一些複雜的關係中運作。事實上，市場若只建立在交換貨品間公平價值的原則上，便不足以產生那種順利運作時所需要的社會凝聚力。沒有內在的團結互助和互相信任，市場就不能發揮它經濟上本有的功能。今天缺少的正是這個信任，沒有互信是極嚴重的缺失。
保祿六世很合時地在《民族發展》通諭中強調一項事實：如果大家普遍踐行公義，那麼經濟體系也能得到好處，因為從貧窮國家發展中首先得益的，正是那些富有的國家。[90] 只用救濟來解除運作不靈是不足夠的。窮人不應被當作是「包袱」，[91] 而是資源，即使從嚴格的經濟角度來看。無論如何，若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結構本身，要求應有一定比例的貧窮和發展落後，才能完善運作，這種看法是極錯誤的。促進脫貧是市場有益無害，但為能實在做到這點，不能只靠市場本身，因為它不能由自己產生超越自己能力的效果。市場必須從其他能產生這力量的主體，汲取道德能量。
36. 經濟活動不能單靠推行市場邏輯，去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經濟活動應以追求公益為目標，這尤其是政治團體也該負起的責任。應謹記，造成社會嚴重失衡的原因，是因為人們把經濟行為與政治行為分割開來，以為前者只是為了生產財富，而後者則要藉着重新分配財富來達致公義。
教會一直認為：經濟行為不應被視為反社會行為。市場本來不是，也不該變成強者欺凌弱者的地方。社會不必對市場存有戒心，好像市場的發展必然會毀滅真正的人際關係。市場固然可能被導向負面，但這並非由於它的本質，而是因某種意識形態這樣誤導了它。不應忘記：市場不會純獨自存在。市場從所處的文化得到其特色及方向。事實上，經濟和金融只是工具，如果使用者有自私的意向，它就會被妄用了。這樣本來好的工具，可以變成有害的工具。是人把理性弄昏了才產生這些效果，而不是工具本身。因此，該受歸咎的不是工具，而是人、他的道德良知、他的個人及社會責任。
教會的社會訓導認為，在經濟活動的範圍內，應能活出真正的人際關係，就如友誼及參與社會、團結互助及彼此關懷等，而不只在經濟活動範圍以外或其後。經濟範疇不是沒有倫理意義的，以其本質而論，也非違反人性及社會的。它是人活動的一部份，就因為是屬人的，就得按倫理原則來建構和組織起來。
我們面對着一個重大挑戰，這是目前全球化現象中的民族發展問題所引起的，因經濟和金融危機而變得更為嚴峻，這挑戰就是要以言以行去證明：我們非但不可忽略或削弱那些傳統的社會倫理原則，諸如光明磊落、誠信和責任心等，而且即使在生意關係上，不求償的原則及付出的邏輯所表達的友愛，也可以且應該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佔有一席位。這是人此刻的需求，但也是經濟原理本身的需求。這同時也是愛和真理的需求。
37. 教會的社會訓導一直認為：公義與經濟活動的每一階段都有關係，因為公義常與人及人的需要有關。集資、投資、生產、消費，以及經濟周期的所有其他階段，都必然具有道德意義。如此每個經濟上的決策都有一個道德性的後果。社會學及當代經濟的趨向也證實這點。從前我們或可以設想：先讓經濟生產出財富，然後再把分配財富的責任交給政治。今日這一切比較困難了，因為經濟活動不再局限於某個地域，然而政府的權力主要依然是地區性的。為此，一開始就應該遵守公義的守則，即在經濟活動開始之時，而不是在它已完成後或者與之互不關連地進行。再者，市場應給空間與那些自由選擇不純為利益，而按照其它原則進行經濟活動者，雖則他們並不因此而放棄製造經濟價值。許多發自宗教界或非宗教界的經濟行為，可以證明這一點是實在可能的。
在這全球化的時代，經濟反映着競爭文化模式，它們彼此之間差異很大。由此衍生出來的經濟企業取態，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尊重交換公義。經濟生活固然需要合約，以規範等值的貿易關係。但經濟生活同時也需要有公義的法律，以及由政治帶領的重新分配財富方式，並且還需要些充滿付出精神的事業。全球化的經濟似乎傾向前者，即合約式的交換，但是也直接或間接地顯出需要其它兩種：即政治邏輯以及不求償而付出的邏輯。
38. 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已指出這個問題，他在《百年》通諭中提出需要一個有三個主體的系統：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92] 他指出公民社會更能發揮出經濟的不求償及兄弟友愛的一面，但並無意否定它也可存在於其他兩個領域。今天我們可以說：經濟生活是一個多方面的事實；但各方面，以不同程度和方式，都應該表現出彼此間弟兄友愛之情。在這全球化的時代，經濟活動不能排斥不求償的付出，因為是它在參與經濟活動的各人心中，撒播和滋養着團結互助、共負公義責任，及謀求公益的精神。總言而之，它是經濟民主的一種具體和深刻的表現。團結互助首先是大家感覺到對眾人有責，[93] 故此不應只由國家負責。從前可以認為必需先追求得公義，然後才輔以不求償的付出；今日應該說：若沒有了無條件付出，則也無法達到公義。所以，市場應該讓那些追求各合法目的的企業，按平等機會的條件自由運作。除了那些營利的私人企業及各種公共事業外，那些追求互助和社會利益的生產組織，也應能紥根並有所表現。透過他們在市場內的相互比較，能產生一種混合性的經營行為，並產生一種對經濟文明化的敏銳關注。這樣，在真理中實踐愛德，可透過建立和組織這類經濟活動，它們雖不排除利潤卻願意跨越等值交易的邏輯及純粹營利的目的。
39. 保綠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要求形成一種市場經濟模式，最少在意向上能夠容納所有的民族，而不只是那些已充份準備好的。他要求努力推動一個對大家都更人性化的世界，在這世界裡大家「都能授與，亦能收受，一國的進步不致成為別國發展的阻礙」。[94] 保祿六世以這段話，把《新事》通諭所作的要求和期望，推廣到普世的層面去，這通諭針對工業革命的影響，在歷史上首次肯定一個行在時代尖端的概念：即社會若要穩定，國家必需介入來均分財富。今日這個看法，除了因市場及社會的開放而陷入危機外，也可以見到它還不能充分滿足一個完全人性化的經濟需求。教會的社會訓導，依據她對人及對社會的看法所一直主張的，今日更是全球化的現象所要求的。
如果市場與國家為了在各自的領域內維持專利而相謀合，長久下去便會損害到民間的團結互助、社會參與及凝聚、不求償的服務。這些價值超越了「為獲得而付出」的交易邏輯，也超越了國家法律加諸國民「為盡責而付出」的公共行為邏輯。若要克服發展落後的問題，不但要採取行動去改善那建基在互換上的交易，也不只是公共援助機制的轉移，而特別是全球性逐步向着不求償及促進共融的經濟活動開放。那排他性的市場與國家合作會侵蝕社會，相反那些團結互助式的經濟，卻能建立社會，而公民社會正是這經濟方式的最佳場合，但不應只局限於此。不求償的市場並不存在，也不能以國家法律來促成不求償的心態。然而不論是市場或是政府，都需要有懂得互相付出的人。
40. 目前國際經濟的運作呈現一些嚴重的扭曲和失效，人們感到企業的概念也需要重大的改革。舊的企業運作方式已不適用，一些有指望的方式已漸露端倪。一個較大的危機是企業只顧及投資者的利益，那末它對社會的作用就會減少了。因為現代企業規模越來越大，需要更龐大的資本，也就越來越不能靠一個企業家長期對企業的持續及成果負責，也不能只局限於一個地區。既然企業的運作已不再限制於一個地區，企業家要向之負責的對象也從一些與企業有利益關係者 ── 如工人、供材料者、消費者、自然環境、在企業鄰近生活的團體 ──，漸漸轉移到持股者，而持股者並不限於一個地區，他們的流動性很大。實在，國際資金市場今日極自由地運作。但也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企業應該負起更大的社會責任。雖然今日人們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所持的見解未必都符合教會的社會訓導，但越來越多人同意：企業的運作不能只關注企業主人的利益，也該關注所有其他對企業有貢獻的人的利益，包括工人、顧客、供應生產材料者、有關的鄰社等。這幾年來，越來越多跨地區的經理人只遵從持股者的指示，而這些無名的投資者釐定自己要得的回報。但今日也有不少經理人有較廣遠的眼光，越來越覺察到企業與其所在地區有密切的連繫。保祿六世已敦促那些只為了個人利益把資金移至外國的資本家，要認真評估他們的行動對自己的國家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損害。[95] 若望保祿二世曾提醒大家：投資不只是一個經濟行動，它常有一個倫理的意義。[96] 我想強調：這一切今日還是一樣，就算投資市場開放得多，也有一些技術至上的想法，以為投資只是一種技術行為，不涉及人性或倫理的問題。我們並不否認，有時投資於國外而不投資在國內也可以是件好事，但常該作出公義的考慮：這些資金是怎樣集結的，不投資在它集結的地方是否對某些人造成損害。[97] 應該避免投資變成投機，只求短期利潤而不關注企業的持久，及它對實體經濟的即時貢獻；當然投資也該關注適度及恰當地促進那些需要幫助的國家達成經濟發展。我們當然不否認投資在別處也能培訓當地的人，因而造福當地人民。工作和技術知識是大眾的需求。但不該只為了享有優勢，甚或為了剝削其他人民而投資別處，而非為當地社會帶來實質的利益、為他們建設穩固的生產系統和社會制度，及幫助他們達成持久的發展。
