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 踐 手 冊 )
天主教中國主教團秘書處 編譯
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社
民國八十一年十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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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創立了宗座家庭議會，他本人計劃於五月十三日，險遭謀殺那天，宣佈召集我們開會。按照宗座文憲，Pastor
Bonus(善牧)交託給此議會的主要任務是：議會「支持並安排，為人類生命自懷孕即受保護而創制先機」(參閱：141條第三款)。
我們會議是教宗親自主持樞機院全體特別會議(一九九一年四月四至六日)之後，為人類尊嚴與生命，特別是最柔弱者的，不遺餘力的監護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召開。教宗所主持的樞機院會的主題是：「威脅人類生命問題」。
我們三天的密集工作，專注於墮胎，駭人聽聞的現象，每年消滅了四千萬人類生命的真正大屠殺，(1)僅以被認合法化的墮胎案件計。實際上，這種現象散播之廣，難以數計。
我們的工作目標，是積極地支持家庭「生命的避難所」(百年通諭第39號)。今天，特別是尚未出生的權利，和家庭的權宜瀕臨嚴重危機。
忠於教會訓導神權，我們站在科學家、生物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法學家、政治和神學家等不同的立場，確信啟示和科學之間，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我們對墮胎的各面，作了下列的反省：
一、科學與科技方面
二、教義方面
三、文化方面
四、法律方面
五、政治與制度方面
面對這種困難而又複雜的問題，我們曾經嘗試著提出，我們認為最棘手的某些問題，我們也希望以友愛，分享的精神，服務的心態，在生命恩賜的牧靈層面上，以交談和研討的方式，公諸於世。因此我們將這些考量提供給，像我們一樣，在不同的領域，事奉天主，服務人群社會，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們。我們希望忠於經常遭受重創的真理。
就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百年」通諭第39節上所描述的，在某種「死亡文化」籠罩下的世界，墮胎的罪惡，如雪崩般掃蕩了它，連那些一無所知的人也包括在內。然而今天卻有許多人，以信心和勇氣為服務生命文化作證。教宗召叫我們，在這福音新傳的世代，進入「巴萊西亞」
(2)(救主的使命，第45節)去傳播生命福音。
在我們一塊工作期間，按照個人的專長，蒐集並提出了各種文件和研究，顯然地，在此簡短的篇幅中是無法罊所欲言的。然而不久，我們仍將在另一書中，在我們曾經反省過的同一題目下，發表這些資料。(3)
在生命之主的鼓勵下，我們表達了關心，咨詢和展望，而將這一切交託在那些肯努力維護，並使其更加豐滿的生命者的手中(若：十，10)。這些手就是你們，教授、醫生、研究人員、大學講師、在法律場所工作的男男女女、從政人員和那些負責公務和維護生命者們的手。
我們既然計劃做進一步的反省，當然高興接受，促進深入研討這些重要和急待解決題裁的各種貢獻。
最重要的是，能用我們的工作和良知使人類獲益，並將這些反省傳與那些，同我們對人類有同一基督徒看法，和那些在這個世界上，非常關注並保護人類生命的人們時，我們也獲得了不少的啟示。
註:
(1)請參閱若瑟拉欽格樞機，向樞機院的致詞「生命威脅」(一九九一年四月四至七日)和Francesco
Introna e Paolo Moreni， “L’aborto nel
mondo：legislazione statistiche e tipologia”，in
Rivista Italiana di Medicina Legale，n.9，1987，pp825-838.
