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教義部
對墮胎的聲明
Declaration on Procured Abortion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吳宗文譯
鐸聲 第141期 9-15頁
台北：鐸聲月刊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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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緒言
第二、在信仰之光下
第三、可加上理智之光
第四、答覆幾個疑難
第五、倫理與法律
第六、結論
一、墮胎及其合法性的可能問題，幾乎到處都在熱烈地辯論。若不是衛護推行生命主要價值問題，辯論就不會這樣嚴重。這是大家都懂的，雖然有些人相反顯明事實，去尋找理由，以推動墮胎。一方面可以看見反對死刑及各種戰爭，而另一方面，卻要完全或廣泛的推行墮胎合法化，豈非怪事！
教會知道保護能毀壞或損害人地位的一切，是自己的責任，自然對這問題，不能無動於衷。因為天主聖子降生成人，每人都是他的弟兄，並且能成為信友，由他而得到救贖。
二、在許多地區，政府不許墮胎合法化，就受到重大的壓迫，以達到其目的。他們說：這並不侵犯別人的良心，因為每人可自由隨從自己的意見，只要不強迫別人就行；倫理多元化，當為理論多元化的自然結論。然而其中有大分別，因為行動比意見更快干涉他人的利益；不可以意見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權利，特別是生命的權利。
三、許多信友，特別醫生、家長會、政治家，或負責任的人，竭力反對這種宣傳。另外許多主教團及很多主教以自己的名義，鄭重提出天主教的傳統教義；這些文件，都一致的強調尊重生命，它是人性化的，也是教會化的；但這些文件，在有些地方，卻遭遇到反對或存疑。
四、本教義部負責衛護整個教會的信仰與倫理，願將這些主教的教訓，告訴信友。這樣，可表示教會的統一性，亦可以聖座的權力來加強它，這是主教們不時提及的。本聖部希望全體信友，連被辨論及新意見動搖的人在內，都知道這不是莫辯是非的意見，而是傳達教會傳統的訓誨，它以信仰的光，教訓倫理的規律。希望天主光照全心尋找真理的人(若，二一．21．)
五、「天主並未造死亡，也不樂意生靈滅亡」(智，一．13)．一定，天主造的生物，只生活一時，在肉身生活之物，都不免一死；但祂所希求的是生命，在宇宙間，一切為人而造，他是天主的肖像，是萬物的光輝(，創，一．26－28)；而在人間，是「因魔鬼的嫉妒，死亡才進入了人間」(智，二．24)。死亡因罪惡而來，常與罪惡同在；死亡是罪惡的結果及標記，然而最後的勝利，並不屬於死亡，為加強我們對復活的信心，主耶穌在聖經上曾說：「天主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瑪，二二．32)。最後，死亡將如罪惡一樣，將為基督的復活而戰敗，(格前，十五．20－27)。
因此我們懂到，人生出世是寶貴的，它是由造物主所賜，仍將歸於造物主，(創，二．7；智，十五．11)；生命是在上主保護之下，人的血會向天主呼求報復，(創，四．10)，祂要人交往，因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而造的」(創，九．5－6)。天主的命令是嚴格的：「你不可殺人」(出，二O．13)。生命是恩賜，同時也是一種責任；它是接受的元寶，應當善用(瑪，二五．14－30)。
為使生命能結果子，人在世間有許多責任，不可迴避；其中最重要的，信友該知道，永生就關乎此，就是靠著天主的助佑，他在世當如何生活。
六、天主教的傳統，常以為當衛護生命，自生命開始時，如在生命發展的每階段一樣。教會在初期，就反對希臘、羅馬人的理論，以為在這事上，在天主教及希臘、羅馬人間就有巨大的區別。在最早的教理本中(Didache)就明說：「你不可以墮胎，殺害胎中的胎兒，或殺害已出生的嬰兒」。