41. 講到企業這個題目，我們要指出它的運作可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很久以來，我們慣於只強調市場和政府這兩個角色，也就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式的私人企業，另一方面有國家政府的領導。其實，企業的運作牽涉很多方面。有些因素是「超乎經濟」的。企業的運作固然有其專業的一面，但也有更基本的人性的一面，[98] 正如任何工作，皆是人的行為。[99] 如果能讓所有工人都能作出自己的貢獻，使他「意識到正做着自己有份的工作」，那就好了。[100] 教宗保祿六世說：「每個工人都是一位創作人」。[101] 正為了符合勞動者的要求和尊嚴，也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除「私營」及「公營」企業外，還有許多別的模式的企業。每種企業模式均有其固有要求及營運方式。為使不久的將來經濟運作的模式能有助國家及國際的公益，極宜記得企業的這個廣泛意義。在這廣泛意義內，各模式還能彼此交替，互相改造，可由「不營利」轉為「營利」，反之亦然；或由公營轉為民營，或從先進國家轉到發展中國家。
「政治權力」也可有不同概念。我們若要建構一個革新的、向社會負責的、以人為本的經濟及生產制度，就必須謹記政治權力的多元化。我們若要在國際層面上推進企業運作的多元化，我們就該推進一種在不同層次運作的政治權力。今日的跨國集成經濟並不取消個別國家的角色，卻要求不同國家的政府之間加強合作。智慧與慎重要求我們不要急於宣佈個別國家已不重要。相反，為解決今日的經濟危機，國家的角色看來有增無減，重新發揮它的許多功能。在有些國家，政制的建設或重建為他們的發展還是頗關鍵的。任何基於團結互助的國際援助計劃，若要幫助一些仍沒有健全憲制、法律、行政等系統的國家解決經濟的問題，就應該先幫助他們建設這些系統。除了經濟援助也該援助他們鞏固法治的國家，即具備公共秩序的制度、有效的執法組織、尊重人權、民主架構。所有國家不一定該有同樣模式：為鞏固脆弱的憲制，可以在發展政府的同時，發展其他政治個體，不論是屬於文化性質的、社會性的、地區性或宗教性的。其實能在地區、國家或國際層面適當制衡政治權力，正是一條康莊大道，能引導經濟全球化有一個正確的方向。這樣做也能避免經濟的全球化徹底破壞民主的基礎。
42. 有時談到「全球化」，人們會當它是命運注定要發生的事，彷彿是由一些無名的力量，及由一些非人意志所推動的架構所使然。[102] 我們必須記得：全球化固然是一個社會經濟問題，但它並不限於這一幅度。表面上易見的是社會經濟的幅度，但事實上，全球化使人類彼此的關係日益密切；個人和民族才是主角，全球化該給他們帶來福利及發展，[103] 當然個人和團體都該負起責任。全球化使人超越本土，這不只是物質性的事，它源於文化，也影響文化。如果我們以為全球化是必然而然的事，那末我們用什麼標準衡量它，指導它？其實它是人的事，在它的背後有一些文化因素支配着，我們必須分辨這些因素。全球化所以能成真，它的基本倫理準則，乃來自人類是個合一的大家庭，及人類朝着善的發展。所以我們該不斷努力，使這全球合一進程朝着尊重人、強調團體、承認超越現世的方向邁進。
無可否認全球化固然有其架構的幅度，但這不是唯一的，它「本來沒有好壞之分，是人使它成為好或壞」。[104] 我們不該被動地受它支配，我們該採取主動，理性地以愛德及真理為指引。盲目地堅持成見而抗拒全球化是錯誤的，這樣做會錯過這帶有正面價值的進程，錯失使我們能參與民族發展的機會。如果我們適當瞭解並處理它，全球化會帶給我們一個空前的機會，重新分配全球的財富；如果處理不當，它會增加貧窮及不平等，也會使全世界陷入危機。我們必須改正它的不當及有時極其不當的運作，這些運作致使民族之間，及各民族中出現更多分歧。我們必須使財富的重新分配不變成貧窮的重新分配，甚或使世界更貧窮，這正是今日不適當的運作使我們面對的危機。曾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人們以為貧窮的民族只應維持某程度的發展，而甘心接受已發展的民族的人道援助。教宗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推翻了這想法。今天能用來援助那些民族脫貧的資源可較從前為多，但結果主要還是那些已發展的民族享用了這些資源，因為他們更能利用資金及勞動的自由流動。人們不該因着一些自私的計劃、保護主義及私人利益，而阻止財富在世上擴散。事實上，讓一些發展中的國家也參與，能更好地處理目前的危機。全球化要經過一段過渡時期，充滿困難險阻，要克服這一切就一定要掌握那以人為本及道德的精神，這精神從人心的深處，把全球化推向整個社會更團結及更符合人的本性。可惜這精神屢次被個人和功利的道德觀和文化取態所推翻、所窒息。全球化是多幅度、多價值的現象，我們該接納這些不同的幅度和價值，也不忽略神學的觀點，而把它們結合起來。這樣我們才能實現人類的全球化，並給它一個方向：人的連繫、共融及分享。
第四章
民族發展、權利與義務、環境
43. 「全人類的一體性是一個事實，對我們而言，這既是一項惠益，也是一項責任」。[105] 今天許多人傾向一個強橫心態：認為除對自己外，他們不欠任何人什麼。他們以為自己只有權利，對自己及別人的全面發展，往往難以養成一個責任感。為此，我們必須引起人們重新反省：權利包含義務，否則便會變成任意妄求。[106] 今日有一個很矛盾的現象：人們一方面強求某些無根據及奢侈的權利，並企圖獲得國家的認可和推行；但另一方面，在很多人身上的基本權利，卻遭到否認和侵犯。[107] 我們常見一個牽連關係：富裕的社會要求過分無度的權利，甚或縱容他們的醜行和陋習，同時在世界某些落後地區，甚或大都會的貧民區，人們卻缺乏糧食和水，以及基本的教育和醫療。這牽連關係在於個人的權利擺脫了義務的框架，其實義務才使權利有完整意義；擺脫了這框架，對權利的要求會永無休止和毫無準則地暴增。對權利的瘋狂追求，令人忘卻了義務。義務規範着權利，使之合乎人性和道德的真理，權利受此規範才不會變成妄求。因此，義務鞏固權利，使之受到捍衛及促進，這原是一項為公益而應負起的責任。但如果人們的權利，純取決於人民的公決，這些權利會隨時改變，大眾對尊重和推行這些權利的意識也因而鬆懈。這樣一來，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也易於忽略這些權利的客觀性和「不容侵犯」。這種情況若然發生，便會危害到民族的真正發展。[108] 類似的行為也損害到國際組織的威信，尤其從那些極有待發展的國家的角度看來如是。這些國家，極需國際社會負起責任去援助它們，使它們能「主宰自己的命運」，[109] 即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共負責任遠比只求一己的權利更能動員大家。
44. 在討論人類發展中權利和義務的概念時，我們也該兼顧有關人口增長的問題。這涉及真正發展中極重要的一點，因為它是關乎生命與家庭不可放棄的價值。[110] 把人口增長視為落後的主因是不對的，即使從經濟的角度看也是一樣：一方面我們只要看看在經濟發展的國家內嬰兒夭折率大幅下降，而人的平均壽命大幅延長。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出生率低得令人憂慮的社會中，危機業已浮現。我們當然應該推行負責的生育，畢竟這對人的整體發展有其實在貢獻。教會關心人類的真正發展，敦促世人要在一切行動上尊重真正的人性價值，包括性行為方面：不應把性純當作一種享受和玩樂的事，同樣也不應以為性教育只在於傳授技巧，只為保障當事人免受疾病感染，或避免生育的「危險」。因為這樣做只會削弱和忽略「性」的深層意義，這意義是個人和團體應以負責的態度去確認和接受的。責任感禁止人視「性」為一個單純享樂之源，或把「性」規限於一個強制生育計劃的政策内。這兩種做法表露出唯物的思想和政策，如此人最終只會遭到各種暴力。在這問題上，我們應該制衡國家及其限制生育的政策，堅持家庭在這方面的首要抉擇權，[111] 並給父母一個合宜的教育。