(2)「巴萊西亞」乃希臘語，含「坦誠與勇敢」之意。
(3)在這將要出版的書中，蒐羅各種有關現代墮胎技巧論文，例如RU
486的用法，未出生者之死，女人生命的步步危機，如皮下種植和其他產品，雖具避孕外形，卻有墮胎之效。既然脫離不了倫理邪惡，這些方法也都具備，做母親的生理及心理上的危險。這一切都應極力強調，因為含混不清及模稜兩可的雙關說辭，都足以削弱罪惡和不人道的宣導上的嚴重性。
近年來，在醫藥科學層面，有兩項事實特別突出，二者均與墮胎的觀念和行為有關。
第一項事實，是以避孕與墮胎，二者間日漸增加，日趨接近，發展開來的關聯為基礎。今天，避孕同時具有墮胎效果的裝置，和化學化合物的試驗與運用，都在進行，或者已在生產，或對純為墮胎用品的實驗研究。
直到如今，避孕與墮胎之間的關聯，主要是心理與社會問題之間的，然而今天這種關聯已成為生理與自然官能上的。有時一般女性，在混合藥物個案方面，連醫生們也不甚了然。同樣認知的缺乏，能常在輸卵管內避孕裝置個案，得到證驗。支持向海外傳播這些物品和裝置的機構，或者不計倫理價值，或經常忽略了傷害到女性健康的後果。
連同此種誤導，有時是明知故犯，和其他事實真像，今天應全力揭發。特別是在人工受孕的實行上，如今流行著流失胚胎藉口的嘗試，所持的理由是，自然的流產偶而也會發生。在這一方面，必須說清楚，在研究員，醫生，和女性面前這兩種現象，具有完全不同和相反的倫理性質(參閱信理部，有關在生命開始即應尊重人類性命和生育子女的尊嚴，Donum
Vitae，「生命之恩」，一九八七，第二部，前言)。
第二項事實是，在科學與文化界中的某些戰線，否定自受精初期即具備人類價值。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一些主觀的見解和純外在的資料被引進。因此，必須重新肯定，從受精時刻，人類個體即具備完整人類學上的價值(參閱：生命之恩，第二部，第一號)。
人類生命開始第一秒，就已決定了未來發展的一切基礎。除非回到受精定點和生命初現之際，人類個體人格的特性和生理，是無法解說的。實在來說，我們今日的自我，實際就是受精時同一自我的延續和發展。我們應該記得，當男女配偶精卵結合之際，一切人性的特徵，包括性別，都已決定。
今天的醫生們，更該有受重託之感，在患者與大眾前，去實踐扮演正直教育有關避孕與墮胎藥物與裝置傷害效果，和實際運作情況的角色。隱瞞真理，實乃一項嚴重弊端，而且是阻止女性盡責的嚴重缺失。近年來，過去有過，今天仍然存在，有關墮胎生理和心理上的危險性，強調閉口無言的罪惡性，是多麼重大，無論是手術墮胎或藥物方法，都很危險。此種緘默與在任何醫療過程中，都應告知患者並獲其同意的責任之間，形成一個非常尖銳的對比。
再者，應鼓勵科學家和研究員們，設計預防和治療的新策略，並且利用一切學識，按照「生命之恩」(第二部，第八款和結論)的指示，用尊重生命和生育尊嚴相容的方法，來征服不受孕的各種原因。
教會有主給她的責任，支援並指導善良大眾維護生命，特別是最柔弱與最無助者的生命(參閱：「家庭團體」，第三十款；「家庭權利憲章」，第四條)。
一切人類價值都能在福音中找到滿全，因此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基督徒們應意識到，他們有責任推動並見證，人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的基本權利，在此權利中首推生存的權利(參閱：人類生命，第十四款；「家庭團體」，第三十款；「家庭權利憲章」，第四條)。
生命應受良心正直人們的保護，特別是那些負責照顧人類為人類健康服務的醫生們，和以立法機構保障並維護最弱者權宜的人們。
有關人格的真理，和他與她們的人性尊嚴，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上，常是處於暗無天日的情況之下。各種不同的因素正在運作：如哲學主觀主義，倫理的唯利主義，和法律的獨斷主義，後者在許多國家，嘗試為容許最強者替最弱者，決定他們生命的權宜作辨護。
由於不合作，或至少因為在一些科學家，法學家，倫理學家和神學家之間，缺乏行動，上述現象才有可能。以多元化為名，並尊重多數意見，實際上人格的尊嚴已被踏在腳下。
然而我們應當指出一項令人開心的事實。今天人類對生命卓越價值－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為降生成人的聖言所贖，並為聖神所聖化－的覺醒，在基督徒之間推動了不少服務的優先構想，給與最弱小，被遺棄，特別為富裕的社會認為不該生存的人們，以極大的關懷。基督的話可以適用在未被允許誕生的嬰兒身上，人類中最窮困和最無助者：「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二十五，40)。