夏德納(Athenagoras)明說：「以為凡吃藥打胎的，即是殺人凶手，他指責殺害嬰兒的，包括在母胎中的在內，因為他們已是天主照顧的對象」。
戴都良(Tertullien)雖不說同樣言語，但他亦清楚地說出同樣的原則：「阻止胎兒出生，就是提前的殺人犯，在殺死已出生的生命，或尚未出世而加以殺害，其間區別甚小，將要成人的，已經是人」。
七、在歷史上，教會的教父、主教及聖師都教訓人同樣的教義，雖然他們對天主付給靈魂的時間，有不同的意見，但對不許墮胎，則毫無疑惑。的確，在中古時代，多數人主張，在最初幾星期，靈魂不存在，以分辯罪過及處罰的大小輕重；著名的作家，對最初數星期比較以後星期，更為寬大，但總沒有人否認最初時期墮胎，其自身仍是大罪。
這是全體一致的指責：在文件中，只引幾件就夠了：八四七年梅恩斯(Mainz)第一會議，是研究以前會議對墮胎的處罰，決定婦女將胎打下的，處以重罰。格西恩(Gratien)的諭文集，引用下面教宗斯德望(Stephen)五世的話：「凡殺害胎中嬰兒的，就是凶手」。聖多瑪斯聖師教訓人說：「墮胎是相反自然法的重罪」。
文藝復興時代，教宗西斯德五世，嚴厲處罰墮胎的人。一世紀後，教宗依納生十一世，拒絕了過寬教律家的意見，他們想接受幾個人的意見，說在有靈魂之前墮胎，不算墮胎。
近代教宗很明顯地表示了同樣的意見：比約十一世明白地答覆了一切設難；比約十二世反對直接的墮胎，無論作為目的或方法。若望二十三世，提出教父對生命神聖的訓言：「由起初就需要造物主的工作」。
最近，教宗保祿六世所主持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極嚴厲地指責墮胎說：「由懷孕時，生命就當小心加以保護，墮胎及殺害嬰兒，罪大惡極」。教宗保祿六世屢次論及此事時，曾說：這是天主教的教義，並沒有變更，也不能變更」。
八、尊重生命，不但是信友的責任，只要分析一下，何為人格，他當如何行事後，人的理智就能指出這責任來。人有理性就有人格，他能反省決定自己的前途，他是自由的，他是自己的主人翁；或更好說：因他生活在時代中，有方法成為如此，這是他的責任。
人的靈魂直接由天主而造，是精神體，所以是不朽的。因此，人歸向天主，只在天主內，他能找到完滿。但人與他人共同生活，在必要的社會生活上，他該與人交往。因著社會及他人，每人有他自己，有他的生命，及各種財物，他有權利，這是嚴格的公義所要求的。
九、然而現世的生命，不能與人混為一談，人有更深而不能完結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是基本的財富，為其他財富的基礎。但是還有更高的價值，為取得它，有時當冒喪失性命的冒險，也是合法的，甚至是必要的。
在社會生活中，公益為每人是目的，每人當謀求它，該將個人的利益附屬於公益之下；但這並非是最後目的，從這觀點，社會當為個人服務，因為個人只在天主方面，才能找到他的命運；人最後只能歸屬於天主。總不可以人為方法，以求更高的目的。
十、對於個人及社會的權利與責任問題，倫理學當光照人的良心，法律該規定外面的行為。有些權利，是社會不能給的，因為在社會之前，它已存在，而社會有責任保護它、加強它，這是今日人所稱的大部份的人權，現代人以能訂立它而自傲。
十一、人的第一權利，就是生命權利，人有別的更寶貴的權利，但這是主要的，是其他權利的必要條件，應在一切之先，加以保護。社會或政府人員，不能承認幾個人的生命權，而否認他人的生命權，
一切由種族、性別、顏色或宗教而來的區別，都是罪惡。這權利並非由人所承認而來，它在人承認前就已存在，它需要人承認，不承認它，就相反公義。
十二、建立在生命階段的區別，並不比其他區別，更為合理；在老人身上，他雖然衰弱，生命權利仍是完整的，不能醫活的病人，亦不失去它；剛出生嬰兒的生命，與成人一樣，同樣當受尊重。實際上，生命一開始，就當受人尊重，自卵受精後，生命已開始，它不是父親的生命，也不是母親的生命，而是新生命開始生長；若不是人性的，總不會成為人的。