以道德的負責態度去接納新生命，能令社會及經濟變得更加充裕。許多大國之所以能擺脫貧窮，也有賴其人口眾多及人民的才能。相反，一些昔日興盛的國家，由於出生率的下降，正踏進一個前景不明朗的階段，有些更開始衰落，這正是富裕社會所面對的棘手問題。出生率降低，有時甚至低於所謂的「更替水平」，衝擊社會福利制度，費用增加，儲備減少，投資所需的資金也相應緊縮，有資格的技工銳減，國家所需的智囊亦隨之萎縮。其次，由於家庭細小，有時甚至是極小，社會關係容易變得薄弱，無法保證培育出團結互助的精神。這些就是社會對前景缺乏信心的徵狀，也顯示倫理意識的低沉。因此，為了社會、以至經濟的需要，必須向新的一代展示家庭和婚姻如何美好，以及它如何能滿足人心深處和人性尊嚴的要求。在這方面，國家應推出一些政策，促進家庭的重要性及完整。家庭建基於男女兩性婚姻而作為社會生活的細胞，[112] 國家同時也應該關注家庭的經濟和稅制問題，尊重家庭成員彼此的關係。
45. 滿足人最深處的倫理要求，在經濟層面上也有其重要和有裨益的影響。其實經濟需有道德意識才能暢順運作；但並不是任何道德觀，而是一個以人為本的道德觀。今日在經濟、金融和企業上，經常論及道德問題。商業道德的研究中心和培訓課程應運而生；在已發展的地區，職業道德的評估制度逐漸普及，這是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相關的思想衍生而來的結果。銀行也推出所謂「良心」戶口和投資基金。「良心金融」開始出現，尤其是透過小額信貸，或更普遍的微型金融。這些進程備受稱許，且值得廣泛的支持，其積極功效也感染到較落後的地區。可是，我們仍須擬出一個有效的鑒定準則，因為也有濫用「良心」一詞的情況；籠統地用它，可以泛指很不同的內容，以致在這名義的掩飾下，有人作出有違公義和人類真正福祉的決定和抉擇。
事實上，這基本繫於人所依據的倫理觀，在這議題上，教會的社會訓導能作出獨特的貢獻，這訓導是基於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創1:27），由此引伸而來的，就是那不容侵犯的人格尊嚴，以及自然倫理律的超越價值。一個脫離了這兩個基礎的經濟道德，必然會失去本身的意義，並會成為被人利用的工具；更準確的說，它極可能屈服於現行的經濟金融制度下，而非矯正這些制度的運作不善。這種經濟道德甚至可能把投資於不道德計劃的行動也合理化。我們也不應以歧視性的意識形態，去看「良心」一詞，好像凡沒有正式冠以此名的行為，便是不符合道德似的。不過我們還該設法
—— 這點也極其重要 —— 不只令部份財經或金融界本着「良心」做事，而是要令整個財經和金融界，都要本着良心做事，且不只因所冠以外來的標籤，而是由於滿全了其本質上的固有要求。在這議題上，教會的社會訓導十分明確，一再肯定各形式的經濟活動，都是人類活動的一部分。[113]
46. 考慮到企業與道德的關係，以及生產系統正經歷的演變等議題時，似乎至今一直所通用的營利公司與非營利機構間的分別，已不能反映出整個事實，也不能對未來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向。近數十年來，在這兩種業務之間，出現了一個廣闊的中介空間。這包括一些承諾為落後國家提供社會援助的傳統業務，一些由個別企業所成立的慈善機構，或一些以社會福利為目標的公司集團，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謂「社會企業」和「教會團體經濟」。這只是一種「第三界別」，而是一個全新、廣泛而複雜的事實，涉及私人及公眾範疇，而且不排除營利，但視之為實現人道及社會目的之工具。不論這些公司分紅利與否，不論它們採取哪種法定結構形式，重要的是它們樂意把利潤視為工具，其目的是達致一個更人道的市場和社會。但願這些新形式的企業，在各國能找到一個合宜的法律結構及稅制。它們雖然無損傳統企業的重要性及其經濟社會效益，卻能使這體系的各經濟主體，逐步邁向一個更明確和更全面的負責態度。不但如此。企業的多形式化已能造就一個更文明且更具競爭性的市場。
47. 那些被排擠於全球經濟領域之外的國家，也應設法鞏固各種形式的企業，尤其那些能視利潤為達致一個更人道的市場和社會之工具者。在這些國家中，極應周詳策劃和執行那些基於上下互補原則的計劃，以祈鞏固權利，同時也準備負起相關的責任。在發展進行中，必須保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即以人作為發展的首要負責者。首先要關注的，是要改善該地居民的實際生活環境，好讓他們能負起那些目前因貧困而無法負起的責任。「關懷」絕非一個抽象的態度。發展方案若要符合個別實況，就該具有靈活性；受惠者應直接參與計劃，並主導推行方案。又應採用循序漸進和輔翼同行的原則 —— 包括監察計劃成效 —— 因為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辦法，卻要視乎具體的運作。「民族對於自身的發展，是負有天賦之責的。但民族若彼此孤立，那就不能完成其責了。」[114] 今日全球逐步整合的進程不斷強化，教宗保祿六世這番話更言之有理。融入的過程並非自動而然的。解決辦法應小心按人們的生活和個別人等而釐定，慎重評估個別的實況。在大型方案之外，還應有較小規模的方案，尤應動員社會上下各階層，包括團體和個人。
國際合作需要人們本着團結互助精神透過臨在、監察、培訓和彼此尊重，來參與這個經濟和人性發展的進程。在這觀點上，國際組織應自我檢討，看其行政和管理架構是否實在行之有效，因為這些架構往往費用昂貴。有時那些接受援助的人，竟要為提供援助者服役，窮人竟要維持一些開支龐大的組織，而這些組織大量消耗了原該用在發展上的資源。從這角度看，我們希望所有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應致力於透明化，向捐贈者和公眾輿論交代清楚：善款中有多少是用於合作計劃上，又這些計劃的實在內容是什麼，最後還有機構本身的詳盡開支。
48. 今日發展的議題和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而來的責任，息息相關。大自然是天主賜予大家的，我們享用它時，要對窮人、未來的世代和全人類負責。若我們把自然界 —— 當中首先包括了人 —— 視作純偶然或全由進化而決定的結果，那麼我們良心上的責任感便會減弱。信徒在大自然中明認天主創造行動的美妙成果，人可以負責地享用，以滿足他們在物質上及非物質上的合理需要，同時尊重受造界本有的平衡。失去了這看法，人們便會視大自然是一個不得觸犯的禁忌，又或相反地會加以濫用。這兩種態度，與基督徒視大自然為天主創造的成果，大相逕庭。
大自然表達天主愛與真理的計劃。它先我們而有，是天主賜予我們的生活環境。它向我們講論造物主（參看羅1:20）及祂對人類的愛。萬物被預定在時間終結時要「總歸」於基督（參看弗1:9-10; 哥1:19-20）。所以，自然界也是一個「呼召」。[115] 大自然是為我們享用的，但不應當作「一堆無意義的廢物」，[116] 而是造物主的一份禮物，祂為萬物制定了一個內在的秩序，讓人從中領略到應有的行動準則，好能「耕種和看守」大地（創2:15）。但我們也應強調，視大自然較人更為重要，亦有違真正的發展。這種立場能引致新外教主義或新泛神論：純由自然主義所理解的大自然，人是無法從中獲得救恩的。另外，我們也應摒棄相反的立場，即那企圖要以科技完全控制大自然者，因為自然環境並非只由我們任意處理的物質，而是造物主的奇妙化工，自身帶有一個「法則」，指出其終向及其如何明智使用，而非任意濫用的準則。今日的民族發展備受損害，都是這些錯誤思想所導致。把大自然純當作一些偶然事物的彙集，只會變成戕害自然環境的因由，甚至助長輕蔑人本性的行為。因為人的本性不僅是由物質、也是由精神組成，因而是富有意義的，且具有崇高的終向，這本性也規範文化。人透過文化給予自然環境一個詮釋，並加以塑造；人負責地使用其自由而賦予這文化一個方向，使它符合倫理的規定。因此，促進人整體發展的計劃，是不可以忽略其後代的，卻應顯示歷代人之間的團結互助和公義，這又關係到不同的範疇：生態、法律、經濟、政治和文化。[117]