在今天的社會，對生命流行的看法，瀰漫著世俗主義，在此思想中缺乏天主感，因而也缺乏適當的罪惡感。因此生命本身的意義已無法掌握。處此環境中，所謂的「反生命」思想才能發展開來，是一種決心對抗人類生命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終極理由是：「在人們心目中沒有那位，只有祂的愛能勝過全世界的恐懼，並能征服它們的天主了」。(Familiaris
Consortio「家庭團體」，第30號)。
嚴重地失掉信心是今日「死亡文化」的特徵，它應該激起我們良心深處的不安，然而在每一靈魂中具備天生愛的本能，和為人類生命的服務良知，已麻木到窒息的地步。顯然地，有些力量、結構、和策略確實存在－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勢力的支持－它們所培養的卻是死亡的文化。然而無人願意被視為此種文化的成員。
反對這種戲性的人類處境急需採取的行動，該是普遍傳播有組織的教育策略。為達到此一目標，推動勇敢地嘗試分辨，發自心靈深處關心的表示，在良心上維護人格的因素。此種教育策略，能促成真摯的愛的文明，在此文明的籠罩下，人格在心物與精神合一之下，藉邁向福音新傳，並為生命文化努力工作。為此教宗召叫了我們，去尊重人格(參閱：Christi-
fideles Laici「平信徒勸諭」，38號；百年通諭，39號)。
在天主聖言光照下，並靜聽心靈真誠的願望，教會站在人格護衛者與「人性專家」的立場，將能找到如何向理性和良知說話的方法。人人都知道，每一人類的生命都是某種生物實體，但不僅此而已。它的價值遠高於此。
對較好「生活品質」抱著深切的嚮往，普遍地存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上。時常這些渴望不僅關係到週邊方面的健康或財富，卻也涉及到生理和心理上的真實困難狀況。如今，人類生命的價值尺度，停留在物質或消費規範的層面，人們很容易下結論說，有些人的生命無用，或至少說有些人已到無藥可救的地步。然而維護生命價值的中心規範是屬於精神、倫理、宗教和人格本身的尊嚴方面的。
雖然人類生命價值和它的神聖不可侵犯，在一些正直理性和良心中是顯而易見的，但不幸地是，今天它卻成為許多攻擊的對象，特別是在生命的開始和盡頭，那是最柔弱與痛苦的時刻。我們了解那些在受苦的人們，發覺自己的困難和可能經歷的誘惑。然而人不能忘記，生命屬於天主自己，而且痛苦的奧祕向我們的人格奧祕挑戰，因而也反映天主的奧祕。
再者，渴望做母親或者做父親，本身就能引起自然的同情，然而它不應該打開尋求「要孩子而不惜犧牲一切代價」的大門。人工受孕，遺傳因子的控制和改變的作法，「浪費」或毀滅胚胎，或做各種實驗，都是將未生嬰兒視作科技的「產品」，而他或她們的生命或人格的尊嚴，因之而受到了損害。這樣人控制人的範圍放得更寬，並按照他自己的願望，成為他自己的「造物主」(參閱：生命之恩，第一部，5號；第二部，引言)。
「生活品質」令人注目的另一面，是有關以工具和有損人格的方式，去了解性和身體的構造。幻想「性自由」的後果，是家庭的破裂，通姦和離婚，墮胎、避孕和控制生育。五花八門的色情書刊，和不一而足的性氾濫，是另一種傳播不負道德責任的有效因素。
避孕的想法，是促成脫離向善，進而傾向真愛的主因。這樣性和身體淪為下流；與超越和人類生命之原奧祕的關聯，或被忽視或被唾棄。其後果是，人類的價值，如貞操、忠信、生殖力強，自我付出，都在受輕視之例，並頗為人所誤解。未生嬰兒被視為工具，「性生活的不適和不受歡迎的後果」。未生嬰兒，不以其人格的真實性、尊嚴和價值，注定去愛和被愛，受到歡迎。這一切都因墮胎的政策而開放。
推行墮胎權勢，與傳播避孕的人們，是一夥人，實非事出偶然。實際上，此兩種現象之間的，特別心理和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繫，經常發生作用，並且藉著所謂的避孕藥物同時具有墮胎效果，促使此種聯繫具體實現。這種想法也打擊到女性的尊嚴，常使她肩負起當工具被利用的任務，使她的生活條件處於與她自由意志，完全不能協調的狀況，並且同她做母親的深切嚮往相牴觸(參閱：女性尊嚴，18號)。
為了克服死亡的文化，心態的改變是必須而急迫的。我們需要再重新發掘每一人類的深意和價值，而且教人尊重他或她的生命權利，從受孕直到自然死亡－也就是再重新發現每一人格的意義。
另外，推展性的健康觀念，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時也教導尊重別人)，婚前的貞操和夫妻間的忠信，同時也培育對生殖力更深價值的良知，是刻不容緩的。這種生殖力的自然節制的技巧和方法，也應包括在內。這種教育工作的一些場合是：首先是家庭，因為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其次是與家庭合作的學校，再有就是基督信友團體，最重要的是堂區和青年組織，社會和衛生機構，和大眾傳播媒體。
立法的首要任務是力圖藉法律系統，維護從受精開始的人類生命。如果法律不維護人性尊嚴的話，其中首要的是生存權利和基本表示，法律能否定自己，或成為使有權者壓迫弱小者。