十三、近代的生殖學亦證明久已明顯的事，與任何有靈魂的爭辯無關；它證明，由最初一刻，已開始這生命將要達到的，即是人，一個已決定個性的人；由受精時，已開始人生命的路程，每一階段都要求長久時間，以能進行活動。
今日最進步的科學能說的，至少是不支持擁護墮胎的人。然而對一個哲學及倫理的問題，如何時有人，或墮胎合法否，不是生理學當下最後的決論。由倫理而論，這是一定的，雖然對胎兒何時成人，當能有疑惑，若冒危險去殺害他，是一重罪「將成為人的，已經是人」。
十四、所以天主的法律及本性的理智，排除一切直接殺害無罪的人。然而若墮胎的理由常無價值，又明顯是罪惡，問題就不會如此嚴重。問題的嚴重性，來自有時，恐怕在許多情形中，否定墮胎，似乎就要否認該承認的重大價值，並且它有優先權。我們不否認這重大的困難。
這可能是母親的健康，有時是她的生死問題，亦能是增加子女數字，勝過家庭的負擔，特別能怕嬰兒是不正常的或殘廢的；也可能是家庭的榮譽問題，或社會中的地位問題。
我們說以上任何理由，都不能授人權力，去殺害另一個人的生命，雖然它剛開始。對嬰兒將來的幸福，沒有人，連父母在內，亦不能代替他，雖然他尚在胎中，用他的名義，選擇他的生死。嬰兒自己成大後，亦不能選擇自殺權；父母在嬰兒能有自決前，更不能選擇他的死亡。生命與不幸比較起來，是太重要了。
十五、婦女解放運動，若想將她們由不公正的待遇中解放出來，自然合理；因著文化背景之不同，當做的尚多；然而我們不能變更性別，不能使婦女，如同男人一樣，逃避天性要求她們的事；因此，一切大家公認的自由，常為別人的自由所限止。
十六、同樣，對性自由亦該如此：若謂逐漸以智慧，以真愛情，來控制本能的衝動，並不減輕快樂，而將它放在自己的岡位上，這是真正的自由，則無任何困難；但這種自由，應避免損害公義。
反過來說：若懂作男女，可自由尋求滿足性的快樂，而不顧及性生活的主要目標，就是生育，這就不是天主教的觀念，也與人性不相稱，但無論如何，總沒有取消胎兒的權利，或以為胎兒是累贅而取消他。
十七、科學的進步，造成技術的可能性，它的成績，無論好壞方面，都是巨大的，這是人精神的成就，其自身是奇妙的。然而技術不能離開倫理而獨立，因為技術是為人，自當尊重其目的；正如我們不能利用原子能力作任何事情，同樣亦不能用人的性命，對任何方向走去，技術當為人類服務，以便利其正常行動，或預防或醫療他的疾病，以促進人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固然使早期的胎容易打掉，但倫理的評價，並不因而有所改變。
十八、我們知道節育問題，對有些家庭及國家有其嚴重性；為此，梵二大公會議，及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人類生育」通諭，提出負責的父性。我們希望強調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及「論民族發展」通諭與其他教宗文憲中所說：無論如何，墮胎總不能由家庭或政府，成為合法的節育方法，倫理方面的損害，比任何經濟及民族的損失，對人類公共的利益而言，都更重大。
十九、倫理的辯論，往往引起法律上的辯論。任何國家的法律，都處罰殺人犯，因此也有許多國家，亦處罰墮胎的人。但近日，有一股意見潮流，要將墮胎合法化。人早已有縮小限止法律的傾向，特別有關私人生活方面，他們就引用多元化的理由。
雖然許多國家，特別天主教人，指責墮胎，但別人卻以為是許可的，或至少是更小的惡事。那末為何要他們隨從他們所不贊成的意見，另外在他們佔大多數的國家內？
此外，禁止墮胎法尚存在的國家，亦不易執行，墮胎罪太多，不能都加以處罰，於是政府官員只好閉上眼睛，假裝不見。一種不執行的法律，常損害其他法律。
尚該加上，暗中墮胎，往往使婦女冒重大的危險，使她不能再生育，有時且有性命的危險。立法者雖繼續視墮胎為罪惡，豈不當減輕其損害？
二十、以上及其他各處所聽到的理由，都不能使人信從。固然民法，不能伸入整個倫理範圍中，或處罰一切罪惡，也無人期望如此；有時該容忍小惡，以避免大惡，但亦當顧慮到更改法律時，所能引起的後果；許多人將以為取消了處罰，便等於准許了。