49. 與今日環境保育有關的問題當中，能源問題亦該受到關注。一些國家、權力集團和企業，囤積非再生能源，此舉對窮國的發展造成嚴重的障礙。這些窮國既缺乏經濟手段，去擷取現有的非再生能源，也無斥資作新能源研究的能力。把天然資源囤積起來，而且它們多次是取自窮國的，這成了剝削的源由，並引起國與國之間，以及國內的衝突。這些衝突往往發生於那些窮國的土地上，帶來嚴重傷亡、破壞和進一步衰退。國際社會責無旁貸，要找出一些機制去規範非再生能源的開採，更要讓窮國參與，好能一起策劃未來。
在這方面，一個重新建立起來的團結互助，實有迫切的倫理需要，尤其在發展中的國家與那些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之間。[118] 科技發達的社會可以且必須降低他們對能源的內需，這可透過改變生產方式，也可透過提高人民對環保的意識。還有，今天我們可以改善能源效益，同時促進對新能源的研發。然而我們仍須重新分配世界能源，讓缺乏這些能源的國家能加以取用。這些國家的未來命運，不能操縱於先到先得者或強國手上。
我們所面對的是重大的問題，要正視這些問題，各方必須負責地明認它們對下一代的影響，尤其是對窮國的許多年青人，他們「要求自己能有份去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119]
50. 這責任是全面的，因為這不僅涉及能源問題，而是整個受造界，我們不能令下一代承受一個欠缺能源的世界。人類固然可以負責地治理大地、保管它、利用它，並以新的方式和先進的科技來培植它（這原是合情合理的事），好使大地能合宜地容納和供養世上的居民。地球上有足夠的地方容納每一個人：在那裡，整個人類大家庭，藉着大自然 ── 天主賜予其子女的禮物 ── 以及自己的工作和創新，應能找到有尊嚴地生活所需的資源。但我們應意識到這個重大責任：要把大地好好地交予下一代，讓他們也能有尊嚴地在它內生活，並繼續發展它。這要求我們「負責地考慮後，大家一起決定應採取的途徑，以祈鞏固人類與環境間的友善關係，這關係應反映出造物主的愛情，我們都是由祂而來，並朝着祂邁進。」[120] 我們僅希望國際社會和個別政府，能以有效的方法，遏止人們在運用環境資源時，作出對它有損害的行動。有關當局也必須設盡辦法，務使取用公共環境資源所付出的經濟及社會成本，能讓人清楚透悉，並全由用者自付，而不是由別人或下一代負擔：為了保護環境、資源和氣候，所有國際領袖要採取共同行動，樂意表達出誠意，在工作裡尊重法律及推動與全球最落後地區的團結互助。[121] 經濟的最大本分之一，就是有效地善用資源，而非濫用，要謹記「效率」的概念並非與價值毫無關係的。
51. 人類對待環境的態度，影響着他對待自己的態度，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這一事實叫今日社會認真檢討其生活方式，因為在世界多處地方，人們傾慕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對這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禍害漠不關心。[122] 我們必須洗心革面，採取一種新生活方式，「以追求真、善、美，以及為共同的成長而與他人共融，作為決定消費選擇、儲蓄和投資的準繩」。[123] 每次違反團結互助和公民情誼，便會對環境造成傷害，就如同環境的惡化，到頭來擾亂社會裡的關係一樣。尤其在我們這時代，大自然與社會文化的運作如此渾然一體，已成了幾乎不可分的事實。土壤沙漠化和部分耕地生產力下降，都是因為當地居民貧乏和落後所帶來的後果。這些居民的經濟和文化發展一旦受到激勵，大自然便獲得保護。更何況許多自然資源受到戰爭的破壞！各民族內及民族之間的和平，能大大提高對大自然的保育。壟斷資源，尤其食水，可以引發有關民族間的嚴重衝突。一個和平取用資源的協議，既能保障自然環境，同時還能保障有關社會的福祉。
教會對造物有一個責任，且要向公眾重申這責任。教會這樣做，不僅是要捍衛土壤、清水和空氣，因為這些都是造物界給予眾人的禮物。她尤其要保護人類免自趨滅亡。我們需有一個正確理解的所謂「人性生態」。大自然的衰落，事實上與那形成人類社會的文化，是息息相關的：人性生態 [124] 若在社會內獲到尊重，環境生態也因而獲益。正如人性美德是互相關連的，以致一個美德的缺失能連累別的美德，同樣生態體系有賴一個計劃，既要維護健康的社會生活，同時又要顧及與大自然間的關係。
運用經濟來刺激或遏止某些行動來達致自然保育，是不足夠的，即使透過一個適切的教育也是一樣。這些固然是重要的方法，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社會的整體倫理操守。人若不尊重生命和自然死亡的權利，若操縱人類受孕、妊娠和出生，若犧牲人類胚胎來作研究，那麼公眾良心便會失去人性生態的觀念，這樣環境生態的觀念也會一併蕩然無存。我們要求下一代要尊重自然環境，然而我們的教育制度和法律，卻無助他們尊重自己，那是很矛盾的事。大自然的課本是一致且不可分割的：它不但包括自然環境，還包括了生命、性、婚姻、家庭、社會關係：換言之，就是人性完整的發展。我們對環境應有的責任，與我們對人自身及人與人之間的責任，息息相關。我們不能只堅持其一，而踐踏那另一個責任。這正是今日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中一個極大的矛盾：它貶損人格、擾亂自然環境及破壞社會。
52. 真理和它所揭示的愛，不是我們能製造出來的：只能接受得來。它們最終的來源並非人類，而是身為真理和愛的天主。這原則對社會及發展極其重要，因為這二者皆不能由人製造出來；個人和民族的發展使命，並非來自純人類的抉擇，而是銘刻於一個計劃中，這計劃先我們而有，並構成我們各人應樂意接受的本份。這先於我們並構成我們的、永存的愛與真理，告訴我們什麼是美善，以及什麼才是我們的真正幸福。它給我們指示出達至真正發展的路。
第五章
人類大家庭的合作
53. 一個人所經歷的最貧窮情況，莫過於被孤立。我們若細察其他形式的貧窮，包括物質上的貧窮，可知它們都是因被孤立、得不到愛或難於愛人所致。貧窮往往是由於人拒絕了天主的愛，由於人一開始就可悲地自我關閉，或妄自尊大，又或自覺微不足道且轉瞬即逝，只是宇宙中一個偶然的「逆旅」。人若孤獨自處，脫離現實，不再想到並相信有一個根源時，便會自我離間。[125] 全人類若只信賴人為的計劃、意識形態和虛假理想時，便會自我離間。[126] 今日人類較諸從前似乎更為互動：這種彼此接近應轉化成一種真正的共融。民族發展尤其基於人類四海一家的意識，大家合力成就一個真正的共融，一個由個人所組成的共融，而非純粹生活在一起。[127]
保祿六世指出：「世界的問題是缺乏思想」。[128] 這話講出一個事實，但尤其道出一個期望：我們應有一種新的思維，好能更明白四海一家的意義；全球民族間的互動，叫我們要開創新思維，好讓這個整合行動的特徵是團結互助，[129] 而非邊緣化。類似的思想需要我們對人際關係方面，有一個更認真的評價。這任務並非社會科學所能獨力為之，因為需要有形上學和神學等學科的貢獻，好能清楚明瞭人性的崇高尊嚴。
受造之人因其靈性之故，要透過人際關係，才能實現自己。人越真實地活出這個關係，其自我也更趨成熟。人不能在孤身獨處中提昇自己，卻要置身與人和與天主的關係中。這些關係因此變得十分重要。就民族而言，也是一樣。為此一個人際關係的形上學理解，對人的發展大有裨益。在這一點上，理性在基督啟示中得到啟發和方向，明白個人不應淹沒於人類團體中，失去自主，就如在各種形式的極權政體下所發生的；相反的，個人會受到更大的尊重，因為個人與團體的關係，是一個體對另一個體的關係。[130] 正如家庭團體不會埋沒其成員，又如教會極重視那藉洗禮加入這個生活身體內的每一位「新受造物」（迦6:15; 格後5:17），同樣人類大家庭團體亦不會抹煞個人、民族及文化，反而使他們彼此更坦誠相見，更能求同存異。
54. 「發展」這一個議題，也就是討論所有個人及民族怎樣彼此建立關係並被包含在人類大家庭團體內：這團體是基於互助精神的，而這精神的基本價值就是正義與和平。這觀點從天主三位在唯一天主性體內的關係，得到重要的啟發。聖三是絕對的合一，因為天主三位是一個純關係。三位間彼此完全相通，互相緊密聯繫，因為祂們是絕對合一和絕對唯一的。天主更願意把我們納入這共融的事實內：「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若17:22）。教會便是這個合一的標記和工具。[131] 一直以來，人與人的關係也從天主這個典範獲益良多。尤其在聖三奧蹟這啟示的光照下，我們更能明白到：真正的開放並不等於傾向離心的分散，而是深度的互相滲透。這也來自愛與真理的普遍人性經驗。就如聖事所祝福的夫婦間的愛情，令他們在靈性上結為「一體」（創2:24; 瑪19:5; 弗5:31），並使他倆成為一個實在的人際關係上的結合。同樣，真理也使人精神合一，思想一致，一心一德。