應該清楚地說明，未生嬰兒「應受尊重以並以具備人性位格的身分相待」(4)而且構成保護他或她權利責任的真正理由，而此責任則由國家來負擔。因為一切法律的目的，是為維護人類的尊嚴(「hominum
causa omne jus constitutum est」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為人的緣故)，主張墮胎立法的罪惡，不僅從其後果引申出來，(5)並也從立法觀念的毀滅性。因此必須極力並且堅決地揭發主張墮胎法的不公。
也應特別強調，在詮釋法律條文時，「人格」的觀念成為歧視的用法：有些人被承認具有人格，而別的人卻不被這麼看，並且因此敞開了合法消滅他們的途徑。
無論如何，「人格」的概念，應該用來區別每一人性與別的受造物不同。換句話，每一男人或女人都是一位人：「位」字的意思指的是他或她與其他受造物之間的超越性。
在某些立法程序上，政府有責任保護胚胎應受肯定，然而這還不夠。實際上，這種責任甚至只能以整體的利益為正當理由(例如，增加人民的數目)，然而保護胚胎責任背後的理由，是以每一個人的價值和權利為基礎。再者，任何以此為原則的立法，都應該將此保護權付諸實行。
因此立法委員們職責的主要重點，是為生命服務。不僅避免許多無辜者的死亡是重要的，就是預防民主變成獨裁，(6)和自由變成自私的放縱，也都是重要的。民主的基礎是肯定每一男人或女人的平等權利，只因為他或她有人性，並不在乎他或她有什麼或能做什麼。當國家執行分辨人類生命價值的有無的權利時，我們曾經從獨裁的路上走過來。如果許可因自由的名義殺死無辜的話，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已經走了樣，而成為自私的藉口，不再是關注與愛護。
最後，許多和平運動者，也在教會圈內存在，應該提醒他們，主張墮胎的法律，對真正的和平並沒有貢獻。所以，這些運動，特別是屬於天主教的，應重新肩負起維護從受孕開始就有的生命的任務來。
有關尊重生命權力的法律問題，應向所有立法者們陳明，無論他們信仰什麼宗教或有何種政治背景。應再一次地肯定，現代國家的國際宣言和立法的明文規定，都指出重視人權的尊嚴，是國家的主要責任。否定胎中的人類意義，不就是出賣這些原則的表示，並且接受人類歧視的標記嗎?
特別是基督徒立法委員們，有關生命問題，或在已有主張墮胎立法國家，或在無此種立法國家，他們都有非常重大的責任。在屬於後者的情況下，我們所提出的是，要預防一切有損尊重生命的原則，並推動刪除實際導向墮胎動議的立法。然而也在已獲通過放縱立法的國家，基督徒立法委員們該視考慮修改這些法律，為他們使命中的主要和中心的任務。立法委員們，對選民們辨識這些問題的堅持態度，不能模稜兩可。
當然，真正問題之所在，大家所深知的，是在國會中爭取完全尊重生命權利的多數贊成。無論如何，這不能作為不堅決推翻主張墮胎法案的藉口，而不去推動完全尊重人類從受孕開始的生命。為此，信仰天主造物主和耶穌基督救世主的人們，應該曉得，他們參與公權利的執行，是與缺乏堅持到底經常努力，修改憲法和行政措施，不能同時並存的。
註:
(4)我們將「生命之恩」(I，1)的教導，為拉今格樞機在樞機院會中引證過的，1991年4月4-6日：「...現代遺傳學家指出從卵子受精那一刻，一個不是爸爸的也不是媽媽的新生命就此開始了；它更好說自己在生長著的新人的生命」。科學也曾指出『從第一瞬間，就已決定他將是何種生物的設計；一個人，這獨特個人連同他個性的各面，都已決定完備。一個人從受精那一刻，就已開始了他生命的旅程，而且他每一項功能都需要時間去發展，到一個能夠行動的地步。最近人類生理學的發現也承認：「在因受精而產生的結合孢子內一個新人的生物個性都已組合完整」。當然沒有任何實驗資料的本身，足夠帶給我們承認靈魂存在的結論；然而科學有關人類胚胎的結論，卻提供了有價值的跡象，藉以用推理來判定，在人類生命剛一出現的時刻，就有人性位格的存在：何以一個人性的個體而不是具有位格的人?有關這個問題，即使教導的教會，沒有藉哲學理念以一種約束方式的肯定，來表明自己，教會仍然不斷地教導，從存在的首刻，只要是人類的後代，人類胚胎就應享有無條件的尊重，這種尊重從倫理方面來說，對一個人在其精神與肉體整個自我，是絕對必須的。「人類從受孕那一刻，就應受尊重，並應接受具有人格的待遇...』」。
附註：當我們的宣言送往付印途中，恰好教宗往訪波蘭，在那兒維護生命在教理中，佔很重要的地位。處此情況中，他用下面的話說：「首先對新受孕嬰兒的態度應該改變。他向來不是入侵或攻擊者，即使假定他的來臨出乎意外。他是一個具有位格的人(波蘭話：Jest
Ludzka osoba)，因此，有權從他父母那裡接受毫不吝惜的禮物，他們自己，即使需要他們做點特別的犧牲」。教宗在彌撒中向Kielce教友所作的證道，7號。
(5)人們可以提出下列問題：墮胎數量的增加，良知的腐化，醫藥界的墮落，故意反對的獨裁壓制...