何況在現時的情形中，殺人犯尚該受嚴罰，而墮胎卻已不視為相反生命的罪，這是不易被人所接受的。固然，法律沒有選擇觀點，或將這觀點，放在另一觀點之上的責任；然而嬰兒的權利，超出一切意見之上，人們不能以自由名義，毀壞這個生命。
二十一、法律的任務不在追求已往，而是改善現在；政府的責任，常在衛護個人的權利，特別保護弱小者的權利；為此，政府有權改正許多錯誤的事；法律不必處罰一切，但它不可違背比它更深更高的法律；自然法律是造物主刻在人心中的，人的理智可發揚它，訂立它，懂清它；但反對它，那就錯誤了。人的法律，可以不罰，但不能說相反自然法的是對的，因為這種矛盾，就可證明它已不是法律了。
二十二、無論如何，該當懂清，信友總不能守相反倫理的法律；承認墮胎合法的，便在這種法律之內；信友亦不能為這類法律去宣傳，或投贊成票，也不可執行這種法律，比如醫生或護士，當幫助墮胎，或在天主教的法律及他的職業上，揀選其一，這是不能接受的。
二十三、反而法律應改善社會，及一切環境生活的條件，要恢復被奪去的權利，這樣，常給來至世間的嬰兒相稱人格的待遇。協助家庭及未婚的媽媽，保護嬰兒，使私生子有他的地位，認他為義子，以及其他一切措置，使能在墮胎中，常有選擇的餘地。
二十四、順從良心，聽從天主的法律，不常是容易的事，不可否認它要求犧牲，約束；信友為守天主的誡命，該有英雄的勇氣，我們應強調，人類的真正進步，是良心常隨從真理，走正直的道路；我們該勸勉能夠的人，減輕男女，家庭及兒童的負擔，他們的境遇；在人的方面，這是不易解決的。
二十五、信友的視線，不可限於現世的觀點；他知道在現世正準備另一重要的生命，當以它的光來判斷其他一切。在這觀點下，生下一個殘廢的嬰兒並不是不可補救的痛苦事，這與主耶穌的話正相反：「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5)。以在現世沒有痛苦，來測量幸福，是背叛福音。
二十六、這並非說，在痛苦前該漠不關心，有心人，一切信友應盡其心力，以補救它，這是愛德之律，但先該努力建立公義，我們不贊成墮胎，但在一切以上，應攻打其原因，這是政府的責任，特別是法律的任務；但同時當影響倫理，做一切能幫助家庭，母親及嬰兒的事。
對生命服務，醫藥已做了許多事；希望它繼續進步，這與醫生的使命正吻合他們不是消除生命，而是盡力幫助生命。亦希望有適當的救濟機構，若沒有的話，因著信友的大方、愛德、各種救濟事業都能發展。
二十七、若在思想方面不加努力，在倫理方面就不會發生行動。在這方面，這種思想，與宣傳生育為罪惡是矛盾的。固然並非一切文化都適合大家庭制度，在工業時代及都市中，大家庭會遇到重大的困難，為此起來教會強調負責的父性及天主教的明智，然而明智沒有大方就不是真的；當知與天主合作，傳授生命的偉大，它給社會新成員，給教會新子女。
基督的教會常關心保護生命，它常想到基督帶給我們的生命：「我來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若，十．10)。然而一切生命皆由主而來，而肉軀的生命，是人不可缺少的開始。在世間的生命中，罪惡引入了痛苦與死亡，但耶穌基督將這負擔放在自己的身上，變換了它：凡信他的人，痛苦與死亡，將成為復活的工具，因此聖保祿能說：「我實在以為現時的苦楚，與將來在我們身上要顯示的光榮是不能較量的」(羅，八．18)。
若我們用這比喻，我們要與他加上說：「因為我們這現時的苦難，正分外無比的，給我們造成永遠的光榮厚報」格後，四．17。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教宗保祿六世，在接見教義部下面簽名的秘書時，批准了這墮胎的宣言，並命令公佈。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大殿奠基日，於羅馬教義部。
部長：方濟各．施貝爾樞機
秘書：熱洛尼莫．哈梅爾羅列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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