55. 基督信仰有關人類合一的啟示，以一個對人性的形上學解釋為前提，當中「關係性」是其基本元素。也有別的文化和宗教主張友愛及和平，它們對人類全面發展極其重要。可是也不乏一些文化和宗教態度，不完全認同愛與真理的原則，以致妨礙甚至阻止人的真正發展。今日世上某些有宗教背景的文化，並不教人致力共融生活，反而叫人離群獨處，追尋個人幸福，只沉迷於心理欲望上的滿足。此外，今日世上也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宗教派別，由小團體甚至個人組成，還有一些混合宗教，形成一股離散和缺乏承擔的風氣。全球化可能有的一個負面效果是助長這類混合宗教，[132] 滋長某些所謂宗教，把人們彼此隔離而不是使之相遇，更使他們與事實脫節。同時，有些古老文化及宗教僵化了，它們維持互不相通的社會（種姓），繼續信仰一些魔術、不理會人的尊嚴，屈服於神秘力量之下。在這情形下，愛與真理不易立足，對真正的發展有害無益。
為此，雖然一方面，人類發展固然需要不同民族的宗教及文化，另一方面，它也需要適當的辨別。宗教自由不等於不顧宗教的區別，也不是把所有宗教同等化。[133] 辨別文化及宗教的貢獻尤其為執政者是必須的，為能在尊重公益的前提下建設社會團體。這辨別工夫的基礎是愛德及真理。既然這裡關涉的是人及民族的發展，這辨別工夫該考慮到：某文化或宗教能否解放眾人，並把全人類融合在一個真正普世的人類團體中。全人和全人類也就成了衡量文化及宗教價值的標準。基督宗教崇拜的「神有人的面貌」，[134] 當然擁有這標準。
56. 基督宗教及其他宗教若要對人類發展作出貢獻，神一定要在公共領域佔一席位，即在文化、社會、經濟尤其在政治方面。教會的社會訓導可以說生來就是為維護基督宗教的這個合法角色。[135] 如果否認人有公開宣認宗教的權利，或否認他可以用信仰真理陶冶社會生活，那末為真正的人類發展便會帶來負面的效果。把宗教排擠於社會生活之外，其實和宗教基要主義一樣，會阻礙人們凝聚共謀人類的進步。這樣，公共生活也就缺乏動機，政治也會顯得壓迫及凶暴。人權不受到尊重，是因為它們超現世的基礎被拒絕，或因人的自由遭到否定。在俗世主義或基要主義裡，理性與宗教信仰之間不可能有實際的對話或有效的合作。理性常需要由信仰得到淨化，為從事政治者亦然，他們不應以為理性全能。反過來說，宗教也常需要由理性淨化，才能顯出它符合人性的面貌。若破壞這雙方的對話，人類的發展便要付出嚴重的代價。
57. 信仰及理性之間的對話，固然有助實踐社會愛德，同時也鼓勵信徒及非信徒之間作出兄弟般的合作，大家一致為正義及人類和平而努力。在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裡，與會神長這樣說過：「信徒與非信徒大概會同意，世上一切該以人為它的中心及顛峰。」[136] 信徒知道世界不是偶然產生，也不是必然存在，而是出於天主的計劃。所以信徒有責任與所有不論有宗教或沒有宗教的善意男女，共同團結起來，努力促使這世界實在符合天主的計劃，在造物主的眷顧下，形成一個家庭。愛德的特別表示，及信徒與非信徒之間合作的首要準則，就是上下互補原則，[137] 它保證人不能放棄的自主。上下互補原則首要是透過中介組織的自主給人的幫助。這幫助是給與那自己不夠能力的人或團體，其目的常是解放人，幫助他們發揮自主及參與，負起自己的責任。互補原則重視人的尊嚴，明認每個人都常能為別人作出貢獻。互補原則明認相互性是人的內在本質，所以能有效地防範各種無助於人成長的福利主義。互補原則一方面顧及多色多樣的計劃，而各人也有許多差異，另一方面，它也顧全各方的協調。這原則特別適合用來引導全球化，使它向着一個真正的人性發展邁進。為避免形成一個危險的、獨裁的超級權力，全球化的操作該依據互補原則，區分不同層次、不同平面，但彼此合作。全球化當然需要權力，因為它提出一個達到全球公益的問題，但這權力該按互補原則及多主化組成，[138] 為的是不損害人的自主，也為能有效地運作。
58. 上下互補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和團結互助原則（principle of solidarity）息息相關，因為若只有互補而沒有互助，就會造成社會上各自為政，若只有互助而忽略了互補，就會淪為福利主義，羞辱了有需要的人。這普遍的原則，在應付國際援助發展的一些議題上，也要非常重視。國際援助，不論捐助者的意向如何，有時會使一個民族長期依賴，甚至也會在被援助的國家內，促成地方權力專制及發生剝削的現象。物質援助如要達到援助的目的，不能有其他無關的目標。給與援助時，不但該有當地政府的參與，也該讓當地經濟工作者及公民社會成員參與，包括當地教會在內，他們都是文化的主體。援助計劃該越來越有大家的參與，而且是由草根階層開始。千真萬確的是：被援助發展的國家所該優先善用的，及最重要的資源就是人力資源：人才是真正該增值的資源，這才能保証貧窮的國家有真正的自主。也要謹記：在經濟的領域上，發展中的國家最需要的幫助，是促使他們的產品漸漸融入國際市場，使他們能全面參與國際的經濟生活。在過去，援助往往只能為這些國家開闢邊緣性的市場。這多次是由於這些產品並沒有實在的需求，所以要幫助這些國家改善他們的產品，使之更配合需求。再者，人們往往害怕那些從貧窮國家輸入的產品 ── 慣常是農產品 ── 會引起競爭。需知對這些國家來說，能推銷這些產品與否，屢次關乎保證他們長期或短期的生死存亡。一個國際公義及平衡的農產品市場，可以給大眾帶來利益，包括供求雙方。為此，不但需要按商業原則引導這些生產，也要制訂國際商業規矩來支持它，並鞏固投資發展，使這些經濟系統更有生產力。
59. 促進發展的合作不應只限於經濟方面，這合作也該成為一個文化及人與人交流的好機會。如果先進國家中從事援助發展的人不關心（有時會發生）自己及別人那些富有人性價值的文化特質，便不可能和窮國人民展開有深度的對話。另一方面，如果貧窮國家的人民漠不關心地、毫無辨別地接受任何外來文化，也就無法負起他們自己真正發展的責任。[139] 科技先進的社會不應以為科技先進就代表文化優越，但該反省在歷史上哪些美德使他們興盛起來，唯恐有時卻把那些美德遺忘了。發展中的社會該堅守他們傳統中的真正人性內涵，避免把全球化的科技文明毫不思量地加諸其上。在所有文化裡，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共同倫理觀，當然這是因為它們都來自天主所創造的同一人類本性，人類的倫理智慧稱之為自然律。[140] 這普遍有效的自然倫理律，為文化、宗教、政治的對話而言，是個堅固的基礎，這樣文化雖多元而仍會一起尋求真、善及天主。接納這銘刻在人心中的自然律，是社會裡有建設性合作的前提。在各文化中不免也有瑕疵，需要淨化。基督徒的信仰融入各文化，但也超越各文化，這樣它能幫助各文化藉普遍的分享和互助，共謀團體及全球的進步。
60. 在尋求解決目前經濟危機時，對貧窮國家的發展所作的援助，該視作為大家產生財富的有效工具。試問除了支援那些還在經濟發展初階，或未甚發展的民族，還有什麼援助計劃可以期望得到這麼可觀的價值增長（在世界經濟層面亦然）？從這角度看來，經濟較先進的國家可盡量利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更高百分數，來支援民族發展，這樣也能實踐他們對國際團體早已許諾了的。其中一個辦法可以是：檢討國內救濟及社會互助的政策，遵照上下互補原則，建立一些更多方面參與的社會援助制度，讓私人及公民社會也能積極參與。這樣甚至可能一方面改善社會援助，同時又節省資源，避免浪費及濫用，而把所節省下來的用作國際互助。一個更容人參與、更有系統、減少官僚，但更有組織的社會福利，會使很多本在休眠狀態的潛力發揮作用，也能裨益民族之間的團結互助。
為支持民族發展，也可以有效地應用一個所謂稅項互補制度，讓人民決定把他們該繳交國家的部份稅款用於某些善舉。如能避免不適當的偏頗，這辦法可以鼓勵社會基層的互助組織，對民族發展的互助方面顯然也有益。