(6)請參閱：Michel
Schooyans，L’avortement：enjeux politiques，Editions du Preambule， le
Quebec， 1990， pp.157ss.
真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以人類生命基本權利為基礎的人性尊嚴的觀念上的－從受孕直到自然死亡－這是所有人的權利，也應為所有人所公認。因此推崇與維護生命，為爭取基本自由的奮鬥，民主的基礎，是先決的條件。
在獨裁政體剛崩潰的今天(百年通諭，22號)仍有新的，複雜的，獨裁主義，它奠基在一個錯誤的結論上：一切意見都同樣正確；因此就有強者優先的危險。一個名副其實的民主國家，不可能拒絕維護每一人類生命。
過去二十五年中－在英國國會通過了墮胎法案之後(1967)－支持墮胎立法的強烈運動就此展開。今天這個運動已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經濟結構，它要求並維護墮胎合法化，亦視其為女性權宜和國家可以強制的責任。
在國際間，墮胎運動收到相當龐大數目的金錢。(7)這批基金是以節育的方式來推動墮胎而為某國際組織，經濟能力雄厚開發的政府，和一些私人基金會或廠商所捐贈的。特別是，避孕工業和墮胎診所的某些利潤，經常又回饋為推動墮胎之用。然而，有些政府的政策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拒絕捐給在別的國家推行主張墮胎的計劃。
就是在教育界，有些組織設法影響兒童和少年，目的是想要改變下一代的思想，毀滅家庭的價值觀。這樣相反生命的思想，壯大並傳揚開來(參閱：家庭團體，30號)這些組識在一些國家內，增加醫生訓練的提供，好使他們在這些國家內展開墮胎的工作。
在維護生命的奮鬥中，我們應當不停地分析經濟和政治成分，他們組成反生命的結構，這樣我們才能集中在我們工作的確定目標上。
注意家庭社會政策也很重要，因為在許多國家公共結構，不僅從事偏向墮胎的活動，而且製造許多生育的阻礙。例如所謂的住屋政策，它就設計了家庭成長的阻礙。社會真實的安全保險，公道的平均分配，都很缺乏，還有稅捐政策和立法效能，也把沈重的負擔加在家庭的限制上。這一切都自然地助長了拒絕生命的漫延。
註：
(7)在國際間，主張墮胎運動是以國際雙親計劃聯盟(IPPF)或其他組識，如在新馬氏人口論人口控制觀點下的運作，為基礎，藉推動墮胎來完成。這與國際(聯合國)1984年人口會議18號的報告矛盾，該報告促使各國政府「採取避免婦女墮胎的適當步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推動家庭計劃法…」。然而，就在聯合國的組識範圍內，曾從事墮胎藥物RU
486的研究工作。墮胎的推動者們藉不同組別工作：醫藥法律職業團體，社會福利機構，國家與國際間的政治集團，並經常藉用極權和大眾傳播。
這是我們反省的某些方面，就像在開始時說的一樣，我們願意同接受這個文件的人們分享我們的看法。
在教宗親自創立的宗座家庭議會十週年，並紀念宗座勸諭，「家庭團體」十週年的機會上，將我們工作成果呈現在大家面前，是一項特殊的喜樂和榮幸。
此一文件為宗座家庭議會視為實踐手冊，為推動家庭「生命堡壘」的牧靈工作而印行。
宗座家庭議會主席Lopez
Trujillo樞機
副主席Jean-Francois
Arrig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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