61. 為在國際層面更廣泛地促進團結互助，應該繼續使教育更普及，就算在經濟危機中也不該停止。其實為國際合作的成功，教育是必要條件。「教育」的含義不只包括上學或職業訓練，這兩者當然為民族發展是重要的，但教育也包括全人的培育。關於這點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為進行教育必須知道人是誰，他的本性是怎樣的。如果對人性有一個相對主義的看法，那末教育就有嚴重問題了，尤其對倫理教育而言，因為一套大家接受的教育理念也就不再可能了。向這類相對主義讓步，那末人人就會變得更窮，這也會削弱對有急需的民族作援助的功效：窮國不只需要經濟及科技，也需要教育來幫助他們獲得全人發展。
為幫我們明白這議題，我們可取個例子：國際旅遊 [141] 這可以是經濟發展及文化增長的重要因素，但也可淪成剝削人及道德墮落的機會。目前情況提供特好機遇，使人類發展的經濟層面，即金錢的流動及在各地產生的頗有規模的企業，能和發展的文化層面，尤其是教育層面彼此配合。情況多次是這樣，但國際旅遊也多次為遊客及旅遊地點的人民造成反教育的情況。當地人民屢屢要面對不道德的，甚或邪惡的行為，如那些所謂「色情旅遊」，許多人甚至青少年，因而成了犧牲品。使人痛心的是：這類事情竟得到當地政府的縱容，遊客來源地的政府也默許，甚至涉及許多旅遊從業員的同謀。就算有時未淪落至這地步，國際旅遊多次也只求消費和享樂，作為一種逍遙遊，而且安排得像旅客本國模式一樣，這樣並無助人與人之間及文化之間的交流。所以應該考慮別的旅遊方式，使真能促進互相的認識，不損害休息和正當的娛樂：應推動這類的旅遊，並透過國際合作及發展的企業的緊密關係，大力推行。
62. 在「人的全面發展」這課題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人口流動問題。這現象十分驚人，所牽涉的人規模龐大，所引起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及宗教問題十分複雜，對國家及國際團體提出重大的挑戰。可以說，我們面對的是一項空前的社會大事，必須有堅強及有遠景的國際政策，才能適當處理。這政策應由移民出離和移入的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開始，該有適當的國際法例來協調兩面的不同制度，好能保障移民個人和家庭的訴求和權利，同時也關注移民所到達的地方的人。沒有國家能獨力解決這些「移民」問題。大家有目共睹，這些移民現象帶來多少痛苦、不方便及期望。大家知道這問題很複雜，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外來勞工雖有適應的困難，但對收留他們的國家作出可觀的貢獻，以他們的工作促進當地經濟，對他們的祖國也帶來不少外匯。顯然這些勞工不該被視為貨品或純粹勞動力量。不該把他們如同其他生產的元素一樣處理。每位移民者是人，正因為他們是人所以有基本及不能放棄的權利，這些權利應在任何人前及在任何環境下獲得尊重。[142]
63. 在考量發展這問題時，不能不突顯貧困和失業之間的直接關聯。窮人往往是人類的工作尊嚴被侵犯所致的結果。這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機會受到限制（失業或就業不足），又或因為「他們由工作而來的權利，尤其是合理工資的權利，和工人及其家庭生活安定的權利受到忽視」。[143] 因此，2000年5月1日，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工人禧年的慶典上，為組成「一個支持工作尊嚴的全球聯盟」而發出呼籲，[144] 以支持國際勞工組織的政策。這樣，他給這目標作了一個強而有力的精神肯定，這目標正是世界各國所有家庭的期望。「尊嚴」一詞套用在工作上指的是什麼？這是說：這工作在任何社會上都應能顯出男女眾人的基本尊嚴：一份自由選擇的工作，一份把工人 ── 不論男女 ── 與他們社區發展有效地聯繫起來的工作；一份令到工人受尊重和不受任何歧視的工作；一份能滿足家庭的需要，讓子女上學，而無須迫使兒童從事勞動的工作；一份允許工人自由結社，使他們能表達自己意見的工作；一份讓人有足夠的空間在個人、家庭和靈性上找回自己的根的工作；一份保證工人在退休時，維持生活尊嚴的工作。
64. 教會一直鼓勵和支持工會組織，在反省工作這議題時，教會提出工會有迫切需要，向工作環境上出現的新視野開放，這是合宜不過的。跨越了不同行業的工會的局限，工會組織應該關注一些我們社會上的新問題：例如那一連串被社會科學研究者描述為工人與消費者之間衝突的矛盾問題。我們不一定要從一個以工人為中心，轉移到消費者為中心的論點，但是這似乎也正是工會探索新經驗的範圍。全球化的工作環境，要求那些往往只限於捍衛自己會員的國家工會，應把注意力也轉向其他非會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工人，因為他們的結社權利往往受到侵犯。工會在保護這些工人時（有時也可以透過向自己的國家作適當的行動），更清楚意識到：是哪些道德和文化因素，使他們在不同的社會和工作環境下為民族發展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教會的傳統的教導，是要把工會和政治的角色及功能區分起來。這一傳統依然有效。這區別使工會確定公民社會是最適合進行保護及促進勞工界的地方，特別是協助那些被剝削及沒有公會代表的工人，他們悲慘的狀況是社會屢屢輕易忽視的。
65. 金融經過被濫用而破壞了實體經濟之後，在一個改善了的結構和運作方式之下，必須重新成為一個致力生產財富和發展民族的工具。整個經濟和金融，而不僅僅是某些部份，因為是項工具，必須依循道德，對人類的發展和各國人民的發展創造出適當的環境。推出以人道主義為主的金融計劃，無疑是有用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不能取代的。然而，這絕不應讓人忘記一個事實，就是整個金融體系應該以支持真正的發展為目的。最重要的是，做好事的意願，不應與生產財富的效能相抗衡。金融家必須重新認同他們活動實在的道德基礎，以避免濫用細膩的手段，出賣儲戶的利益。正直的意向，透明度，並尋求正面的結果是相互兼容，並不應被拆散分離的。如果愛是明智的，它懂得找到有先見及合理工作方式，就如很多信用合作上的經驗，很切實地證實過的。
無論是一種金融界的調節，為能保障弱勢及防止投機醜聞，或者是嘗試那些促進發展的新金融形式，都屬於應進一步探討和鼓勵的積極經驗，當然也該同時提醒投資者要負責任。微型融資經驗，其根源於人文主義者的思考與活動 ── 我特別想到初期當舖的誕生 ── 應該受到加強和注意，這尤其目前財政問題對社會脆弱的階層可以變得很嚴重，因此是必需加以保護，以避免高利貸以及絕望的風險。最弱小的應當受到教育，學習保護自己防止高利貸，窮人亦要學到從小額信貸真正地獲得利益，使剝削在這兩個領域裡不能猖獗。由於在富裕國家也會遇到新形式的貧窮，微型融資可以給予實際的援助，以發起新的活動，並開闢新的領域，造福社會弱勢族群，縱然社會可能正經歷經濟衰退。
66. 全球性的關聯，導致出一個新的政治權力，即消費者和他們的組織。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現象，因為它包含着值得鼓勵的積極因素，以及要避免的極端。應知道：購買常是一個倫理行為，而不僅是經濟行為。因此，在企業的社會責任外，也有具體的消費者社會責任。消費者應不斷受到教育：在他們每日扮演消費者的角色時，既可以遵守道德原則；也不需犧牲採購行為的經濟邏輯。[145] 連在採購行業方面，正當大家體會到購買力可能減弱，及人民生活必須更加節省的時刻，有必要探索其他途徑：例如，合作採購的形式，如消費合作社自十九世紀已在運作，部分是通過天主教徒的推動。此外，還可以促進新的方法，去銷售來自世界貧困地區的產品，以保證生產者合理的回饋。當然，條件是：市場必須透明，且生產者不只獲得更大的利潤，也該得到更多的教育、專業技能和技術，最後，這些為發展而作的貿易嘗試不該與個別意識形態的看法掛鉤。希望消費者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只要他們本身並沒有被那些不具代表性的組織所操縱，這樣的角色能促進經濟民主。
67. 面對全球相互依存關係不能抗拒地增長，同時眼前有着一個也是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大家都強烈地感覺到需要改革聯合國組織，以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好使國際家庭概念能重拾它的實質。我們還迫切地覺得需要找出創意的方式來實施負責保護貧窮國家的原則，[146] 並讓這些國家真正參與共同的決策。看起來，正需要這一切改革，為達成一項政治、法律和經濟的秩序，來增加和引導國際合作，以促進所有民族團結一起的發展。為管理全球經濟；為振興受危機打擊的經濟，以免它繼續惡化，並導致更嚴重的失衡；為及時實現全面的裁軍，保障糧食與和平；為保證環保和移民管理：迫切需要有一個真正的世界性的政治權威，我的前任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已給它劃出了一個輪廓。這樣的權力機構需要由法律規範，遵守一貫的上下互補和團結互助原則，以求建立公益，[147] 並致力促成以真理中的愛德所主導的全人發展。此外，這樣的機構應得到普世的承認，並能實際生效，以確保每個人的安全，謹守正義，並尊重人權。[148] 很顯然，這機構應有足夠的權力，以確保各方遵守它作出的決定，以及在各國際場合共同採取的措施。實際上，若沒有了這些，國際法盡管在各個領域有着長足的進步，仍可能會取決於各強國之間彼此的平衡。各國人民的整體發展和國際合作，要求建立一個更高層次的國際組織，按上下互補原則引導全球化的進程，[149] 也要求終於成立一個社會秩序，既符合道德秩序，也兼顧道德和社會領域之間的互聯性，及政治、經濟和民間的合作，這本來就是聯合國憲章的構思。
第六章
民族發展及科技
68. 民族的發展和個人的發展息息相關。出於人的本性，每個人生來有一股動力，使他趨向自我發展。這發展不是由一些自然機制所使然，因為每個人知道，他能作出自主而負責的抉擇。這發展也不是任由每人的喜惡所支配，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生命是上天的恩賜，不是自我產生的。人的自主有其固有特點：人的本性及其局限。沒有人可以任意塑造自己的良知，我們都在一個領受了的基礎上建設「自我」。我們不但不能隨便處置別人，對自己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以為可以全由自己支配自己的發展，這發展便會成為退步。同樣，如果人類以為科技能行「奇蹟」，且人可藉以重造自己，那末這樣的發展會成為畸型的。在經濟的層面，如果人以為靠金融的「奇蹟」，可以維持根本不實際的增長，從而不斷刺激消費，這樣的發展 ── 我們已見到 ── 是欺騙人的，且只會帶來傷害。面對這瘋狂的以神自居心態，我們的反應該是：熱愛自主而不任意妄為，因為只有認同那已指示給我們的「善」，我們的自主才真正符合人性。因此，人應讓反省且認同天主已放在他心內的自然倫理律的基本法則。
69. 今日人類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緊密相連；這尤其可見於生物學範圍內的驚人發展。我們首先要強調：科技是人的成就，是自主、自由的人的成就。科技的發展證明精神主宰物質。「人藉着科技『漸漸擺脫物質的牽制，他的精神能更自在地從事更高級的活動：崇拜和瞻仰他的造物主』」。[150] 科技使我們能控制物質，減低危險，節省人力，改善生活條件。我們知道人生來應該工作，科技的發展也就是回應這天職。人在發揮他的天賦時，認識自己，並成全自我。不過，科技只是人性行為的一個客觀元素，[151] 它的根源、它的意義，卻來自主體：就是那發展科技的人。所以可以說科技不只是科技。應該從人的角度瞭解科技，科技使人認識自己，人渴望進步，人不斷致力克服物質環境的局限。其實科技的發展也正是服從了天主給人的吩咐，「叫他耕種、看守樂園」（參閱創2:15）。天主創世時顯示了祂的愛，正確地發展科技也就是反映這愛，在人和大自然之間建立友善的盟約。
70. 如果人只問「怎麼樣」發展科技，而忘了問「為什麼」發展科技，那末他會以為科技可以完全獨立。科技可有正負的價值，它本是人自主的工具，表達人的創造力，但人也會誤以為自己的自主是絕對的，忽視事物本身所有的限度。全球化的進程可能使科技替代了意識形態，[152] 科技一旦成了如意識形態般的勢力，人類就會被關閉在一個先驗的人生觀裡，不能擺脫它而進入「是」及「真」的領域。這樣，我們的認知，我們的價值觀，我們對人生的抉擇，都會在一個崇拜科技的文化氛圍中，這文化成了制度，除了我們擅自製造的意義外，已不能找到其他意義。這種價值觀，這種科技至上的理念，使人們以為能做到的就是「真」。但如果「真」的唯一標準是「做到」和「效益」，那末真正的人的發展根本被否定了。其實真正的發展主要不在於「做」。人類發展的關鍵在於人有思維，能批判科技，能明白：人的行動要有一個真正人性的意義，就必須全面符合人的本性。人就算在操作一顆人造衛星或發出一個電子訊息時，他的行動常是一個人的行為，一個自主的、負責的、人的行為。科技對人有強大的吸引力，因為它能幫我們擺脫某些物質的局限，擴展我們控制物質的能力。但如果我們要維持真正的自主，那末我們面對科技的吸引，也要負起倫理的責任而作出抉擇。看來當務之急是培訓人們在利用科技時持有倫理的責任感。科技吸引人是理所當然，但一定要帶人們回到自主的真正意義，自主不是陶醉於完全獨立，為所欲為，真正的自主卻會尊重「是」，首先尊重我們自身的存有。
71. 人們對科技的看法會脫離人的角度，這可見於人們怎樣把民族發展和世界和平都「科技化」一事上。屢次有人把民族發展純粹看作一個金融工程的課題，只要開放市場，取消關稅，增值的投資，制度的改革就可以達到 ── 總而言之，全是技術問題。上面所提的一些措施當然重要，但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技術性的措施至今並不太有效。理由在更深處。民族的進步始終不能全靠一些幾乎自動的，與人沒有關係的力量來保證：不論是市場的功效，或是國際的政治，都不能保證。人類的進步一定需要有正直的人去推動，他們在經濟層面或政治層面常堅決地以大眾的福利為他們的使命。專業的資格和倫理的堅持，都是不可或缺的。把科技絕對化也就是把目的和方法顛倒了，那末營商者就以最高利潤為行動的唯一標準，從事政治的以鞏固權利為唯一目的，科學家只關注能有新的發明。這樣屢次在經濟、金融或政治複雜的關係下，人們面對的還是缺乏諒解，困境和不公；看來科技知識進步不少，但只是擁有科技者得益，對這些科技的運作幾乎常常一無所知的人，他們的處境還是沒有改善，也沒有真正能擺脫貧窮的機會。
72. 有人以為世界和平也可以全靠科技達成，只要政府之間達成協議或推進保證經濟援助的計劃。當然要建設和平需要不斷織結外交關係，促進經濟科技的交易，文化的交流，簽訂共同合作的方案，也要一起負責阻止戰爭的威脅，剷除不斷會產生的恐怖活動的誘惑。可是，要使這些努力達成持久的效果，必須紥根於人生意義的價值基礎上。就是說必須聆聽有關人民的聲音，細察他們的生活實況，為能真正瞭解他們的期望。可以說，已經有許多無名英雄徹底投身促進民族之間的接觸，他們以愛心及彼此瞭解為促進發展的起點，我們應該順就他們的努力。在這些無名英雄中也有基督信徒，他們參與這大工程，使民族發展及世界和平真能符合人性的要求。
73. 科技的進步也使傳播媒體越來越深入人類的生活中。誰能想像一個沒有傳媒的人類大家庭？不論是好是壞，傳媒已深入世界，堅持說傳媒是中立的，也因此說它不必受人性的倫理所管制，看來相當荒謬。支持這種看法的人強調傳媒只是技術，其實他們這樣無異於製造機會，讓人利用傳媒來爭取經濟利益，控制市場，且企圖強硬推銷一些文化尺度，去推進意識形態及政治權力。既然在改變我們對事物及對人自己的瞭解上，傳媒的角色舉足輕重，我們該謹慎衡量它怎麼影響全球化及民族團結發展的倫理文化幅度。正如正確的全球化和民族發展所要求，傳媒的意義及目的，也該以「人的所以為人」的道理為基礎。要使傳媒變為人性進步的工具，它不但要藉技術的進步促進溝通及資訊，更重要的是它在運作及目標上，對人及公益的看法反映出普遍的價值。傳播媒體並不因為增加思想的溝通和交流而一定維護人的自由，也不一定使「發展」全球化，或幫大家爭取到民主。要達到這些目標，傳媒必須致力促進個人及民族的尊嚴，承認以愛德為動力，並獻身為真理、為真善、為本性及超性的友愛服務。事實上，人的自主與這些高尚的價值有密切關連。傳媒如果成為促進大眾參與追求公義的工具，那末就能有效地助長人類大家庭的共融及社會的精神特質。
74. 生物倫理可以說是科技霸權及人的倫理責任之間激烈交鋒的文化戰場，這戰鬥徹底左右人的全面發展的可能性。這課題既微妙又關鍵，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那基本的問題是多麼嚴峻：就是有關人類是否自我產生的，還是由天主而來的。在生物學上的科學發現，及干預生命的技術已如此先進，看來人們不能不在兩種思維中作出抉擇：或是一個對超越現世幅度開放的理性，或一個局限於現世幅度的理性。這是個勢不兩立的抉擇。但自我關閉的科技思維顯然是不理性的，因為它絕對排除任何意義及價值。不接受超越現世幅度，就不免要面對以下的難題：我們應如何去瞭解從無中產生存有，或從偶然產生悟性？[153] 面對這些天大的問題，理性和信仰彼此幫助。只有兩者一起才能拯救人。沒有信仰而陶醉於科技運作的理性，一定會糊塗到幻想人是全能的。信仰不理睬理性，也會和人們的具體生活脫節。[154]
75. 保祿六世已曾覺察並指出，社會問題是全球性的問題。[155] 循這思路，今日我們必須承認：社會問題徹底干預到人之所以為人，因為問題已不只在於我們對生命的概念，而在於人藉生物工程已越來越能夠干預生命。試管受孕，胚胎研究，複製人及人畜混種等技術的可能性，這一切已開始，並在進行中，今日的文化已肆無忌憚，以為一切奧秘都已揭開，人已控制生命的根源。科技的霸權已表露無遺。在這種文化中，人的良知面對科技的新能力，變得束手無策。我們不能不擔憂這為人的未來會造成怎樣的災禍，「死亡的文化」又會擁有多麼厲害的新武器。墮胎已成普遍的大災禍，將來 ── 不太遠的將來 ── 恐怕人類也會大規模地計劃「優生」。另一方面，安樂死也漸成風氣，在某些情形下以為不值得繼續活下去就可完結生命，這明顯是濫用了科技去操縱生命。這一切之所以可能發生，是因為一些否認人的尊嚴的文化在作祟。這些做法最終只會助長一個只從物質和機械主義的角度對人類生命的看法。這種看法對人的發展會帶來多麼負面的影響！如果人對於什麼符合人性、什麼不符合人性，已漠不關心，那末他不關心別人的發展落後情況，便不足為奇了。令人驚訝不已的是，今日人們多麼隨便地選擇：什麼是得值得尊重的。不少人為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會大驚小怪，面對天大的不公義卻能泰然容忍。世界上的窮人還在敲富有者的門，但富有的社會恐怕已聽不到敲門的聲音，因為他們的良心已失了人性。天主把人啟示給人，只要人願意，理性及信仰一起會指示給他真善；造物主的智慧藉着自然律光照我們，讓我們看出人的崇高身份，也讓我們看到，不聽從倫理真理的人是多麼可憐。
76. 現代崇拜科技者的另一明顯特點，是他們會把內心生活的問題及運作，純粹從心理學觀點解釋，甚至看作只是神經系統的問題。人的內心生活被視為無物，漸漸再也意識不到靈魂的存在實質，然而這正是聖人們深深體驗到的內心價值。民族發展的問題，和我們對人靈魂的瞭解，有密切關連，因為人們往往把自我看成心理，把靈魂的健康看成情緒的舒暢。這樣把靈性生活過分簡化，其實是因為全不瞭解它，繼而否認個人及民族的發展，也與靈性生活問題的解決息息相關。發展除了物質方面的進步外，也該包括靈性生活的增長，人是「身靈合一」的主體，[156] 天主的愛造化了他，預備他得享永生。人要在靈性生活上成長，靈魂要認識自己，並認識天主種在他心中的真理，要自己反思並和天主對話，這樣人才會進步。遠離了天主人必不安、不健康。人在社會裡感到孤獨，在心理上感到失落，尤其在富裕的社會裡常見的精神崩潰，其原因也是屬於靈性生活層面的。富裕的社會在物質上先進，卻窒息靈魂，並不會導人於真正的進步。有人成了毒癮的奴隸，有人陷入絕望狀態，其原因不只屬社會學或生理學的範圍，更徹底是靈性生活的問題。雖然社會供給許多生理和心理的醫療方便，但靈魂還是感到無助、痛苦。人們達不到靈性及倫理的善，就不能有全面的進步及普遍的公益，因為靈魂和肉身合一才是完整的人。
77. 科技霸權使人除了物質能解釋的東西外，再覺察不到什麼別的。但我們每人都會體驗到，我們生活中有許多非物質而屬靈性的因素。認知不是純物質的行動，認知的對象常藏着一些超越經驗的內涵。就算最簡單的認知也可以說是奇蹟，因為我們為認知用的物質工具不能完全解釋它。每次遇到真理我們會感到意外，每次受到愛也是驚喜。在這些奇蹟面前，我們常該保存驚訝的態度。在每個認知及愛心的行動中，人的靈魂感覺到有一些東西像是一個恩賜，引我們「提昇自己」。人的進步，民族的發展也該發生在這高層次中，要有這靈性生活的內涵，才是真正的進步。我們該有一對新的眼，一顆新的心，對在人身上發生的事要有「超越」物質的視野，要明白：在發展中該有一些科技不能給與的因素。這樣我們才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給它方向的、推動它的，就是真理中的愛德。
結論
78. 沒有天主人不知道往那裡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面對民族發展的艱巨難題，我們幾乎會氣餒，想投降，還好主耶穌基督來幫助我們。祂一方面提醒我們：「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15:5），另一方面祂也鼓勵我們：「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28:20）。面對該做的許多工作，我們及所有因主名而團結一起為正義努力的人，因為信主的臨在而得到支持。保祿六世在《民族發展》通諭中提醒我們：人靠自己不能促成自己的進步，因為他不能是真正人文主義的基礎。只有我們個人或團體意識到，我們是天主大家庭內的兒女，我們才能有創新的思想和突破的力量，為全面的人文主義服務。最能促進民族發展的力量是有基督精神的人文主義，[157] 因為它喚醒愛德，接納真理，兩者都是天主不斷給我們的恩賜。人對天主開放也就會對兄弟們開放，生命就成了團結互助和高興的使命。相反，因意識形態而拒絕天主，或對宗教漠不關心，把造物主遺忘了，人也容易遺忘人的價值，這才是今天人類發展路上最大的阻礙。排擠天主的人文主義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文主義。只有向神開放的人文主義能帶領我們 ── 不論在架構、組織、文化、倫理等範圍內 ── 促進並建設一些人文社會的生活方式，防止我們盲從一時的潮流。知道天主永恆地愛着我們，能支持我們繼續獻身於公義。民族發展這一任務，雖是艱辛的，也常使我們興奮，有時成功有時失敗，終不言盡地把人間生活的關係推往正確的方向。天主的愛叫我們克服局限，超越暫世，給我們勇氣努力追求眾人的福利，就算成功不是隨手可得，盡管我們和執政者及經濟工作者，覺得我們所成就的跟所期望的常有一段距離。[158] 天主給我們力量為公益奮鬥、吃苦，因為祂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最大的希望。
79. 民族的發展需要有常舉手向天主祈禱的基督徒，深知真正發展的根源，即那充滿真理的愛德 ── 在真理中的愛德 ── 不是我們自己的產物，而是上天的恩賜。所以在最艱難、最不明朗的時刻，我們固然要有意識地作出反應，但更要回歸到祂的愛。促進民族發展一定要關注靈性生活，明白並體驗過對天主的信賴，在基督內的兄弟友愛，信賴天主的照顧和仁慈，明白並體驗過愛及寬恕、犧牲自己、接納別人、公義及和平。有了這一切才能把「鐵石的心」變成「血肉的心」（則36:26），人在世的生活也會進入「神的氛圍」，更值得人去生活。這一切屬於人，因為人是存在的主體，但這一切也屬於神，因為一切有價值的，拯救人的，都由天主那裡來，也以天主為終向：「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現在，或是將來，一切都是你們的；你們卻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格前3:22-23）。基督徒的期望是整個人類大家庭能呼求天主為「我們的父！」願眾人都能跟隨祂的唯一聖子，學習祈求天父，用基督教我們的說話，求祂讓我們懂得光榮祂，照祂的旨意生活，然後得到每日的食糧，懂得諒解，並慷慨對待欠我們債的人，讓我們不要受到超過我們力量的考驗，並脫離一切災禍（參閱瑪6:9-13）。
我們正結束保祿年，我願用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中的話祝願你們：「愛情不可是虛偽的。你們當厭惡惡事，附和善事。論兄弟之愛，要彼此相親相愛；論尊敬，要彼此爭先」（羅12:9-10）。保祿六世宣佈童貞瑪利亞為教會之母，基督信徒又一向稱聖母為義德之鏡、和平之后（聖母德敍禱文），願她保佑我們，並藉她的轉求為我們獲得我們所需的力量、希望及喜樂，為繼續慷慨投身促成「整個人及所有人的發展」。[159]
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宗座，2009年6月29日，聖伯多祿聖保祿瞻禮日，本人就職第五年。
教宗本篤十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